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姚雪垠著李自成一书热时，林子寻看到起义军随军老营一段时，不由的随嘴问母亲，为什么李阿姨不找回湖西？为什么现在还不去认一下湖西？
母亲说：“你李妈妈哪有一天不想念儿子的，孩子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啊，男孩子不懂（这份亲情），和你说不明白。”
母亲看到林子寻一脸茫然，才翻起陈年旧账：“曾听你李妈妈讲，群工干事的遗孀在六十年代中期找到了那户人家，孩子长得挺好，可像你老团长伯伯了。可这户人家真绝情，有违人伦啊，孩子的养母说，当什么亲戚走啊！想好事！还是那句话，要不拿钱来，现在可不是30担米呢！要不就死了这条心，（双方）两不欠！（要）照片，干什么？！不给！”
林子寻不解地问：“李妈妈也不是没有经济能力，把湖西赎回来就是了。”
母亲说：“你李妈妈说她（指群工干事的遗孀）提出当亲戚走动，我和老头子都认为是一个好办法，又能让他们安心，又能让我们见到儿子。可没想到还是非黑即白……刚解放时，我不领回孩子是不给组织上负重；现在，我有（经济）能力把孩子赎回来，可他们把孩子养大也很不容易，再说亲情也不能用钱来换取。我们这个队伍是在人民支持下成长壮大的，算了吧，就让他在人民群众中长大吧，让这户人家安心吧。大明，你李妈妈是流着泪、断断续续说的。我和你几个阿姨都哭了。”
婚后，林子寻曾和蔡红安谈过此事。
蔡红安快人快语：“李妈妈不善言词，湖西的事，她心里承受了多大的痛啊。那几户中农，不能代表人民，是人民中的败类。自古夺人妻女，天打五雷轰，何况儿子。”
林子寻想起和敦敏的交流。敦敏说，性善和性恶的争执，已2000多年了，莫衷一是。但，他认为，程朱理学之后，民族的劣根性越来越有滋生的土壤。
蔡红安又问林子寻：“六十年代中期，湖西已成人了，他当时应该知道了自己身世了啊。现在他都是中年人了，谁还管得了他？！可他为什么还不认亲生父母呢？呆子，分析分析。”
林子寻说：“六十年代中期，他不相认可能是他顾及养父母健在，和他还不能自立。从心理学角度，一个人报恩心理越切，那么他报怨的心情也成同比。现在他不相认也好，以免对李妈妈造成心灵上的再次伤害。”
蔡红安问：“为什么？”
林子寻说：“你想啊，按逻辑推理，一个人在非黑即白的思维环境中长大，怎么能理解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光风霁月，自然会对亲生父母有无尽的责怪，为什么抛弃他，抛弃他？！从行为心理上讲，就会由责怪而成怨恨。亲生父母越是用物质来弥补他，他就越会认为亲生父母欠他的太多，由此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如果他在改革大潮中生活不是很如意，就很有可能提出补偿他，这又势必将衍生出一系列叫李妈妈家人烦心的事来。“
蔡红安说：“那可能他一直就被瞒着。”
林子寻说：“不可能，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是部队上通过镇里村里找下来的，知道的人不会少。小时，可以瞒一下，年纪大了，自己就会从长相、皮肤、秉赋等方面意识到差异，瞒是瞒不住的。”
蔡红安不解了，说：“那为什么至今他不来相认呢？至少他也应有对谁是他亲生父母的好奇心吧？！这可是人类通性！”
林子寻耐心地说：“我分析，很大程度上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湖西像破敌大哥一样，承继着来自双亲的共同秉赋，善良、忠厚、平和，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懂得‘羊有跪乳之思，鸦有反哺之义’。为了感恩，在养父母的要求下，下了毒誓，在养父母生前身后，绝不改姓，绝不更名，不寻亲，绝不来往，承继香火，家祚以兴。”
蔡红安愤道：“那他养父母就太不是东西了。古人云，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一点不假。”
林子寻笑道：“这不奇怪，从行为逻辑上讲，大凡束于非黑即白思维的人，都简单粗暴地对待这个世界，都不会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所以，我才会推断出他们会把本不应由湖西承责的责任强加于他，而湖西先天的秉赋又会使他从骨子里接受这非黑即白的要求。”
蔡红安痛心地说：“真要是你分析的这样，那可真是人间悲剧了。”
林子寻开导道：“有位哲人说过，世界上本就没有悲剧和喜剧之分。如果你能从悲剧中走出来，那就是喜剧；如果你总是沉湎于喜剧之中，那它就变成悲剧了。李妈妈是大肚能容之人，你看他老人家，七十岁的人了，眼角都没有什么皱纹。”
对生活宽容，生活也会对你宽容。如果你无端想给生活以惩罚，最后被生活报复的是你自己。
作者写到此章的前一个月，李妈妈以104岁高龄仙逝，仙逝前的一个月，林子寻夫妇去看老人家。老人家似乎已有预感，笑说“梦见老头子来接她了。”
蔡红安见状，忙说：“李妈妈，您老身体好着呢，我们还准备给您老筹办110岁大宴呢。”
李妈妈笑着说：“孩子，我们这个离休党支部成立时有33人，我是支部书记。30多年来，我送走了32人，如今就剩我一个了，该我去那边召开支部会了。我已吩咐了你破敌大哥，到时把我1943年荣获‘模范白衣战士’称号时，司令员奖给我的那本红绒面笔记本放进骨灰盒里，我好在支部会上做记录。”
面对如此的豁达与坦荡，林子寻感慨地对作者讲：“老人家一生没有显赫的头衔和丰功伟绩，但内心的淡定是名利换不到的；老人家在各个人生坎口，都能以菩萨心待人，自己默默抚平伤口。说句迷信的话，长寿是弥勒佛对她一贯宽容和平和的馈赠。”
祝她老人家在天国安好。
战争年代，多少类似戎冠秀的老人、沂蒙的红嫂、鲁南山区奶大八路子女的大娘、苏北舍命救老四子女的嬸子等，都彰显着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与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情逾骨肉的深情。而，湖西的养父母，就是俗话讲的“（磕瓜子仁）一不小心磕出的那个臭虫，算个什么仁（人）儿。”
相比于网名“鉴古君”在“1946年的中原突围中，老红军痛舍爱女，辗转40年终相聚”一文中披露的老红军吴皓、张明夫妇把刚刚两岁的二毛妮寄养到河南新县游击队长居宗彩家后的遭遇，湖西就算是到了一个“好人家”。
该文“……主力部队离开大别山后，居宗彩叛变，并把其妻陈氏和二毛妮卖给苏河镇一个姓金的绅士，金家给养女取名叫金维英。金维英名为养女，实为使唤丫头，小小年纪洗衣做饭，砍柴种菜，受尽折磨。一天，金绅士和居宗彩在苏河镇一家小饭店喝酒，悄声密谈：这个养女是共产党五师干部的根苗，一定要保住，共产党来了就把她交出来，对我们有好处，国民党来了就……千万不能说出去……”
听到老红军张明的儿媳说：“老太太在世的时候想起二姐就伤心亏欠。”看到张明与身高只有1米42的吴张生（金维英）母女俩今生惟一的一张合影，看到40岁的吴张生在母女俩相认一年后还未来得及到北京和母亲、兄弟姐妹相见，就突然病故，蔡红安心酸地抑制不住地哭了。眼泪在林子寻眼眶中打转时，两个数字，1米42和41岁，旋转在他迷离的前方，渐渐向暗物质的空中飘浮，飘向黑洞，去向那个未知的世界，检索出二毛妮的灵魂，告慰她来自后代们的祝福，如果确如大乘佛教所言，人有来世，祝她好运。
但，这两例中的臭虫，毕竟只是极少数。母亲曾对林子寻讲过1947年解放战争最困难时，她们直属队奉命到路东去。快过津浦路时，遇大批敌军，只能躲到离铁路不远的一处山林中。饿了一天，天蒙蒙亮时，警卫排长摸下山去，发现山边的村子里也驻有敌军。回程时，见村边有一独立农舍，便摸上去，幸好是基本群众，翻身农户。大伯说还乡团把粮食都抢走了，不过他们有办法。过了晌午，大伯肩挑水桶，大娘扛着锄头，上了山。轻唤着，对上了暗号，水桶里是温温的稀饭。虽说每人只分到一小勺，但那是大伯冒死藏起来的种子粮啊，乡亲们的深情啊。给大伯写好借条后，问大娘，烧饭怎么能躲过还乡团的眼线呢？大娘说，堂屋里挖个坑，锅架在上面，不用柴火，用木炭，房外就看不见烟了，还乡团就不知道我们有粮了。听大娘一说，大家深受感动，乡亲们为了解子第兵之难，真是用了心思了，不仅献出了农民最珍视的种子粮，还冒着危险上山，且只要求我们多消灭还乡团和蒋军，真是军民鱼水情啊。
不同于李妈妈失去湖西的过程，也不同于李妈妈思念湖西的魂牵梦萦、百爪挠心和黯然神伤。2019年5月，程胜利女士在《我的母亲》一文中，披露了她母亲阮方前辈从寻子到舍子的真实感人故事。
因为一些不便言说的掣肘，作者无法和定居国外的程胜利女士取得联系，故未做任何文学加工，一字不动地摘录如下：
“……在皖南事变的突围过程中，时值隆冬时节，天寒地冻，母亲穿件棉大衣，背着背包，行走十分困难，原来她身体壮实，生性泼辣，平时行军干什么都是走在前列。此时不行了，她已身怀有孕，而且行军在夜里，昼伏夜行，所走的路多是荆棘丛生的山林，跌跌跘跘，震动了胎位，肚子经常发生阵痛。母亲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她咬紧牙关，一声不吭，脸上还时不时露出点微笑，但这些并没有能够瞒过细心的服务团团长，音乐家何士德。他特派一名体力强壮的女同志跟随母亲身后，照顾母亲。
一天晚上，途径茅山，遭到国民党军的阻截，有战斗力的男同志都上了第一线，后面的女同志只有少数的当地民兵保护。母亲经过颠簸，肚子阵痛起来，脸上渗出豆大汗珠，走着走着，一脚踢在树桩上被跘倒，怎么也爬不起来，一个民兵拉她也拉不起来，敌人已经接近了，那个民兵知道，就是扶起她，她也走不动了。机灵的民兵急中生智将母亲就势推下山去。母亲身不由己地在山坡上翻滚着，身体随着山坡越滚越快，头晕目眩，最后咚的一声撞在一棵大树上，昏迷过去。
深夜，国民党“围剿”部队收兵。战地服务团收容，检查人数，发现少了母亲。他们在民兵的帮助下，沿山沟寻找，终于找到了母亲，抬回住地，安排在民兵贾队长家里。事有凑巧，那天民兵队长的妻子临产，生了个女孩，民兵队长的母亲就让替她儿媳接生的接生婆慢走，又找了几件旧衣服，准备迎接又一个婴儿的降生。因为怕国民党军队进山搜查，母亲需要转移。当地县委安排，将孩子托付给民兵队长家喂养。母亲看了看孩子，是个男孩，圆圆的脸蛋，十分像母亲，但因残酷的战争环境，母亲却不能带孩子一道走了……。
解放初期，父母亲曾去茅山寻找过孩子。在当地县委的帮助下，沿茅山寻找终于找到了当年收养孩子的贾大娘家。当她得知父母亲的来意后，贾大娘拉着母亲的手，左瞧瞧，右看看，断定母亲是她的儿子在那个灾难的黑夜里救回的女新四军，也不否认她生出的孩子寄养在她家里，但大娘却不让母亲将孩子接走。母亲提出看看孩子，大娘没有拒绝，将孩子唤出，对孩子说：“叫，快叫，新四军叔叔，新四军阿姨！”孩子胆怯地叫到：“新四军叔叔，新四军阿姨！”母亲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张开双臂，蹲下身子，将孩子抱在了怀里。她捧起孩子的脸，摸了摸头发，亲了亲小脸，又用母亲特有的柔声细语问这问那……。
看着此情此景，贾大娘向父母道出埋藏在她心底八年的全部痛楚和悲痛，以及她的全家所遭受的苦难：母亲留下孩子走后，大娘一家便大难临头。国民党军先抓走她的儿子，严刑拷打，逼问他把新四军女战士藏到哪里去了，这位英雄的民兵队长没有吐露半句。国民党军气急败坏，残忍地将他杀害了。
后来，国民党军又听说女新四军留下了一个孩子，三番五次到大娘家搜查，大娘一口咬定说她的儿媳生了双胞胎。但是骗了一回，骗不了第二回。大娘无奈，只得背着孩子躲进深山老林，夜晚才悄悄回家。国民党军找不到孩子，将大娘的房子烧了，大娘就在山窝里搭了个草棚度日，千辛万苦才将孩子保护下来。从此以后，大娘将孩子看成了自己的亲骨肉，下地干活带在身边；上山采茶背到山上，形影不离，相依为命。八年，整整八年，八年的苦难，八年的苦水都倒在今天了。大娘说完已是泣不成声，父母亲听着已是泪流满面，心中像火烧似的难以平静。入睡时，虽然大娘的儿媳将床铺收拾得干干净净，让他俩休息，但他俩怎么也没有睡意，在床铺上面对面坐着商量着，他们决定将孩子留给大娘。
母亲说：‘我没有理由要这个孩子。孩子是大娘大嫂喂养大的，大娘的儿子牺牲了，大娘早已把孩子当做她家的一个命根子，她一家人救了我们家的两条性命，一条是我的性命，一条是孩子的性命，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父母亲舍子这件事，父亲在世时从未提及过，直到父亲逝世10周年，母亲给父亲写回忆录，才披露了这件事情！我们做子女的才知道在我们的上面还有一个大哥哥。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多少母亲像我母亲、贾大娘那样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孩子，这些母亲是多么的坚强，多么的伟大。如今，我也是做母亲的人了，想起母亲当年经历的辛酸往事，怎不令我热泪盈眶，感慨万千：我的母亲，由一个普通的城市中学生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历经磨难，正是她们和我们的父辈一起共同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正是他们，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前赴后继，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你李妈妈为了救烈士子弟，舍弃了襁褓中的湖西。”母亲顿了顿后说“你认识的阿姨中，不少都是在面临亲情与党的事业，需要作以抉择时，选择了党的事业。像我那个为了孩子写自首书的五服内的姑姑，毕竟是极少数。你魏阿姨为了党的财产，也曾舍弃了你克平大哥。”
“克平大哥，不是和他父母生活在一起吗？”林子寻狐疑地看着母亲。
母亲看出儿子的不解，说道“1947年突围时，你魏阿姨一手抱着半岁的小克平，一手抓着扛在肩上的钱粮款袋子。敌人在后面追赶，妄图合围。她实在跑不动了，渐渐落在部队的后面。为了不被“包了饺子”，保住这袋关系到根据地经济命脉的钱款，你魏阿姨毅然把小克平丢在路边的田里，扛起钱袋追赶队伍。”
母亲声音沉重，眼里含着泪花继续说，“你魏阿姨怀小克平时，患上了妊娠高血压，腿肿的吓人，医生和姐妹们都劝她打掉，待胜利了，条件好了，再生。她说老陈家几代单传，这个头生子我要生下来，给他留个后。为了小克平，你魏阿姨吃了多少苦啊。”
林子寻急切地问母亲，那后来怎么找到克平大哥的？
母亲说，“你魏阿姨跟上部队后，直属队协理员问她，小克平呢？你魏阿姨说，实在跑不动了，为了这袋钱，只好丢了他，说完潸然泪下。协理员说，不行，我们革命为了什么。
他卸下身上的几杆枪和背包，带着几个战士转身跑回去沿途寻找。当时，追兵已近，枪声大作，协理员胳膊上挨了一枪后仍不放弃，终于在田埂上看到正在边哭边爬的小克平。一个战士一手提枪，一手夹起小克平，飞快往回跑。这也是小克平喊你夏伯伯为干爸爸的原因。”
母亲语气沉重地说，“当年轻的战士们看见小克平失而复回时，都说你魏阿姨是菩萨转世，只有在场的母亲们才知道她的心里倍受煎熬。”
林子寻记得，有个战友曾说过1955年授衔时的7位女中校之一的刘子文前辈，开国将军李开湘夫人，在自己的孩子和战友的孩子都被感染时，她把自己好不容易搞到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给战友的孩子注射，自己的孩子感染病死。
林子寻记得，李卓然前辈在《我的回忆》中述说：“记得张琴秋同志在行军的路上生了孩子，警卫员告诉了我，我立即命令他和挑夫一起，把马驮的一部分文件，能丢掉的丢掉，不能丢的就烧掉，去驮张琴秋同志。后来他们回来告诉我，她生的一个男孩子，长得很漂亮。可那时正值西路军惨败，弹尽粮绝的冰天雪地之中，只好把孩子丢在雪地里，走了好远还能听见孩子的哭声……这是我们的战士无情？母亲无情？这无情，正是为了有情于国家独立，为了更多的孩子们不至再被丢在雪地里。”
那，共产党人中的父亲们，遇到这种情况时呢?
有文载：高文华前辈同于蔡协民、曾志夫妇，卖子筹措党的活动经费。
有文载：在1942年底反扫荡中，苏北行署副主任曹荻秋前辈带领部队过封锁线，他3岁的幼子突然哭了起来，他怕影响部队行动和安全，不顾劝阻，坚决命令警卫员把孩子丢下，冲过了封锁线。幸好后续部队把孩子抱起赶了上来。
有文载：一次，部队紧急渡河转移，“小罗司令”独臂将军罗占云前辈发现随军行动的爱人和两个孩子被参谋先拉上了船，便立即命令参谋把他爱人和孩子叫下船来。他严肃地对这位参谋说：“我首先是2000多名干部战士的指挥员，其次才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待部队和群众安全到达对岸后，他才和家属孩子最后过河。
抗战时，京剧《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原型、20军首任军长刘飞前辈不到三岁的儿子患上了白喉。军医要用“盘尼西林”治疗，前辈说：“这药是给重伤员用的，我的孩子决不能用。这是命令！”孩子在痛苦的折磨中离世。朱一阿姨生前说起这件事：“.....在那个年代，谁都会这样做的。”多么朴实无华，休声美誉。
赵伯伯的老领导、九旅旅长韦国清前辈的女儿韦小雁说1939年抗大一分校去山东，过敌占区时，不准出声。他大哥只有几个月大，为了部队安全，她爸爸说不许孩子哭，如果哭，就用棉花捂住嘴，就是捂死也不能出声，这是几千人的安危！万幸，他大哥没哭。
可见，“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过于局限，它无法解释老一代共产党人舍己为国的高尚情怀。
1954年在康藏公路施工中的18军将士们庄严地喊出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可歌可泣的4000多英烈牺牲在康藏和青藏公路的建设中。
在作者看来，世界上最熬人意志、最滴血心灵的还不是那无尽折磨的苦难和那痛快的死亡。
世界上最最难过的关，是面对骨肉亲情时的心灵抉择。
张永先生在“家庭伦理与革命伦理：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伦理归属抉择”一文中写道：“在普通人的家庭生活中，养育孩子是无可推卸的、最重要的责任，也是多数人的人生寄托和主要成就，人类凭借这种与生俱来的强大本能生存繁衍。但是，在残酷的革命年代，共产党人常常难以尽到为人父母之责，不得不在革命工作和养育子女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中国共产党重视家庭生活，但也是一个高度重视信仰的组织。尤其在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导致共产党员很难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常常必须在党与家之间做出艰难的伦理抉择，而他们往往选择把党作为第一伦理归属。”
伟大，几多于惊天动地中？！
平凡中见伟大，多是平日里含蓄蕴藉，抉择时毫不犹豫为理想献身的人。
生活在幸福中的人们不知晓（旧社会的）黑暗，是因为千千万万的先烈和这些伟大的父母亲们拼尽全力把黑暗挡在国门之外，这才有了今日安享的阳光。
抚今追昔，往圣后世，这世上最难最难过的关：难以割舍的骨肉亲情上，能一群人做到光风霁月的，绝大概率上，只有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了。
君不见，远的不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些为政一方的大员，一不贪二不腐，却倒在了从怜惜到纵容子女的犯罪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