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我又对多个农户进行了采访调查，才去找村支书。在村子最东头有一处大院子，院子周围长着碗口粗的梧桐树，走入镶有“共同富裕”四个大字瓷瓦的大门，就进入挂了葡萄的葡萄架下，那儿摆着茶几和藤椅，我和村支书就坐下聊了起来。总之，归纳情况如下：
（一）补贴款每人少10元，村支书坚称没问题
2011年，村民张自松听说小麦直补标准提高了，每亩地高了10块钱。等他把小麦补贴领回家时却发现，自家每亩地增加了20多块钱，比国家标准还高。
有些疑惑的张自松向周围几个村的村民打听发现：就他们村每亩地涨了20多块钱，其他村子都是多10块钱。再经过仔细对照，他发现不是他们村标准高了，而是在2011年之前他们村的标准低，他说：“2011年之前，我们村与其他村相比，平均每人少10块钱。”
发现问题的张自松曾去问村支书是咋回事，是不是补贴款的发放存在问题？结果村支书告诉他：“绝对没有问题。”
“可能有人反映过补贴的问题，村委会怕出事儿，改正了错误。反正只有2011年的小麦直补我们是正常发放。”张自松说。标准高了10块钱加上之前少的10块钱，一反一复，导致2011年他们村的补贴比2010年多了20多块钱。
（二）花名册打出，村干部名下耕地多
发现补贴款少发了这么多年，张自松及村里其他几位村民开始了上访。
“刚开始去的镇上，对我们反映补贴款被扣问题，镇上说绝不可能。”于是，张自松提出打印他们村小麦直补款的花名册对账，结果被告知：“乡里有规定，花名册不能随便打。”张自松随即拨打了菏泽市长热线。之后，菏泽农业局的一副局长督促镇财政所打出了2007年以后小麦直补的花名册。张自松说：“镇上说2007年之前的花名册很难查找，就打了2007年至今的补贴花名册。”
“花名册一打出来，问题就出现了。”张自松向记者出示了他们村的种粮补贴花名册，对照着花名册，张自松找出了问题，“这是村主任的父亲，他名下的种粮亩数是22亩，比实际多出20.72亩；这是村支书，他名下的耕地数比实际多出15.4亩；这是村会计的妻子，她名下的耕地比实际多出15.4亩。”经过仔细对照，张自松他们算出了村干部谎报耕地的亩数：2007年62.01亩，2008年68.82亩，2009年66.39亩，2010年70.75亩。2011年，他们村小麦补贴的发放比较正规，此次，村支书名下的耕地面积由20亩变回了4.78亩，村主任父亲的耕地面积也由22亩变为1.28亩。
张自松告诉我，村干部及其家属名下多出的耕地都来自村民，“面积都是村会计统计，平均给每位村民少报了一分地，然后转移到他们的名下。
（三）小麦补贴哪去了，村支书称用于村内支出
发现问题的张自松及村民们继续追问下去：“去年8月份，我们去了县信访局，不过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等了两个月，张自松他们开始到菏泽市信访局反映问题，“这一次，我们去得勤，差不多一星期两趟。”经过一番上访，春天菏泽信访局的一位局长告诉他们，他们村小麦补贴问题已经反映到市纪委。
过了一段时间，市纪委公布了调查结果，“调查报告上说，从2007年到2010年，我们村村干部一共冒领小麦补贴款20687.58元。不过，村支书称这2万块钱都用在村内公益事业上了。”事后，对该村村干部的处理结果为：给予党纪处分。
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村民们不满意并认为：“不能村书记说用到了公益事业上，就当真认为用到了公益事业上，应该对这笔钱做一个账务公开，给村民一个交待。”记者在处分报告中看到，村干部冒领的小麦直补款都用于“村管理费支出及村内公路建设等集体支出”。
（四）两万元补贴款，拉下整个村班子
从村子出来后，记者来到皇庙镇政府，该村的现任管区书记李爱国接受了记者采访。对于那2万块钱的去处，李爱国称“都用到了村基场所和村内道路修建上”。对村干部将土地转移到自家及其亲属身上的做法，该书记表示：“应该是考虑到回收办公经费的方便，要是在村民名下，再收回这部分资金肯定比较困难。”
我问道：“村干部及其亲属名下多出这么多耕地，镇上审核能通过么？”该书记表示：“能通过，因为不少村民有承包地，承包地面积一般比较多。”
李爱国也承认，因为该村村民对纪委做出的警告处分不满意，为此，镇上又对该村支书做出停职处分，对村会计进行辞退，后来村主任也提出了辞职。李爱国说，这一处理结果，在我采访之前已经在该村进行了喇叭通知，几天后将会做进一步的书面公示。
有了李马店乡和皇庙镇的情况，应该说稿子可以动手写了，可为了写得更扎实些，我又做了相应的调查，发现以上问题不是个例，同样是在鲁西南某县，记者采访中也接到了不少村民投诉，称他们的小麦直补款被村里截留，其理由大同小异，“扣作养老保险金”、“扣作新农合的费用”……甚至连水费、车船税也在小麦直补款里“搭车收费”。这些都是部分村民发现补贴款少了后，去村委会咨询才知道的，更多的村民则任由发到存折上多少就是多少。
采访中，记者碰到唯一一个事前征求村民同意的村子，是把小麦直补款用于村内道路的修建上。在这里，村民都在扣留小麦直补款的同意书上按下了手印，只是他们仅同意扣一年，村委会却扣了两年。至今，该村村民对小麦直补款被扣两次仍十分不满。
在农村，“打折”的惠农政策绝不仅仅是小麦补贴。某村，国家给的农药补贴是每人5元钱，而村民领到的却是一袋过了有效期仅值几毛钱的农药，中间的差价去了哪儿？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答复。
只是这几个村子的村干部“运气稍好”，面对的村民不像张自松那么较真儿，虽然心有不满，但多数仅是发发牢骚、骂骂街而已。不过，多数“流言”也是由此而发且扩散的。
稿子终于动手写了，俗话说“心里有底下笔千里”，因为调查的翔实，加上对相关政策的了解，只用了一个上午作品即成，电脑上传给总编室，第二天就在《大众日报·农村版》头条发表了，题目是《惠农补贴乱象调查》。在当天的评报栏里我看到总编的评语是：难得的好稿，希望继续跟踪调查，望有下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