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初夏，东灌沭地区开始进行土改。
爷爷之前在参议会听了传达报告，认真学习了有关文件，理会了精神。他带头将地全部献给政府，又去乡里郑重其事作了财产交待，把他的文房四宝、古书籍，画轴、书法收藏和一些细软都上交了，并表示搬出林家大屋，请乡里安排住处。回圩子后，对兄弟讲：“耕者有其田是历史大势，你应将土地献出，交给政府处理，做个自食其力的民族工商业者，百年之后，我把店铺也献出去，做个无产阶级。”
姨太太遵循她一贯的凡事和大爷爷对着干的简单思辩逻辑，制止小爷爷献地。
土改初期，政策并不过左，苏皖边区政府发文，边区参议员、开明士绅应有相应的住房和个人用具、用品等，乡里很快按表册全部退还给了大爷爷。
但，入秋后，受党内左倾思潮影响，土改又开始实行普遍的查三代做法。
这一上溯，把一分（田）地也没有的爷爷，自然就被冠上大地主的帽子。
综合爷爷生前对姑姑、父亲的讲述，和2013年返乡时的定向了解，以及1978年后先后走入暮年的同乡老同志的口述，林子寻向作者大致勾勒出事情的发生经过。
圩子及周边客庄，在抗战期间多时是两合水地区（游击区）。村圩的当家人，基本是日、伪、顽和我地方政府都能接受的农村中的中产阶级，即中农和富农。
土改开始时，真正的朴实勤劳穷苦的农民起初是犹疑观望的，不少人并不愿意带头撕破脸。踢开原来的村圩当家人，领导土改的贫农团中，除了少数真正的积极份子外，多数是圩子里的破落户、二流子。这些人在爷爷掌管圩子时，都被爷爷责罚、管教和呵斥过。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精辟地指出：“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入秋前，按《五四指示》执行的土改，让他们对爷爷无从下手，因为爷爷是一分地都没有的民族工商业者、开明士绅，在《五四指示》的九条照顾范围中。
入秋后，一刨（pao）三代，爷爷自然是大地主了，圩子里的被修理对象，又多了一个。
当时，涟水保卫战已开始。包括老实本分的农民在内的一些人认为国民党势头大，如果当了“翻身大棍”，将来国民党来了算起账来，肯定要倒霉，所以仍是观望。至于那些破落户、二流子，反正谁来（对他们来说）都一样，现在报复的时机到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少数真正的积极份子，已经与地主们撕破脸，出于担心报复，也就有默许把地主往死里斗的心理，许多恶性的株连杀戮就是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发生的。正如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创作奖的丁岭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说的那样：“农民的心理，要么就不斗，要斗就往死里斗。”
土地改革，只有真正的农民打心眼里拥护，虽然他们要观望。
当时参与土改的破落户、跑江湖的、二流子，对土地没什么兴趣，反正他也不会种，不如租出去；他们热衷的是挖人家祖坟和逼浮财，因为这财来得直接，诱惑力大；这和今天的街头混混，比如小偷、无赖，喜欢来“现的”少玩虚的，一个道理。
挖祖坟，老实的贫雇农都觉得违背良心；这种败坏社会道德的事，只有地痞流氓下三滥愿意干。
逼浮财，就是索要金银财宝，东西埋在什么地方。这，二流子是急先锋，他们从来没有被人当人看过，现在则不然，有一种翻身的感觉，原始驱动力十足，下死力逼。实在逼不出油水，就殴打于男人，使下三烂手段对付女人，那怕摸一下大姑娘的屁股也好。自杀者，有守财奴；也有被挖空了、真拿不出来了、还被拷打，致使人生无望的。
当时，圩子里贫农团的实际掌控人是一名吃喝嫖赌败家的破落户，在上海滩“白相相”不下去了，回了圩子。此人来往于三教九流，平时以算命为生，见着先生说，书；见着屠夫说，猪；老于世故，自诩为无产阶级，花言巧语骗取了土改工作组负责人的信任。
权利的轻易获得，使此人快速膨胀，成为一名当时典型的“四天干部”。
所谓“四天干部”，即土改中出现的一手遮天、天天上天（抽大烟）、屁股朝天（嫖女人）、罪恶滔天的村干部。
在一直处于一种社会结构形态之中，被制度、习气、传统、国民性等“拴”死了的两合水地区，由于朴实胆小的农民文化普遍落后，容易臣服膨胀的权威，这又使这些短命的四天干部在行使权利时成为肆无忌惮的施暴者。
姨太太早就与这个算命先生眉来眼去了，一个上海滩的白相人，一个扬州城的乐（yue）户女，畏于爷爷，两人有贼心无贼胆。终于机会到了，勾搭成奸中，算命先生答应姨太太，对老东西下手，不留情。
土改那年，姨太太已六十出头，早就超出了徐娘半老的年记，晓风残月，昨日黄花。也许是保养的好，脸色还算白净，身材还不臃肿。
斗争会上，她申辩自己不是地主婆，是穷苦人出身，在林家大屋，不但被死去那老地主压了几年，还被地主阶级压迫了几十年。
这种轻佻引起了二流子们的一致唱彩，要她诉诉怎么被老地主压的。
于是，她口无遮拦地说，当初她被卖给老东西时，像牲口一样听人摆布。先张开嘴看牙齿齐不齐，再张开腿看破没破。从上面看到下面，从前面看到后面，任人抠，任人捏，任人摸……
听得大姑娘小媳妇们面红耳赤，二流子们口角流涎，专心致志。
说着说着，她从跪着的，变成了站着的，喊口号的。
在算命先生的默许下，在二流子们的拥戴下，她开始报复了。
她诬告说，爷爷埋了好多浮财，这马上引起了流氓无产阶级们的兴趣。
爷爷申辩说，家财早已上交乡里，乡里有名册。可这些人对古书、古画、古砚等根本不感兴趣，只是一个劲逼问金银埋在哪了。
爷爷说，分家时，金条都叫外房拿去了。如果他有金条，二丫头就不会活活咳死在圩子里。
姨太太上去就打了爷爷一个耳光，不让他讲下去，在她的眼色下，她的粉丝们（二流子）上去一阵拳打脚踢，爷爷被打得鼻青脸肿。
姨太太角色转换的很快，从一个“穷苦人”又迅速进化为一个“抗日志士”。她高叫着，“工作组，这个大地主可是伪乡长啊，去南京看病都是和平建国军（汪伪部队）护驾呢。”
爷爷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由中心县委开具的假反正的证明。姨太太上前一把扯过来撕了。说，这是假的，并对准爷爷的心口就是一脚，二流子和不明真像的群众一拥而上，一顿拳打脚踢，爷爷倒在了血泊中。工作组负责人从拼凑的撕碎的证明上，看到了熟悉的领导笔迹，意识到不妙，制止了殴打。向上面进行了汇报，诡称要求上级鉴别。
土改斗争会上暴力行为的发生，没有土改工作组的默许是做不到的。口口声声的尊重群众运动，掩饰下了他们的低素质，也遮盖不了他们对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
当时暴力行为在各解放区的土改中普遍出现。
1947年7月，在少奇同志主持下，召开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删除了张国焘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左主张后，又把康生的“极左经验”在会议上推广。
于是，暴力行为出现了升级版。
所幸，东灌沭当时处在还乡团的白色恐怖中，躲过了康生2.0版的一劫，没有双害临门。林子寻说，借用他奶奶的口头禅“阿弥陀佛”， 东灌沭没有出现类似康生2.0版下的“陈怀初事件”和“牛友兰事件”
一些老一代革命家对此忧心忡忡。
如，陈老总见了主席，把来开会一路上见到的土改中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搬石头（把基层干部当石头搬掉）、整干部，导致打倒一大片、乱斗、乱打、乱杀情况作了汇报。
如，习仲勋前辈经过大量调查研究，于1948年1月19日顶风电谏主席，建言克服土改中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产、乱扫地出门的极端的左的做法，提出了九条措施。主席接电后即批转全国各解放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
姨太太余怒未消，把视线转向了人群中的林子寻的奶奶，高叫着，怎么让这个老地主婆逃脱了，绑上来。
奶奶被二流子们推搡着，强压着脖颈，被迫跪了下来。
姨太太诬告说，她知道大地主把财宝埋在哪里。
算命先生阴笑着说，如果你不说财宝埋在哪，就和他们一样，跪玻璃。
奶奶吓得口吃起来，我……我……我没有埋浮财。
算命先生狞笑着，五官都错位了，来人，让她吃吃苦头。
奶奶被强制着，“哧”的一声，跪在碎玻璃堆上，细碎的玻璃碴子被扎进肉里，鲜血直流。
让工作组和投机份子没想到的是，从人群中走出了几个皮肤黝黑、双手老茧的农民，不声不响地跪在奶奶旁边，眼中闪着愤怒。
姨太太一怔，叫到“穷人出叛徒了，穷人出叛徒了。”
工作组负责人感到势头不对，对算命先生说了一句，现场你负责，就走了。
算命先生也跟着溜了。
奶奶老实，没有人叫“起来”，就一直跪着。直到好心的乡亲们看到这些人都走了，上前扶起了他们。
一排玻璃碴子堆旁，鲜血和乌血混在了一起。
乡里逐级上报后，边区政府和华中六分区迅速派员来圩内向群众证实：林参议员是按党的要求出任伪职的，他老为抗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波折过后，边区参议会和县政府来员安慰，爷爷豁达地说：“大江入海，尚有回流，何况群众不明真像呢。”
1946年冬，涟水保卫战和宿北大捷，消灭了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后，我军进行战略转移。爷爷坚决随县政府北撤山东，组织上安排爷爷等开明士绅和妇幼去大连。
北撤中，经组织上批准，爷爷遂了多年的心愿，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预备期一年。
姑姑回忆说，那时你爷爷咳嗽加重，不久前被坏分子打伤的胸骨发炎，痰色绿，沫中血。从鲁南向胶东，敌机轰炸，日歇夜行；山路崎岖，古稀之人；数九寒天，旧疾上门；隐忍坚持，体力不支；一病不起，担架前行。由海阳、乳山，到了石岛，由于国民党海军海上封锁，滞留期间病情加重。驻扎在胶东的蒋军范汉杰兵团由西向东的扫荡，一度使胶东根据地只剩下荣成和文登，形势险恶。
在由石岛经海路南下回苏北的途中，爷爷弥留之际，向身边的县委书记和侄女坦露心扉：（据姑姑晚年回忆，大意为）“余一生追求实业救国，希冀国富民强。然，一路走来，坎坷崎岖。只有共产党来了后，我才得以新生。余亲见，亲历，亲闻，深感救中国于水火只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请转告我的兄弟、子侄，大江入海尚有回流，在任何考验面前，都不要动摇，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党走。我不遗憾未看到胜利，那是因为一路走来，我从人民群众身上，已然看到了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