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折戟于资本市场的各业精英的反思，都凸现出一种趋同性的认识：让我陷入重大亏损的首要因素，不是我浅尝辄止，而是我对自己（能力）的深信不疑。所以，马克·吐温说：“让你陷入困境的不是未知的世界，而是你坚信的事，并非如你所想。”
老团长和李副政委做梦也没料到两年多前给部队置办寒衣，1952年1月成了上面派来的工作组攻击军区常委会的口实，和要打他们俩“大老虎”的主要罪证。
1951年11月三反运动开始。
李妈妈回忆说：“那时的说法是深山林密必有老虎，就是说财务处、营房处、供给处，这些财务集中的地方必有贪污。当时群众运动小组认为一个女会计贪污，她当时怀孕，小字报就说她是母老虎肚子里藏了一个小老虎。没有真凭实据，妄自揣測多，运动也就不冷不热。”
1952年1月，军政一把手去大（军）区开会。
李妈妈发现开了几天会回来的老头子忧心忡忡。
李妈妈回忆说：“他只说谁，谁，被软禁了。大区的气氛比1943年华中党校学习时的情况还要厉害。
为什么被软禁了？我知道问了，他也不会说。
答案来了，工作组来了，带队的是挖出大老虎有功，获大区通令嘉奖的庄玉水。他在机关全体军人大会上，矛头直指军区常委会，说用黄金置办冬装、赎孩子是贪污行为。他是带着大老虎指标下来的，要求群众揭发、批判。
这自然引起了军区绝大多数军人的不满：“这最多是本位主义吗，干吗这么上纲。”“退脏，你们想让这么多战士冻死啊。”“赎烈士遗孤不是贪污，那都是接班人吗，怎么赎领导家的孩子就是贪污呢。”
庄玉水见运动冷冷清清，急欲立功的他找到了同盟军，近些日子上蹿下跳的白秘书和因为作风问题受过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供给处长，被工作组任命为机关群众运动小组正副组长。三人一唱二和，开始了无情打击、无限上纲的高压行动。
《世界博览·中国卷》2010年第3期《毛泽东与反贪“打虎”战役》一文：
……这个时候，中共进城不久，许多制度尚未建立健全，仅供给制和工资制并行就引发许多问题，更不用说从抗战时期带过来的各部门各机关用于为本单位谋福利的所谓机关生产及其单位小金库(又称“小家当”)，各级主管干部大多都有涉嫌非法牟利、偷税漏税、挪用公款、损公肥私和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等问题。哪些算是贪污，哪些算是浪费，贪污浪费的政策界限如何，一时间谁也说不清。
……由于“老虎”的数字来自于上级的估算，甚至是相互攀比层层加码的结果，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严重脱离实际。同中国历次群众性政治运动都会出现的情况一样，此举更是给一些人打击报复、诬陷栽赃自己的仇家，大开了方便之门。而把诸多不是“老虎”打成“老虎”，把“小老虎”打成“大老虎“，更是不能不诉诸“逼”、“供”、“信”。如此打“虎”的结果可想而知。运动高潮之时，“老虎”的数字扶摇直上，到处报捷。同时，众多被冤打者，亦痛苦难耐，不少自寻短见。比较典型者如上海及华东在沪一些单位因使用“逼”、“供”、“信”办法，仅在3月13日至23日10天的时间里，就造成60人自杀。
…… “三反”运动之后，各级党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当中的贪污腐败问题明显地较前减少了。然而，这并不等于权力机关贪污腐败的问题会因此得以解决。事实上，真正使此后政权内部的贪污腐败现象没有再像建国初期那样恶性发展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三反”运动本身具有多久的持续效力，而是因为中国很快就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取消了市场经济，包括一切可以被联想到“奢侈”二字的生产和服务行业，确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和闭关锁国的政策。正是这些制度和政策强制性地在权力和金钱之间设置了障碍，使党政工作人员大笔贪污公款和进行奢侈性消费的难度大大增加。然而，一旦市场经济重新启动，国门大开，而权力结构和权力制度却毫无改变时，权力寻租、权钱勾结乃至于权力腐败的现象就会卷土重来，并且会随着开放程度以及整个经济规模的日渐扩大愈演愈烈以至一发而不可收拾。“绝对权力”还是会“绝对腐败”。
……归根到底，毛泽东发动“三反”运动的动机无可指摘，其效果却利弊可见。权力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腐化的问题，只有在成熟的法制体制内，使权力受到必要的制约，并且只有在公民对行使权力的人员以及行使权力的过程能够保持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遏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