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下河乡村的宁静夜晚，萤火虫飞过河荡，那个在黑暗中追赶流萤的少年，从此走出村庄，走向粗粝的大桥现场。
如果不是为了等我同去工地，柳桥宁天亮前就会准时到达工地现场。30号早晨的5点半钟，我一个人走向江边的南锚碇施工现场，走一趟柳桥宁每天要走的路。
翻过两座陡坡时，许多地方结了冰，走一步滑一步，多少次差点摔倒。等我气喘吁吁赶回项目部的生活区吃早饭时正好7点，柳桥宁已到了食堂端了一小碗米粥，夹了一块山芋，三下五除二扒完，丢下碗准备出发。
食堂管理员刘凤来收拾桌子，看到丈夫吃完了傻傻地站着，衣领子翘在脑后面，走到他背后，给他理理。刘凤把柳桥宁照顾得妥妥的，从吃到穿，都不含糊。冬天泡一杯养生的枸杞茶，夏天一杯蒲公英茶。蒲公英是刘凤利用业余时间到五峰山上挖来的。生活区的家属们一到春天，就约好了上五峰山去挖蒲公英，洗净晒干，立夏后给自家男人泡上一杯带去现场。
同事们老拿柳桥宁开玩笑，说一个在工地上的人，身上的每件衣服都格格正正的，身材还保持得像年轻的小伙子，又从不抽烟喝酒打牌。柳桥宁心满意足地笑而不答。
与别的同事相比，他的确是享了刘凤的福，如果没有她在身边，他不照样邋里邋遢地过日子。
刘凤1米75的个子，饱鼻子饱脸，一对凤眼满目含情，一把乌发拖在脑后面，她习惯戴一顶宽檐帽子，一是为了御寒，二来为了遮住发根处新冒出来的白发。刘凤和柳桥宁的性格正好相反，她是典型的火暴脾气，柳桥宁是慢性子，温吞，天掉下来也不着急的样子。刘凤遇到事急起来的时候免不了怒目圆睁，柳桥宁看她的眼神始终像小绵羊，不温不火，倒也是一块糕搭一块馒头--天生的一对。
柳桥宁正好比刘凤大5岁，家里家外的事她说了算，柳桥宁乐得过现成的日子。在孩子考上大学以后，柳桥宁才告别了单身汉的生活，终于盼来了衣服脏了有人洗，饭碗一丢有人刷的幸福生活。
零下6度，柳桥宁只穿了一件单薄的休闲衫，里面一件格子绒布衬衫。值班室的空调坏了，暴雪封路，想找个修理工都不太容易。整个上午，他安静地坐在寒冷的值班室。
我穿着厚厚的长羽绒大衣，看着柳桥宁单薄的衣服，都觉得冷。
他的双手握得紧紧的，不时地松开，再握，再松开，如此反复，手一直在轻微抖动，似乎想把全身的力集中到这双曾经装吊过大桥索夹的十指上。这双手的每一个关节都是突出的，这是长期用力过猛的缘故。他说话的时候，努力保持着语气舒缓平和，但还是能从他吐出的字缝中觉察到，由于肢体的寒冷，他的声音控制不住地在颤抖，他越是想稳住这抖动，越是感到困难，所以会不时地羞涩一笑。
同事们误以为他真的不怕冷，只有枕边人刘凤知道桥宁不是真的不怕冷，是怕在做活的时候穿太多衣服会累赘，一是容易出汗，二是影响做事的速度。几十年了，天再冷，他也习惯了穿得少。
柳桥宁的父亲干了一辈子混凝土抱泵工。在退休前有两个心愿：一是能在退休回家时坐一回卧铺；二是让儿子顶职进大桥。
父亲的两个愿望只实现了一个--柳桥宁顶职进了大桥。免费的卧铺票太难弄，尽管那个时候铁路职工坐火车免票，但一个普通职工在几百万铁路职工中又能有多大分量。父亲一直到中风瘫痪，都没坐过一次卧铺。父亲说，就像常喝白开水的人尝一口青茶会感到苦涩，而喝习惯茶叶的人，能品出其中的甘甜与清香，是一个道理。
柳桥宁的家乡在苏中平原泰兴，父亲离家几十载直到退休才真正回到泰兴的家。母亲生柳桥宁的时候，父亲在大桥工地，冥冥之中好像柳家儿子注定还要走这条建桥的路，所以父亲给儿子取名“桥宁”。
柳桥宁说起父亲那一代造桥人所吃过的苦，内心是战栗的。父亲在大桥从事的工种很苦，但还有一个工种更辛苦--装吊工。他顶职进钱江二桥的时候，干的就是苦得淹心的装吊工，这也是最脏最危险的工种。
20世纪90年代初，建桥机械吊装还不算先进，脚手架的拼装和拆卸，抬木头、铲沙子、倒水泥这些零活都靠人工。当年在造九江大桥时，当地市民和黄梅县的郊区农民曾戏说大桥第一线工人是“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捡破烂的；腰扎粗麻绳的，是大桥流浪汉”。
装吊工一天工作下来，不是累得腰疼就是腿痛，不得不经常一吃饱饭就利用片刻时间休息一下，随时随地往地上一躺，眼睛一闭就能打呼噜。春秋两季可以随便往地上一躺，寒冬可不行，哪怕再累再困只能忍着。身上穿的是又厚又脏的老棉袄，爬高下低，手一抬高棉袄就往上爬，那个风把身上的一点热气卷跑，透心凉。为了抵抗江风寒流，老桥工们顾不上仪表，有的人用一根麻绳往腰上一系，只求暖和点。大家一个学一个，一眼望去，腰上麻绳飘飘，成为大桥一景。
现在不一样了，一日三餐食堂，统一发工作服。走进这个部队一样的群体，如果不相处一段时间，很难记住那么多面孔。他们太像了，一群人走在一起像一个人，走路的样子，说话的口气，像得差不多可以从一个鼻孔出气。
柳桥宁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江上几百米的高空中作业，要说一点也不怕，那是在说假话，特别是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个怕，怕到骨头里去了。在那么高的半空中做事，能不怕吗？开始怕的时候会吼两声为自己壮胆，不管是吼什么调，也不问五音全不全，吼给江听，吼给风听，吼给自己听。
柳桥宁还记得那年第一次出远门，在钱江二桥的工地上，每逢初一、十五，四面八方的人冒着被潮水卷下去的危险，疯了似的涌到江边看钱塘江大潮。刚参加工作的柳桥宁永远记得那些涨潮的夜晚，急切的潮水冲向江边专门挡潮的“丁字坝”。只有这个时候大家可以休息会儿，因为涨潮时无法施工。他和年轻的同事们仰躺在星空下，听潮水拍打着江岸。一群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没有不想家的，可是既然来到这里，没有一个人敢开口说回家的话，因为怕一开口就收不回头，越想回家越想回，从早到晚的念想，感觉像有人拿把锥子在锥自己的心。
参加工作的那年他才21岁，修的桥越来越多，家离自己不管是近还是远，哪怕是在自己的家门口修桥，柳桥宁回家的次数都不多。
因为他的技术好，后来无论调到哪个工地，干的全是装吊工。
柳桥宁说，这几十年，建过的小桥记不过来了，参建过的钱江二桥、孙口黄河大桥、芜湖大桥、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安庆长江大桥等著名大桥至少有十五六座。这些桥在中国桥梁甚至世界桥梁史上，都可圈可点，包括现在的五峰山大桥。
要说自己这些年所建的大桥，走过的极少。工程一个接一个，这个桥完工了，通常是还没通车，很快就转到下一个工地，没有机会走自己建过的桥。直到2016年，柳桥宁带着女儿去北京玩，才第一次经过自己参与建设的南京大胜关大桥，而这桥就在自己家的门口。
女儿柳柳笑爸爸：“你们造桥的人，真悲催，都走不成自己造的桥。”说起柳柳，柳桥宁忍不住笑起来。女儿的身高遗传了父母亲的高个子，1米76，长得白白净净的，真像家乡的嫩柳树。女儿从小到大不要人操心，他和刘凤都要上班，从上小学起就没有人接送她，小时候一直跟着爷爷奶奶过。“不是我们做父母的心狠，是实在没有办法带她。”
女儿很争气，考取了南京医学院，学的是护理专业，毕业出来后凭自己的实力考进了南京的一家医院，工作是辛苦些，但工资奖金拿得高高的，10000多呢。
“想想我和刘凤两个人，在大桥苦了一辈子，工资都拿不过她。”如今女儿能独立了，两个人才觉得肩上的担子轻松点。刘凤的父母去世得早，现在最放心不下的是柳桥宁的父母。父亲86岁，瘫痪多年，由84岁的母亲照应，力不从心。
一家三口，聚少离多。用女儿自己的话来说：“我是自己带大了自己，你和妈妈像家里的客人一样。”但这么多年来他这个不称职的爸爸获得的荣誉还是让女儿骄傲一番。
说起自己取得的荣誉，柳桥宁很低调。第一次被评上先进个人，评上“团中央青年建设工程劳模”，是在孙口黄河大桥那年。到芜湖大桥时，评上“铁道部劳模”，获得“火车头奖章”。刘凤说家中的红本子堆了一柜子。
记得在芜湖桥的时候最艰苦。那时候吊装钢梁，在拼装过程中要求很严，所有的接点用螺栓连接。那时候的钢梁不像现在可以整体拼装，全是散的，一吊就是千把吨重，需要一根一根拼装，靠的是手上的功夫。
在水上施工比在岸上施工要困难得多，江面上茫茫一片，遇到好天能见度尚可，逢刮风下雨或大雾天，在江中心的围堰施工，在桥墩上连续30多个小时下不来，没饭吃，靠吃方便面。
我们的谈话被现场闯进来的工人打断。最近的暴雪，打乱了正常的施工秩序，进出通道雪是铲干净了，锚碇上的积雪怎么办？
柳桥宁果断地吩咐工人：“用水泵冲雪，然后再抹干净施工，千万不能在混凝土表面撒融雪盐，会腐蚀混凝土，影响质量。”
一年四季中的施工，最痛苦的就冬夏两季。夏天热得恨不得把身上的皮剥了降温，冬天冷得恨不得挖个洞钻地底下避寒。
记得那年天冷的时候，江上的温度比岸上的温度低2到3度，而且湿度大。纱布手套一沾到钢构件上就给冻住了，揭不下来。天冷做事本来就缩手缩脚快不起来，戴手套又碍事，心里那个急，干脆脱了手套做事。手在寒风中开始还知道疼，几分钟后便失去了知觉，像木头一样。后来手被严重冻伤，落下了后遗症，到了冬天手就容易打抖，筋骨给冻坏了。
大桥人皮实，许多病都是因为年轻时太苦，埋下了永久性的祸根，人到中年时，全面爆发。
在江上施工远比在陆地上困难，遇到在江中打钻孔桩、钢护筒，钢围堰施工时，拖轮把围堰固定在桥底下的位置，用泡沫定位，沉井一直下沉到江底，然后浇筑钢筋笼。那时候的沉井远没有现在的大，直径只有50多米，但在当时就已经很壮观。现在的沉井越来越大，五峰山大桥的沉井直径达90多米，大得像个足球场。在这个上面钻孔桩、承台，然后是主塔、桥两边挂斜拉索、架梁。
我们装吊工就是负责架梁、挂索，每天如此。
那时候柳桥宁是副分队长，手下有三十几个职工，加上七八个民工，分两个班，一个是高拴班，一个是丝拧班，还有脚手架班、架梁班。架梁班的任务特别重，作为副分队长，得带头干。
早晨6点钟坐船往江中心上班，到晚上6点半下班，再坐船上岸。那时候没有班车，步行半小时，到生活区又要1小时，总要七八点钟才能到。来回要14个小时左右。每天早晨必须要起早，起迟了就赶不上船，只能等8点钟的船。
工程不管大小，打基础最苦。在沉井封孔的时候，等把水抽干净了，浇好承台，基础工程才算大功告成，整个工程要一鼓作气。五峰山南锚基础施工同样如此，地下工程太危险了，每天在现场心都拎着，始终放不下。
江上的施工不同于地面，上去了很难下来，连续几十小时拼。有一次遇到江上起大雾，来接班的人迷失了方向，只能等雾散。在江上施工本来就危险，接班的人来不了，连后备力量都没有。这几十个小时，他们就守在江上，而且那时正在浇大型混凝土，连续运转，无法停工。在出不去进不来的情况下，几十号人要在江上忍受饥寒、疲惫。
现在回想起来，柳桥宁说都不知道怎么熬过那几十个小时的。说到最熬心的工程，是2002年去巴基斯坦援建大桥。
“我们去的时候巴基斯坦在打仗，巴方为了保证大桥的进度，全程武装持枪跟着我们的车。”
当时一共去了40多个职工，共去了两次。
巴基斯坦热，40多度，而铆钉要在铁炉里燃烧到1200度，与钢梁铆接，时间在10秒钟内。四个人一组，一个烧炉子的，一个往孔里塞螺栓，一个拿铆枪，另一个辅助。速度要是神速，一天下来最多只能铆接120个左右。这种铆接方法只在南京长江大桥用过，别的项目没用过。工程工艺非常特别，巴基斯坦所有的大桥只相信这种铆接方法，他们认为其他方法不牢靠。后来架梁的过程更遭罪。钢梁的表面温度达70多度，无法站上去，垫一块板子上去，还是烫。他们的鞋也是特制的，底特别厚，否则脚板会被烫伤而无法干活。钢梁安装好了要刷油漆，温度太高了，油漆前面刷上去，后面就淌下来，或者很快变成一层漆皮掉下来。怎么办？只能用水给钢梁降温，等钢梁干了再刷油漆。
他们每天要喝很多水。3升的瓶装雪碧，每天要喝4大瓶下去，从早到晚每个人的衣服上看不见一点干的，喝下去的饮料变成了盐霜，裹在身上硬邦邦的，感觉披上了一层盔甲。
早晨6点20分出发，到晚上10点才能回到休息地吃饭，每天十五六个小时。因为中国中铁是去援建，时间很紧，必须抢工期。为了照顾中国人，专门做大米饭，有人帮忙洗衣服。
整个援建过程，不知道比在国内苦多少倍，剥皮抽筋似的。尽管如此，没有一个人喊一声苦，心里的那口真气始终没放下，更不能给中国人丢脸。他们每天想：快点把事做完，早结束早回国，所以每天拼着命去做，一刻也不愿意懈怠。同去的40人中，柳桥宁与其他几个人皮肤很白，几个月晒下来，除了牙齿是白的，所有人晒得像黑人似的。
从巴基斯坦回国，来不及休整，柳桥宁很快到了广西的柳州双冲大桥。
在国内的工程中，最苦的是芜湖大桥，最难的是南京大胜关大桥。越是复杂的大桥，越是技术含量高，出现的问题越是多，施工越是困难，其基础工程越是庞大。江中吊装围堰，打桩钻孔，锚碇的开挖，无法想象会出现怎样的问题。
说到妻子刘凤，柳桥宁忍不住笑，和这个刀子嘴豆腐心的老婆一起过日子，是柳桥宁前世修来的福气。
那时候中铁大桥集团有个桥校，刘凤就毕业于那个桥校，分到钱江二桥工地做了一名钢筋工。那个年代工地上的女的要么是钢筋工，要么是电焊工。钢筋工也是体力活，运钢筋的货车来了，她们像男人一样，一车一车卸货，从头到脚都是铁锈。
柳桥宁刚顶职到钱江二桥的时候刘凤在钢筋班，抬钢筋，扎钢筋，他在江上做装吊工。
钱江二桥从1985年开工，到1992年快结束时他们才开始谈对象，两人都是桥二代。像所有热恋中的人一样，钱塘江涌动的潮汐见证了这对年轻人纯净的爱情。他们在1992年喜结连理。
“那时候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真可怜，才工作时都是学徒工，工资36元。一年以后转正，能拿到66元。结婚时买了一台电视都感觉太奢侈，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家。工地转到孙口黄河大桥，我们身上加起来总共200元，好在大桥职工坐火车是免票，可以省点。因为经济能力有限，连孩子也不敢要，结婚3年才敢生孩子。”
在强涌潮下修桥，潮头高的时候1米多高，他们新婚的宿舍离江边并不远。下班后，两个人一起去江边听潮，阵阵潮声与他们的心合拍，什么话也不需要说，但能感受彼此的心与那潮水一齐涌动，声声动听。钱江二桥的引桥很长，比现在的五峰山大桥的引桥还要长，两个人在潮汛声中沿着引桥能走很远很远，也不觉得疲惫。
也就是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两个人同在一个项目部，后来便分开了。
1994年，刘凤害喜了。那时候到了孙口大桥，经济稍微好些，能拿到1400元的工资，两边的老人都不要他们贴钱，只有逢年过节时给双方老人寄点钱回去。
刘凤每天挺着大肚子下工地扎钢筋，别人做什么她做什么。1995年正月，刘凤给柳桥宁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姑娘。刘凤妈去世得早，婆婆就是妈，来工地帮着照顾月子，等孩子满1岁了，带回泰兴老家。半年后，刘凤实在太想孩子，又把她接到工地来。那时候已经到了芜湖大桥，刘凤把女儿送到当地幼儿园。可是因为生产任务紧，刘凤经常加班，经常赶不上接孩子，别人家孩子早走了，刘凤赶到幼儿园，只有女儿一个人可怜巴巴地站在门口望。许多次厚着脸皮跟幼儿园老师打招呼，另外再多给些费用。芜湖大桥结束后女儿正好上一年级，那几年全国都在搞下岗，单位效益也受到严重影响，刘凤和许多同事一样暂时下岗，拿320元的生活费。
而柳桥宁跟着去了苏州，又去了巴基斯坦援建。2006年9月4日，南京大胜关大桥开工，柳桥宁终于能回到家门口上班。从工地坐公交车到家还是要1小时。说起来是回到南京，等于隔着一座城，一南一北，想回家见一下老婆孩子还是不容易。
那段时间公司也很困难，项目难接。大有大难，小家庭更难，开门七件事，哪一样不要钱。单位有不少下岗的人出去做生意，女的做服装，男的做工程。柳桥宁也想过跟在别人后面出去挣大钱，但他对大桥有感情，这一步还是没跨出去。
2013年是女儿最关键的时候，在奶奶家那边读高三，刘凤在另一个工地，心挂两头。柳桥宁那时候在南通海安李堡，修一条到南京的高速公路桥。为了回去看父母，他买了车，1小时就能到泰兴。
从这年起，他每个月至少回家一趟看瘫痪已久的父亲，尽量帮母亲一把。这时，柳桥宁在海安的工地，刘凤在扬州的工地。
“我们单位很少有女职工，再说女的也不愿意来，流动性太强了。”
直到五峰山大桥项目开工，两个人才转到同一个工地，女儿也上了大学。刘凤想孩子的时候，两个人只能利用晚上下班时间抽空去看看她。夫妻俩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女儿找个如意的对象，柳桥宁常拿柳柳开心：“柳柳，老爸帮你介绍一个我们项目部的小伙子吧，那么多优秀的小伙子，个个能力强，长得也帅，随你挑。”可是柳柳小脸一摆说：“我才不会找你们大桥人。你看看，妈妈嫁给你这个大桥人，过的日子哪里像家，东奔西走了半辈子。大桥人再优秀，我也不嫁。找个大桥人，以后我们有了小孩子也是没人管没人爱。”柳桥宁苦笑笑。
当我问到刘凤跟了柳桥宁这么多年是否抱怨过，柳桥宁起码沉默了1分钟。
“说实话，她对我能不抱怨吗？跟了造桥的人，特别是像我这个做装吊工的，高风险，一直在一线工作，收入也高不到哪去。当初刘凤和我谈对象的时候，她的家人是不看好的。刘凤在家最小，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母亲在她刚参加工作的那年就去世了，别人家姑娘在外面受了委屈可以跑娘家去，她要受了气，连个哭的地方都没有。可是她在家是父亲的掌上明珠，父亲在大桥局是正处级领导，以刘凤当时的条件，当年完全可以找个技术员，不会找工人。她为什么看上我呢，没有别的，我对她是实心实意。刘凤是个爱憎分明的人，她要是恨一个人，能把对方剁碎了骂，她要是喜欢一个人，能把自己的心挖给他。”
有时候柳桥宁会和刘凤开玩笑：“你现在和我离了，还可以找个更好的，还来得及。”
“你个死没良心的，离就离。”刘凤大着嗓门朝柳桥宁喊。
柳桥宁是吃准了刘凤的火暴性子，才会拿她开玩笑。
风雨几十年，事实上他们谁也离不开谁。
说起柳桥宁这些年在工地上所受过的苦，刘凤眼圈忍不住发红，千言万语道不尽这些年的酸甜苦辣。
刘凤每次跟柳桥宁回老家都难过得要命。父亲与柳桥宁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我要死了，你再不回来，我就想快点死，活受罪。”
柳桥宁总是很愧疚地对父亲说：“现在日子这么好过了，老想着死干吗？”
中风后的父亲真的是活厌了，随着病情的加重，生活质量越来越差。自己一辈子在桥上，唯一的儿子又在桥上，他就是想以死相逼让儿子快点回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只要柳桥宁超过一周不回来，他就会让老伴打电话告诉儿子说他要死了，再不回来就见不到面了。
母亲年纪大了，心脏有问题，拖不动父亲，有一次在拖父亲的过程中，两个人全部跌倒。母亲实在太累，要把他送养老院，父亲以头撞墙，死活也不肯，连找一个人来家里照顾也不肯。
父亲气得不理柳桥宁，吓得他再也不敢提找人照顾的话。他们都知道，如果把父亲送敬老院，父亲活不长，可母亲服侍得又太苦，随时会有倒下来的可能。
柳桥宁怕，夜里做梦都梦见父亲走了，母亲跌伤了，惊醒后再也睡不着，一颗心越过滚滚长江，飞回家中。父亲中风瘫痪后再无法出门，理发和刮胡子都无法解决，他买了理发工具，学着给父亲理发。柳柳也很懂事，只要回家，就会帮爷爷理发和刮胡子，那手艺比爸爸还要好。柳柳反而怪爸给爷爷理的发不好，爷爷在大桥受过伤，头上坑坑洼洼，理发相当难。爷爷就夸孙女：“我家柳柳有出息，我得好好活下去，要等柳柳成家有孩子那一天。”
柳桥宁催着女儿快点成家，如果给父亲添个重孙子，他正好也退休了，和刘凤回老家帮柳柳带孩子，照顾父母。
同事们经常拿柳桥宁开玩笑：“柳桥宁除了没得过三八妇女奖外，什么奖都得过。”
对于曾经取得那么多牛气的奖，柳桥宁在任何场合的表达都显得非常平静，好像是在说别人获奖的事。而他越是显得普通的背后，越是值得探究。
刘凤说老柳在工地上就是个拼命三郎，父母整天巴心巴肺盼着他回家，可是他回不去。刘凤说老人过一年算一年，最近一段时间只要儿子超过5天不回去，中风的父亲就扒着门望。
柳桥宁现在怕母亲的电话，电话那头的话，全是关于父亲不想活的消息。但他也盼着母亲的电话，希望父亲好转，又一想，父亲已风烛残年，真的是活一天是一天，怎么可能好转呢？老柳的噩梦不断。
刘凤说柳桥宁这些年得的奖状是用半条命换来的，只要看到他为工作上的事拼命，刘凤恨不得把一柜子的获奖证书一把火烧了。从锚碇开工至今，他整天泡在工地上，到了饭点都不肯回生活区，气得她大骂：“不回来吃拉倒，倒给狗吃，也不给他留饭了。没见过这种人，老婆孩子、娘老子不要就算了，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天下哪有这种人的？”
刘凤可是那种说得出口，拿得出手的人，吓得辛书记赶紧打圆场：“刘凤，刘凤，可不能这样，老柳人老实，咱不能欺负他，不管他回来多迟，饭一定要留好。”刘凤就骂他脑子差根筋，南锚碇除了你柳桥宁就不转了？
上午10点半钟时，值班室来了一拨人就安全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我和柳桥宁离开南锚碇值班室一同向门外的工地现场走，对于南锚碇这个世界超级工程，柳桥宁充满了好奇，每一个角落都要落入他的法眼，他要在这里待5年时间直至2021年正式退休。真不知道他第三次中风的父亲是否能熬到他退休回乡。
今天下起了雾，平时能看得见的五峰山，四个手指和高压线塔不见了。昨天翻过山坡还能看到圌山顶上的报恩塔，今天全被雾罩住。在S6号墩那边，工人们在用橡胶水擦洗钢模板，刷脱模剂。太阳淡淡的，比昨天更冷。S17号墩旁边有个小水塘，前天下雪时还没冻住，今天冻得结结实实的。
不管刘凤发多大的火，柳桥宁始终有板有眼，那副天掉下来他都能接着的模样。等刘凤平静下来后，他劝她：“你再怎么急，急得把屋顶烧了，管用？”
刘凤最近夜里做梦做得很不靠谱。在梦中，后面有人在追她，急得她带着柳柳狂奔，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梦醒了后，前心连着后背心绞痛。
每天早晨，刘凤把早饭端到宿舍的小桌上，然后风风火火去隔壁的食堂忙事。等柳桥宁醒来的时候，正好不冷不热，吃了去工地。在大桥大半辈子，柳桥宁一直有读书的习惯，抓住什么书读什么书。在工程技术上，他能与造桥的专业工程师交流，他总能语出惊人，让大家对他刮目相看。
在大桥项目指挥长陆炳良的眼里，柳桥宁与一般的基层管理人员不同。作为一名没进过高等学府，从一名普通的装吊工成长起来的一线工人，在大桥上摸爬滚打几十年，在施工技术、现场管理上，他有异于科班出身的工程师们的高超经验。而这种罕见的经验，可能在任何教科书上都学不到，甚至一个工程师都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这种经验。
在工区宿舍，两张小桌一拼，桌上摆满十几样家常菜。工区几个人提前一天约请了局指陆炳良和崔永兴来宿舍喝点小酒。房间小，板凳不够，老陆和老崔坐到床边上。老崔是个幽默大王，酒满上，端上杯子，先来段当下酒菜：“吃饭不积极，工作不会努力。只有把饭吃踏实了，日子才更有滋有味。”
柳桥宁因为肝上长了个不小的血管瘤，刘凤让他戒了酒，参加工区里的小聚，他从不喝酒。一把油炸的花生米，一杯家乡酿制的米酒，一帮好兄弟们喝得脸红脖子粗，肆无忌惮开着玩笑，酒不醉人，人自醉。柳桥宁从头到尾捧着一瓶矿泉水，慢慢呷两口，跟喝酒的人一起互相敬，竟然喝出了酒的味道，满脸妥帖与淡定。
2018年腊月，柳柳有天休息来工地看望爸妈，柳桥宁带她上猫道走一圈。这孩子算是从小与桥有缘，虽然不在大桥工作，但血脉里有大桥人的基因在，第一次走晃荡的猫道，她竟然不害怕。
2018年底，刘凤在沪通大桥工地的二哥，积劳成疾，突发疾病，命归大桥。
刘凤的二哥，刚过50岁。
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从局指到二公司项目部找辛海宁书记，远远看到刘凤坐在食堂门口摘菜，没精打采的样子。才坐定，她忍不住告诉我：“二哥刚走的时候，每天都止不住流泪。夜里把枕头都打湿了，害得桥宁也睡不踏实，白天他要在一线，不能分神。可是，我怎么也控制不住。我们这个家，全在大桥上，哥哥是父母的骄傲……可是……可是……”刘凤在我面前泣不成声，发根处新长出来的白发与染过的黑发相连，黑白分明，触目惊心。
父母早逝，二哥是刘凤最亲的人，在大桥工地半生，魂归正在建设中的沪通大桥。
刘凤沉默了很久，努力忍住眼眶里的泪珠子，抬起头，望向绍隆寺后面的五峰山，从胸腔里硬挤出一句：“大桥人，这一生，真正是，苦到死的那天。”
刀子嘴豆腐心的刘凤，和所有桥嫂一样，刚烈的外表下面，那块富含植物蛋白质的豆腐心，滋养着另一半大桥人的生命。每次到大桥，我都第一个奔向食堂，寻找刘凤高大的身影。二哥永远走了，养在她宿舍边上的那只波尔羊也走了，刘凤很长时间都缓不过神来。
而柳桥宁天生不会表达，他心里有一肚子劝刘凤的话想说，可怎么也说不出来，他只能陪着刘凤，听着她说，看着她淌眼泪，别的他什么也帮不上她。
我坐在二公司生活区食堂门口，和刘凤一起摘菜，五峰山大桥尽在视线范围中，高大雄伟，边跨逼仄。我在想象走猫道的时候是如何从南锚翻到4号主塔到江北的3号主塔，在想象五峰山大桥正式通车的那一天，刘凤他们会在哪里？整个项目的建桥人，除了留几个善后的人交接，到年底将全部撤离，他们不可能等到通车那一天，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属于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