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母亲错打了儿子，儿子是不会责怪母亲的。李庆文冤枉地背上三青团员的政治包袱，心里委屈，也难受些子。但这位倔强的年轻人并没有萎靡不振，他从骨子里相信党是光明的，早晚会实事求是地给他解决问题。他一面拼命的工作，一面努力学习知识，不断地丰富自己。
1959年末，他从浙江农业大学学习遗传选种二年回来，便开始搞耕作栽培专业研究。1962年，他以全优秀的成绩拿到沈阳农学院农学系本科函授证书。李庆文是搞农业科研的，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农民。他决心到农村去，把自己的知识献给农村，献给农民。
1963年初，李庆文带领18名科技人员，到盖县熊岳公社厢黄旗大队抓高粱样板田的试点，为工作方便，兼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在厢黄旗大队，李庆文他们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给农民讲科学知识，讲高粱增产新技术。一个生产队干部抱着老祖宗种地的老规矩不放，想不听李庆文他们的。李庆文就和风细雨地做工作：“一年能学会木匠，二年能学成个买卖人，一辈子未必学成个好庄稼人哪，种地不讲‘农艺’，不讲科学，是不会多打粮的。”
那位干部十个不服八个不忿，“别扯了，我种大半辈子地了，还不跟你可得了。”
“那你种的高粱去年亩产多少斤？”李庆文问。
“300斤哪！”
“我能叫高粱亩产600斤，你敢说这话吗？”李庆文将了他一军。
“那话我可不敢吹！”那位干部小声叨咕着。
“我的好同志，那就相信科学吧！”
因为李庆文兼着公社党委副书记的职务，那位生产队干部干没辙，但他心里不服劲儿。他想等到秋后高粱亩产达不到600斤，再指着李庆文的鼻子，和他算帐，使劲地磕碜磕碜这位上面来的农业专家。
转眼秋天到了，厢黄旗大队的高粱亩产竟达到600多斤。那位干部不但口服心服，还到处宣扬李庆文把高粱都种神了。
这一年李庆文在厢黄旗大队蹲点，根据生产实践写出了“高粱丰产技术”论文，并在《中国农业科学》杂志上发表。在文章中他提出了农业“26字真经”，即：三点五，二五三，拔节水，双五千，一0五九把蚜歼，苗高三尽追硫铵。
“26字真经”，是李庆文根据农村生产实际，将科学技术编入顺口溜中，使农民便于记，时时地提醒农民自觉地按科学的方法种田的法宝。这一法宝，得到了迅速的推广。
1964年，辽南的辽阳、营口、海城、盖县，四个县参观学习厢黄旗大队高粱样板田的经验，推广“26字真经”，到秋天全部喜获丰收。这四个县高粱亩产都突破600斤，真是农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
试想一想，在整个60年代，国家提出粮食产量要达“纲要”（亩产400斤），可是有多少地方粮食产量真的达到“纲要”了呢？恐怕是屈指可数吧。至于跨“黄河（指亩产500斤），奔“长江”（指亩产800斤）的，更是龙鳞凤角。人们不能不在心窝子里承认，这“26字真经”真好使，竟一下子使辽南四个大县的高粱亩产，一举跨过“黄河”，就要饮马“长江”了。
“26字真经”辽南念！
“26字真经”辽西念。
“26字真经”的发明者李庆文也成了传奇式的人物，甚至有不少人猜测着他的音、容、笑、貌。
1965年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来辽宁视察工作。辽宁省委书记王良告诉副总理，辽南搞出来个“26字真经”，是农业增产的灵丹妙药。
这位主管全国农业的副总理，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1957年和1959年，为了总结农业合作化的经验，为毛泽东主席提供第一手材料，谭震林曾带着一个工作组两次到湖南省攸县，亲自蹲点搞调查研究。1962年，当中国大地经历了“天灾”和“人祸”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副总理微服私访般地直接从北京回到家乡，直接听取人民群众的呼声。回到首都之后，谭震林大胆而详细地将调查所得直接报告给毛泽东主席，并提出：农村工作要实事求是，少奇同志提出的农村的公共食堂不能再办的意见是对的。副总理一向实事求是，关心全国农业的发展。1964年2月12日，副总理亲自批示了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三沟经验，此时，三沟经验正在辽宁大地上推广。这次副总理来视察，听王良书记说又有个“26字真经”，颇感兴趣。副总理要亲自接见李庆文，听听他的“26字真经”。
在沈阳友谊宾馆洁静的小会议室里，谭震林副总理在省委书记王良的陪同下，接见了李庆文同志。
在亲切温暖的气氛中，李庆文向副总理汇报了他在熊岳公社厢黄旗大队蹲点搞高粱样板田的经过，汇报了总结“26字真经”的目的和想法。他向副总理详细地解释了“26字真经”。他说：“三点五就是用3.5毫米的筛子选种；二五三是高粱的一个新品种；拔节水是在高粱拔节的时候不能断水；双五千是每亩要上5000斤农家肥，每亩要留5000株苗；一0五九把蚜歼是高粱着了蚜虫时用一0五九农药灭蚜虫；苗高三尺追硫铵是在高粱长到三尺高的时候，是追化肥硫铵的最佳时节……”
谭震林副总理听着听着，激动起来。他微笑着站了起来，连连称赞道：“26字真经”应该念，有科学性，是个丰产经……
令人痛心的是，这个“经”没念多长时间，史无前例的浩劫降临了。一夜间，就在一夜间李庆文竟成了“三反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