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意盎然时，老泰山出院了，遵医嘱，每日日光浴半小时，补气养阳。逢林子寻夫妇值班的第一个星期天，林子寻把轮椅折叠放进陆地巡洋舰的后备厢，带岳父母去公园散散心。徜徉尽兴后，在草地上一棵大树下的长椅安营扎寨。湖面上微风吹过，令人心旷神怡。
沐浴后，被推到绿荫下的老泰山兴致很高，和林子寻又谈起昨晚所读的“（２）指挥作风：干部层层下放，靠前指挥，保证每个连以上战斗单位，均有一名上级指挥员在场，以便了解情况，机断专行，鼓舞士气，掌握部队。（３）模范作用：对党绝对忠诚的干部们都是身先士卒，骁勇善战，特别肯打又特别能打。他们身上战伤累累，但都是伤在胸前，因为他们永远都是面对着敌人带队冲锋陷阵。”显然老人又有感要说：“大明，红四的指挥作风，我想还有两点。一个是包座战斗后，主力团队的军师团营都不再设副职，强调主官责任制，这体现了徐帅的治军思想，付手一多，容易扯皮，又浪费人力，不如逐级向下充实，加强指挥能力。一个是刘帅在红军大学，徐帅在实战中都着意培养各级指挥员的战役意识和战术协同意识。我去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时，同学中的红四战友们谈到这一点时，都深有同感。当然，你说的被张国焘突击提拔起来的XXX和XXX，历史上协同意识差，抗上又动不动爆粗口，说明只有战术能力却勉为其难的去指挥一个军，甚至一个兵团也是事实。”
“爸，四野就敢下刀子，肯打又能打的，破格提拔；指挥能力差，抓不住战机的，向下调整。三野至多只是调开，说起来，恃宠而骄也是一种不正之风，惯的。”林子寻说。
“大明，孩子，看问题不能偏激，看人不能求全。我军既有老旅长，老政委这样从抗战时就注意运用哲学理论思考军事问题，又理论联系实际，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战役级指挥员。也确有极少数固步自封，不适应大兵团作战的将军，但不要忘了屹立不倒的军旗，少不了他们身上那一道道伤痕，五星红旗的一角也有他们的鲜血染红。”
午睡后，老泰山唤林子寻：“大明，你总结得很好，让我想起了很多。你总结的第七点和第八点也很好，但我想还少了两点。
【注：七、1929年制定的七条游击战术原则，与主席在井冈山时创造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是英雄所见略同：１）集中作战，分散游击；（２）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３）敌情不明，不与作战；（４）敌进我退，敌退我进；（５）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６）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７）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八、战术特长。鄂豫皖时期，在训练和实战中形成了近战夜战、奔袭奇袭、化装奇袭、围点打援（如苏家埠战役）、大纵深穿插迂回、分割歼敌等战术特长。川陕时期，依据山高路险林深的地势，创造了‘收紧阵地’战法，即，均先经过一个旷日持久的运动性阵地防御阶段，节节抗击敌人，逐次收紧阵地，以最大限度地迟滞、消耗、疲惫敌人。待敌人深入我根据地后方，供应困难，士气沮丧，攻势已到“三而竭”的地步时，再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实施重点突破，纵深迂回，予以包围歼灭之。】
你想想无论在多么艰苦的环境，红四将士那百折不挠的精神，不仅仅是来自作风建设和纪律约束，是不是还源自革命队伍中不是亲人且胜似亲人的革命友爱。
你想想在张国焘路线的干扰下，我们红四仍能消灭那么多敌人，取得那么多胜利，有没有以徐帅为首的一大批军政指挥员对党的忠诚和卓越的指挥能力等因素起了主要作用。我认为是有的。有时间的话，你可以继续挖掘，完善这个命题。
我给你讲个例子，1935年初，我们已占领了白水关，这个由甘南入川的哑口，战略要地，当时胡儿子的部队还远在天水，甘南只有一打即溃的鲁大昌部，这么好的机会不知为什么就放弃了。前些年，看了徐帅的回忆录才知道徐帅提出的创建甘南苏区的战略布局生生被张国焘给毁了。甘南和摩天岭我都去过，徐帅1934年11月提出“川陕甘计划”的战略思想是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先夺取甘南几处垭口，然后背靠摩天岭天堑，巩固几处垭口后，占领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伺机向岷州、天水一带发展，建立起新的根据地。如果这个以甘南为轴的战略布局在1935年开始着手，那西征就不会失败了。中国革命可能就是另一番光景了。大明，人们都关注徐帅的战术能力，红军时期的大兵团指挥能力，却往往忽略了他卓越的战略筹划和布局的能力。”
冷不丁听到老泰山讲到川北的摩天岭，林子寻不由想起前些年在唐家河自然保护区旅游时见到的那些红色遗迹，如‘红花草地’，当时并未在意，今日方知原来是红30军前辈们当年鏖战于此。
作为驴友，林子寻去过自古华山一条道、鬼斧神工的恩施大峡谷和气势磅礴的山西陵川王莽岭。但，位于川陕甘三省交界处的摩天岭，一座百里长的摩天接云、南坡是刀砍斧削般的阻断南北的天然横亘绝壁，还真是没见过，怪不得唐家河的讲解员牛气冲天的说国内唯此一处。
摩天岭，西接岷山山脉【注：岷山北坡下就是沼泽千里的自然屏障——若尔盖大草原】，东接米仓山，米仓山又连大巴山，把个蜀地自川东北到川北、川西北像个铁桶一般，裹了个严严实实。
十三朝帝都的长安（今西安）除东出函谷关，由洛阳入黄淮平原便捷，余（方向）皆不便。尤向南，由汉中入蜀，更难，古人云‘难于上青天’。
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泛指的是由长安翻秦岭、越巴山、涉汉江、渡嘉陵江入蜀的崎岖异常的‘天路’，而非指当时尚处蛮荒的黔路巴水。
为了入蜀，古人在大巴山至摩天岭，这一把蜀地箍的像铁桶似的绝璧深谷中，先利用不多的冲刷型河谷，修出栈道，辟出南北贯通的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和子午道来；又在摩天接云，危峰林立的群山中，由东向西辟出了南北贯通但崎岖异常的米仓道、金牛道和阴平道。
与剑阁、米仓道、金牛道不同，阴平道并非主干道。它道路狭窄陡峭，两侧群山耸峙，数百里荒芜人烟，有“山高如云表，玄鹤尚怯飞”的“邪径”恶名。道上最险恶的地段当属海拔2227米、北坡较缓、南面绝壁的摩天岭，“邪径”就盘缠于摩天岭上。
三国时，在汉军于众河谷垭口、剑门关和金牛道重兵守卫下，邓艾将军才不得已走邪径，从摩天岭绝璧裹毡而下，滚落到今唐家河景区的落衣沟后，率侥幸生存下来的魏军直取江油关，乒临成都灭蜀，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
综上的引经据典，是想说明从军事地理上讲，背靠摩天岭天堑，再控制了战略要地，经营甘南是切实可行的战略设想。
林子寻对笔者说，他又研究了党史和两岸军史，实证了他岳父的嗟叹，若不是自1935年起张国焘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经营甘南的战略布局和战术展开丧失了历史时机，为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留下了隐患，那在富饶的西有草地、南有天险屏障的甘南根据地的支撑下，西征就不会失败了。
据史料：
1935年4月2日，31军4个团和88师攻克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后，胡宗南所部还远在天水、宝鸡一带。蒋介石8日下令胡部开赴川西北阻击红一和红四会师。
4月10日前几天，红31军拿下战略要地白水关【注：三国时，诸葛亮就是由白水关、走武都，“六出（甘肃礼县）祁山”进攻曹魏的】，准备乘胜拿下另一战略要地碧口，从而控制甘南进出。10日，红30军占领青川县城【注：今清溪镇】后，进击摩天岭布防。11日，红30军兵分两路进击屏护碧口的平台山和悬马关。这是在南线解放了嘉陵江、涪陵大片地区后，深谋远虑的徐帅认为居这一地区没有战略依托，“梁园虽好，非久留之地”下，向张国焘提出的收缩南线、集中主力、向北发展、攻取甘南的战略设想和战术的先期展开。
按徐帅的设想，开辟和巩固了甘南【注：今陇南市和甘南州】根据地后，既便于西进迎接红一方面军，也利于两军会合后有了根据地的依靠。
徐帅回忆道：“我打电报左催右催，提议把南边的部队往北集中，迂回碧口，抄胡宗南的后路，进取甘南。但张国焘死活不吭气，叫人干着急。后来他说，那时他正注视中央红军的动向，对西出和北进下不了决心。这样一拖拖了个把月，使我们打胡宗南的计划流产了。”
所以温相先生说：“对于深通兵法的军人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比在战场上被一个全然外行或者半懂不懂的人牵着鼻子走而又不能有任何反抗，更令军人感到屈辱的事情了。”
不懂装懂的张国焘坚持己见，使战机转瞬即逝。
4月中旬，约15日胡宗南部加强碧口防务后，从碧口出发，穿越原始森林后，翻越摩天岭，在大草堂与红30军遭遇，歼敌一个营后，红30军守住了天险隘口。同期，配备给胡宗南部的几个师蜂拥而来，而红四主力仍未集结于北线，迂回碧口包抄胡部的战术动作只好作罢。
4月17日，胡宗南部猛烈反击摩天岭、平台山和悬马关，激战18天后，红四的兵力、弹药、粮草皆告急，不得不放弃进攻碧口的计划，第一次攻取甘南的战略计划无奈放弃。
4月底，红四不得已向西转移，发动土门战役，以图依托康巴，创建川西北根据地，这是一着由外行人张国焘瞎指挥的战略上的著名臭棋，不但使会师后的红军依然没有可图发展的根据地，摆脱不了被追击的窘境，而且偏处一隅，无法承担领导全国抗战的重任。
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决议中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张国焘出席了会议。
同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决议重申了“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出席了会议。
同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对北上战略方针作了进一步肯定和补充：战略目标是以岷川【注：今岷县】为中心的洮河以东地区【注：这同两河口会议提出的以甘南为中心，又北移了几百里。】；确定分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夺取岷州；同时以部分兵力佯攻松潘，造成红军将经松潘入甘南的假象，迷惑胡宗南；《夏洮战役》实现后，依托岷州向川陕甘边发展。
当时胡宗南尚未察觉我军的战略意图，其主力集结于松潘至平武一线，而甘南的敌军兵力薄弱，红军集全军之力实现《夏洮战役》的胜算极大，相较于张国焘的南下或西进，是一个长短相宜的战略布局，既能解决眼前的吃饭问题，又能在红25军、陕北苏区和通南巴游击区的支撑下，迅速形成在西北和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
可是在包座战斗胜利、我军已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形势对我极为有利的历史关键时刻，野心膨胀的张国焘又一次反对中央的战略方针，命令左路军回师，执行他的南下计划，布局甘南的战略机会就这样被张国焘第二次毁了。
随后的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之所以决定直奔陕北，那是因为没有本钱经略甘南了，不足8000人马怎能独立完成《夏洮战役》。
1936年秋，红二和红四占领甘南后又放弃，去会宁会师，是中央政治局和主席对国际、国内形势的以变应变，因为经略川陕甘边的最好战略时机，已时不我待，早已失去。
林子寻对作者说，他以前不了解军史，不晓得张国焘的政治野心对中国革命对红军的伤害有多大。今天明白了，这狗日的，的确是中国革命的罪人，不可饶恕。尤其是2019年由兰州乘兰渝线高铁在哈达铺下车，去媲美九寨沟的官鹅沟旅游，看到那巍峨不绝的群山时；再由哈达铺乘高铁，沿白龙江，一路看到塞上江南的富饶和高耸入云见不到顶的摩天岭时；在陇南市【注：民国的武都县】停车，看到那八个大字“秦陇锁钥，巴蜀咽喉”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