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址迁厂、设备安装、试车运行，正式量产已是北伐成功、国民政府成立的1927年。
国家统一，工商界一片喜悦。
可是，上坡路偏遇顶头风，不舒心的事，一桩连一桩。
先是，为剿灭红军，政府要筹集军费。于是乎，税源百花齐放，税负增加。1928年7月开征面粉特（别）税，每包粉定额税1角。政府云，纳此税后，可凭税单，全国通行。但，实际上只在江浙沪有效，安徽碰运气，河南不认，陝西没听说。由此，在陇海路腹地销售还是要缴（地方）税。1931年政府又独出心裁，对面粉包装袋征税。于是，一包面粉从里到外，都征了税。商标，印花税；面粉，直接税+特别税；包装袋，袋税。利润越来越薄。
1929年起，中国农业受欧美农产品倾销冲击，已跌跌撞撞，步履蹣跚。谁知，屋漏偏逢连夜雨，1931年的江淮大水灾更是雪上加霜，饿殍遍野，流离失所，工业品（包括面粉）在陇海路腹地的销售更加困难，不得已爷爷减少了产能。
祸不单行，一二八抗战，日本人在海上炸了爷爷一轮船货，他赔了一大笔银子。
再是，如同2008年的金融危机，1929年起的“灰犀牛”、世界性经济危机也是自美国发生，继而波及欧州。据文献，中国的民族工业直至1931年～1932年的冬春之交，才感受到“倒春寒”的湿冷。谁料，1933年“黑天鹅”降临，给中国民族工业带来了灭顶之灾。
以面粉业为例：
1933年，洋粉冲击加码；由于腹地经济持续下滑，内销呆滞；出口由于货币升值，卖不动；粉价从每包3.5元跌至1.8元。
1934年，粉价跌至低谷，跌破中小面粉厂的成本。无奈下，只有停产。
1935年底，粉价开始复苏。
1935年，爷爷未能熬得过去。内忧外患下，他年轻时代的梦碎了。
源自美国白银法案这只“黑天鹅”引发的民国货币大幅升值、严重通货紧缩使爷爷年轻时的梦碎了。
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历史。
白银在我国正式获得货币地位，与西方白银的流入直接相关。
1516年葡萄牙来华，1577年西班牙来华，1601年荷兰来华，开启了早期殖民者与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因为“天朝上国，啥都不缺”，对生丝、茶叶、瓷器、丝绸、棉布等中国商品有巨大需求的欧洲人，却无对等的商品实现货货交换的平衡，于是只能依赖白银来填补贸易逆差。所以，16世纪后，世界两大银矿生产地：日本和美国的白银，就大量流入了我国。中国也就逐渐成为世界上以白银为支付手段的最大需求国，同时也推动了中国主导货币的转型。明，万历9年，1581年，白银正式成为中国主体货币，进入银本位制。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1581年白银正式成为中国主体货币，在今天看来是一件很滑稽的事。一方面是中国产银量很小，却是银本位制，当朝没有足够的银锭铸造保证流通所需的统一制式银币；另一方面，白银在中国是货币，在国际市场上却是一种大宗商品，一直处于自由进出口状态。
于是，这种依赖于自然属性和外部供给的白银货币，就会产生两方面的后果：
其一，作为称量货币流通的白银，其成色、重量，各地不一，政府基本上没有统一标准进行管理，完全由商人自由掌握。这样，既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求，也会因为白银短缺出现经济萧条，使货币制度抑制经济发展。
其二，白银由外方供给，就使白银数量的变化、流向，直接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致使中国彻底失去货币控制权，由此中国历代政府失去了铸币和货币发行权，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丧失了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从而导致在对外贸易关系中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
这种（自）产银少却是银本位制的局限，带给华夏大地，也是当时唯一的货币用银大国的致命伤害在1933年～1935年间，充分体现出来。
复述这段历史，是令人沉重的：
1933年，美国政府为了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战胜对手，为了把危机转嫁给落后国家，以便挽救美国国内危机，决定禁止黄金出口，随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放弃金本位制，用发行纸币的方法使美元贬值以便提高物价，刺激生产。
1933年5月，罗斯福总统迫于多数来自产银州的国会议员以及农业利益集团的压力，签署了“白银收购计划”，以接近1.5倍的市场价格购入白银。这使得全球市场上的白银价格在两年时间内翻了一倍。
1934年6月，美国颁布“白银法案”，宣布国家收购私人藏银，并用法律提高银价，致使伦敦和纽约的国际白银交易价直线暴涨。
这一外生冲击对中国的银行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民国政府规定银行发行纸币必须要以白银作为准备，银行必须要对外收购白银，银价的上升严重影响中国的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进而使依赖银行进行融资的企业陷入经营困难。
这一外生冲击对外国的在华银行提供了牟取暴利的机会，一时中国大量白银和银元被运出境，和现在通过非法管道的资本外逃，性质相同。
白银大量流失，对于银本位制的国家的伤害是巨大的。
由，《中国外债史》知道：“总之，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入侵的60年间，清朝对外赔款及其借款利息、折扣等合计，应偿付的赔款本息总额高达17.6亿两白银。实际支付总额为13.35亿两白银。”
在这个基础上，1934年7月到10月中旬，中国“白银流出凡达二万万元以上”，这对民国经济造成两方面的伤害。
对内，白银流通量的急剧减少，而需求变化不大，于是随之而来的是白银挤兑，民族资本的银行和钱庄倒闭，银根紧张，只有高息才能从市场上借到白银；借贷成本高企，企业经营困难，出现倒闭和停业潮；继而，失业率大增，消费支出降低，产品更卖不出去，工商业危机加重，物价大跌，通货紧缩，经济衰退；与企业经营困难相伴的是证券市场暴跌，指数跌幅近50%。
对外，货币大幅升值，相当于80年后的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竞争力严重下降，出口业萧条，小农经济濒临破产。
而，期间，民国政府不是见招拆招，改革币制。反，由财政部长兼央行总裁孔祥熙与虎谋皮，寻求外交斡旋，希望美国停止高价收购白银。
美国佬历来是吸血鬼，根本不理睬他。
1935年11月，民国政府宣布放弃银本位制，推行法币，1法币等于1先令2.5便士，用1银元兑换法币1元。但实际上是1银元兑换0.7法币，明面抢你30%的白银，没商量。新金融秩序还没开始，刮民党就来掠夺了。
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黄益平教授在2018年的《中国金融开放之路上的后怕瞬间》一文中说：“大概在100年前，中国的金融体系不但很发达，同时也很开放。在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市面上一度有100多个国家的货币同时在流通。当时实行银本位制，跨境资本流动完全自由，当局并不直接控制货币的数量和价格。不过在20世纪30～40年代，因为受到大萧条和连年战争的冲击，金融体系基本崩溃了。”
1935年夏天，“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的爷爷处境窘迫，用今天的流行语讲，就是“囧”，郁闷，悲伤，无奈。
开工，卖不动，生产越多，赔的越多。
还债，手头没有足够的银元；拆借，银根紧，只有高利贷；割肉卖股票，交易所指数已深跌，一片惨绿；抵铺子？卖地？
债主们已逼上门来多次，且越是同宗，“拿捏”的就越狠。
爷爷把自己关在书房已一天，他咒骂洋鬼子，咒骂这世道，咒骂这无能的政府，欲哭无泪。
天蒙蒙亮，他唤起了兄弟，来到了祠堂。
小爷爷见大哥，一夜白了头。
爷爷在列祖列宗的牌位前，哽咽着对兄弟讲了困境和无奈：“金城银行的借款，不能逾期，要为今后局势好转留下信用，我打算股票割肉，再动用一些爹留下的大黄鱼。帐面上没有足够的银元来还本付息圩子内外的债主们，现在银根紧，高利贷才能拆到银元。各铺子，这两年抽了不少，不能再抽了，要保证铺子的运转。抵铺子？我已试探问了一下，他们都不要铺子，只要地和大黄鱼。这世道，手上总要有几根金条，想来想去，只有卖地了，可这是祖上留下来的基业啊，我愧对列祖列宗啊，我无能啊。”
爷爷嚎啕大哭，泪流满面，一头扎在太爷爷的牌位上，血从眉骨处流了出来。
在债主们的逼迫下，看来只有折地为银，还本付息了。
兄弟商议，田骨和田皮一起折，账上银元保证店铺运转，有钱了再买地。
但，扬州乐户出身的姨太太传过话来，折后分家。
折了700亩地的田骨和田皮后，爷爷瘦脱了形。大病中，老同学周作民派部属送来一幅手书“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苏轼·《留候论》”。来人说，董事长特为托话，金城银行不改初衷，支持林大先生复工。
田骨的田皮，在旧社会被认为是两种权利，可分开出售。
田骨就是土地所有权。买了田骨，就是此地（块）法律上的主人了。
田皮就是土地的永佃权。田皮可拿来单独典当、转租。很多地主，有时救急，也只卖田皮而保留田骨。
旧社会，若不是卖家有急难，买家乘人之危，田骨和田皮也不是那么容易同时到手的，即使你有钱。
所以，土地的兼并与转移，总是充满血泪与罪恶。旧社会的每一宗土地流转易手，都有深刻而沉重的背景。
在族中长辈的主持下，太爷爷这一支分了家。
按民俗“换东不换佃”的规矩，租种那700亩地的客庄办理了交接。
林子寻小爷爷分到了余下的近200亩水浇田，账上一半的现银，和剩下的大黄鱼。
林子寻爷爷分到了20亩学田的田骨【注：学田的田皮早已捐出，为族内公产】，账上一半的现银，和圩子里的小杂货铺、没有资金启动的面粉厂和城里的几家店铺。姨太太说，民国十八年，二少爷（林子寻大伯）从上海回来，变买了细软，又从柜上拿走了金条，去闹共产，这次就只能少分。
历史，玩了一个黑色幽默。
1935年爷爷由大地主、资本家瘦身成了民族资本家，1937年日本人炸了他在南京的铺子，1939年日本人又炸了他在新浦的厂子，他又瘦身成了工商业者。土改时，20多亩水浇田捐给了农会，学田本来就是挂在他名下的（捐出去的）公产，他被划为中农。
小爷爷和分到700亩田的土财主们，土改时自然被划为地主或大地主。他们中，有的与人民为敌，反攻倒算，最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了。
在留存的1951年全军统一的干部履历书所附的自传中，林子寻的父亲是这样向党交心的：“分家后，生活一落千丈。不遇灾荒，连同杂货铺的收入，扣去大姐的药费、我和两个姐姐的学费，一年收入勉强维持生活，没有什么盈余。如遇水旱灾害，年成失收，收入不够维持生计，便向人家借债。”
姑姑对林子寻说：“你大姑姑痨病（肺结核）越来越重，圩子里的郎中治不好，清江浦自家药店的坐堂郎中对你爷爷说，准备后事吧。你爷爷打听到有三根大黄鱼，上海的洋人医院就能治好肺痨。那是你爷爷最背的时候，做生意没钱，圩子里遭人白眼，族长等着被换届，当区长风光那是转过年的事。因为分家时，大黄鱼全被外房拿走，你爷爷去向姨太太借，这个心毒的女人说二小姐不是洋学堂的学生吗，不是会洋文，嘴巴历害着吗，去向洋人借啊。你奶奶见你爷爷未借回来，去给姨太太跪下了，违心地第一次向年纪相近的姨太太喊了一声妈，眼泪就止不住了。这个女人冷笑了一声说，大老爷不是能吗，找他去吗，一甩门走了。”姑姑说不下去了，哽咽着。
父亲接着话头：“我那时小，但你大姑姑一口口咯血后，那没有血色的脸上两只干瘪的眼睛和房中结核病人从溃烂的肺里呼出来那独有的气味，永远在我的记忆里，抹不去。”
姑姑洗了把脸回来，又接着说：“以前趋之若骛的宗亲们看到你爷爷来，都紧闭大门，任凭你爷爷央求，至多扔几个小钱。还不是认为我们家败了，借出这三条大黄鱼就是打了水漂，回不来了。你爷爷咬咬牙，把铺子也抵出去，请宗亲们看在同是一个爷爷、一个曾祖的子孙上，吃些亏，抵出三条大黄鱼来。但这些一直享受了你爷爷做生意的福，分家时又是以低于市面价换得田皮和田骨的土财主们，一点点的亏也吃不得，一点点的亲情也没有啊。你大姑姑拽着你爷爷的手，气若游丝地说，爹，铺子是一家人的生计，不能卖啊。小寻啊，你大姑姑是有了死心了，不吃药，大口大口的咯血，你奶奶痛不欲生，几次昏死过去。”1942年反扫荡和1947年白色恐怖中带着地方武装坚持战斗的女书记说不下去了，眼泪汩汩不断地顺脸流下。
父亲接着说：“待你爷爷带着抵押铺子从金城银行贷的款回到圩子时，你大姑姑已亡去多日了。”
黑夜，没有边缘。孤独行走在坟地时，更感到恐惧和无助。此时，你只会听到禽虫们在交配、殴斗、吵架、密谋和掠食。
但，鱼肚白，已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