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清楚了。
李副政委自杀，加上，在供给制和工资制并存的情况下，财务制度执行不严；未获上级批准前，先行用战场上缴获的黄金装备了部队冬装，老团长负有领导责任，党内惩戒一下，可以理解。但，借此变着法整人，让血与水都与这支军队溶融在一起的战将，免职休养，确实是够阴损的。老百姓咒这种人，有句名言：生个儿子都没菊花。
林子寻想，不怪破敌大哥为此耿耿于怀。不怪破敌大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用隐喻的手法来为他父亲遭受来自党内军内山头主义的迫害而鸣冤叫屈：“华夏有三山五岳，欧罗巴有勃朗峯，举凡世界，概莫能外。父亲负重前行中，战友的负伤，加重了他的负荷；道路的崎岖，踉跄了他的脚步；虽，已让路于友邻，可他还是没能躲过那突袭的山风。”
运动之前，有个小插曲，不能不提。
军区1949年4月重建后，参谋长一直缺位。
战事发展飞快，干部很缺。
破敌大哥在一次闲聊中，对林子寻讲：“司令员和政委在上调离开军区前的最后一次常委会上，交待的工作中，有一项就是尽快落实参谋长人选。过后，我父亲和军区常委们交流，拟定出参谋长人选，报了上去。不久，上面空投来一个政委兼党委书记×××，他不同意常委们拟定的参谋长人选，认为其文化低、大老粗。他提出的参谋长人选，我父亲直肠子，满打满顶了回去，这个同志是文雅，一周丢了三个县；李副政委也是长征干部，他说这是常委们的集体意见，应按党的组织原则办，这就惹恼了他。没几天，他和我爸讲，上级考虑你多次负伤，老李也是多年老病号，组织上安排你们去青岛疗养。把我爸和李副政委一支走，他就力排众议，把他的人，马上提为参谋长，真他妈伪善，这就是他妈的有目的排挤。”破敌大哥越说越气。
林子寻不解地问：“×××为什么这么损？”
破敌大哥不屑地撇撇嘴说：“党内派性呗，他私下说我爸搞鄂豫皖小山头，李副政委屁股坐歪了，他不搞山头？！他搞得比谁都凶！还有个人恩怨，抗战时，我爸掀过他的桌子。”
林子寻说：“大哥，难怪我从小起，就很少见到老团长伯伯开心，总是很严肃的样子。仅仅因为是出身四方面军，政治包袱重吗？我岳父有时就像一个老顽童，和战士们混在一起，嘻嘻哈哈的。”
破敌大哥说：“我想是变着法玩人，让他去青岛疗养，过后又借着运动整人，无限上纲，这些不光明磊落的做法，彻底伤了我爸的心。我妈对我说，你爸建国前，很爽朗的，叫他离开军区，他二话没说，但至此就沉默寡言了。几十年里，就授衔那一年，当年的战友、部下来看他那一次，放开了。酒，喝了一天，酒桌上，说到牺牲的战友，一起落泪；说到杀鬼子，一起端着碗，指指划划，洒了一地；说到三大战役，一个比一个声音高；说到抗美援朝，雄赳赳，气昂昂，个个又唱又笑，好不热闹；有人说衔评低了，你爸酒劲上来，妈拉个巴子的，躺在雪山草地没起来的呢；有人说那……那个草包，逃跑司令，倒掛上将星，你爸红着眼，一股酒气地说，么罗儿的，那叫战术撤退。有人为你爸鸣不平，你爸又是罗儿的，没死在白雀园，白捡到现在还活着，赚了。临别时，星星闪闪，齐声说敬礼时，你爸回礼前，抹了几下眼睛，一连好几天睡不安生。”
都说，英雄落魄，牢骚满腹。
朋友，如果是你，遭此逆境，你能纳敛的住，不居功、不诉苦、不埋怨，不忘初心吗？！
2001年，林子寻团队去庐山避暑，在牯岭镇上邂逅一位陪父亲来疗养的部队战友。晚上，林子寻去这所部队疗养院，和战友叙旧，满天下乱扯时，得知他父亲当时也在该军区工作过。林子寻就借机询问老伯当年的事。
老伯说：“老团长非常受干部战士的爱戴，旅里上上下下都叫他老团长，那么老的资格，没架子。他真是爱兵啊，每到我们独立旅，夜里就起来查岗，给战士掖被子。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他洗被脓血大便沾污的军裤，原来随他来到旅里的警卫员拉痢疾，拉到裤子里，闻知的干部战士无不伸大拇指。1951年旅里整编时，军区来人都说老团长的代司令员马上要转正了。整编后，我去了野战军，授衔后听老战友讲过老团长只授了少将衔，一直迷惑不解，今天听你讲，看来就是因为这个。不过话说回来，不就毙了个特务吗，政委、副政委都定了个三等三级、中将，老团长1927年的资格、1951年的代司令员反倒是四等二级，这也太说不过去吧，定低了啊，老团长应该也授中将啊。”
林子寻让他的发小中的一位骨灰级铁血军迷，专业地给证伪一下。几天后，这哥们给他发来一份传真。内容是：一、战争真他妈的残酷。
1949年～1951年，该军区8个分区，一个独立旅的军事主官的个人建康情况：
特等一级残废3名；
独臂一名；
二等甲级残废五名；
这五名二等甲级残废革命军人中，一名1951年初去世，一名1950年底离职休养。也就是说，至1950年底，按老百姓说法，四肢还在的全囫人有三位。
二、就资历而言，九名军事主官，加上军区副参谋长，十个人中，仅常委们拟定的参谋长人选在红军时期任团职，历战多，经验多。
三、就战绩而言，空降来的政委提名的参谋长人选在自卫战争初期一周就丢了三个县，1948年遭陈老总严厉批评。而其他几个分区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都可圈可点，遗憾的是有几位分区司令因战伤复发，已不能担任要职了。
结论：如果上面不派人来，就岗位胜任而言，本人认为常委们拟定的参谋长人选任军区参谋长，是合理的。
林子寻想起有一次聚会时，“老社”张南宁一脸不屑地说，你们以为大山头里面就没有小山头、小圈子了？有，我爸，他们红一，强渡乌江，出了个英雄杨上堃，强渡大渡河，出了个英雄熊尚林。功够大的吧！结果怎么着，到了晋察冀，两个英雄都对组织安排有意见，意见大到什么程度？大到两人都脱队了。最后怎么着？听我爸讲，都栽了。”
聚会后，回程中，龙华东对林子寻讲，“别听老社胡嘞嘞，这两人自身也有问题。我爸说他俩都恃功自傲，向组织伸手，目的没达到，就不讲政治，出走，一失足成千古恨。反之，冀察军区郭大炮郭司令在会上给首长提意见，被撤销职务，挂了半年，也墨守党的组织原则，经朱老总斡旋，调到二野，小七子，学着点。当然，我爸也指着冷开水瓶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圈子，党内也不是白开水。”
难怪父亲常讲龙伯伯文化不高，但简单言语中透着那一股犀利，林子寻想。
研究历史的敦敏博士曾和林子寻说“中共历史人物的沉浮，除了个人因素（例如性格）外，用正常的逻辑有时很难解释得通，原因之一就是党内军内的宿怨太多。”
红军历史上的山头、宗派、历史恩怨的纠葛，牵扯了多少历史的目光。一直到解放后，还是党内斗争的主线；多少领导人之间的龃龉，多少战友后来的反目成仇，都源出于此。
为什么，这些制造冤案、错案的人，能为所欲为？
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历史珍闻转载的2010年第11期《书屋》 李乔撰写的“揭秘：滥杀红军将士的夏曦”一文，给出了答案：滥杀无辜的“夏曦何以如此胆大妄为，一手遮天，无人能够约束？原来，按当时党内规定，夏曦有“最后拍板权”。贺龙说过一段很无奈的话：“哪怕所有的人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非服从不可。捕杀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争不赢是当然的，因为制度早就定下了赢家。面对一个被赋予了“最后拍板权”的人，你就是再有理，就算是真理的化身，又有什么用？而具有“最后拍板权”的人，哪怕思想再歪，品质再坏，你对他又有什么办法？所谓“最后拍板权”，实质就是党内独裁。贺龙和独裁者争，哪能争得赢？
薄一波前辈曾经写了一本谈党史人物的书《领袖元帅与战友》，转述了贺老总的看法，贺老总说：“为什么党内会发生这样‘左’得出奇的过火斗争和内耗事件？原因很复杂，有宗派问题，有路线问题，也有个人品质问题。而夏曦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严重问题！”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见解，不仅解释了夏曦个人犯错误的原因，也触及到极左现象的发生与领导人个人品质之间的联系问题，极有启发性。实际上，从大量历史事实来看，许多搞极左的人，个人品质都很成问题，夏曦可以说是一个典型。”
据《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中披露：“雪村战斗的决策失误使中央军委1942年9月1日作出决定：改变部队中政委最后决定权的规定，军事行动统一由军事首长最后决定。”文件之意，部队的非军事行动领域，并不需要机变处置，仍应遵循自三湾改编始，就建立的“党指挥枪”制度。即，重大决策，要由党委会讨论通过。
但，这仍未能制止以组织化身自居、凌驾于党委会之上胡作非为的人物出现，如让你恨得牙痒痒的电视剧“雪豹”中的张仁杰一类。
1947年1月下旬，陈老总在临沂华野高干会议《一面打仗，一面建设》的报告中，说“中央决定在各级部队中成立党的领导委员会，建立党的集体的领导，党的一切决定交由部队首长执行，把过去的首长制度置于党委的领导之下，这正是为了发扬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作风。“
可，实际上，直至解放后，在一些地区，政委还是凌驾于党委会之上，出现了一把手不受监督，直致党内独裁的现象。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和平了，工农、知识份子和一些老将军、老干部还是受到武断、草率、简单粗暴的对待，冤假错案还是层出不穷，一茬接一茬了。
比如陈其五前辈，赵伯伯1940年时的搭档。1957年后，只因在党的文艺政策和知识份子政策上，有自己的见解，成为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和张春桥的眼中钉。1962年，上海市文代会上，市委主要领导人封锁总理和陈老总在广州关于知识份子的讲话，耿直的契丹【注：契丹意为“镔铁”】族后裔正义于胸，做了传达。因此，之后被批判、撤职、留党查看。1965年又被开除党籍，发配到江苏农学院，做一名副处长。
50多年后，其子对林子寻讲：“现在林彪、四人帮成为脏纸篓，但我父亲被迫害远非这么简单。我父亲这一级干部被开除党籍，不是上海市委可以决定的，没有中央书记处的默许……”
事后，林子寻和华胜大哥讲起。华胜大哥说：“他听父亲说起过，陈政委的事情确实远非这么简单，还牵涉到历史上的宿怨。具体是什么人落井下石，父亲只拼命抽烟，不说了。”
华胜大哥说：“陈政委落难扬州后，父亲专程去看望老搭档。一位是农家子弟，识字不多；一位是官宦之后，学富五车。六安的倔犟山民和巢湖的耿直书生，两个安徽老乡，都是豪爽秉性，前后落难。相同境遇下，惺惺相惜中，老战友互诉衷肠，真实性不容置疑。”
林子寻认可华胜大哥的思维逻辑，也明白了陈其五前辈为什么在仙逝前写下“我心已不能有表白 千古奇冤 我是第二 呜呼”的遗言。
这最后的遗言，不仅仅是这位革命前辈向后人揭示党内有高层倚宠而凌，对同志横加打击，手段残酷，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党在制度建设上的病机之一：一把手在缺乏有效监督下，会为所欲为的。
在随华中大哥去看龙伯伯时，林子寻亲耳听道老将军说：“从这件事看【注：见本文《岳父》篇《风波》章】，应该建立一个制度，常委会的意见必须报备上一级党委，由上一级纪委进行复核，防止政治委员擅权。”
为所欲为的一把手，在缺乏有效监督下，整人是会有“成就感”，且随之成癖的。
暮年的父亲曾不止一次对林子寻讲：“最可怕的是这些自认为真理在手的人，做起坏事来，更理直气壮，更肆无忌惮。”
比如饶漱石，继 “黄花塘”事件后，在华东局和新四军形成了“首长意志”，即后来所谓的“一言堂”。1947年，他摆驾到了山东，刚直不阿的黎玉前辈便成了他的眼中钉，先是借（口）“富农路线”制造冤案，再借52年三反，把曾经的华东局副书记贬作上海市委劳动工资处处长，方作罢。
历史上，对中央全会已定性的，全党全国人民是畅所欲言地揭发批判，那些自己屁股也不干净的，则是争先恐后地把屎尿都甩给了诸如饶漱石、四人帮等废纸篓中。
白居易诗云：“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可是短短7年要想辨别一个善于伪装的坏种，是远远不够的。像康生，直到死后，才被定性。
那么，对口口相传于老同志中的党内那些品质不好的人，在中央全会决议前，又能怎么办呢？！
以康生为例，其在1942年延安整风和1947年炮制晋绥经验后，恶名远播，人人避之不及。可是在他任职华东局山东分局书记的日子里，对黎玉等在山东工作的前辈来说，就是一种宿命了。
怎么有效逃避康曹这对恶夫妻的视线呢？
有着丰富党内斗争经验的、后任中顾委委员的章蕴前辈对前去山东工作的王云前辈语重心长、推心置腹地告诫她“你一定要克服一个缺点，你到了山东先不要冒尖，要埋头苦干，少讲多干，先到各县去调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多年后王云前辈才知道，党性高于一切的章蕴大姐当时不好对她明言，怕她缺乏党内斗争的经验，遇事不知深浅，脾气又过于耿直，才在临分别时那样谆谆告诫。她想，真是难为章蕴大姐了，既要保护好同志，又要妥善处理党内矛盾。
没办法，在中央全会未定性前，和党内坏种的斗争只能用“矛盾”两字。
可见，在党内缺乏有效监督制度下，党内生活是存在人为扭曲的。在中央全会未对某人定性前，遭某人报复、无端打击的冤屈者是不能畅所欲言、屈诉不能公开的。历史证明多少老同志逝世前也得不到平反，冤屈离世。这的确令人扼腕，心潮难平。
林子寻记得，“老社”张南宁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中共军史上，喜欢整自己人的将领没有一个是真正能打仗的。这自然是在彪炳他老爸的战功。
但，骨灰级铁血军迷的发小也证伪了这一点，结论基本成立。例如，心狠手辣的谢富治；廖汉生中将在回忆录中披露的事实；徐帅在回忆录中直接点名的媚上压下的黄志勇将军；还有，有的人打仗不行，甚至净打败仗，可平时三头六臂，很能施展，听说要提拔谁了，莫须有的揭发信就寄出了；还有，有的人，至死不悔悟，如×××；而有的人，光明磊落，为当年的迫不得已，悔恨、悔过、认错。这些都口口相传于老将军和老同志中。
×××，没有战功，一辈子顺风顺水，到文革初期打住了，囹圄了。一时，甩抹布的，掏烟囱的，都出来了。可老团长拒绝为外调人员做伪证。来人又以1952已定级、后又被免职休养的事来激怒他，以期老团长会以怨报怨，泄心中不快，达其目的。然，老团长只说，这是组织决定，我服从执行。
天下事，天下评。粟裕大将说“所有的事情都要让历史来说话，历史是公正的。”萧克上将说：“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人为地歪曲事实。真理只有一个，是不能以某种政治上的需要来改变的。有些同志喜欢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甚至制造材料，歪曲事实。”作者不想为此大费笔墨来鞭挞丑行，颂扬美德。可，作者写到此，却也抑制不住笔锋：×××，你不汗颜吗？！
杨献珍前辈说:“现在的问题是一些犯了极左错误的人在对待自己的过失和罪责时，大都不是直面事实，在事实面前低头认错、低头认罪，而是采取回避、抵赖或如鲁迅先生说的‘瞒和骗‘的手法，藉以达到掩盖的目的，把一切都推给客观，推给运动的发动者而拒绝自省、拒绝忏悔。......反而还在那里装腔作势，洋洋得意。这种人，轻点说，是政治上的投机倒把；重点说，是混在我们革命队伍里的蛀虫。”
看来，陈小鲁先生生前提出的“共产党光谱学说”：共产党是个光谱，由七色组成，从深蓝到红。合起来才是白光，才是真正的共产党。”是接地气的。
张胜先生的“从战争中走来”一书，第100页上的一段话“在现实的个案面前，革命的理论显得苍白。”林子寻十分认可，因为从哲学上讲，普遍性中存在偶然性，偶然性中蕴藏了必然性，必然性通过很多偶然性来实现。从行为心理上讲，这个哲学上的偶然性或是由人性所决定，或是由自然界中的不可预知的因素所决定。
就人性而言，老一代革命者，还不是身上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封建糟粕，如重男轻女，如山头文化等传统烙印那么简单。从杨尚昆前辈讲粟裕大将得罪了两个半元帅后，后代们明白了好人整好人也够狠的。以前想不明白，都是九死一生中出来的战友，三过草地，二爬雪山，怎么还不相容？随着阅历加深，明白了这是人的天性，基督教把它归为7宗罪，革命意志坚决的老红军们也不能免俗。革命胜利了，反而这些源自人的劣性所造成的现象溢出了，从曲直是非、快意恩仇，到功过荣辱，甚至是侧目路人。
当然，正如歌德所说：伟大的人物也有卑劣的灵魂，只不过他们时常抑制而已。
可问题是，如果某个时刻，他或她没能抑制住呢？
所以，我们要始终假设一些“小概率的坏事”真的会发生。而事实上，这个几率，在党内军内的历史上是存在的。
事后，他或她，按文革语言，可以狠斗私心一闪念。晚年，或许还禅悟了。
可，恶果已种下，对冤屈者而言，纵使平反昭雪又如何？
联想到一代战神粟裕大将，逝世前，上面就是不给1958年的不实之词平反。这也真切反映出党内一些高层，并不是时时能抑制住人性中丑恶的一面。不是吗？！连粟老总这样品质高尚的人都容不下，还能容得下谁？
凡例尚存，何必琐陈。但，党内军内在几十年战争中形成的山头文化，造成一些人的人生悲剧是确凿无疑的。
黎巴嫩谚语说的好：有绳结的绳子，毕竟有个结。
这宽慰了双方。但，道德的关系，不对等。你要明白。
怎么对等？
人在做，天在看。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管你是谁，迟早的事。
西拉姆在《神祗、坟墓、学者》一书中说：古往今来的许多事情是重复发生的。如果我们能够移动历史的时间，把各个时期的史实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就会毫不费力地看到历史的重复。
不是吗?!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后，在党内历次运动和审干中，循环着一次次人为制造冤案、事后又一次次平反昭雪的怪圈。这都是我们的敌人愿意看到的。
要实现中国梦，就要打破这种桎梏人性的怪圈。
怎么真正打破怪圈，需要全民族思索与探索：到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精神，才能不重蹈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