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寻与蔡红安婚后没两年，老泰山的战伤复发，身体每况愈下。他主动打报告给军委，要求从岗位上伤退。起初没有回复，大裁军时来了正式文件，批准他离职休养，地点自选。这样，他选择和两个女儿一个城市，进了干休所。两个女儿，一人一个月环绕他左右，所里又有红安籍老乡，老俩口乐不可支。林子寻也在空闲之机，陪老泰山天南海北地闲扯，让老顽童散散心。
一次，提到主席讲的历史上形成的各个山头时，老泰山举了两个例子，说明党内和军内的历史是一个充满了人格矛盾和党性斗争的历史。用老泰山的话讲，就是两翼包抄，志在目标；用林子寻的理解，就是抓住一点，攻击其余。林子寻随嘴问道：“那老团长伯伯被调离野战部队、解放初又被免职修养，是不是山头之间的倾轧呢？”
老泰山迟疑了一下，说：“1946年上面有文件，安排年纪大又有战斗经验，身体不好的干部去充实地方部队，我们师就走了几位首长。解放初那事，具体我不清楚，听说和孩子有关。我曾问过大姐，话才出口，大姐眼泪就下来了。我不能捅人心窝子，以后就没问过。”
这引起了林子寻的好奇心。
随后的二十几年里，林子寻从老同志口中断断续续听到一些。但，跳跃太大，缺乏连贯性。直到李妈妈100寿辰，口述历史（抗战）采访时，老人才直抒胸臆。林子寻一汇总，才发现这是一个凄惨的真实事情。虽，有违人伦，但真正让你懂得什么人才是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所提到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爱情的果实，在某种时刻并不一定会为母亲带来幸福，这段话出自“献给为人类和平而战的母亲们的《走出硝烟的女神》”一书的第13页。
蔡红安看完该书后，在日志上写下感想：战争中的女兵，用手术刀、棉花球、快板书，甚至是钢枪，实践着她们振兴民族、富强国家的梦；同时，还在担当繁衍新生命的使命，这双重角色决定了她们是承志着更多的责任，和必将经历更多的苦难。
林子寻看到终日游刃有余于领导与下属、妻子与母亲、媳妇与女儿、嫂子与妯娌、妹妹与小姑子、护士与厨娘、采买与女红、清洁工与阅读者、主妇与交际等多重角色中，频繁周旋的蔡红安，自叹不如这上帝缔造的精灵们：女人。于是在床头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一书中“妇女只不过是软弱的、不完善的人”这句话上，注下“先哲也存在历史局限。”
几日后，林子寻再翻开此书，看见蔡红安追注“这是历史的局限吗？大男子主义！这是历史的歧视。在李妈妈战争中的生育经历面前，让亚里士多德见鬼去吧。”
I942年，抗战最艰难中，李妈妈分娩第一个孩子时，日伪大扫荡，主力跳出包围圈前，留下一名医生和一个警卫班。女儿一落地，用旧军装一裹，警卫班抬着产妇，冲出村子，子弹在后面叫着。年轻的战士轮换着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进了山区，才安生下来。由于生活紧张，营养严重不良，李妈妈分娩后，一点奶水都没有。医生用烧开的山泉水把馍调成糊，喂孩子，都吐了出来。年少老成的警卫班长带过丧母后的弟弟，他在秋后的玉米地里找到老玉米，煮成的浓汁和糊糊，就是孩子满月前的“奶水”。孩子常常饥一顿、饱一顿，营养不良，但很少哭叫，大眼睛一闪一闪地看着母亲，令人痛爱。
老乡送来一只刚产羊羔的母山羊，成了孩子的“奶妈”。谁料想，转移途中母山羊跑了。卫生队任务重，李妈妈只好托地方的同志找了奶妈。送孩子到湖中时，女儿或许已懂得即将离开母亲，一反常态，声嘶力竭地哭闹。尽管难以割舍，李妈妈一咬牙，留下满地哭声，跌跌撞撞地走了。
几个月后，局势有所好转。李妈妈准备去接回女儿时，地方的同志转来噩耗，女儿在渔船上生了天花，渔民联系不上芦苇荡中的区政府，没有药，土方子也无效，孩子在悲哭中夭折。闻听此讯，如五雷轰顶，李妈妈昏死过去。女儿的夭折成为李妈妈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痛。
1946年7月，国民党精锐部队采取“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压缩”的方针，向苏皖边区实行多路进攻。淮北、淮南、苏北、苏中成为全国最先陷入战争的地区之一。鉴于当时的情况，中共中央的意见是“淮北要撤退，握紧拳头，打击敌人，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9月，李妈妈第二个孩子出生在洪泽湖西，老团长小40了，有了大胖儿子，欣喜异常。但，战事吃紧，取名湖西后，就带分区队伍走了。不久，两淮失守。苏皖边区还仅保有涟水等四城。10月、12月，我军与敌整编七十四师遭遇，进行了两次涟水保卫战。
两淮失守后，华中党政机关后勤人员，一路从沭阳方向，向山东撤退；一路由连云港向大连撤退。军队的女同志未接到撤退命令。形势吃紧，华中军区规定卫生部门的每个女军人只能带一个孩子随军行动，余之由组织出面联系地方政府，放在老乡家。
然，此时形势已非两淮失守时。
一方面，随国民党军杀回的地主还乡团猖狂残害共产党员、贫雇农和土改积极份子。林子寻从内部资料中了解到当年东灌沭地区有不少县区乡干部被还乡团杀害了，也有一些人在血腥前，写了自首书。
林子寻清楚地记得1977年经部队批假，他陪母亲去淮阴参加一个老同志的追悼会。会后，母亲五服内的一个半瞎的姑姑睁着浑浊的眼睛，双手摸着他的帽徽、领章、军装和皮鞋，嘴里一直喃喃自语：“真好，真好，再坚持一下就好了，再坚持一下就好了……踉踉跄跄而去。归程中，母亲说这个当年在日伪顽斗争中坚强的女乡长，当丈夫被还乡团点了天灯后，想到年幼的孩子，意志脆弱了，在自首书上签了字。据说，她才签了字一丢丢时间，我地方部队就打来了，还乡团就撤了。这不是命运在开玩笑，历史就是这样无情。还乡团随后公布了自首的名单，1948年整党中，她被开除出党，之后几十年一直处于自责中的她苟活在历次运动中，备尝艰辛，神智早已不清。
林子寻不解地问母亲，她儿子为什么不陪她来呢？
母亲叹了口气说，最不幸的是这个孩子，父亲是烈士，母亲是叛徒。每当参军、招工、上学政审时，都拿他母亲说事，忘了他是烈士子弟，谁都怕担责任。【特注，1978年后，包括林子寻母亲在内的一些孩子父亲生前的战友们联名写信给地委后，事情得到了解决，他被招工了。】
据史料记载，淮海区在1947年中，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先后被国民党军队和反动政权逮捕4800多人，打死1465人，打伤1653人，被迫流离失所逃走他乡469，000多人；同时国民党军队敲诈勒索，征粮逼税，成立反动政权；还乡团进行复田倒租，抢夺群众的财产，强迫群众参加“棍子队”；还造谣说新四军被消灭了，共产党完了。一时，苏北和淮北、淮南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使中间阶层噤若寒蝉，进退失据；不少土改积极份子不敢露面，广大群众也忧心忡忡。
另一方面，慌乱撤退的地方政府留下的少许坚持敌后的工作人员，受托此事，进退维谷。
无奈，部队只好由群工干事出面落实寄养群众。
当时，卫生队内的看护所，除了重伤员外，还有十几名襁褓中和稚气未脱的烈士遗孤。作为卫生队长，李妈妈略一迟疑，第一个上前抱起前不久牺牲在淮安的战友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这就意味着襁褓中的湖西就要寄养在老乡家。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湖西的安危难以预料。在李妈妈的感召下，又有几个遗孤被女军人抱走。
林子寻在李妈妈卧室看过了两张发黄的老照片。一张是湖西的满月照，和他弟弟们的满月照镶在一起，真是亲兄弟啊，都酷似。一张是几个抱着烈士遗孤的女军人坐在草地上的合影。照片上，战争中的女军人，没有摆出做作的poss，都是那天真无邪、灿烂的笑容。
历史被定格在这里，她们还没来得及抱着自己襁褓中的亲生骨肉合个影，就被骡马队催促上路。这成为她们终生的遗憾，和心灵深处的疤痕。
因为，他们再也没见过自己的孩子。
孩子，活着。
但，她们和她们的丈夫们，没有能力领回自己的孩子。
这其中，只有李妈妈在战争中丧失了两个孩子。一个是源于战争的残酷，女儿游走天国，梦中相依；一个是源于人心的丑陋，儿子活在人间，却遥隔天河。
蔡红安对林子寻说：“你们男人难以理解这对母亲心灵伤害的力度有多大。你以为这是贯通伤吗？穿个洞，长上肉，就阴雨天痛吗？不是的，天下的母亲看着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被送走，那是撕心裂肺的痛，是天天痛，时时痛。这种痛只有做过母亲的女人才真正理解。为什么你们男人没有这句口头禅：大家都是男人？那是因为女人在生育上，在孩子培养上，都相互理解。知道吗，呆子。”
群工干事一天后才赶上骡马队。他和李妈妈讲，“村干部领着我们，挨家挨户敲门，来商量寄养这几个孩子。群众人心浮动，有的根本就不开门。跑了几个村子，磨破了嘴皮子，最后只剩下湖西一个了，听说还没100天，都说难养活。一个抗战时的堡垒户大娘，找到一家中农说，你家生了几个，一个都没拉扯起来，这是家里有邪气，老四（新四军）的孩子能镇邪，你就收下这个孩子吧。这户中农讲还乡团就要来了，怕连累自己，我多给了他十块袁大头，他才答应下来。”
1948年12月1日徐州解放。部队先是忙于剿匪，然后参加治理千年水患的淮河。等生活基本安定下来，已是1949年秋天了。当年的群工干事牺牲了，组织上另派人员与地方政府接洽，准备按当年记录下来的地址和农户，在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后，接回几个孩子。
谁料想，除了收留女孩子的那户比较爽快外，收留男孩子的几户中农和上中农，都一口咬定当初讲好是送给他们的，否则他们也不会冒着被还乡团杀头的危险收留下来。两年提心吊胆的日子，才把孩子养到这么大，不能说接走就接走。那点银元早花完了，如果政府一定要抱回，这点补偿费不行，拿20担小麦来换。尤其是收留湖西的那家，听乡干部说是司令员的儿子，就狮子大开口，“没有30担小麦，就不要来嚼蛆捣鬼。”【注：嚼蛆捣鬼，当地方言，意谓：胡说八道。】
旧制一担米为100市斤，2000斤小麦在当时是一大笔钱，供给制下的军人夫妇拿不出这笔钱，就是1952年4月定级为四等二级的老团长夫妇也拿不出这笔钱，只有组织上解决。老团长知道，如果自己开了这个头，还有几家都将由组织拿钱赎人，这在刚开国经济十分困难下，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不能给组织上负重。
【注：1955年评衔的主要依据的级别，绝大多数是根据1952年定级。1954年则是对1952年定的低的，向上提。又，四等二级为副军级。】
问题被提交到常委会上讨论怎么解决。
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已上调。作为军区副司令员的老团长，代司令员，主持工作。
会前，老团长做妻子工作，李妈妈只是哭，哭的两眼血红，一夜不能成寐。
失去孩子，对母亲心灵上造成的创伤，是永远不可能得到弥补的。
早起，李妈妈哽咽的对丈夫说：“算了。”便起身走了。老团长让警卫员远远跟着，怕妻子想不开。一会，警卫员回来说，大姐去了卫生队，在做另几位大姐的工作。
会上，老团长提出反对意见。他说，两千斤小麦要多少钱啊，孩子是私人的，粮食是公家的，刚刚建国，经济十分困难，虽然自己也很想儿子，但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如果同意拿钱赎人，就给组织上添了负担，不能那么做。
李副政委说，供给部还有一些未来得及上缴的黄金，可以用来赎孩子，同时也稳定了军心。
老团长说，军区机关和独立旅近万人还穿着46年的冬装，棉花早已板结，全军又没有统一换装的消息，这笔钱应该让战士们穿的暖暖和和huo，过好建国后的第一个冬天，实实在在地分享到胜利的喜悦。
会议热烈地讨论着。
最后，常委会决定，向上级申请用这些黄金委托加工冬装；给同意接女孩子回来的那户中农给予一定的补偿；继续做那几户中农的工作，商量先打欠条，待今后有条件了再凭条领小麦的方案。
会后，老团长对李副政委说，各军区都存在部队冬装不能御寒的情况，新区和老区不同，家底也不同，可能上级不会批。
李副政委思索了一会说，从1946年自卫战争以来，部队一直在转战，没有休整，湖水、河水使衣服掉了色，汗水浸润把衣服沤烂。有些干部战士发牢骚，土生土长的子弟兵，在家门口，穿的象个叫花子，乡亲们的脸上也挂不住。我看，帽子再坚持坚持，只做鞋和衣服，干部战士一个样，尽量少花钱，我拖一下再报，怎么样？
老团长说，好，上级如果批评，我们俩接着。
李副政委说，我是代书记，我顶不住，你再上。
老团长说，好。
谁料想，这爱兵如子的主持军政工作的代司令、代政委，因为冬装，在1952年初的三反运动中，被工作组负责人秉承上面的意志，无情打击。于历次党内运动的扩大化一样，工作中的失误成为打压同志的口实，抓住一点，攻击其余，无限上纲。最后，逼的李副政委自杀，老团长免职。
几十年后，当年军区的一名干部对林子寻说：司令员、政委那一级，1949年就统一配发了粘呢ni毛领大衣和冬装。他们完全可以拖，拖到1950年8月换装五〇式军服，而不犯错误，在运动中安然无恙。多好的领导啊，他们是为近万人的挨冷受冻受的冤屈。至多是个本位主义，可当年是往死里整，让人寒心啊。”
想得到，那几户中农不同意，对上门的乡干部和群工干事讲：“共产党政策变的快……”“抗战时期的条子，还没兑呢。”
限入僵局。
三反中，常委会先打欠条后补小麦的决定，被工作组负责人上纲为“未来得及实施的老虎行为”。于是，人人自危，无人再提。
破敌大哥说，薪金制后，一位付司令员曾与农户协商，有偿接回儿子，谁料水涨船高，气得老军人军骂“就当老子鸡巴没动过，我老婆肚子没痛过，再生。”
再生，成为他次子的小名，也成为他们记忆的苦痛与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