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的韧性和事物的刚性合二为一后，所发生的巨变让一只从楚地飞来的九头鸟，飞越千山万水，降落在五峰山下的桥头上，灵性的目光定格在南锚与引桥之上。
在中国的地域方言里，有一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湖北方言：“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句话，不知道从哪一年起传遍了大江南北。现实世界中，天上的九头鸟，还不如地上的一个湖北佬。
湖北在古代是楚地，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也许是《山海经》里九头鸟的传说故事，在楚人的血脉里烙下了与众不同的刚烈与隐忍。楚人有反叛精神的同时，更有创新精神，其韧性坚不可摧，如秦二世时代的陈胜、吴广是楚人，项梁、项羽是楚人，最后得天下的刘邦也是楚人。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九歌》《天问》其神性与灵性撼天动地，无人能比，他们都秉承了九头鸟的智慧与血性。
作为楚人信仰的九头神鸟，对湖北人来说是尊贵至极，是吉祥聪慧的象征。
二公司项目部的生产经理胡铭，就来自九头鸟的故乡湖北黄冈。黄冈这地方的确厉害，仅黄冈人出的考试卷子，难度就让别处难以望其项背。
胡铭的相貌就是标准的楚人模样。小平顶，目光犀利，又不失柔和，黑瘦，精干。特别是在说话上，语速极快，夹杂点楚人的方言，如快刀斩乱麻，干净利落。要是遇到急事，语速更快，如大铁锅里爆炒炸开的青豆子，每个字都是滚烫的，隐隐发出焦糊的味道。
工地上的劳模胡铭并没有九个头，但他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事，这是在工地现场长期练出来的能力。胡铭认为，庞大的工地，人事纠缠，现场千头万绪，如不当机立断，反受其乱。
春节前的一场暴雪让工地现场暂时停止，生产经理胡铭在早饭前就去钢筋加工厂察看过雪情，把要做的工作安排下去。一夜的低温，雪结了冰，活动板房屋檐下的冰凌子，长的短的，排了一溜。在辛海宁书记的安排下，早饭后我没有去南锚碇施工现场，辛书记把胡铭“逮”住陪我聊天。恰巧在食堂遇到胡铭，便直接跟着他到二楼的办公室说话。
胡铭脚上的大头毛皮鞋湿漉漉的，踩在铁楼梯上咚咚直响，巨大的金属声冲击耳膜，直扑向心脏，整个活动板房都在动。楼上楼下的办公室没几个人，全部支援项目指挥部紧急扫雪去了。
胡铭一个人的办公室，一张咖啡色的旧人造革长沙发，一张铁皮办公桌，一个放资料的铁皮档案柜。办公室里很冷，他打开抽屉找来遥控器开空调，然后转身找一次性杯子给我倒水，结果没找到。桌子上留下了他的几个手指印。他有些不好意思地一笑：“我们就是这个工作环境，没办法。全天候泡在施工现场，如果没有急需要办的事，几乎不回办公室，桌上落了一层灰。”
1976年出生的胡铭，家中姊妹三个，上面是姐姐，下面有个弟弟，他是老二。
胡铭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是九江大桥，这座桥从1970年初建到1990年后才完工，这中间整整20多年。在整个大桥局来说，都属于非常罕见的特例。
“我的家就在大桥边上，我爸爸在地方企业上班，厂就在九江大桥隔壁。我小的时候就在大桥子弟小学读书。按理说，我长大后应该到爸爸的企业去上班，但爸爸当时想：大桥在九江都20多年按兵不动了，不可能是流动企业，况且九江大桥这个单位，从子弟学校到医院、幼儿园，一应俱全。大桥毕竟是国家的企业，在那个年代效益非常好，工资高，一个人拿的工资可以养活全家人。所以爸爸认为我还是到大桥上班比较稳当。”
爸爸上学的时候，是县一中毕业的，所以他希望胡铭也能考上县一中，这样考大学的希望就大一点，当时的县中并不比后来的黄冈中学差多少。后来家里人又担心他考不上一中，稳妥起见，还是决定考技校。
考高中，必须考大学，如果考不上，就没有希望。姐姐非常聪明，特别懂事，对爸说：“我不是好顶爸爸的职吗？”把爸妈说愣住了。这么大的事，怎么一下子想不起来呢？现在想想，如果让姐姐继续读书，她肯定能考上大学。作为家中的长女，姐姐主动承担了家庭的担子，供下面的两个弟弟读书。在姐姐参加工作的两年后，也就是胡铭参加工作的那年，姐姐顶职的单位因为效益不好，被迫下岗。1995年，受国家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不少大桥人下岗在家，靠自己的能力谋生，但劳动关系依然在大桥局，在大桥局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基本上重返大桥。
“我毕业那年，国家包分配，算是蛮幸运的。在全国各地陆续搞下岗的关口，我被分进了大桥局这样的国企，对于家庭和个人来说，心里头那个美。”
能在九江大桥上班，端上国家的铁饭碗，胡铭和爸爸的心里多少松了口气。
弟弟和胡铭上的同一所学校，后来也进了大桥局，并把家安在了广州。两兄弟从此开始了抛家别子的生活，大桥工程在哪，人就飘到哪。
对两兄弟全在大桥上这事，爸爸后来只要在几个姑姑们面前说起，泪珠子就在眼眶里直打转，后悔不应该把两个儿子全放在外面，到老了一个都靠不到。两个儿子长年累月在外面四处奔波，一年到头都见不了几次面。平日里唠叨，逢年过节更是日思夜想，想得嘴里发毛，心里冒酸水。两个儿媳妇和孙子们更不容易。
弟弟一家在外地，来去一趟太不容易，顾不了父母。胡铭考虑在老家找个对象，不能让父母把眼睛望穿了。
在九江大桥待了两年，也就是1997年，这座建了二十几年的大桥终于接近尾声。在计划经济时代，建这么大的桥真不容易，小火车都有，但进货渠道非常困难。不像现在的工地，采购原材料有自主权，那时候买什么都要上级部门批准，严重制约了工程的进度。
爸爸本想把儿子留在身边，千算万算都没算到拖了二十几年的九江大桥，说结束就结束了，那么多庞大的机构，说撤销就撤销了。两年后，胡铭被调到福州的闽江四桥工地，是桥处承建的第一座斜拉索大桥。
“我开始带班，当工班长。有两个班，一个是架桥班，一个是挂索班。那工作危险的，在120米的高空中作业，用卷扬机一点一点往上送。闽江大桥建完后，中间有4个月时间空闲着，正好是2000年，世纪之交的这一年，我被调到芜湖一桥去。那也是个斜拉桥，30多米高的钢梁，有一个边跨要从钢梁那边翻过去才能干活，而那个时候的安全措施很有限，没有通道，只能硬扒着跨过去。看到别人翻过去，我在中间跨了三次，也没能跨过去，第四次鼓着勇气才翻了过去。因为害怕，如果翻不过去，就要掉进江里去。我亲眼看见有人掉进江里，就在我身后。紧急关头，我拿了竹竿子把人给捞了上来。”
那个时候，一心狠抓促生产，对安全工作抓得比较松，工地上大的质量毛病没有，小的毛病还是有的。对于大桥建设，不可能像普通工地那样出现偷工减料的事。现在的工地进步了，最大的进步是对生命安全和产品质量重视，更加人性化了。工人的思想观念不断在改变。
在芜湖大桥架钢梁的时候，那时候有三个架梁小组，被称为三大火车头。大家要向这三大火车头学习，每个小组抢着干，看谁干得质量好。那时候没有夜班，但一天的活做不完，是不可能下班的，主动留下来加班。公司的激励条件很诱人，架一个钢梁多少分，这个分就是你的绩效工资，恨不得干得越多越好。这与国外的施工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国外，无论多少加班工资，到时间就下班，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加班。
在九江大桥上班的时候，胡铭不是特别忙，有时候上半天班，在家休息半天，跟在人家后面转转，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况且离家很近，并不觉得有多苦，就是上班下班而已。在正式离家前住火车站的时候，他才真正觉得孤单，没有一个认识的人。
胡铭在火车站下车时，遇到一位同是到大桥工地的人，正好跟他一起到福州去。那个人就问他：“你有师傅吗？”
“没有。”
“那我做你师傅吧。”
胡铭就这样认下了离家后的第一位师傅，而且是在孤苦的旅途中。尽管年龄相差较大，但他们后来成了忘年交，这是他初出门的旅程中，烙在心中的第一份温暖的记忆。至今他无法忘记工作中的第一位师傅。
胡铭是11月份去的福州，当年回来过年。他太想家了。“如果没有认识这个师傅，我肯定会拎上包逃回家。”才去的时候，两个人一个宿舍，分到谁就是谁。那时候工地上年纪大的老师傅多，他这个年轻人夹在他们中间很难受。
每天一起干活，晚上买一瓶尖庄酒，一斤装的塑料瓶，5块钱。老师傅喝一瓶酒，胡铭就喝一瓶盖子，要喝2个小时的酒。胡铭后来的酒量，就是从酒瓶盖子开始练起的。他以前从来不喝酒，在学校只喝过啤酒。酒一喝，话特别多，老师傅们从老婆孩子讲到父母，从父母再讲到老婆孩子，每天翻来覆去地讲同样的话题，有时候也讲一些荤段子笑话，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胡铭是个毛头小伙子，没家没小，呆坐着听他们讲，酒早喝完了，搭酒的花生米只剩下了一摊花生皮，话还没讲完。
工地上的人，不喝点酒是不行的，酒滋养着工地人的精神世界，没有酒，工地上的日子太单调，太难熬。
在芜湖架梁结束后，胡铭又调到柳州，一待又是5年时间。四座桥，三座体量大的桥，一座体量稍小的。
广西桂林的工程结束后，胡铭又去了东北吉林，离家越来越远了。北方的寒冷，一直冷到骨头缝里，不像南方的湿冷。经历过几座大桥工地，认识了许多人，他不再有刚出门时的那种对人的陌生疏离感。等到了吉林时，大部分人都是熟人。况且在广西的时候，领导开始让胡铭管事做工区长。
下了班吃喝玩乐的人也有，用功学习的也大有人在，看到别人用功，胡铭觉得也应该用点功才对。
真正学技术是在柳州的那几年时间。那时候还不算太忙，有了空余时间，开始静下心来学习。作为一个带班的工区长，对工艺的流程必须得了然于心。从那时候，他开始学看图纸。在工地上，不懂看图纸可不行，所有的工艺流程都要在图纸上体现出来，包括每一根钢筋，每一个预埋件的位置，都要从图纸上看出来，然后才能到现场去实地观察。这些全是基本功。看桥梁建筑的图纸，要比看房建的图纸简单些。桥建的图纸是展开性的，每一个截面都标注出来，而房建要复杂得多，有水电图纸，还有各种梁、柱等都用英文字母来标号，不用文字。在学技术的过程中，问是一方面，更多的时候还得靠自己慢慢悟。
在柳州的那几年，胡铭开始参加考试，从初级、中级开始考，一直考到高级职称。所有的年轻人都在用功，一个跟一个比，生怕落后了被人看笑话。新的建桥技术规范，各种标准不断在更新换代，如果不学习，肯定不行的。考试并不是件容易事，越到最后越难考，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还得看各人的考运。也有些同事考不上，久考不过，后来就没了信心再考。
“我爸就是高级工程师，退休工资比别人都高些。每年回家，他都会鼓励我参加考试，才能证明自己的实力。我妈高中毕业，武汉人，很能干，做了一辈子的会计。那个时候，女的能读到高中毕业，已经非常不错了。妈妈说，活到老，得学到老，不学习怎么行呢。
妈妈对我们三个孩子管教很严，作业做不好，就得挨揍。我和弟弟跪搓衣板是家常便饭的事。但打归打，她对我们特别好，怕我们吃不饱，什么事都学着做。我的三个姑姑，三个小孩，加上奶奶，九口人，七个吃闲饭的，仅靠父母那点工资根本不够过日子。母亲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开荒种地，种很多的花生。”
胡铭对工资也没有多少概念，拿了钱就寄给妈妈。那时候10000元一台电脑，胡铭一直想买台电脑。后来电脑买回来，一直放在家里，一直到报废，都没能用得上。流动的工地生活，无法安放一台电脑。
都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到25岁那年，妈妈托人给胡铭介绍了个对象，到人家里去，结果连面都没见着，很是失望。估计是知道他的工作性质，姑娘不愿意见。
在柳州工地的时候，每天晚上下了班，胡铭都会到工地附近的一个小饭店吃饭喝点酒。饭店旁边小店里有个小女孩，对胡铭特别上心，多次向他表白。他不是不想婚姻大事，只是装傻。
离家这么远，今年在这里，明年在那里，人家女孩子愿意，人家父母怎么会愿意。就是一时愿意了，后头将面对的事情更多，地域的差异，生活习惯的不同，万一磨合不到一起，最终不会有好结局。
胡铭说同事的夫妻俩，是在外面漂的时候谈的对象，后来工地撤走了，女方死活不放他离开，威胁他要投河、跳楼。结果真从楼上跳下去。这事也把胡铭的魂给吓掉了。工地上的夫妻们，不吵架的几乎没有。工地现场压力大，家里的老婆孩子也不容易，好不容易相聚一次，家里家外各种各样的问题全部爆发出来，孩子不听话，老人身体多病，经济紧张，没有一样事是称心的，想不吵都难。
婚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特别是对工地上的人来说。胡铭的妻子，是同事妻子的同学，一介绍也就成了。弟弟在柳州工地时，找了个柳州的女朋友，弟弟从此在柳州成了家。
“我父母的家在一个小镇里，岳母家在县城，一直做生意。我老婆是个很能干的人，跟着学做生意。岳母生了七个孩子，六个女孩，一个男孩，每个孩子都能干，最小的妹妹读到博士后，全靠自己奋斗。”
胡铭的大女儿已经上高二，儿子上初中。对于女儿的学习，胡铭忧心得很，语文成绩能考到班上第一，数学考最后一名，严重短腿。
“我不在家，老婆靠不了任何人，从做生意，带孩子，到现在改行开校车，当妈又当爹，独立性超强，太不容易，都是家给逼出来的。”
今年弟弟一家回家过年，胡铭也特别想回家，可是今年回不去。南锚碇每天都离不开，哪怕是这个大雪天，混凝土要养护，雪融化后马上就得复工。昨天晚上开会，春节期间所有的电柜要上锁，楼梯要上锁。不上锁的话，万一有人爬上去玩，发生安全事故，就是大事了，不能因小失大。
以前的施工工地，哪有现在这么多流程，都是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去做。现在不一样了，所有的东西都根据方案来执行，所有的方案都要去培训，所有做这件事的人都必须要接受教育，让他们懂得方案的重要性，才能进行施工。整个施工过程都有文字和摄像记录，每一个过程，都可以通过文字影像资料去追溯现场发生的细节。这是以前不具备的，现在一切以规章制度办事。
为了追踪每个细节的真实性，还不能仅看纸上留的痕迹，看现场才能知道真实性。
胡铭后来发现，在工地上行走，远比在书本上学习新知识更重要，因为行走可以训练一个人对现场的敏感度和判断问题的能力，找到事物的真相。
为了杜绝流于形式，会上要求安全部、质量部随机突击检查，如果流于形式，为了在纸上留痕而留痕，就能看得出来。每天做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比如高度、时间、天气状况等都有不同，如果每天记录的数据都是相同，那就是有问题了。
作为管理人员，希望每个作业点流程化，但也不希望长时间流程化。不流程化，就不熟练，长时间流程化，就会松懈。大家会认为，天天这样做事，没出事啊，不会有问题啊。但是如果有了问题，因为习惯于流程化，就不知道去解决问题。比如说做引桥，在检查时，他就发现是有问题的。每一个墩身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其实不然，如果你每天都爬上去看一下，还是会发现一些问题。从S1到S51号桥墩，每一个墩身施工节点、高度等情况各不相同，而你不可能每一个墩身都爬上去看。这就需要一线的技术质量员在跟踪过程中，控制每一个节点流程。比如说对现场的模板和拉杆螺栓的质量检查，现场技术人员要去检查，发现问题要给作业队提出意见，如果不说，就容易有事。而这些都不体现在文字流程中，这些都是被忽略的小节。
作为项目部的生产经理，谁都知道胡铭最狠的功夫是腿功，他每天要跑很远的地方，在跑中去发现一切问题。胡铭发起火来，也让人害怕。
“管理这么大的工地现场，如果没有金刚怒目的一面，根本没有震慑力，下面的人都不听你的，你还有什么资格当一名合格的管理者？”
急起来的时候，胡铭会骂人，而且骂得极有水准，每句话都如铁锤子，一下一下锤到对方的心坎里，让人心服口服。
“我们除了方案，更多的是纠偏。为了质量问题，我每次都要去看，促进他们检查。为什么我每次都能检查出问题，你检查不出问题呢？这就是问题。”
在工地现场，有不少人说胡铭的这张破嘴，整天絮絮叨叨，婆婆妈妈的，像个小老太一样总让人觉得“犯嫌”。
每天签到的责任表，不能只成为一张记录在案的空纸，流于形式的证据，胡铭没少被下面的人抱怨。打个比方，工程质量如同孩子做家庭作业，对作业的态度马马虎虎，或者磨洋工，还不把人急死。胡铭说到自己的两个小孩，大的做作业习惯了拖拉，整天做作业还是做不完，做完了还不许别人看。小的时候，她妈妈总说：“等大点了就会好。”工地管理就像管孩子作业一样，从小不养成好习惯，到大了怎么可能好呢？为了保证安全和质量，胡铭的确穷嘴啰唆，经常自己都嫌自己“犯嫌”。
“没有办法，平时宁可穷嘴一点讨人嫌，总比到时候出了安全质量大事故要强。真要出事了，长一百个嘴都说不清楚，说破天也换不回一条人命。”
有很多企业把一句话当成座右铭：“今天的质量，明天的饭碗。”这句话尽管俗，但话糙理不糙，的确是这样。
“我每天要面对五个作业队，有的作业队素质比较高，管理比较严，但有的作业队因为领头人长期不在现场，管理起来特别的难。一娘生九子，九子不同样。每个人的性格不同，不能用同样的方法要求所有的人。一个做企业的，你管不动下面的工人，说什么都不听，内心是很焦虑的。”
作业队队长抱怨说：“我管不动工人。”这句最让人头疼的话，胡铭是最来火的。
胡铭清楚地记得在吉林发生的一件事。“我们开始拆塔吊上的辅助梁，三十几米高。那天我们派了两个钢结构的民工过来进行切割。我上班比工人稍微晚点，到达现场时，他们的工作已经分配下去了，并开始切割。到现场第一眼就看到工人爬在几十米高的塔吊上作业，竟然都没系上安全带。”
带班的人说：“我说了要求带安全带，他们不听。”
胡铭说：“你们快下来，别干了，停工。等工人下来把安全带系上再施工。”
就在他们把横梁割下来的瞬间，塔吊中间被切割断的横梁突然间把他们给甩下来，头上戴着安全帽，头还是被摔破了。
“如果当时我不制止的话，两个工人肯定是死路一条。怎么能说管不了呢？管不了我可以让你们停下来整顿好。”
对于工期的要求，总工期与分部工期，生产进度中都有严格的要求，如果不能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完成，要被罚款。工期越是紧，越容易出安全事故。
在扬州万福桥时，这座桥是楼层结构，上下有三四层，作业面上人特别多，场地太小，一片混乱。在施工过程中氧气瓶从上面掉下来。如果氧气爆炸，就是大事情。在这个工程中，曾发生过好多大事，没有人员伤亡是万幸。
比如拆模板，那模板是钢模，非常重，工人们为了自己方便，两层模板一起拆。作业队没有落实一层一层拆模板，随工人自己做。
“每天我从早到晚必须死守在工地上，不到11点，不敢走。万一离开出事故，肠子悔青了也没用。”
在工程管理中，包括一块模板吊装拆卸的细节，模板吊装的结构各不相同，如果不按要求来做，从高空中坠落下来就是大事故。“在扬州万福桥施工过程中，有一次我发现模板没按要求去做，结果我让他们把所有的模板全部重新检查调整。”为了钢丝绳的事情，胡铭跟作业队也没少废话。钢丝绳子的粗细也影响到吊重物的稳定性。那一天两个作业队都说过了，并让他们进行整改。结果，一家做得很好，另一家没有认真做，钢丝绳突然断掉，幸运的是下面没有人走动，如果有人的话，真的有可能会出人命。
一根受伤的钢丝绳，就有可能把一条人命一个家庭断送掉。
在胡铭看来，每一天的工作单调琐碎，总感觉如履薄冰，心吊在嗓子眼上。一次的草率行动，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来自现场的激烈争执，所发生的不愉快经历，并不是外人看来的纯粹的外在事件，却会影响到人的整个身心，让人心烦不已，却又无可奈何。那种无力感，就像半夜里的牙疼痛，搅得人无法进入深睡眠状态。等到天快亮，鸟鸣在食堂边的树林子里鼓荡时，胡铭感觉这个时候的觉是最香的，可是得马上起床到现场去了。
谈到工地现场，胡铭有说不完的话，对于庞杂的工地现场，他需要保持无惧与敬畏之心，因为这是他多年摸索的经验，正直的态度。这些有赖于现场的经验，不全是根据方案、标准、图纸来裁定的，那些并不是真实的经验，只不过是给现场模拟出来的一个框架。真正的经验，来自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磨合与交心，包括达成充满各种矛盾的妥协。
胡铭除了每天跑引桥外，还要跑南锚、混凝土拌和楼、大明码头，看砂石料情况，上午一趟，下午一趟，风雨无阻。要去看他们工作怎么安排，发现的问题，如何去解决问题。如果不去现场，坐在办公室里听别人汇报，根本发现不了问题。
“我不说自己的优点，但有一点可以很自豪地说，我很勤奋，肯吃苦。一个在工地现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人，如果都做不到这一点，还能服人？”
对于屡教不改的违规操作事件，用处罚的方式警示他们是有必要的。但安全部开出来的罚单并不能到达违规者本人，因为处罚的是作业队，等于没有处罚，这如同隔靴搔痒，下次还会再违规，甚至会发生变本加厉的违规事件。
对于这样的情况，胡铭把嘴皮子磨出老茧来，都不管用。
工人都是作业队带来的，大部分都是亲戚朋友或熟人介绍来的，乡里乡亲，如果处罚了他们，怎么好意思。别说处罚，就是在他们面前脸色不好，手下的工人都有可能随时走人。现在的工人太难找，更难留。
父亲是老大学生，没想到弟兄两个一个都没走父亲的路，为了生存，都没考大学。胡铭这些年在大桥并不一帆风顺。先是做班长，到了2005年做分队干部，后来又下去了。湖北人性子直，大脑灵活，做起事来，一个人能顶几个人用，但肚子里藏不住话，有什么话不会等到过夜说，没人喜欢这样的直肠子。
“人不一定是为了当官去做事，但是当官了，哪怕是个七品芝麻官，也要把分内的事做到实处。而能够家庭幸福，远比当任何官都好，这才是大幸福。”说到此处时，胡铭的眼神开始迷惘，透过他的眼神，可以看到楚地上飘的水汽。楚人骨子里千年以来一直吟唱的悲讶响起，这是楚人与生俱来的气质，是与故乡接头的谶语，是他们心灵的最终归宿地。只要内心出现悲讶的腔调，胡铭无法克制自己想家的念头。
“像我这种从技校走出来的，后天也曾努力过，并没有真正去学校里深造，能做到这一步，公司并没有亏待我，给了我很好的平台。我也想去继续深造，但不能因为深造坐在家里学习，更不可能不工作。年轻的时候脾气坏一点，现在改多了，能换位思考，体谅上一级领导，互相融合和尊重，这是一个成熟的管理人员需要学习和改进的地方。”
人生沉沉浮浮都是正常的。对于管理，得有自己的思想，思想决定一切。管理方面的思想，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会顶着各方面的压力逆风而行，还要承担责任。对于管理观念的好坏，有时候需要不断地去试验总结，得出结论。这要看你敢不敢承担责任，而且不能带有麻木性。你自己都糊里糊涂的，让别人去做，肯定会出问题，得有个底线。过程控制方面也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比如吊模板这件普通的事，在好几天前就要规划好，整个工序的细节都要关注。工地上的每个人，都是大桥的组成部分，由他们来盘活整个棋局。如何下好这盘棋，是大学问。一步观五步，从冲、杀、断、跨、压和挺、退、守、刺，到做活，做眼。胡铭小时候也喜欢围棋，从打谱学起。小时候像着了魔一样想跟高手学棋，这样进步才快。开始学别人能让他四个子，后来高手寸步不让，胡铭的棋艺越来越高。
一念成佛，一念成魔，方寸之间，一念之间，方显乾坤。
工地管理与下棋同理，有些事表面看上去是盘死棋，但如果善于思考，另辟蹊径，也就活了。棋如人生，人生如棋，工地也是一盘棋，大家就是工地现场每个角落的棋子，哪怕这个棋后来成为废棋，它曾存在过，为了全盘大局做出过应有的贡献。
“不能忽略任何一个人的能力，哪怕他平时性格有些懦弱，性格偏内向，只是我们没有把他的特长发挥出来。我天生就是做事的人，要不让我做事，会很难受。每次到现场走，不能白走，总要发现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
开始参与建大桥的时候，快到工程扫尾阶段，站在威威的大桥下，感觉人很渺小，天地如此之大，人渺小得丝毫不敢逾越。造物主赋予人类不断创新与改造世界的能力，让渺小的人在天地间发挥自己的特长，不断成全这个世界。
“在读技校时，我从九江坐船到武汉去，头一次见到武汉大桥的风姿。记得那天是个晚上，灯光照着桥身，用‘漂亮’一词来形容这座桥太浅薄。那时候临近天明，天地还在黑暗中。整个船上的人都出来看黎明前的武汉大桥。”
这是大桥局自己建的桥，胡铭的心里备感自豪。有时候想，人的确是渺小的，世界如此之大，最终还是人在改变着这个世界，推动现代科技文明不断向前进。尤其是桥。
“如果一个外人最初来工地现场，看到的也许是一片混乱，只有大桥人心里清楚地知道这片土地未来的模样。”
在做沉井结构的时候，好多天都看不到结果，感觉纹丝不动。当时在地面上把沉井做好，把地底下的泥取出来，然后把50米高，宽40米的沉井放下去。“沉井这种结构，我从来没有做过，心里没有底，感觉看不到希望，一边做，一边不断向别人学习。我们做的沉井顺利下去，一次性成功，运气非常好。在经验并不足的情况下，沉井成功到位，我的心里那个自豪。沉井下去的时候，地表震动，我知道下到位了，可是还是不放心，晚上请测量组的人重新测量，结果是一步到位，我整个人一下感觉轻松了。这么大的沉井技术，在很多国家都不能实现，中国的造桥技术真的很牛。”
昨天夜里的大雪，覆盖了通往工地的施工道路。上山的路很不好走，麻雀在雪地上蹦来蹦去，想找口食吃也是枉然。雪被踩得结结实实的，冻住了。一条下山的台阶上，只有狗的脚印，没有人的脚印，没有人敢从这条天梯上走。山下有人在往山上铲雪。
上午10点，有人来找胡铭，要去处理现场的事。他抓起安全帽去现场，是钢筋大棚顶上积雪的事情。处理完钢筋加工厂的事，还没来得及离开现场，几家作业队的队长在山坡上候着他问什么时候可以施工，工人们闹着要回家过年，雪天再无法施工，工人快走光了。胡铭一遍遍向他们解释，话讲得太多了，舌头根子发麻，嗓子嘶哑。
后来每次来工地现场，我都能“逮”到胡铭问东问西。有时候跟上他的车跑江北，有时候跑南锚，胡铭的确是把我当成了他的同事，推心置腹与我谈来自工地现场管理的忧虑，也谈前景。他认为现在的工地民工作业仍是欠缺的，今后的大桥建设更应该工厂化预制，让工人进入工厂，减少现场管理带来的各种问题。而他所讲的这些正在实现，比如水泥桥梁的工厂化生产。三工区成立后，郁文从南引桥调到北岸，他的工作任务更重，从猫道到缆索的牵引，还有边跨钢梁的架设。胡铭往北岸跑的次数也增多。项目部的那辆白汽车，脏兮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