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网破、人散”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其中的原因需要透视。记者曾写过一篇题为《科技推广应以企业为中心》的报道，一共发了四个版，第一版是这个题目，副题标是“采访金秋种业有感”，是有感而发的一篇议论稿。第二版是《企业客变主，能治肠梗阻》，第三版是《企业产学研，结合就不难》，第四版发的题目是：《企业视时务，全程搞服务》。
农技推广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网破、人散”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农业经营方式迅速转型过程中，农技推广体系的调整并没有跟上节拍；相反，在不少地方，整个体系甚至呈现出不进反退的趋势。
记者又重新作这个题目时，金乡县农业局副局长刘子乾面对记者称，上世纪90年代以后，基层机构不断调整，乡镇一级的农技推广人员纷纷脱离财政编制，走向市场，逐渐“分崩离析”；紧接着，村庄内的技术员也成为了一个逐渐萎缩的群体。对此后的农技推广体系，很多人开始用“网破、线断、人散”来形容。这是个形象的比喻，也是真切的现实。“网破、人散”让很多地方的农技推广陷入困境。
七站八所早已凋零
设立在乡镇的各机构，以前统称为“七站八所”。金乡县农业局副局长刘子乾介绍说，其中包括农技站、农机站、畜牧兽医站、水利站、土管所等，构成了较为完备、直面农村的科技推广体系。上世纪90年代之前，这些机构大都由县市区及上级部门在乡镇派出设立，人、财、物多由县乡两级管理。之后，为减轻农民负担，实行了县乡分离、精简机构，这些站所由此划归乡镇管理，农技服务等也开始向社会化、市场化转变。
将农技服务推向市场，让更多的农技服务人员从“体制内”走出来，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很多站所因此变得有名无实。2012年3月份，金乡县畜牧局对畜牧兽医服务体系的调查显示，全县13个乡镇，各畜牧兽医工作站人员总计103人，其中68人属于财政在编人员，35名兽医主要从事诊疗、兽药饲料经营，没有固定收入。就是这103人，面对的服务群体是全县十几万农户——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比例明显失衡。
同样比例失衡的还有泗水县。2010年，泗水县对农机推广系统也进行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县推广站人员编制为6人，在岗人员4人，13个乡镇(街道)农机站在岗人员只有24人。
就是这样的队伍，人员还在逐渐老化，工作动力还在减弱。金乡县畜牧局副局长马奉生说：“全县乡镇系统已经10年没进一个人了。”泗水县在对全县农机推广系统的调查报告中，也无奈地承认：要完全依靠乡镇(街道)农机站来发展农机化，承担农机推广工作的任务已不现实，大量的工作得靠县农机部门来完成。
推广科技靠门头
按理说，懂技术的人员少，渴求技术的农民多，这些乡镇各站的技术员应该很抢手，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各站技术员的技术和知识大多已经过时了。“人员老化，知识结构也在老化，他们对新技术、新理念等理解慢、接受慢。”马奉生说。而农村中逐渐增多的种养大户则对新知识的探求主动得多，“很多技术员的水平就落在了种养大户后面。”
此外，由于资金短缺，乡镇一级农技推广机构大多设备简陋、设施缺乏，这也在客观上限制了农技推广的有效性。对此，刘子乾也很无奈：“农技站没有自己的检测设备，没有示范试验田，他怎么能让自己的技术有说服力？农民凭什么信他？”
资金缺乏还带来一个后果：技术员收入偏低，他们大多面临养家糊口的压力。“2000年之前，编制内的技术员每月工资只有四五百元，就是这点钱，乡里还经常打欠条；2000年之后，他们的收入才逐步和其他事业编制的人拉平。”因为收入低，不少技术员搞起了“第二职业”——开门店。于是，无论兽医兽药，还是种地施肥，技术就靠店里的商品承载着向外传播开来。
村防疫员“年薪”600元
乡镇各技术推广站的人生活艰难，村里的技术员也不轻松。记者采访的几个县，村防疫员每年有600元的工资。这600元，大多是一半来自市里，一半来自县乡财政。来自县乡的那300元，还常常被拖欠。
拿着600元的年薪，村防疫员要做的工作是：每年对全村猪、鸡、羊、牛等动物的重大疫病集中免疫、完成上级的各种统计报表等。“做防疫工作，疫苗是国家免费提供，但针头、注射器械要自己准备，其他的燃油、通讯什么的，也是花自己的钱。”
山东省生猪大县莒县小店镇畜牧兽医站站长殷凤振说，仅做防疫这一项，村级防疫员工作量就很大，每年至少要忙上十几天。和外出打工，动辄一天挣百八十元相比，防疫员的报酬，让很多村防疫员感到沮丧。于是，村级防疫员流失现象日趋严重。在莒县小店镇的62个村庄中，村级防疫员只剩下36名。但在殷凤振看来，“这在全省已经算是很好的了，有些地方还根本没有村级防疫员呢。”村里的防疫员在减少，技术员也在减少。有的地方为了应付检查，就让村委主任充任防疫员。
“这么低的工资，这么差的条件，怎么能留得住人才？怎么能吸引人才？”这位乡镇干部说，“要想充实农机推广体系，必须得改变目前的机制，不能让想干活儿的人干不起，更不能让干了活儿的人自生自灭。”
新形势下的应对之策
在政府主导的农技推广体系不断萎缩时，以往以粮食为主、分散经营的农业经营却是日新月异，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种植养殖程度在强化，农民的组织化生产程度也在提升。农业经营的主体中，除了单一的农户，企业、大户、合作社也越来越多。
农业经营方式的丰富，对当前乡镇农业公共服务机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整个体系应以怎样的方式管理、运作，以保证服务的精准高效？在强调农业公共服务公益性的同时，如何保证技术员能安心工作？来自社会各方的支农力量，如何与乡镇服务机构协调配合？面对这些问题，新型农业服务体系的建立，就不能仅对原有体系“查缺补漏”，而是需要重新定位。
重回县办县管
在上世纪80年代，设在乡镇的农技服务站所大都是县里的派出机构。“人、财、物全部由县里统一管理。”金乡县农业局副局长刘子乾说。为了让农技人员工作专心、负责，当时金乡县还要求技术员“异乡任职”，不能在自己家所在的乡镇工作。
此后，这些站所逐渐与县里农业、畜牧等部门脱钩。但脱钩之后，乡镇的农技服务站所并未走上高效运作之路，站所原有的底子反被不断“侵蚀”。面向社会经营的各站所纷纷陷入困境，被迫靠“典当”度日。而一旦乡里财政困难，领导首先想到的也是出售或出租站所的场地、仓库、设备等。
“从1994年前后，全县13个乡镇的畜牧兽医站全部划归乡镇管理，县里就管不着了。”金乡县畜牧局副局长马奉生说起这段变迁，感到无奈。在他看来，如果各站所还由县里统一管理，这种情形或许会好很多。
聊城市一位曾在乡镇农技站工作十余年的老技术员更感受到“身不由己”。乡里人手不足，还从站里抽人——抽去干起了计划生育、征地之类的活儿。乡镇农技体系至此人财两空。
农技体系“县乡分离”管理模式的弊端逐渐引起政府的反思。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在《关于加快推进乡镇农业公共服务机构建设的意见》(鲁政办发〔2012〕9号，以下简称《意见》)中就提到：有条件的地方，提倡由县级向乡镇派出或跨乡镇设置区域站，实行县办县管，由县级业务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实现管人与管事有机统一。
由统到分，再归于统。但这次调整不再是简单地走回头路，而是有了更多的兼容性。《意见》并未完全否定乡镇管理的模式，而是强调“以乡镇政府管理为主的乡镇农业公共服务机构，其人员的业务考核及晋升应充分听取县级农业主管部门的意见”。
对接企业：小投入，大效果
与探索新型管理方式同样重要的，是服务方式的转变。
金乡县化雨镇吴海村村民周不修对此深有体会，这位在当地颇有名气的“菌业大王”成立公司后，已经带动460户农民养起了金针菇、灵芝。化雨镇农技站站长邱金华则是公司的“科技特派员”。
“科技特派员”的作用在于，通过公司能集中农户的优势，实现科技有针对性地传播。“公司组织农户培训，一般少不了他(指邱金华)来讲课。”周不修说。听过课的农户会彼此交流、学习，邱金华通过“抓一点、带一片”，让针对性、实用性很强的技术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抓一点、带一片”还具有推广成本低廉的优势。金乡县从2009年开始实施“十、百、千、万”计划，通过遴选10名农技推广专家，带领百名技术指导员，对千名科技示范户实行入户指导，再通过科技示范户的辐射，带动更多的农户。不需要政府大规模、大批量组织集中培训，投入小，但带来的效果却很好。坚持至今，该计划不仅推动了良种覆盖，让金乡县65万亩大蒜提档升级，更实现了对全县农业格局的影响。“在保持大蒜种植优势的同时，我们也成功地发展了菌类、蔬菜的种植。”刘子乾说。
在实施过程中，“十、百、千、万”计划并非完全由政府主导完成，其中也不乏涉农企业、专业合作社等机构或组织的身影。“通过合作社组织的培训，很灵活，什么时候讲什么，都是根据农民的需要来定。”同事还身兼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的周不修说。政府培训注重引导、前瞻性，合作社培训注重提升、实用性，二者实现了较好的互补。
多种形式，应对农民的需要
“农民现在学科技的热情很高，因为他需要，”周不修说，“就以食用菌栽培为例，技术性就很强，一个细节做不到，直接影响到产量和效益。”他对此深有体会，作为村里的科技示范户，他每天都要接待20多位前来请教技术的农民，每天的电话更是没完没了。
号准农民的脉开药，自然见效快。但也有的农民找不到“号脉”的人。嘉祥县马村镇张家海村村民张成宝就很寂寞，他在家养蝎子，就找不到这方面的高手，他只能自己想办法学习技术，四处寻访，甚至远赴河南、山西等地。
对此，一位农业专家表示，在目前，乡镇农技服务还不可能实现点对点的全覆盖，。乡镇农技人员的专业性会根据当地产业需要而有所不同，如果一个镇是养猪大镇，那么镇上就应该加大畜牧兽医人才培训力度。另外，如果乡镇有意发展哪个产业，那么也应对相关的技术人才提前做好储备。“要把有限的人力、资金等资源聚焦最大多数农民的需要，对少数独辟蹊径致富的农民，也要为其提供交流的平台。”这位专家建议，乡镇农技机构可以建立信息库、图书室等，尽量让“有所求”的农民，知道如何寻找答案。“现在农民为了致富，选的项目、走的路子多种多样，现在要完善农技推广体系，面临的形势跟以前大不同了，因此，必须重新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