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对麋鹿的记述浩如烟海，它是人类崇拜的图腾，带着神秘的生命力，安宁，兴旺，自由，和谐。在引桥奔跑的郁文像麋鹿，两条修长的细腿，从故乡启程，走向大桥工地现场。
和辛书记从项目部出门，大路上的雪清除铲得差不多了，吴平林的洒水车和铲车一前一后，把路上的雪渣子全部搞定。在通往一工区郁文宿舍的山道上，雪冻得硬邦邦的，七八个民工拿着铁锹在和冻雪拼命。刚吃过早饭下工地，每个人的脸上血色充盈，把全身的力凝聚到膀子上，手中的铁锹飞舞，铁锹与冰雪下的水泥路面的摩擦声惊飞了电线杆上的几只麻雀。
我和辛书记加快了步伐向一工区走，边走边说着他以前在北方工地上的寒冷境遇，几分钟就到了郁文的宿舍。
郁文难得能睡个懒觉，因为我们要找他，不得不起来，到食堂抓了一只馒头回宿舍，水瓶里的水是昨天的，半温，啃完最后一口馒头，我们刚好到门口。
到底年轻气盛，一夜没开空调，宿舍里冷冰冰的。他找了张塑料板凳让我坐下，再去给我倒水，才发现水瓶底朝天。然后他说，坐在宿舍的冷板凳上，会越坐越冷，不如出去走走。
我们谁也没提出要往哪里走，出了门，条件反射似的往江边的桥墩走去。经过绍隆寺门口，郁文指点我看每个桥墩下面的二维码，只要一扫，基本参数，高度，混凝土多少立方米，钢筋多少吨，全部在手机上出现。通过二维码，可以了解施工过程中不断更新的数据，再把这些数据上传到项目部的系统里，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在混凝土强度还没达标前，需要支撑和养护。门式桥墩下支架还没拆除，挂满了长长的冰凌子。
到了南锚前面的门桥又返回，再次经过生活区，一直往圌山脚下的引桥走去。
山路向前延伸，望不到头。天灰黄，一场更大的雪积蓄着力，等待再度扬起。从峡谷那边经过，风特别大，走得非常吃力，背脊上汗津津的。南锚地处山洼地，风并不大，攀上那条116级的天梯到7号墩的平台处，没有遮挡，风穿过那个峡谷扑过来，如果瘦削一点，可能会站立不稳。
我问郁文是否被山谷里的风扑倒过，他笑笑：“怎么可能呢？工地现场，我们什么事没见过，办法总会比困难多，遇事见招拆招，依靠大家的力量，共渡难关。”
郁文是那种吃再多也不长肉的人，1米8不到的个子，百把斤重，细腿裹在牛仔裤里，像两根移动的青竹竿，走路特别敏捷。他每天从生活区往南锚方向的S7号墩走，再折回头往S51号墩走，每天的脚程不少于2万步。随你怎么去想象他的工作日常，他都像一阵绿色的风从山道上飘过，修竹似的双腿，像小树林里一头优雅的小麋鹿沿着引桥奔跑。
引桥很长，从绍隆寺以北山坡上的S7号墩开始往南，一直到圌山脚下的S51号墩，与中铁二十四局的1号墩交汇，要走1万多步才能到。因为路远，用水泥硬化路面代价太大，所以在施工过程中，这里无路可走，后来走的人多了，被无数的脚踩出了一条结结实实的长路。晴天的时候，没有渣土车经过时，道两旁的那些叫不出名来的野花野草，不管不顾地生长开放，洒下一路清香。
这条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山路，在工程结束后将全部消失，变成大桥下的绿化景观。越是往山的深处走坡度越大，像过山车一样。
这条山路在晴天鸟语花香，在雨雪天变得狰狞。
为了体验一下郁文每天走的路，一个暴雨天，秦战晓专门开车带我去看暴雨中的引桥施工工地。雨中的道路，一坡连着一坡，弯弯曲曲向前，工人们在桥墩上浇混凝土，绑钢筋，工区长江滨没穿雨衣，全身湿透，站在雨中指挥车辆。引桥离生活区很远，如果早晨出门忘记带雨衣，中途下雨，只能淋着。山路很滑，有个工人从山坡上不小心滚下来，全身泥泞，一群人把他拉起来，倒矿泉水给他洗手和脸。
雪天走这条路更危险，从30号墩到51号墩还有很长一段山路，雪太深，无法过去，郁文决定带着我从青年团员路硬化过的水泥路绕道去51号桥墩。
引桥段施工过半，在S35号墩前方的山坡上有高压线塔，辛书记和当地电力部门沟通了无数次，还没谈妥，这个高压线塔年后再不迁移，将会影响到整个引桥的总工期。
引桥线路拖得长，有三家作业队同时施工，加上南锚那边有两家作业队，打混凝土得排队。郁文经常感觉力不从心。每次开调度会，郁文被批得也最多，会后不停地整改，不整改，停工令一下，急得眼珠子都不会动了。
风把地上厚厚的雪刮得旋起来，呼呼啦啦向前飞去。郁文和我的谈话声被脚底下冻雪的“嘎吱，嘎吱”声切割着，断断续续。一路上，他讲起了大桥、妻儿和父母。
郁文在武汉桥校中专毕业后，又读了两年专科，在2006年分到大桥局。当时之所以会选择到二公司，是因为二公司在南京，离家近一些。却没有想过修桥筑路会四海为家，还以为靠家近点，可以常回家看望父母，到后来彻底死心后才想到等自己老了最后的归属问题。
郁文谈到自己的归属问题说：“等到退休，我还是想回徐州新沂的老家，在我们单位，我是唯一一个把户口从城里迁回农村的人。外面再好，不如在老家踏实。对于家庭，要承担自己的责任。”
把户口从南京迁回老家新沂是郁文的心愿。那几年回家，郁文经常和父亲嘀咕这事。哥哥郁枫一家子在苏州定居，肯定不会回家。父母在农村，这个家以后要靠他撑着，如果户口不迁回来的话，这个家以后就是空户，想再回家立足是不可能的。
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怕吃苦是不行的。郁文和哥哥就是吃苦长大的。在没有机械收割的年代，都是手割麦子。那时候就想出去读书，想逃离农村的重压，后来到工地上并不觉得苦。第一个工地在京津城际，一待就是3年，北方的冷与南方的冷不同，南方是湿冷，北方是干冷，冷得手都伸不出来。
从记事开始，家中一直是十几亩田，每年麦子熟了的时候，郁文都争取回去帮父母抢收抢种。父母奔六的年龄，干重体力活吃力得很，但这十几亩田，不种也不行。弟兄俩都跳出了农村，父母在家太苦了，不回家帮一把不行。
他们那不长水稻，缺水。一年只种小麦和玉米两季，收麦子有收割机，但收玉米全靠人工。玉米秆子要全部砍倒，再剥玉米，秆子要弄回去烧大灶，家里养了些猪，玉米秆煮猪食。
到了工地郁文才发现有一种苦比种地更苦--回不了家，照顾不了父母妻儿，在外面还要让他们挂心。
郁文说起自己的姻缘，还是桥为媒。
在北京的时候，妻子的舅舅和岳父母也在京津铁路的工地上，工地转场杭州时，他们也跟着去了。那时候项目部有好几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妻舅看上郁文老实，又能吃苦，才给他说媒，郁文就调扬州去了。因为走得匆忙，只留了一下号码，就这么天各一方开始谈对象。一年时间，一次面都没见过。
父母说，不能总纸上谈兵，要快点见一面。第二年元旦，郁文才请了假决定去见她，一路上心中忐忑不安。一个做工程的人，像个出家人，成家后，肯定顾不了家庭。另一个原因，2011年，她才19岁，那个还没见过面的她小郁文7岁，在年龄上，会不会有代沟。
一路转车到她家时已是凌晨。去了后，才知道她的舅舅、妈妈是一家人，他一下子慌了神，都不知道如何开口喊她的家人。
郁文在她家待了三四天，又回工地，还是靠短信电话联系。
初次见面，郁文的心里就犯嘀咕，毕竟比她大7岁，她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会不会是因为父母才答应这门亲事。
第二天就问她：“我是建桥的，你懂建桥的人吗？”
她说：“不懂。”
“建桥的人常年是流动的，我照顾不了你，你要是跟着我，很受苦，你自己可要想清楚。”
她说：“你愿意养我吗？”
问得郁文心里又慌了神：我能不能养得起她呢？
本以为她年纪太小，单纯得像一张白纸，离成熟尚早。事实证明，成家后，她没要郁文养她，反而是她一个人给两个孩子撑起了一片天。
两年后，他们回到新沂老家举行了订婚仪式。结婚的时候，她虚21岁，年龄太小，到第二年才补领结婚证。
走了1000米的雪道，在郁文讲到和妻子喜结连理的时候，我们走到了引桥第51号墩。太阳跃上头顶，照着苍茫大地，反射出强光，照得眼睛睁不开。大雪中的引桥，在蓝色的天空下静穆，云朵飘得随心所欲。这条路，郁文每天至少走四趟，如果有特殊情况，走得更多。
郁文说起远在江西鄱阳湖的妻子，满是愧疚。结婚后，为了孩子能进城上学，在江西买了房子，当时的房价3000多一平方米，不算贵。岳父母依然在工地，照顾不了她和孩子，她和70岁的奶奶在一起。孩子大的6岁，小的4岁，都上幼儿园。妻子毕业于卫校，本来应该可以找个合适的工作，有了孩子后被家困着，就在自己村上的超市找个活做，每天上半天班，2000元工资，多少补贴点家用。不管做什么，只要能照顾孩子就行。
春节或收麦子的时候，郁文和妻子开始了迁徙。她带着孩子从江西鄱阳湖出发，郁文从工地出发，目标是郁文的老家徐州新沂。为了给父母搭把劲抢收麦子，每年的收麦季也成了郁文全家人团聚的好日子。而每年春节是最闹心的时候，郁文嫂子的老家在长白山，她也要回家陪父母过年，兄弟俩商量，轮流回家陪父母过节。
“我们家还是那种老式的瓦房，只要往老家打电话，父亲说的第一件事是不要老请假，没重要的事别往家跑，工地上离不开人，特别是年关的时候，人比较容易松懈，特别要注意安全；第二件事就提盖房子的事。今年要盖房子，20多万，我们兄弟俩各出一点，父母卖粮食，卖猪的钱，一年能挣个四五万，全投到房子上去了。”
“我也想过把他们娘儿仨带到工地来过日子，但太不现实了，孩子要上学，工地是流动的。这种想法真的是太不靠谱，但也是大多数人的想法。”
郁文和妻子从来不为自己吵架，偶尔会为管教孩子的事拌嘴。孩子总是难管教，郁文也无法管，但会跟她提管孩子的要求，她急起来的时候就和郁文抬杠：“有本事，你回来管孩子。”
妻子虽然小，但是一个好强的人。她生女儿那年，郁文在港珠澳大桥，他本来准备到妻子预产期再回去。那时候，她父母都不在家。离预产期还有15天的那个下午，郁文突然接到她姑姑打来的电话：“快点回来，要生了，比预产期提前了半个多月。”半个小时后，姑姑又打电话：“孩子脐带绕颈，马上就要剖宫产。”要直系亲属签字，而姑姑不能签，最后是奶奶签的字。奶奶又不识字，按了手印，让孙女进了产房。
郁文请了假马上回家，刚上火车，姑姑来电话说：“生了，生了！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小姑娘，路上别急，到家就行。”紧赶慢赶，下车转车，再下车，等赶到家的时候，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脸上蜡黄，眼泪水滴在婴儿粉嘟嘟的脸上。在她最需要郁文的时候，他还在工地场上。
每天的工作从早晨7点开始。班前10分钟技术交底讲话，然后开始一天的奔跑。每个桥墩子都要去看，在地下打钻孔桩的时候还好，到承台以上施工，就要往上爬，高空作业危险系数加大，操心更多。发现问题，要立即整改。
从S51号墩回到生活区，郁文的手机响了好几次。
11号墩的蒸汽养护机冻住了，需要重新启动。
从引桥回到生活区，郁文到宿舍隔壁的大办公室，和大家交流工地上的情况，对于明天天气预报的暴雪，大家都在担忧。工地现场的线路拖得太长，仅靠郁文的两条腿根本跑不过来，好在项目部有微信群，通过群可以解决许多问题，节省了跑腿的时间，否则真的要把腿跑断了。几个作业队一起施工，这两天武汉双科作业队S14号墩养护1个人，S18号墩凿毛3个人，另一家作业队，S6号墩左侧钢筋绑扎，拆模板3个人……他们每天都在群里报现场情况。每天要把这些现场事件做成表格，再发到项目部的群里，全体人员都可以看到工程进度。但是不能只看群，还是要到现场跑，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群里的消息并不能作数。
郁文简陋的宿舍，墙上贴着引桥施工的图纸，孩子们来了可不管这些，图纸给撕得稀巴烂，用水彩笔把活动板房的墙上涂成了大花脸。办公桌上放着一个相册，是郁文一家四口的照片，他抱着1岁的儿子，妻子抱着2岁的女儿，夫妻俩的肩膀挨在一起。在工地这么多年，郁文的脸上没有一点沧桑感，还是有点青涩。其实他的心比外表更成熟刚健。他的妻子，虽然小他7岁，并不是娇气的女子，乌黑的刘海下面，一双黑漆漆的眼睛里透着果敢和刚毅。大桥人的家属们，没有一个不刚毅的，她们靠不到，等不来远在他乡的亲人。天上的风筝，线还可以缠绕在手上，而她们连那根线都抓不住。作为家中的长女，她为弟妹们做出了好榜样。郁文在港珠澳大桥3年多时间，这么重大的工程，他不能随便回家，每天在海上作业，工作压力不是一般的大，经常忙得连往家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港珠澳大桥还没有完工，他就被调到镇江的五峰山长江大桥，担任引桥段工区负责人，每天都是千头万绪。尽管他们聚少离多，一家人合影的照片上，两口子的笑容都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而她的目光，更加坚定。
最让郁文骄傲和难忘的工地，是港珠澳大桥。这是最辛苦的一个工程，但也是最值得所有造桥人骄傲的超级工程。一个造桥人，能参加顶级的桥梁建设，终生难忘。
那时候，每天早晨6点半就出海，坐半小时船才能到工点。中午在海上吃饭，一直到晚上6点才能回来。海上搭了一个平台，一个桥墩一个桥墩施工，活动的范围也就六七十平方米。一个桥墩，就是一个孤岛。如果到另一个桥墩，得坐交通船。建这座桥太难了，难得不堪回首。一直到架梁结束，全线贯通，他们才撤离工地。
在那座了不起的大桥上施工，郁文头一个月没少受罪，坐了一个月的船，就晕了一个月。许多人都和他一样晕船，晕得吃什么都吐，头重脚轻找不着北。海上的桥墩平台在晃动，海浪不停地扑打着桥墩的作业面，一回到地面上，感觉整个地都在动，天旋地转。每天晚上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就感觉整个床都在转，感觉活动板房都飞起来了，怎么也不受自己的意志控制。
对于造桥的人来说，许多自己参建过的桥，也许这辈子都不可能从上面真正走一次。当工程竣工，所有参与建桥的人全部退场，进入试运行前的调试封闭期，连上桥面的机会都不会有。港珠澳大桥，二公司做的是主桥，7000米。二公司前后有500多号人参建，这是一座技术难度最大的桥。
每一次回到家，郁文除了帮家里把农活做做好，有点空闲时间，妈妈会带他到各家走走看看。妈妈说：“小文子，你久不在家，对村里的人别生分了。”只要郁文回来了，开拖拉机的活就归他，杀鸡剖鱼肚子的活和父亲一起搭手。田里的事，现在收麦子有大型收割机，收玉米和花生辛苦些，戴手套在田里干一整天。这两年花生收成很不好，虫太多，加上天不借势，少雨干旱。
父亲一直抽烟喝酒。郁文以前从来不喝酒，自从到了工地后才学会喝点酒。每次回家，白天在田里忙，到了晚上，妈妈炒两个菜给他们爷俩喝酒。父子俩的酒量都不大，二两的样子，那不叫喝酒，只是小口抿一下。酒杯总不见浅，父子俩的脸开始发红，眼睛开始迷离起来，话越说越多。父亲说家里和田里的事，郁文说工地上的事。父亲问起在江西的媳妇和孙子、孙女，说他们过得不容易，隔得太远了，想见见他们娘仨都不容易，也照顾不到他们，心里总觉得亏欠他们。父亲说：“要在家种好地，多忙点收成送到江西去。”
郁文和父亲一起喝酒的时候，感觉是人生最惬意的时候。酒不在多，菜不在好，多年父子成兄弟，不同的空间，相同的时间里，父亲在土地上奔波，儿子在工地的黄尘中奔波，难得相聚在一起，爷俩只谈事，从不言一个“苦”字。一杯酒下了肚，把一年365天的劳累、孤苦统统从喉咙口咽进腹中。父子俩都不善饮酒，每天晚上的两小杯酒只是架起父子二人间情感的媒介，这酒已不是寻常的酒，成了瑶池中的仙琼佳酿。
郁文不在家的日子，父母一年要去江西两趟，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他们把家里能带的东西准备好，只要拿得动，一起背上车。孩子放暑假的时候，郁文便回家接上父母一起去江西鄱阳湖的老婆家，从徐州坐火车到江西12个小时，然后还要转几次车，一路上背着那么多东西，乐在其中。
说实话，老婆太不容易了。那年郁文在港珠澳大桥没法回家过年，老婆带着两个孩子来工地，手上牵着女儿，怀里抱着才几个月的儿子。为了不转车，她放弃坐火车，选择了不要转车的长途大巴。早晨9点半上车，到凌晨2点半才到。十几个小时，这一路带着两个孩子，也不知道她怎么弄的。到工地过年也没多少时间在一起，郁文一大早就得出海，晚上回来时，两个孩子都睡着了。过年的时候，工会组织大家一起去深圳的世界之窗玩，郁文去不了，她带着两个孩子，跟在别人后面去玩。回想起初相识时她问郁文能不能养得起她，郁文很感恩，说自己找对了老婆，这是上天对他的恩赐。
去年整个暑假他们娘仨都在工地度过，工地离生活区不远，郁文可以回来吃饭，一家四口人一起吃饭。这两年工地管理更人性化，凡家属来，一年报销两次路费，在食堂吃饭免费。为了让他们安心工作，项目部准备了十几间招待所供家属们居住，食堂里的大锅菜，简陋的活动板房，让他们有了回家的感觉。
“在工地上苦点累点都不要紧，最怕家里有事。家里面不能有事，有了事，魂就飞了，心挂两头，恨不得能飞回家。”
郁文说爷爷病重的时候，他正好在港珠澳大桥，父亲打电话让他回去，在家待了两天父亲就让他赶紧回工地去。走的时候觉得爷爷还好，应该能撑些日子。才回工地半个月，没想到爷爷走了。
回想和妻子的人生初见，岳父母说：“我家这丫头吃东西太挑剔，猪肉和海鲜从来不碰，只吃牛肉。”但自从和郁文结婚后，她什么都不挑，有什么吃什么，工地在哪，她就跟到哪，只能吃食堂，偶尔出去吃一次，也不可能天天在外面吃。
“她为了适应我，变化太大了。”郁文到老婆的家乡鄱阳湖，湖里有一种草，到处有人挖那种红根的蒿菜，味道很特别，他开始很不喜欢吃，后来慢慢也喜欢上了，每年都给徐州的父母带上一大包。
在工地待久了，郁文感觉自己与外面的世界格格不入，每天接触的全是项目部的人，就这么个有限的圈子。出去之后，外面的那一套什么也不懂，还好现在网络发达，什么都看得到。但网络再发达，人与人之间不能面对面的交流，总是不一样。包括跟老婆孩子他们视频，终究隔得太远太远，远得心里发苦，感觉像生活在真空中一样，很不踏实。
“在施工现场，我们可以是工地上的主宰，可是当我们走出工地，突然间觉得一无所有，一点也不自信。我们自愿和工地捆绑在一起，已经不愿意走出这个世界，也不希望有人走进我们的世界。
如果哪天离开工地，会一辈子惦记着。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很怕看见领导，看到领导都会躲着走，做的事情越多，胆子越小，因为见得多了，才感到对大桥工地的敬畏。
在这个工地上收获很多，压力很大，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头脑里考虑的事越多越累。工作上也有这样那样的矛盾，集中体现在作业队的矛盾和生产中的矛盾。作业队是要挣钱的，我们是根据业主的要求来管他们，同样也是服务于他们的，必须用标准去衡量作业队的工程质量，矛盾在所难免，有时候还很尖锐。比如说工程中的误差，当5厘米可以的时候，他们会想到6厘米是不是可以让步。时常像拉大锯，你来我往，不断扯皮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一个合理化的矛盾体。有些可以让步，但对于安全质量，绝对不能让步，因为事关人命，事关大桥的寿命，不是儿戏。双方之间需要不断磨合，直到找到一个共同点为止。”
每天下午的5点钟，郁文都要给各家作业队开现场会，安排好第二天的工作，准备作业队施工中所需的各种材料，机械配备等等，哪怕少一个螺丝都不行。还有混凝土标养的送检，都要由他们来做。第二天一大早就要开始做事了，哪有时间来开会解决问题。
从工作到现在，郁文体重从来没变过，110斤左右。
现在他最大的希望是抽时间能继续学习，把一级工程师证考到手。
2018年7月6日，郁文提前买好了车票，他要回家接妻子和孩子来五峰山大桥工地。这一路上，火车要8小时，下火车上汽车，下汽车，再转车，然后步行20分钟到家。
五峰山大桥结束后，还不知道下一个工地在哪里。记得那年北京的工程结束，他和辛书记一起又到了杭州的钱塘江新桥，那座桥结束后，两个人又分开了，郁文到了扬州京杭运河的一个公路桥，然后又去了港珠澳大桥，绕了一大圈，再到五峰山大桥时，与辛书记重逢，这一分就是10年。
郁文说：“我们这些造桥的人，一辈子都要在桥上转，何处不相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