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后期，林子寻在对两个兼并重组项目进行的总结中，专门辟一章，着重谈项目后期，即行话“整合”中的企业文化融合的困难及应对。他写道：“就HR所谓的磨合而言，重组方空降至被重组方的团队所遇到的困难，远小于因流程再构或生产线收缩或其它原因，被调至重组方的被重组方人员。因为，前者强势，后者弱势；前者手捧尚方宝剑，后者就是龙，也得盘着；前者要尽快把新的企业文化转化为生产力，后者则是为融入新的环境，适应并被新的环境所接受而出现不可避免的苦恼期、困惑期和适应期。有些个性强、又有能力的员工往往在融入不了新的环境后，采取一走了之。”
林子寻记得，当时写到这，灵光一闪：抗战初期，同赵伯伯、岳父一样经历的红西路军尚存将士，被分配至主席在全国所布的大大小小棋子【作者注：指敌后的各战场】时，不也是面临这种窘况吗？尤其是到了拉山头、搞小圈子的地方或战术气氛不那么天高云淡的地方。
否则，怎么会发生红三军团钟伟将军千里走单骑；
否则，怎么会发生红31军的陈康将军侥幸跑回老部队，而叶道志前辈被报经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后，以叛变罪处决，徐长胜前辈则在追途中被当场打死的惨剧了。何况，这四人还都是从老部队抽调出来，派到新部队去的，还不是红西路军尚存将士。
而，红西路军尚存将士中，即使是突破千难万险，证明了自己革命意志坚如钢、九死一生到达新兵营的400余英，也摆脱不了党内控制使用的阴影。比如，原分配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新四军五师前身）的130余名军政干部，据华胜大哥说，听他父亲讲，军事干部中绝大多数是1940年初从新兵营回延安的老红军---注，1940年初，“新兵营”300余人奉中央指示回延安，国民党高层小心翼翼，将这300余人看成是巨大威胁，沿途放行的条件是不准携带武器启程，反映出这支历经生死的部队是多么的勇猛，威慑力有多大——他们从和尚沟是奔着老首长李先念去的，谁料想在竹沟被彭司令先斩后奏，强行留在了六支队。可留下来，又十分猜忌，这些从红军主力团队出来的老红军，被降级使用，又多为副职，还受当地乡土观念的排斥。当地有“人不离枪，枪不离乡”、“蛮子懂咱岱山口的石榴、瓦子口的葱嘛！”的偏见。直到1941年路西反顽战斗重大失利，这些老红军干部在军部主持的整顿中才出任团营连三级军政主官，四师战斗力才大为增强。
然，林子寻游历华夏期间，所顺访的赵伯伯和岳父的老战友们，对这一段经历都极不情愿提及，也没有回忆文章。林子寻归纳从他们口中“抠”出来的话，就是“那些一起来竹沟的新兵营战友，都是党培养的特种兵人才，从40年底的耿、吴、刘叛变中徒手夺枪突围牺牲；经，41年反顽被马回子杀、俘后，到42年中央来电指示：凡新兵营受训的同志，不要放在连队，尽量放在机关时，这130余人亦所剩无几。西路军,九死一生啊，最后又死在自己人不爱惜上啊。”林子寻看到的是哽咽和老泪纵横。
在汇总了干部使用情况上的种种不正常现象后，主席亲自出面纠偏，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之指示》，1942年7月2日发至全党时，主席又着重强调：“三个方面军都是一尺，不是一方面军是一尺，四方面军就是九寸，要比谁矮一寸。四方面军的历史一样是光荣的，必须一视同仁。”主席的话，说到了四方面军广大将士的心窝里。
想想黄克诚大将被指责右倾，甚至一度被免掉八路军第5纵队司令员职务，且仍与少奇同志、陈老总就曹甸战斗据理力争；再想想路西反顽，十旅、十一旅和师部干部营遭受重大伤亡，林子寻无语。
听了林子寻的叙述，敦敏说，在一个历史事件的关键节点上，看一个人物的历史作用，是要从这个人物怎么选择、他的性格如何影响他的行为、他的行为对历史作用的效果的角度进行分析。按这个逻辑链看，路东路西发展之争，只是个认识论问题。囿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对相应生产关系的认识程度，今人不能苛求前人的认识局限，就如后人会评价今人的失误和局限一样。但，人性则不然。虽然科技和社会结构在不断变革，可人性像山岳一样古老，亘古不变，所以说人性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套用今天的时髦用语，就是人性还具有极强的穿越性，就是孔夫子所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春秋时的华夏子民和今人，只习俗有变化，人性表现则极其相似。
作者笔力，不利言深；内中一二，读者自思。
送别时，他们的子女们像事先约定好的一样，都哥们式的大致表达同一个意思“老爷子在那里感到压抑，有一种无形的政治岐视，请你今后不要再唤起他的伤思……云云。”林子寻默然良久，因为他也心有同感，累及余生。
林子寻记得，过后把这个想法讲给岳父听。老泰山默然良久后说，听你这么一讲，当年还就是不适应呢。不过，自参加红军，我一直在老三团，没得选择。可你赵伯伯当年如果能留在73师219团，或者如你说抗战时去了新四军五师，可能就是另一番光景了。
为什么?
岳父说，红31军作为西路军二梯队，军直属队大部已渡河，随后又逢命折回河东。（奥，没过成，幸运留在了河东。）五师是老首长，老部队，人熟悉，乡土音。
林子寻为此专门研究了红四方面军战史。原来红73师219团当年并不是全部调入红30军，改为265团；还有一部份仍为红73师219团，之后沿革为红31军93师219团、抗战中最能打的386旅、陈赓大将麾下的772团，至今日赫赫有名的山中猛虎109团，全军四个老红军团—不是红军团--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这支人民武装里，红军师、红军团、红军连，在荣誉、责任和使命上，是不同于一般部队的，是从始至终做为主力培养、加强的，比如几次大裁军，红军老底子部队反而得以加强为甲类集团军，因为它们是这支军队光荣和使命的延承；在部队建设（包括装备）和干部提拔上，通常都会得到上面更多的重视和机会。
还有，军队最重权威，只有权威才有服从。军队中的权威是靠资历、军龄、战功、老战友、老部下这些因素组成的。
以772团为例，55年授衔，至少有上将1名、中将2名，少将7名出身于该团。在常常高唱“浴血狂飙黄安城，红十二师爆杀声。苏家埠口阻敌援，忍辱负重向西征。漫山关头斩血路，大巴山巅反围攻。……神头岭前伏击战，响堂铺处败敌营。……太岳兵团主力旅，淮海鏖战百万兵，……今朝巴蜀红军驻，明日再铸铁血情”的氛围中，将士的身心更愉悦，斗志更顽强。这就像收音机调台，当调谐至主频谐振点时，音质最佳，耗电反少。
林子寻相信，如果赵伯伯未过河，按华胜大哥抄给他的结尾中所概括的赵伯伯战绩，772团一员骁将也。老泰山曾不止一次地和他说过，我们红四本来有三个打仗不要命的“疯子”团长，红31军的王近山，红33军的张仁初，我们红30军的赵海丰。当年四十里铺恶战后，李先念政委赞誉他时，我就在现场。不是因为西征，你赵伯伯就不会被埋没了。
但，华胜大哥戏谑林子寻道：“如果按你所想，那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就都来不到这个世上了。”
见林子寻错愕，华胜大哥说：“你想过没有，1937年一个整编的建制团，2000多老红军，55年授衔时为什么只有区区十几位将军出身于772团？告诉你吧，我爸说，他的老部队，772团建团时的团营连军事主官，除王疯子等少数几人调走的早外，基本都在抗战时战死了。”
林子寻一查军史，772团还真是抗战时八路军中最悲壮的一个主力团，在1937年7月129师编成时的2旅、4团、12个营中，8位首任正副团长中只有772团团长叶成焕牺牲；12位首任营长中，除769团3营营长赵崇德牺牲外，只有772团3位营长全部牺牲。
可是、如果、可能，都只是一种逻辑假设，并不是证伪的前提。
但，回首历史，又不得不承认，几乎不符合天时、地利、人和的红军西征，是从一开始就注定将难于避免失败命运的征战。就这个角度而言，过没过河就成为红四方面军将士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或波折点，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手在安排着各自的命运。
革命追求的是自由、正义和平等，但不是所有革命者的终局，都能获得公正和平等。
用老泰山的话来讲，就是“过河，不过河是不一样。我抗大短训后，来到新部队，一看大多数的领导都是红一的，从263团调出的原来同级和下级，也成了自己的上级。他们政治包袱少，心情比我们好。”
是啊，即使是从英雄部队或输血或派出建立新部队的将士，也是带着老部队的荣誉和军旅文化，豪气十足的。用老泰山的话说，就是“我们老三团是主力中的主力，向新建团队输送的种子几乎遍布全军。陈锡联、王必成王老虎，还有谁，谁，谁（林子寻记不得了）那都是从我们263团出去的。”
但，敬爱的老泰山，林子寻心里想，拿今天的行话讲，当年你是在人家设定的游戏规则里玩，只有适应着改变你自己。何况，你是败军之将，又刚刚通过审查，还笼罩在张国焘路线的阴影下，政治上软，说话不硬（气），树立权威的军龄、资历、战功、老战友和老部下的氛围无从谈起，是龙，你也应盘着。虽然，山民剽悍，很快证明了自己的战术水平和领导力。可，你就是不盘着，山民刚直暴躁的性格，在不同军旅文化的磨合中，还是不可避免地和覃福安发生了冲突，久而久之，产生了嫌隙，以致在55年评衔时横生波折。
联想到，同是去讲闽语的部队，同是一开始都遇到克服语言障碍和一些人排斥外乡人的困境，叶道志前辈擅自离队，死于非命；而刘飞、乔信明、廖政国等前辈，通过自身的表率成功地克服了这些困难，1955年都成为开国将军，这不得不令你信服荣格所说的“性格决定命运”确有一些道理。
不难理解，长期生活在自己提问、自己实证，又自已分析、概括的投行逻辑中的林子寻 ，会举一反三地想到，以赵伯伯刚直倔强又不善言辞的性格，会不会也在不同的军旅文化磨合中，出现冲突，产生嫌隙，继而人生波折横生呢？
林子寻记得华胜大哥说过一段听起来想笑且笑不出来的话：“大肃反时，张国焘下令，用自动步枪【注：红四方面军当时对捷克式轻机枪的叫法】一次将六安独立团班以上干部二百多人集体枪毙，没有我爸，因为他不识字。赖伯伯说1943年我爸从华中党校轮训回来等待安排，旅里说1940年的主力团团长了，上面有人却说，他连名字都写不好，先练练字吧。”
华胜大哥不满地说“我爸就亏在西路军上，在新兵营，属脱（离部）队不脱党，3年没提级，而没过河的，3年里都提了，到1940年129师已从2个旅发展到9个旅，而新兵营一行经延安到竹沟时，早就过了抗战初期跑马占地的扩张期，进入了被日伪顽开始集体封杀的艰难时期，部队发展停滞甚至缩编，可也不能拿名字写不好来搪塞吧。”
林子寻不由想到，子弟们聚会时，常感慨二野出悍将，仅出身红31军的，就有王近山、周希汉、查玉升、张廷发等前辈将军，一个个都识字不多，又狂傲不羁，难以驯服。如，桀骜不驯的“王疯子”，谁的面子也不给，刘帅却非常欣赏，常对人说：“别看王近山疯，疯就对了，越疯越能打胜仗！”张廷发将军像刘昌毅将军一样，一言不合，就翻邓政委的桌子，可反被邓政委赏识和看重。
陈知建先生在《谈老山作战问题》一文中：“我老爹的‘魅力’就在战时信任干部，战后保护干部。刘帅更不用说，他不但指挥高明，对干部是‘老妈妈、老奶奶’！所以他们有那么大吸引力、凝聚力，不管在哪里留下伤员，他伤好了，千山万水也找回来。领导的威信不是靠行政命令、靠处分、靠官职，而是靠同生共死的同志情、靠知心、靠危难中见真情！”
虽然，当年的赵伯伯“赵疯子”十分倔犟，但长征中，李先念政委坚持要88师263团一营做红30军的前卫营。
虽然，1947年5月经朱老总反复做工作，倔犟的郑维山将军还是要按中央军委的南下调令去二野报到，但聂帅的真诚感动了原88师政委，留下了聂荣臻三留郑维山的一段佳话。
这样看来，赵伯伯后来的上级就是小肚鸡肠了，赵伯伯当年如果能留在73师219团，就不会临了，临了，解放了，不打仗了，遭报复了，还是在你最疼的地方下软刀子。
所以，套用今天的时尚说法，就是“重要的话说三遍，古往今来，要想成功，除了自身努力，领导很重要，很重要，非常重要！！!自身的修为也很重要，很重要，非常重要！！！”
因为，并不是所有周勃式的人物，都能得到主席的包容；并不是所有的疯子将领都有幸在刘帅、邓政委和陈赓大将的麾下。
还是老话说的好，鸟凭两只翼，人靠一双目。
可，不容钟伟们的存在，也是民族的悲哀，党和军队的损失。
不到半个时辰，晚饭时，岳父又对林子寻说：“孩子，老部队也有矛盾，红四也派系林立，还是主席讲的对，你要注意，不要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啊。”
林子寻未再讨问，因为就他耳濡目染的王林鲍事件；某大区两个副参谋长的后代为历史宿怨闹上法庭；某老将军面对二选一，还是坚持调离；……，都实证老泰山讲的对。
在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的《陈赓日记》中，文武全才的陈赓大将早在1938年1月30日就写道：“我感到团一级的某些领导者，仍然存有国焘路线的残余，特别是对任用干部方面，还是有些以老部下，亲近者，单纯军事观点为标准的浓厚气味，对自己所亲信的干部的错误或多或少有掩盖或放纵的情形。特务连就是如此。许多干部私有观念甚浓厚，有些干部不能单独工作，一放手就做出违反原则的事来。这些都使我感到加强干部思想意识的锻炼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基本教育的重要。”
杭州灵隐寺山门有一对联：峰峦或再有飞来，坐山门老等；泉水已渐生暖意，放笑脸相迎。
林子寻认为，这只是向佛之人的一种心望。还是被主席多次引用的那句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前辈的名言讲得对：“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存在也要有一个限度，囿字就表明了中国古贤的哲理：可以有，但不逾。
可，逾越了呢？
莎士比亚说：“谬不在天运，而在我们自身，（如果失败）我们都是败在自己手中的。”
个中深意，纵横古今，不一而例，令人扼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