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寻听了老泰山讲哥哥政委的故事后，就开始从姑姑和父亲那里打听大伯的事。无奈，斯人负笈去，弟妹皆幼时。林子寻只能从他/她转述爷爷的话迹中，构成一个粗粗的车辙印来。
大伯，辛亥年（1911年）出生，天资聪颖，4岁识字，6岁开蒙（入族塾），被爷爷灌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和横渠先生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宋代以后，中国知识份子共同的目标取向。
大伯，10岁进县里的新式小学读书，13岁考取金陵城内的国立一中【注：今南京一中】。初时住校，不久因校方限制看杂书，便自行主张，住到自家的商号里。
父亲说，他是在爷爷的耳提面命中，从大伯留下的那一书柜的藏书中，开始了解这个世界，同时认识哥哥的。
父亲记得，最早能看得下去的是梁任公先生于1901年写的科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
头一次听说大文豪梁启超先生还写过小说，而且是科幻的，林子寻不免好奇地问道，“梁先生那么早就仙逝了，他怎么幻想新中国呢？”
父亲只记得这本书写的是中国应通过改革而不是革命来实现民主共和，通过几十年的维新变法，在一个党的领导下，在本世纪中叶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成为世界强国，在上海开办了世博会。
“殊途同归呢，梁先生真厉害！”林子寻笑道。
“不要苛求于前人，每一代人都有（认识上的）局限性。”父亲善诱地说。
“爸，爷爷留下的那幅已裱不起来的长联，也是出自梁先生的名作《中国少年说》。”林子寻说。
“那是你大伯的手书。”父亲说。
林子寻一番折腾，找出那幅长联来。难怪岳父讲大伯的字写的好，长联蝇头小楷，字正端方，风骨遒劲。几十年过去了，不愧是古徽墨歙砚，字迹仍然清晰，墨色依然鲜亮。
“书柜里应该有一本严复先生翻译的《天演论》，你大伯在封内手抄了陈独秀先生的一首诗《告少年》。”
“我来找”林子寻兴趣来了。
“爸，大伯看来在南京一中学的也是英语，你看，这本是《乌托邦》，这本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这还有一本，是《一个反抗者的话》。”
“那是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你看看那本英国人写的游记《现代乌托邦》还在不在。”
“爸，大伯的书，你都看过？”
“上边中前看过一些，当时专挑有图画的看，有的内容，到部队后才慢慢理解了。理解后，感到搭上你大伯的脉了。”
“大伯的什么脉？”
“对民族命运的拳拳之心，对故土山河的兹兹之念，对国富民强的殷殷之望。”
应该是书籍打开了大伯的视角，他想考庚子赔款生，去西洋学习，以报效国家，这获得了爷爷的支持。爷爷一直看好大伯，认为孺子可教也。爷爷在信中引用了曾文正公的一段话：“大抵乱世之所以弥乱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让，小人愈妄。”大白话就是一般来说乱世之所以更乱的，必有两种前兆，其一黑白不分；其二是君子越来越客气，小人越来越猖狂。爷爷说，这种世道，生灵塗炭，民不聊生，出洋学些真本领，为有志少年之佳径。且，特为表注，即使考不上，家里出资也供你去（西洋留学）。
没过多久“五卅惨案”发生。在同学的影响下，一心报考留学生、钻在书斋中的大伯，被拉进了游行队伍。后，又随同乡会组织的声援五卅运动团去了上海。
伟大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期间，上海大学的师生不仅领导着这场运动，也战斗在第一线，在南京路上举旗子、撒传单、与巡捕房斗争。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集中了众多共产党员，成为中共早期在上海一个重要活动据点，时有“武有黄埔，文有上大”之誉。
上大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为宗旨，从1922年秋到1927年春，培养了近两千名人才，并为黄埔军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学输送了一大批学生。
在上大的“大学部”、“专门部”、“中学部”走出的学生中，很多都是上个世纪的风云人物，如：
革命烈士：关向应、许继慎、博古、顾作霖、何挺颖、……；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赓、王稼祥、杨尚昆、张琴秋、匡亚明、彭明治、李伯钊、……；
革命文艺战线：丁玲、阳翰笙、袁牧之……；
学问大家：施蛰存、谭其骧、罗尔纲、戴望舒……；
四人帮：康生、陈伯达、曹秩欧；
共产党叛徒：王明、蔡孝乾、徐梦秋；
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
国民党将领：邱清泉（邱疯子）……；
……。
从学生的出类拔萃，可推知老师的群星闪耀。应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上大，名师云集，仅，中共，就有历届中央委员出任老师。
以社会学系为例，系主任是中共四大的五人中央局成员之一的瞿秋白烈士；出任专职教授的，先后就有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三大的中央候补委员李汉俊；中共四大的五人中央局成员之一的蔡和森烈士；中共五大的36名代表中的蔡和森、瞿秋白、任弼时、邓中夏、张太雷、恽代英等烈士；中共六大四届补选的中央委员沈泽民烈士；中共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的萧楚女烈士和青年团中央第一任书记施存统【注：作曲家施光南之父】，和左翼作家蒋光慈烈士。
在上海街头，大伯第一次聆听了沈泽民先生的激情演讲；在上海大学中学部，大伯从新朋友处看到了上大学生何秉彝烈士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上的长诗，诗中“尽我这残生，继你的素志，为革命而战。”让他热血沸腾；大伯和同学们在上海逗留了数日，去上大中学部听教导主任候绍裘烈士的课。
上海之行震醒了大伯，他意识到，这个社会不进行彻底改造，无论是工业救国还是农村实验运动，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这为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日后成为一个以推翻旧世界为己任的革命者，奠定了思辩基础。
回到南京，大伯就在家书中谈到他要去上海，读上大，因为“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1926年春，大伯考取了上大中学部的高中班。
在上大，课余时间阅读的《唯物史观》、《共产主义ABC》、《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中国青年》等书刊，以及李大钊、鲁迅、邹韬奋等人的文章，使大伯犹如在漫漫黑夜中，见到了灯塔，深感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
《毛泽东的阅读史》一文：“五四时期为新思潮推波助澜的风云人物，都是一色的知识分子，正是这些原本以读书为业的人，通过阅读和相应的实践，分别选择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未来道路，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中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家人不知大伯的消息，忧心忡忡。爷爷去上大新校址寻侄，方知被蒋介石称为赤色大本营的上大已被查封，儿子不知下落。
秋日，奶奶看到信封上那熟悉的大儿子笔迹时，不由得哭了起来。
大伯在家书中报了平安。后来，方知他在四·一二次日的游行中险些被捕，在老师的带领下，躲在了租界。信中，大伯为躲避国民党的邮政检查，用隐晦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志向：“我眼见这个社会中，多少人杰在尘世中飘零落寞，多少美玉沉沦在污泥浊水中。在逐梦青春的道路上，坎坷总是无处不在。近来买卖的失手，不会让我退却，那是因为我终于在大海上看到了灯塔。虽然我还有些幼稚，但我的前面，十二月党人、九日女王简和普罗米修斯，不都是从幼稚开始的吗？！苏东坡云：报国之心，死而后已。儿，此立志国民革命、民族救亡。【注：国民党直至2013年十九大修正的章程，仍自表“是一个领导国民革命”的政党。这里提国民革命，看来是为了躲避国民党中统的邮政检查。】古语云：‘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恕儿不能忠孝两全，望双亲保重。”
爷爷按信址回了信。信中说，孔夫子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大白话就是做个孝子是对人的最低要求，为国做出了大事业，才为至孝。爷爷是在告诉大伯，你若认为你是在做救国救民的大事，那就去做，那就是大孝。
抚今追昔，当初最早跟随孙中山革命的仁人志士中，多数是满清统治下的富家子或官宦亲属；中国共产党开山的第一代人中，多数是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的富二代和官二代。
历史实证，这些“先醒”的官宦子弟和富家子弟中的绝大多数，为积贫积弱的国家富强；为苦难深重的民族的自由和复兴；为创建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放弃了锦衣玉食；放弃了功名利禄；放弃了父辈给他/她们积筑的“美好前程”；只，一心为将心中的理想化为现实，而义无反顾、冲锋在前；而上下探索，永不停歇地寻找达到理想的途径和方法。在抛头颅洒热血前，正如雨花台烈士展览馆展板所言：“大多出身富贵的雨花英烈们牺牲前，或受尽酷刑折磨，或被许诺高官厚禄、荣华富贵，或以人生之道、夫妻之情来软化，或以一念之差、生死永别来恐吓，但他们都毅然选择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信仰，始终保有信念与忠诚，以彻底的牺牲践行自己的初心，”没有丝毫犹疑，因为为了主义献身是他/她们的荣耀。李大钊先辈有文：“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
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抚今追昔，往圣后世，在不忘初心而为信仰献身上，一群人能做到光风霁月的，绝大概率上，也只有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了。
中央党校教授洪向华说：“有一个数据大概是这样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组织部进行了党员统计，党员有400万，但是统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革命过程当中牺牲的有名有姓的中国共产党员大约有380万人左右。”正是靠广大中共员和革命将士的浴血奋战，才在1949年10月1日敲响了旧中国的丧钟；鸣响了古老中国迈进世界民族之林的隆隆炮声。
今日看来，他/他们身上洋溢着的理想主义精神，仍然令人感奋不已。
今日看来，为在本世纪中期，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民族仍然要提倡这种大无畏的理想主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