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批准岳父离职休养后，他选择和两个女儿一个城市，进了干休所。两个女儿，一人一个月值班时，林子寻就陪老泰山天南海北地闲扯，让老顽童散散心。
一次，在岳父的作战室里，林子寻看到岳父刚刚整理好的不同时期牺牲和病故战友的照片墙上，置于首位的是大伯伯，照片还是林子寻从爷爷的遗物中翻出来的，是大伯伯去上海大学中学部时的入学照。照片上，大伯伯青涩束发，目光炯炯，一脸英气。林子寻挑起话头，岳父就满怀深情地讲起了他的“哥哥政委”：
“人老了，有时一闭眼就看到了牺牲的战友，有的模糊了，但你大伯还是很清晰，看见你父亲，我就想起他，没有你大伯，我活不到大巴山。
我是在苏家埠大捷后参加的红军，那是1932年5月，我刚刚15岁，分在‘老三团’，当时也叫‘老30团’，红10师30团，团政委是詹才芳，詹裁缝，我们红安街上的。我记得陈锡联那年（岁数）也不大，在特务连当指导员，王必成是9连指导员，杜义德是3营政委，还有上次你见到来家（里）的你方（子翼）伯伯是团里的青年干事，好像大我一年。”
“团长是谁？我记不得了，当时首长换的很快，我们红四历来讲究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作战中干部伤亡大，张国焘搞肃反又很历害，虽说老三团在大别山威名远扬，可创下赫赫战功的团营连级干部三天两头换。”
有文载：1931年10月，30团1营长王宏坤奉命来到军部。军长徐向前神情肃然，仿佛不愿多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简约地对王宏坤说：“现在你当团长。”王宏坤迟疑了一下说：“军长，我还是当我的营长好啊……”徐向前挥挥手打断他：“现在只有你当了。”到了团部，他才明白了“现在只有你当了！”这句痛彻肺腑的话！团长，政委，政治处主任全都杀掉了，3个营长只剩下了王宏坤一个幸存者，10个连长只剩一个了，30团可是红十军最强最硬的主力团啊！
“为什么？都被保卫局说成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托派，杀了呗。来不及杀的，大干部被捆到方面军随军劳改队；营以下干部和战士就被专门组成一个队，每人只发十发子弹，可打仗时，又要冲在前，撤退在后，所以进了这个队，不是被自己人砍头，就是被敌人打死。这么搞，干部能不奇缺吗，你大伯是在我之前来的‘老三团’，是从总部来我们团任副政委的，来后不久你大伯就主动要求兼了我们一营政委。那年他也就21岁，个子比你爸爸高不少，白白净净的，一副娃娃脸，尤其是那双明亮的眼睛，让人忘不了”
林子寻想起切·格瓦拉那张著名的肖像照：一脸浓须，头戴五星贝雷帽，长发在风中飘荡，目光坚毅而深邃地凝视远方，眸子里充满革命的理想、反叛与热情。不由得问道“我大伯那双明亮的眼睛是不是放出近乎宗教般的热情与纯净？！”
“是的，甘政委、吴参谋长他们几个文化人都是这样的眼神。不过，你大伯最年轻，口袋上别了两支钢笔，符合保卫局的坏人标准。”
“别了两支钢笔还没被张国焘抓起来？”
“当时有种说法，保卫局审查过的人都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你大伯又是随沈（泽民）书记来大别山的，是党可以放心的人，自然他就可以公开别两支钢笔而不用害怕了。”
“你大伯是上海的中学生，写得一手好字，原来在总部搞宣传，他说打仗痛快，主动要求到第一线。战场上，他是喊着乌拉带头冲锋的。”
“不是你大伯到了一营，我才见到他。我是到团里送报告，第一次见他的。山里的孩子没见过世面，那天我怯声声地喊了一声报告，你大伯可能听出是小孩子的声音，就故意大声对团长说，打了胜仗，老红军战士都高兴得不成，声音变的尖尖的，成了女伢子喏。我在门外扑哧一声笑了，就不紧张了。你大伯摸着我的头，亲切地问我，小鬼，叫什么名字？我说，报告首长，我叫蔡三福。你大伯说，幸福等不来，要靠斗爭，福娃子，我给你改个名字，好吗？叫虎娃子，蔡山虎，红军队伍里一个冲锋陷阵的小老虎好吗。从那以后，我就是虎娃子了。”
“第二次见你大伯，也不是在营里。还是那天，我拿到团司令部的收条准备回营里时，在红安街上看到一个村子里的小伙伴，他们在团直属队学兵连，拉着我逛街。也凑巧，我看到你大伯带着警卫员走来，刚想躲起来，来不及了，你大伯走过来很严厉地说，虎娃子，你怎么还不回部队，在街上闲逛？！我嗫嚅地说不出话来。你大伯摸着我的头，语气和缓地说，是战士了，不能再贪玩了，赶快回部队复命，今后要遵守纪律，记得了吗！记得了，我敬了个礼，又转过头来朝小伙伴伸了下舌头，就蹦蹦跳蹦回部队去了。”
“对，第三次见你大伯，是在营里了，营部一共七八个小鬼，通信员和卫生员，那时我们红四有规定，每个红军战士必须学会500个字，你大伯一来，就抓我们文化学习，唱歌识字。”
“唱一个？好，唱一个你大伯教我们的《土地革命歌》。”
林子寻耳边响起老泰山那五音不全，但咬牙切齿唱出的“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和劣绅，和劣绅；我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分田地，分田地。”
“你说这是‘北伐军军歌’的调子，对！在祝捷大会上，你大伯和几位一起来大别山的文化人，比如我们师里的吴参谋长，就登台唱了这支歌，那是我头一次听到这么有劲的歌。”
“瓜娃子，你熟悉的。”
林子寻点点头，瓜娃子是几年前去世的罗伯伯，岳父的发小，老三团一营的通信员。这一年来，岳父常常提起他，追忆逝去的荣光与伤痛。
“瓜娃子比我还小，原来在团部看护（伤员）班，常尿炕，你大伯就夜夜起来唤他，有天夜里他糊哩糊塗尿了你大伯一身，你大伯不恼，还帮他涮洗，瓜娃子就开始叫你大伯“哥哥”，又随他来了一营，从此‘哥哥政委’就叫开了。”
“你大伯文武双全，他上文化课，非常生动，团里上上下下都喜欢听。比如窮字，就是弓着身子住在洞里的人，洞里什么也没有，这个什么也没有的人就是穷人。他就启发大家，为什么穷人一年四季辛苦流汗，还是穷呢？……瓜娃子读过一年私塾，比我爱学习，我参加革命前，一天书也没读过，坐不住，就是喜欢摆弄枪。我们班长就吓唬我说，政委说了，虎娃子再坐不住，不好好识字，就开他的斗争会。那时政治保卫局可忙了，AB团和肃反扩大化像蚂蝗一样吸红军的血，大家一看到特派员，就想到那句顺口溜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就都躲得远远的。保卫局要开你的斗争会，成了一句诅咒。我一听要开斗争会，搞不好要被砍脑壳了，吓坏了，从此就不是猴子屁股了。实际上，你大伯很和蔼，你大伯常和我们唠家常，从日常琐事中，看出问题，再给我们讲革命道理。我们也从他的只言片语中知道了他家旁边有一条柴米河，这条河留给他很多儿时的记忆。你大伯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你爷爷奶奶的照片一直在他上衣的口袋中，你奶奶给他亲手缝的红肚兜，他一直不离身穿着。”
“开心的日子没多久，老蒋就对大别山（根据地）进行了第四次围剿。8月份，我们2万多人在七里坪面对国民党中央军嫡系的卫立煌、陈继承部8万多人，展开了一场血战。那是我们几个小鬼第一次参加战斗，说实话，当时心里怕，中央军里有特等射手，专打我们的干部和机枪手，看到营长倒在身边，我紧张得手都发抖，抓不住枪。你大伯就摸着我的头，说不怕，不怕，过了今天就好了。第二天早上一看，尸积如山啊！情势不利于我，我们师甘政委光着膀子，喊着共产党员跟我冲，提着捷克式轻机枪带头冲，你大伯和师团里的干部们都光着膀子，上着刺刀，和战士们与中央军肉博，一个冲锋回来就少了一些战友。”
“啊，师政委都上第一线了，为什么？”林子寻忍不住说道。
“为什么？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呗。张国焘将文化人都列为重点审查对象，说他们是改组派、第三党和托派的预备队，搞得文化人人人自危。那时我们红四有句话是肃反后打仗，一定打胜仗。”
“为什么？宁可战死，也不让自己人砍脑壳呗，受了冤屈的干部战士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在战斗中会异常英勇，让敌人胆寒。我们师吴参谋长，安徽人，黄埔一期的，高度近视，路走快了都不行，师长不让他冲锋，他急得不得了，说怎么向党证明我的忠诚，我的忠诚呢。”
时任红四方面军红12师师长的陈赓大将曾说过：“七里坪之战【注：军史上又称柳林河血战】，比任何一次内战更为猛烈，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程度也毫不逊色。”；
徐帅在回忆录里说，他一生打过无数仗，但柳林河这一战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从未见过的，打得昏天黑地。
军史上说，大战一展开，双方反复争夺各个阵地，面对4倍于我的中央军嫡系，红军没有一支预备队，所有能投入战斗的力量都用上了。双方彻夜拼杀，肉博10余次，战斗空前残酷，血流成河，尸积如山。打到第二天中午，红四方面军虽毙、伤敌3300余人，但自身伤亡约2000人，却俱是精锐，这是一场正面进攻的消耗战，红军以短击长，得不偿失，陷入被动，无奈转移皖西。
1932年10月9日在大别山门户的河口镇，徐向前、陈赓和蔡申熙三位黄埔一期生指挥的3万余名红军，和胡宗南、俞济时率领的天下第一师等黄埔系蒋军主力又进行了一场硬碰硬的恶战，两军反复实施梯队式冲锋、肉博。在弹药和粮食均已耗尽下，红四方面军主力被压缩在方圆仅几十里的狭小区域，陷入困境。
这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漫延体现，是张国焘积极执行王明路线、盲目乐观、错误估计形势、独断专行，导致与敌拼消耗的恶果。导致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张国焘亲自主持的大肃反，军民被杀了万余人，以致人心惶惶，莫衷一是，使红军的战斗力大为下降。
无奈，2日后，1932年10月11日深夜，伤痕累累的红四方面军2万余人杀开一条血路，向西而行。两个多月里，跨过平汉铁路，血战漫川关，于汉中两过秦岭，强渡汉水后，翻过大巴山，转战三千里，1万5千余人进入川东北。
“突围前，师里动员年老体弱的回家。营里小鬼中，我和瓜娃子长的又瘦又小，体质很弱，被列为回家对象。我和瓜娃子已无家可归，听说村子已被白狗子烧了，父亲吊死在村上，母亲下落不明，我们要求跟着队伍走，未被批准。没办法，含泪打背包准备离队时，你大伯看见了，说瓜娃子，哭什么？瓜娃子就抱着你大伯的腿，边哭边说。你大伯就去和营长说，留下吧，不行，我们一人负责一个。可是一路到川北，我们两个给他们添了多大累赘。”
林子寻记得父亲有一次和母亲开玩笑说，你那个年纪，幸好是县大队，要是在主力，至少要有一个骨干战士耽搁在你身上。打起仗来，真是一个拖累。一向争强好胜的母亲，破天荒的没有反唇相讥。
林子寻记得，当时问岳父：“爸，为什么你已看到肃反是拿自己人开刀，搞不好要被砍脑壳，还非要跟着部队走，是信仰吗？”
岳父想也没想，说：“么子信仰，那是扯淡，大字不识几个，共产主义ABC和国民党空投的劝降书，哪个红军战士能看懂？！只知道共产党给穷人分田，跟着队伍好歹有饭吃，回老家也还是饿死，想法就是跟紧了别掉队。在漫川关，还是差点叫敌人包了饺子，多少战友牺牲了，不是他们，我哪能活到今天。当时，我们红10师打阻击，撤出时，沿途多少战友的尸身还未凉。鲜血浸染的小路上，是一串串血脚印，队伍中都是血鞋、伤兵。到了丹江，那个水凉啊，寒人心骨。洗掉脚上的血水，才发现从皖西一路走来，我脚上的泡早已溃烂。丹江上的“七十二道脚不干”，其实岂止72道呢，来来回回地蹚水，赤脚草鞋终日在冰冷的水中浸泡，踩在硌脚的大大小小石头上，寒风一吹，大家的腿脚上都是大片皱裂出血，走起路来痛啊。你大伯见我的脚淌着脓血，硬是背着我走出了“七十二道脚不干”啊，他一脚一滑，身体一歪一斜，满脚皱裂，脸上却始终带着笑意，宣传鼓动着部队的情绪。”
“士气不高？能高吗？根据地没了，被敌人追着屁股打，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就这样了，刚来的团特派员还在唱高调，说张主席是工人运动的领袖、中央代表，我们是在大踏步后退，要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你大伯背着我反驳他，向忠发和顾顺章不也是工人运动的领袖吗，马恩也没有说过工人领袖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化身。特派员说，你诬蔑张主席，是托派。你大伯讥笑他说，路窄石头多，你不把脚‘托’高点，当心掉下去。”
“是啊，是在爬秦岭了。为了甩掉从大路打着火把追来的胡儿子【注：指蒋军，胡宗南部】，我们走的是没有人家的高寒区，老君岭。一条两尺宽的羊肠小道，一侧是峭壁，一侧是深壑，险呢。你大伯和营长把绳子绑在我们剩下的3个小鬼的腰上，他们一前一后，拽着绳子，防止大风把我们吹下崖去。长时间的行军，大多数人的脚都磨烂了，淌着脓血，有的人连鞋子也不能穿了，只能缠上几块破布赶路。老兵都知道，烂脚不算病，行军要老命。偏偏我们这支磨烂了双脚的部队，为了甩掉敌人，还要以最快的速度在崎岖的山道上快行。兄弟部队留下的是一条血路，我们再将它染深映红。最惨的是眼见重伤员们为了不拖累部队，一个接一个地翻下马背，滚下深渊而束手无策。”
看岳父语音哽咽，眼脸低垂，林子寻赶紧海马区搜索，说时迟那时快，故作憋不住，大笑起来：“爸，听说你们当年爬秦岭，遭遇了黄金雨，是真的不？”
“又是那个给裸气（红安土话，瞎说）。”岳父不快了。
“罗伯伯以前说的。”
“么罗儿”老泰山突然意识到发小已去了，沉默了一会，“那时真是太饿了，一根肠子通到底，大家肚子都咕噜咕噜响个不停，看见野核桃树，全军人人都放开了吃。这东西油大，天又冷，喝的又是溪水，就都拉肚子了。那个羊肠子路，喔屎（红安土话，大便）也没有个地方，爬在高处的，憋不住了，就順裤腿往下流，下面的就倒了霉了，瓜娃子脸上被溅到了，他就喊这是那个罗儿（湖北省骂）吗！？话还没说完，他又向下面喊，下面的小心啊，我肚子坏了，喔了。”老泰山也忍不住了，大笑。“那个场面真热闹啊，骂的、笑的，大家的心情反倒好了。到了小河口，那个洗啊，瓜娃子洗了十几遍脸，你大伯逗他，说他还是臭，瓜娃子急得哭了起来。那场面就像昨天似的。”老泰山沉浸在回忆中。
“爸，那你们还甩掉胡儿子了”
“甩掉了，不容易的。我们先向西翻过秦岭，又向东再翻过秦岭，胡宗南的部队哪受得了这个苦，就被撂在秦川了，这样我们才能在小河口那个地方休整了一天。我记得，路过红73师师部时，你大伯去看了一下他师母【注：张琴秋前辈，时任红73师政治部主任，师长是王树声大将。】路上，他和营长讲，我老师没来，他身体那个情况，皖西环境那么恶劣，叫人忧心忡忡。你大伯对他老师感情很深，他说1931年春老师和师母扮成巨商夫妇，吴参谋长扮成帐房先生，他们十几个年轻人扮成伙计，秘密到的大别山。”
那时在上海开展抗日救亡学生运动的张老司令曾说，当时若没有党内高层，如总理开的介绍信证明，一般自行去苏区的青年学生，都下落不明，因为恰如徐帅在回忆录中说的，肃反的三大对象之一就是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
可以想见，国统区来的，又别着钢笔，按张国焘的逻辑，不是AB团就是反革命。“什么，还戴眼镜，那就是特务喏，还犹豫什么，砍脑壳。”
岳父说，那时政治保卫局可忙了，AB团和肃反扩大化像蚂蝗一样吸红军的血，大家一看到特派员，都躲得远远的，保卫局要开你的斗争会，成了一句诅咒。
有文载，那时，红四方面军中有一句顺口溜，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保卫工作的干部都是自己在部队中选拔培训，提升任命，不经过同级的政治机关。保卫人员的符号和标志也是特殊的，不仅戴绿底红边的领章，而且胸前还戴一枚用锡铁皮【注：个别的用银子】做的长30毫米、宽10毫米，刻有三个俄文字母的胸章【注：这种领章和胸章佩戴一年后即停止使用了】。这种组织形式和装束，确实使保卫人员权力过大，有可能产生某种脱离党组织和群众的特殊化、神秘化的倾向。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沈泽民烈士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最早的50名党员之一和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任命的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在张国焘到大别山后，改任中央分局副书记。
据郭述申前辈回忆，沈泽民很快认清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并对扩大化的肃反产生了犹豫和怀疑。当时在苏区真正敢于当面批评张国焘并与之斗争的只有沈泽民一人。
在红四撤离大别山后，作为当时留在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他没有惊慌失措，而是襟怀坦白，承认目前危局是路线差错和一贯的脱离群众所造成的，这其中也有他的责任。他迅速作出了转变斗爭方针、进行游击战争的决定，重建了红二十五军等革命武装，和国民党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说“一定要以万死的精神，实现党的斗爭方针的转变，去争取革命胜利！”
重病缠身的他，因没有医疗条件，1933年底，年仅33岁病逝于白色恐怖中的大别山。
“休整中，上级来作了动员，说到川东北去建立根据地。第二天红10师就随徐帅向东南运动，我们红30团是前卫，到了汉水边，找不到桥也找不到船，汉水已结了一层薄冰，全师就随徐帅趟冰过河。我们营部的七八个小鬼，一路走来，到汉水就只剩下我和瓜娃子了。你大伯背着我，营长背着瓜娃子。看到冰碴子把他们的腿都划破了，我和瓜娃子坚决要求自己趟汉水，一沾水，针扎刀割，瑟瑟发抖，回眼看，战友们的眉毛上都结着银花。没有酒，没有姜汤，上了岸就只有跑，跑了好远，直到出了汗，才停下来。”
林子寻在研究所时，因为业务问题，不得不到七机部驻陝西省安康市的一个机构去。火车过了十堰，全是大山、隧道，绵延不绝；到了安康，向西向南望，仍是高山叠嶂。
林子寻不由问道，那是要过大巴山了。
“是啊，没有任何供给准备下，要翻越‘三七二百一十里’的大巴山了，那是我们红四翻越的第一座雪山。”
“不错，你没听错，是三七二百一十里，上山七十里，下山七十里，在山顶横走七十里。”
汉中盆地与巴蜀之间，有大巴山脉横阻。
大巴山脉中的一段，名叫米仓山，又称大巴山、小巴山。危峰林立，层峦叠嶂，山坡陡峻，攀登艰难。
穿越米仓山的道路，汉唐时有大巴路、小巴路之分，但一般通称米仓道。
米仓道是陝西汉中通往川东北、巴中等地区的必经之路，也称米仓古道，分为东段、南段、北段和西段。《辞海》1979年版云：“米仓道，在今陝西省南郑县南，位于川陝交界，东与大巴山相连。自南郑经此山为入蜀要道，路皆险峻，古称米仓道。古代用兵，自陝入蜀，多出此道。”
当时，红四方面军要进入川东北，有3条路径。
米仓古道和官道的地势都较平缓，但中途多处都有陕军和民团驻守。
米仓道北段是民间往来的崎岖小路，虽只有二百一十里，险居岩侧，地势刀削，陡临深渊，崎岖幽径，人迹罕至，野兽出没其间，且年久失修，极难通行，当地人称“雄鹰双展翅，难过巴山顶。”《太平广记》引《玉堂闲话》记：“其绝顶谓之孤云、两角。彼中谚云：孤云、两角，去天一握。”极言其山高路险之状。”明代时，有诗云：溪山曲尽难名巧，方信苍苍造化神，鸟道依稀天上路，林居仿佛画中人。”
1932年12月隆冬，大雪封山之季，红四方面军19日晨沿米仓道北段入川。部队从陝西省西乡县的钟家沟经天池寺、核桃树翻越巴山。红军此时已连续转战三千里，体力消耗已近极限。
方子翼前辈回忆说，“李白在《蜀道难》中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果然不假，一接近山麓，只见一条羊肠小道，被荆棘掩没；加上厚雪遮盖，若隐若现，虽经前卫部队数千人马践踏，但仍然径窄凹凸，陡坡处需攀拔而上，不如秦岭，真有登天的味道。由于山中的气候恶劣，风雷交加，地形复杂，坡陡路滑，加上红军战士的疲劳虚弱，脚上又无防滑工具，许多人在山中跌伤，有的人跌倒后爬不起来。我们一连的号兵小刘，迈一道小沟，因力气不足，脚不到位，摔在沟中，当即身亡。为了创立新的根据地，指战员们爬冰卧雪，昼夜兼程，整整走了两天一夜，下到了巴山南麓，抵达川北通江县的两河口。
2019年8月，作者用百度地图，按当年红四入川的路线，从陝西省西乡县的钟家沟到四川省通江县的两河口乡，步行为146.2公里，用时34小时，这走的是公路和乡路；驾车则由陝西省镇巴县绕行，避过米仓山险峻，至两河口乡，为187公里，5小时。
近九十年前，红四方面军在巴山的两天一夜是怎么渡过的？
岳父继续说给林子寻听：“都是厚雪遮住的羊肠子路，弯弯曲曲，到处都是蒿草、荆棘。从上山起，棉桃大的雪花打的睁不开眼睛，戴着毡帽、礼帽的好一些，绝大多数带着黑色八角帽的，都眯缝着眼，深一脚浅一脚，颠颠跛跛往前移，积雪越来越深，从脚面渐渐没及腿肚，滑的难走。渐渐地，雪花变成了冰雹，伴随着狂暴的山风，个个被打的鼻青脸肿。后来，按师里传令兵讲的先遣团的办法，听到刺耳的呼啸声，就趴在雪地上不动，等风过去，爬起来再走，果然好多了。
爬巴山，仍是你大伯背着我，营长背着瓜娃子，越向上，空气就越稀薄，背着人，气就更不够用了，看见他们脸憋的铁青，我和瓜娃子闹着下来，于是用一根绳子系在我们四个人腰间，一步一滑地向上爬。离山顶不远是最难走的，上面是又高又陡的峭壁，下面是深不见底的山涧，人和牲口掉下去，连声音都听不到。有两次，在稻草铺的陡坡上，我和瓜娃子也踩不住，向下滑，你大伯和营长就坐在地上拽着绳子不放，他们两手勒的都是血。
夜里，在风雪乱叫的山顶宿营，我们挖了一个一人多深的雪坑，按我们红四的传统，背靠背地坐下，年纪小的在里面，年纪大的在外圈。头上顶着破烂被子、毯子、五颜六色的夹袄。然后，炒米拌上雪，就着风，一口一口吞下去。越吃身上越冷，浑身发颤，上下牙齿打架。背着稻草行军的战友们就把剩下的稻草集中起来，放在里圈，烧火取暖，身上感觉稍好一些了。可，天亮了，坐在外圈的战友们，眉毛上掛着银霜，任我们摇，也醒不过来了，都僵了，他们用身上最后一点余热，温暖了我们。”
林子寻对作者说，他岳父说不下去了，老泪纵横。这个战场上能连砍几个鬼子的猛将，迈入暮年后，忆起往日战友，常常不能自己。
一幅画面定格在作者的脑海里：蜿蜒数百里大巴山，峰恋叠嶂，冰封雪飘。晨曦初起，皚皚白雪中，几十名衣衫褴褛、面色青黄的红军战士，单衣，呈现同心圆，坐在雪中。红小鬼们摇着外面两圈已歪倒气绝的战友们，泪水冻在脸上。
在林子寻的撺掇下，几日后，岳父又接着讲：“营长那早，也冻死了。你大伯手脚也冻着了，我和瓜娃子拼命用雪揉，快出发了，你大伯手脚才有了知觉。到了通南巴【注：即川北的通江、南江和巴中】，刚站稳脚没多久，张国焘又开始肃反了。记得是1933年一转春，师里的吴参谋长就被保卫局以莫须有罪名杀了【注：吴展前辈，黄埔一期，安徽省舒城人，红10师参谋长，建国后，中共中央给予平反昭雪。】。你大伯又听说他师母被突然贬为县委书记后，就对我和瓜娃子说，快了，保卫局快来抓我了，革命者就是殉道者，要革命就要准备被杀头，不光被敌人杀，而且可能被自己人杀，你们不要因为我们的牺牲就怀疑我们的事业，革命一定会胜利。【注：1933年春，张国焘开始秋后算账，先后杀害了在小河口会议上对他进行尖锐批评的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等前辈，将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贬为刚成立的红江县县委书记】我是眼睁睁看着保卫局把你大伯抓走的，说他是改组派、托派，你大伯毫不畏惧，据理反驳，那之后就没消息了。陈锡联就从特务连到我们一营来当了营政委，7月提他为团政委后，王必成伤愈归来做了我们营政委。
唉，到了通南巴，总部就要你大伯回去，那时宣红、扩红任务重，他如果回去，可能就不会被抓了，总部还是需要文化人的，可团特派员已盯上了他。
1934年，我带一个连了，年底团里送我去红军大学步兵学校初级班学习，后来又转到上级指挥科学习。百丈关血战后，部队減员严重，我要求回到了263团，任团部作战参谋，你赵伯伯那时已从265团夜老虎团副团长任上调来263团任副团长了，估计是上级想让能攻善守的263团又能夜战吧！自那后，我就和你赵伯伯战斗在一起了。瓜娃子那时是团部通信班长，一见面，他就讲了你大伯牺牲的经过，我们都哭了。这次过的是旱草地【注：指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我和瓜娃子找了些干树枝，按我们家乡的风俗，给你大伯，我们的哥哥政委烧了纸。大明，没有你大伯和营长，我和你罗伯伯活不到大巴山。263团， 西征时打没了，侥幸活下来的老三团战友们，如今记得哥哥政委的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老泰山伤感了，语音哽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