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全国土地工作会议闭幕时，刘少奇在报告中重提“出身”问题。
刘少奇在报告中认为以往土地革命未能彻底进行的诸多原因中，“党内不纯”被视为首要的、带“基本性质的原因。”报告称：“县以上的干部，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者占很大百分比；区村干部及支部委员里，中农是主要成份……老根据地，地主、富农完全与我干部无亲朋联系者，几乎没有……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好的也有，毛病不多一般还好者也不少，但在土改中他们大多同情地主……
看干部，是否可靠，只看他的出身，在1947年11月～12月的洗脸又洗心的整党中，达到了顶点。
姑姑说过一个在今天看来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1947年整党结束前，地委开两级书记扩大会，会议的议程之一是贯彻中央精神，实现地委领导层工人化。可与会的地、县委书记中，除少数文化不高的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同志外，多数是知识份子干部。排了一遍，无一人出身于工人阶级或本人是产业工人出身。是啊，淮海区就从来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工厂啊。
怎么办？
本乡本土的干部们，遇到了问题。
是啊，上级也为难啊，符合条件的人选，香饽饽啊，在农业地区难觅啊。
姑姑脑筋急转弯，对地委书记说，政委，手工业不也是工业吗！
争论……
一致。
寻觅合适人选。
结果，真找到了。一位县委农运部长参加革命前是游走于四乡的货郎，参加革命后也是挑着货郎担的党的交通（员）。
谁说天上不会掉馅饼？！
这不，县农运部长迅速成了地委副书记。
不急，别羡慕，别激动，津贴不动，这可和现在不同。
当时，不仅在地方，在部队也是如此，只是“换个书皮”，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暮年的父亲说：“1947年冬开始的以诉苦和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就是希望通过查整，以达到指战员们提高思想觉悟，增强团结，纯洁和巩固部队，改进工作作风和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可在极左思潮指导下，在部队各级党委之外，还另建了一个贫雇农领导小组来领导新式整军。因为地富出身是三查三整中重点检查的对象，上面要求地富出身的干部调离作战部队，当时叫‘易地革命’，同志们意见很大，说打仗不怕我们，这时反倒怕了。我们师政委，红军干部，师党委书记，也被排除在三查三整的领导核心之外。老政委对这种做法，没有盲从，被贫雇农领导小组点名的，就集中起来学习，以示回避；我和几位团营干部被调到纵队，加强指挥机关建设。”
有文载“1948年1月13日，驻泌阳县春水镇的4纵司令部里的“点火队”，居然想冲进陈赓宿舍，去翻检他的行李，分他的“浮财”。陈赓家本是大地主，所以这些“点火队”认为分陈赓的“浮财”，这是天经地义，这真是太岁爷头上动土了，居然动到了陈赓头上。对于这些，时任4纵政委的谢富治不吭声，采取默许的态度。而陈赓则从开始就不赞成“贫雇农当家”的左倾做法。他公开指出：“在部队让贫雇农当家，那中国共产党怎么办？”陈赓经过调查研究，准备着手在部队中纠正这股左倾思潮错误做法前，曾找政工部门开会研究，并在前委成员中酝酿讨论。关于“走马点火”问题，由于部队已经深受其害，因此大家一致同意纠偏。但是对于“贫雇农当家”的问题，有人坚持认为这是中央的指示。
反复做工作未果后，陈赓被迫给党中央、毛主席发了封电报。在电报中，他汇报了当前部队中的思想情况，并陈述了自己的见解。电报头天发出去，第二天晚上就收到了毛主席的复电：同意陈赓同志的意见，是党当家，而不是贫雇农当家。”
张闻天前辈说：“我们党内常常以党员的成份做为提拔干部的标准……这种提拔的结果，一般总是不好的。或者被提拔者得意忘形，以为工人出身，就是金字招牌，而不肯虚心学习；或者因为工作不称职，而无聊消积。这种提拔，于党于被提拔者均无利益。”
实际上，这种带有浓重极左色彩的“唯成份论”在中共党内根深蒂固，遗毒深远，即使建国之后仍很盛行，在对（出身）成分高的干部使用上，流行着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控制使用”。
林子寻说，文革后，他父亲刚50岁，和从战争中走来的绝大多数同级干部相比，年轻不少。可在80年代初期，中央组织部听取老同志意见时，除了地域之争外，成分高又被提了出来，连思想活跃也被说成是立场不坚定。结果，屈居副职，65岁前离休。
追溯起来，把党员的家庭出身或其参加革命前的社会成份当作决定党员革命性的唯一标志，推行唯成份论，搞领导干部工人化和领导机关工人化，歧视、排斥知识份子党员干部，源自共产国际的“中间势力最危险”，“中共领导机关必须工人化”。
共产国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一个悖论。
马克思主义是知识分子创立的，且经知识分子向工农灌输。既如此，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理应受到工农政权的尊重，然而考茨基和列宁却认为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存在对抗。所以，一旦共产国际的某个支部在某国某地代表工农当了权，知识分子就成了改造和运动的对象，每次思想政治运动中，祭坛的牺牲品多是他们。
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是因为中共领导层大都是知识份子，于是片面强调和强制推行中共领导层工人化。可在总理讲的“比妓女还不如”的向忠发和五毒俱全的顾顺章叛变、致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后，共产国际又对“中国支部”进行了重组，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据，徽脸公众号“把中共逼上悬崖的三个叛徒，都死在了蒋介石手里”一文：“据周恩来回忆，根据莫斯科意图改造后产生的六大中央委员总共有36个，其中工人占了22个，而这22个工人委员中，除了向忠发于1931年6月22日被捕变节以外，相继投降了国民党的就有14个，占整个中央委员三分之一还多。这也就难怪，当向忠发被捕并被杀后，曾有另一位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员卢福坦明确表示想要接替向忠发做总书记，却不被共产国际所考虑。继向忠发之后，共产国际宁肯找一些自己信得过的，即使是毫无经验的留苏学生来维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再也不提找工人来做中共领袖的事了。”
于是，只会背教条的王明等人，接到了绣球。
幸哉，长征前，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中断，摆脱了共产国际和王明的瞎指挥，遵义会议上独立解决了党中央领导机关的改组，拯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
不过，此时，张国焘和夏曦们，把唯成份论发展到了极端，在苏区以出身划线，“凡是知识份子，凡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政治上都是不可靠的。且依此为肃反指针，冤杀了大批先烈和革命群众。
蔡副军长曾对父亲转述“哥哥政委”生前的感叹“我若不是沈（泽民）书记的学生，若不是张（琴秋）主任力阻，早就被保卫局押到总部随军劳改队去了。”
任仲夷前辈在晚年反思道：“我所经历的历次政治运动，首先是建国前后的土地改革运动。我认为土改运动是必须的，但有些过火的“左”的做法是不应该的。譬如把富农和地主同样看待，并和反革命份子、坏分子划在一起，统称“地富反坏”。有的地方在土改中把每个村的人都带上红（贫雇农）、黄（中农）、白（地主、富农）三色布条，一切由贫雇农说了算，各村农会都可以私设“刑堂”，对地富份子实行严刑拷打，生杀予夺。我觉得这都是不必要的“左”的做法。”
林子寻记得，姑姑生前一提到极左路线，就说什么是极左，看看你奶奶的膝盖就知道了。
林子寻对作者说，不能把土改中左的思潮和做法都去到康生的晋绥经验中寻根，就像现在把文革中所有的问题都甩给林彪、四人帮一样，当事人都争先洗白自己，给自己摘个干净。还是陶斯亮在《耀邦叔叔》一文中引用的王任重前辈的话，讲的公道，自省，中肯。“在共产党里，只能说‘左’或是更‘左’些，没有人能说自己一点也没犯过‘左’的错误，因为党的总路线总方针本身就是‘左’的。”
作者在《上海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罗青长前辈的“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一文中，看到“邓小平说过，党的历史上犯过右的错误，也犯过“左”的错误，但“左”的错误对党的危害更大。”
极左路线，是中共“成长中的代价”，听起来，至今还是令有些有左癖的人很不爽。
成长（中）的烦恼，如何？
对如何认识中共成长中的烦恼，高戈里先生在《起义“国军”将士是如何实现心灵裂变的》一文中，有着鞭辟入里的分析：
“当前的媒体，对待中国革命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
在相当一部分网络论坛里，占了上风的反共势力专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失误，动摇其道义根基。
而主流媒体，却一味为共产党“歌功颂德”，回避中国革命史中的失误和曲折，给人一种“文过饰非”的感觉。
这里面有一个哲学问题，即：“一分为二”不是一个西瓜切两半，可以吃一半来丢一半。“一分为二”是对立面的统一，就像太极图，“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
必须把中国革命的曲折和挫折，放在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反抗、艰难的阶级解放和民族独立这一20世纪的历史大背景中去认识。”
在1947年底开展的“洗脸又洗心”的整党运动中，徐老左向上面举报说，林凯同志强行把土改对象带走，干扰了土改运动。在当时考核干部只看出身的极左思潮下，姑姑挨了批评，且对她之后的革命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
无独有偶。
一次聚会中，聊起土改时的事，林子寻为姑姑鸣不平时，引起了两位子弟的共鸣。其中一位说，我老爹35年的，1947年已是华野6纵18师的政治部付主任了，就因为土改时带警卫员回家一次，几十年了，原地未动。主任都是省委书记了，可我老爹每次运动来了，都要为这件事检查、反省，别提多冤了。
林子寻叫他别激动，说说。
“打下孟良崮后，转移途中，离老家不远。主任说，有年头未回去了吧，抓紧時间，回去看看。我老爹就带着警卫员回去了。谁知，见到的是我爷爷被吊打得休克了。我老爹了解了情况后，就去找了土改工作组，责问他们，田也献了，财也交了，我父亲又没有血债，也不是恶霸，为什么这么对待军属？
工作组说，这是上面指示，献地也要斗争，就是要煞地主阶级的威风，长贫雇农的志气。
我老爹说，你们是在败坏党的形象，违反五四指示。
工作组的人扬了扬手中的“康生语录”说，五四指示过时了，现在是晋绥经验。
我老爹想继续争执下去，但转念一想，我一走，受罪的是我爷爷，就悻悻然回了部队。
谁料想，土改工作组恶人先告状，说我老爹仗着自己职务高，威胁土改工作人员，破坏土改运动。华野政治部很重视，责令我老爹检查。谁知，事情还未完。49年一过江，就叫我老爹转到城市工作上，几十年了窝未动，职未动，且老为这件事拖累，你说冤不冤？”
几十年后，就林子寻的偏狭看法，父亲善诱道：“土改中确有过火和过激的问题。但土改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必经的一个革命步骤，是任何一个国家步入工业化的必然进程。正是由于土改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解放战争中农民才踴跃参军、推着小车帮助我们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人民才翻身做了主人，我国才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看问题，不要只见个体，要有大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