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农补贴在落地过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致使好事没有做好，直接影响党和政府形象，究其原因有着诸多方面：贪污、挪用、技术障碍等，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不管咋说都应该引起重视，加以解决，进而保障党和政府对农民的关爱落实到农民身上。
农民看补贴就像雾里看花
“上面的好经让下面的和尚念歪了。”
2012年3月7日，回临西县李马店村为爸爸过周年上坟，面对堂兄白哥略显夸张的表情，我不得不打破沙锅问到底了：“又是啥事让你生气了？”
白哥提高了声音说：“还能是啥？补贴呀，那惠农补贴，多好的经呀，都让下边这些和尚念歪了。”
我问他：“怎么个念歪了？”
白哥走到里间屋里从炕头的一个小木箱子里取出来一个存折打开了给我看：“你看看，打到惠农存折上的钱，只简单以‘工资’、‘代发工资’、‘其他’作为名目，村民们算不清，也看不懂。这里面是不是藏着什么猫腻？会不会有人克扣了我们的补贴呢？你这当记者的不可以帮我们调查调查？”
从记者的角度，我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作新闻调查的一个好题目。
新闻题目来自哪？来自于民间，来自于生活，来自于你对新闻的发现。发现新闻是衡量记者水准的试金石，不少记者老苦于没有新闻题目可作，老是发现不了新闻，说白了是感觉出了问题，感觉不到是记者中的一种通病。感觉来源于你的修养，来源你的理论学习，来源于你的思索，来源于你的工作态度。不能说我是顶好的记者，不谦虚地说我有那么一点感觉素质。当听到白哥说得这个问题时我敏感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好题目，是值得一做的新闻。于是我就开始行动了，在电脑上通过百度查阅有关资料，我了解到：
山东省通过“一本通”发放的涉农补贴，涉及农业、水利、计生、教育以及民政优抚等共计28项。与大多数农民直接相关的农业类补贴有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畜牧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
2012年，按照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2年中央财政农作物良种补贴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山东省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标准为每亩120元，小麦、玉米良种补贴为每亩10元，水稻、棉花良种补贴为每亩15元，花生良种补贴为每亩10元。
根据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2012年畜牧良种补贴项目实施指导意见》，山东省生猪良种补贴标准为：每头能繁母猪每年40元；奶牛良种补贴标准为：每头能繁母牛每年补贴30元或20元；肉牛良种补贴标准为：每头能繁母牛每年10元；绵羊、山羊良种补贴为：绵羊、山羊种公羊一次性补贴每只800元。
根据《2012年山东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工作实施方案》，山东省农机购置补贴覆盖全省所有农业县(市、区)。对补贴耕整地机械、种植施肥机械、田间管理机械、收获机械等12大类43小类170个品目的机具，继续执行定额补贴，补贴额不超过近三年市场平均价格30%，单机补贴限额不超过5万元，100马力以上大型拖拉机等单机补贴限额不超过12万元；200马力以上拖拉机单机补贴额不超过20万元；大型棉花采摘机单机补贴额不超过30万元。补贴对象在其户口所在地报名获得补贴资格后，可以在当地选择经销商购机，也可以在全省范围内跨县选择经销商购机。
白哥拿给我看的存折就是“涉农补贴一本通”，上面的存取明细显示，2012年，只有3月29日以“小麦补贴”名目打入950元。此前年份里发放的补贴款项大都冠以“工资”、“代发工资”、“其他”等名目。以2011年兑付的各项补贴为例，白哥在1月10日、2月16日、11月28日领到的是5笔“工资”。3天之内5笔“工资”到账，到底是啥项目，发多了还是发少了，没人能看得懂。
看我看白哥的存折，来参加爸爸周年上坟活动的叔叔、伯伯、侄子等也都跟着凑热闹。就在隔壁住的二伯伯跑回家去也拿来存折，递到我手里说：“你也看看我这个。”我看到，他存折上列出的补贴款项，2012年才用上“粮补”(3月29日发放)、“补贴”(4月19日发放)之名，2011年全年的补贴项，统统是用“其他”代替的。
为了弄明所以然，我这好事的记者以拜访街坊四叔的名义来到村委会主任张海东的家。正在家里忙乎着替四婶做饭的四叔见我来了特别热情，但面对我提出的问题，他回答得很无奈：“大侄子，我也说不明白。这样吧，我把会计叫来，你问问他。”不等我回答，他就拨通了村会计的电话。不大一会儿，村会计就一路小跑地来了，四叔对他说：“你知道吧，我这大侄子是《大众日报》社的记者，他想问一下惠农补贴一本通的事，我说不明白，所以叫你来说说。”于是，我就问：“这一本通里的‘其他’是什么意思？”也许看到我的认真，村会计干脆地承认：“我也弄不懂。”
回到家中，我对白哥和其他关心“一本通”的村民学说了以上情况后，便建议：“这样，白哥，我和你一起到农信社问问他们，不就明白了。”
李马店村是乡政府所在地，乡政府所在的那条街的中段有一农信社。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姑娘，面对我们的问题，她摇着头回答：“我们只负责往你折子里打钱，具体是什么钱，我们也不知道。”
对此，白哥干脆没了信心弄明白，只有采取“只要钱到手就行”的自我心理安慰。可白哥还是心存疑虑，他说：“看不懂，就算不清哪一项该发多少，万一上面糊弄人，少发点，种地的农民怎么会知道？”
要断定是不是“上面糊弄人”，其实很简单，只要算出每年已兑付补贴款的总数，再看这个总数是不是跟国家各项惠农补贴总额相等，就可以了。但就是如此简单的算法，在农村却不是件容易事。
心里装了这个新闻调查题目，我回到住处打电话向总编做了汇报，当我表示留下来做进一步调查时，他当即表示支持。
李马店乡共有26个行政村，坐落在古运河弯的怀抱中，属黄河故道，沙质土地，盛产花生，传统农业，经济较落后。
记者调查不能以偏概全，最好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走几个地方，以防偏见。我骑了白哥的那辆旧自行车，由近到远，出李马店村顺着水渠岸堤进了一庄又进一村。
我在高家村采访了一位叫孙耿镇的村民，他正在半人高的土围墙围起的院里侍弄菜地。他明确地告诉我，在2011年1月、2月、11月分别收到6笔补贴款。计算这6笔数目不等的补贴款总额，能不能跟各项惠农补贴总额相等，却让该村的村会计郭振俭很为难，他说：“我也说不清每项补贴到底是多少钱呀。”
不知道每项补贴多少钱，自然算不清总数，这让农民对克扣补贴的担心变得普遍。或许正因为如此，一有补贴发放的消息，就有“上面克扣补贴”的流言在各村传开。李马店乡羊栏口村的一位村民就坚信：“国家发的柴油补贴，每亩地20元，可都说我们到手的只有10元，有人就怀疑补贴被乡里或村里截留了，被当官的贪污了。”
我一天走了7个村，随机采访了16个人，越问越觉着问题不少，越问越觉得这事值得较真，本不想惊动地方领导的我只好到李马店乡政府问个究竟。
要知道，作为党报《大众日报·农村版》的记者与晚报类的记者有所不同，我们到地方采访一般都要到地方党委宣传部报个到，由他们接待下来，要采访的题目和内容一般都与宣传部新闻科的通讯员合作。不过，像这样调查问题的采访是不会找地方宣传部的，当然也就不会惊动地方领导。
为了省得麻烦，我准备采取暗访方式，随即换上一身白哥的“农服”，直奔乡政府。
刚过年不久，乡政府大院里还挺冷清，挂着书记门牌的办公室里没人，挂着乡长门牌的办公室里也没人，正准备去挂着副乡长门牌的办公室，里面迎出来一个自称“副乡长”的人，看上去也就二十多岁，戴着眼镜，挺精神的一个小伙儿。他挺热情，主动自我介绍：“我是挂职锻炼的小刘，请问有啥事需要帮助？”
我拿出“一本通”，用当地方言直截了当地问：“我就想弄个明白，看看被截留了没有，看看被谁贪污了没有。”
对此，小刘副乡长连称不可能：“今年2月29日，全镇按每亩100元的标准向每户农民一次性兑付，之后又按每亩20元发放了一次，这些都有据可查。我可以帮你去查一下。”
小刘副乡长把我带到了一个办公室，让一位戴着花镜的老会计帮着查查。那会计很快就查到了，他告诉：“你查的这户共有14亩耕地，其存折明细显示，2011年3月29日收到‘粮补’1400元；4月19日，又到账‘补贴’280元；2012年2月29日收到柴油补贴280元，就是按每亩20元标准发放的。”
真相大白。可是，我就想，明明数额清晰可查，打开存折就能说清楚，为啥还被怀疑，还是有流言散播呢？此时，我初步认识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村民看不懂发到手里的是哪种补贴。
接下来的问题是，村民存折上为何没有使用严格完整的补贴名称？
对此，会计解释说：2011年，涉农补贴一本通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了一次调整，受系统限制，补贴信息无法全部输入，因此在发放补贴时，基层农信社工作人员常常采用省略或简略的名称。
第一个问题虽然有了眉目，但我的调查并没有就此结束，既然认定这是一个新闻调查题目就要一锨一锨地挖下去，不然怎么能写出好的调查新闻？
如果说名称“改头换面”是受客观条件所限，那么农民、村干部对补贴的项数、数额至今一知半解，则暴露出惠农政策基层宣传的空白。根据我之前的走访，大多数村民只能说出“小麦直补”、“农资补贴”等两三项名称，就算是对这两三项补贴，其具体数额也非常模糊。
事实上，因为不懂政策，村民利益一旦受损，往往无法挽回。
白哥的小姨子家就是一例，2010年她养猪头数最多，偏偏那一年乡里说能繁母猪补贴没有了，结果她就没领到钱。主要问题是，她并不知道按程序规定，母猪补贴需要养猪户自己申报。她对我说：“上面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还有正事可干吗？”白哥在一旁说：“谁让你迷糊呢？”
按照惠农补贴的发放流程，在最初的统计、上报阶段和资金兑付阶段，都要经过公示，尤其是对诸如每个农户的补贴面积、标准以及补贴项目、金额等都要张榜公布，以接受村民监督。而调查发现，在李马店乡的村庄，公示环节大多被“省略”了。在这种情形下，来自程序的漏洞与政策宣传的空白形成了“叠加效应”——农民看补贴，就如雾里看花。
冒领补贴现象并不鲜见
在李马店乡搞完调查，我的心里老是不得劲，为啥？因为，调查所得素材根本不够写一篇调查性新闻的。不过，不要着急，只要心里有了这个题目早晚有一天会做出来，调查往往不是一次性完成，要不常说记者要有韧性吗？
就在我为进一步调查犯琢磨的时候，接到了一个投诉电话。
在我的采访本上明确地记着，这个电话是2012年6月26日接到的，反映问题的人是高城县皇庙镇某村村民。他反映，自2004年开始，他们村的村干部就存在冒领村民小麦补贴款的情况。
接到投诉就像接到了命令，只在电话上跟妻子说了声，就背着电脑包出发了。
这是鲁西南的一个县，没有高速公路，需要到济南长途汽车站乘坐长途汽车。那长途汽车沿着104国道像爬似的，招手即停，一路上人下人。从泰安往西，过了东平湖，再过一道闸，下堤坡就到了高城县。
从县里再往那个村没有公路，不通汽车，咋办？想租辆自行车骑着去，可没地方去租。找宣传部吧？不行。干记者的鬼点子多，为解决交通问题，我专门到汽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饭店去吃饭，本来吃了6元钱的饭，给人家10元，说：“别找了，交个朋友吧。”老板笑了，用江湖味颇重的口气说：“义气！有啥事需要帮忙吗？”于是，我就顺口道：“你还别说，真有一事相求，我到乡下串个亲戚，想借你一辆自行车骑骑，我给你100块押金。”老板爽快地说：“这话说哪儿去了，什么押金不押金的，你骑就是了。”骑了自行车，15里地的路程不大工夫就到了。
那是一个不算大的村，只有一条东西街，房子大都是旧砖房，一看就知道这是个不算富裕的村。在一户农家，我采访了反映问题的村民张自松，这是个很较真的农民，48岁，高中毕业，有嘴有心，说啥都头头是道。
采访接近尾声时，我公开对他讲：“你反映的问题很重要，我还会做进一步的调查，包括会采访村支书和有关人员，当然我不会说出你的名字。”他表示理解。
随后，我又对多个农户进行了采访调查，才去找村支书。在村子最东头有一处大院子，院子周围长着碗口粗的梧桐树，走入镶有“共同富裕”四个大字瓷瓦的大门，就进入挂了葡萄的葡萄架下，那儿摆着茶几和藤椅，我和村支书就坐下聊了起来。总之，归纳情况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