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桥，看到的不仅仅是现在，更多的是未来，具有史诗的恢宏。在现场，生产管理者则是史诗的开篇。
在家族中按辈分排，陆炳良是炳字辈。
陆炳良是无锡人，1982年大学毕业就进了大桥工地，一晃已37年。他离开无锡多少年，父母一直在无锡老家的祖宅哪也不肯去。他会常回无锡老家看看，到南京自己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每回匆匆忙忙，当天就返回工地，怕桥上有事。
在同事们眼中，炳良总工的嘴“笨”得不可救药。尤其是在上级领导面前，他习惯了往后躲，实在躲不过的时候，也是金口难开。但在与一线技术人员讨论生产过程中的难题时，他肚子里的话长得像蜘蛛肚子里的丝，越吐越多，怎么也吐不尽。他这样评价自己：像我们这样的人，学的这个专业，太专，能有共同语言的人太少，我们这一辈子吃的就是这碗饭，别的饭再香，我们也吃不了。说一千道一万，重要的是工程技术的思想，并踏踏实实地去做好每一件事。
当我坐在陆炳良简陋的办公室，他显得很不自在，我说一定要写写他时，他更加不自在，讲话开始结巴，倒弄得我一下子慌了神，也不敢开声提问，怕问多了，反而冷场，所以就任他自由发挥。
他把眼睛盯在办公桌上，开始讲述他和桥。
“对于我们这些学理工科的，与学文科的不同，无论是学文还是学理，各有千秋。很多人不理解这一行，毕竟隔行如隔山。造桥不同于制造飞机，那是比较震撼人心的。想在工业类题材上做锦绣文章，想想都枯燥无味，你写起来一定很困难。”
当陆炳良替我着急的时候，本能地从桌上抓了纸，开始给我画五峰山大桥的草图，让驻扎在他心里的那个长江大桥呈现在纸上。
他在替我担心的时候，我庆幸让他找到了表达的兴奋点。
他开始在纸上给我讲那根能吊起万吨之重的悬索，我才知道那两根世界之最的主缆钢索在陆炳良心中的地位，每根钢丝都让他牵肠挂肚。
陆炳良开始“吐丝”，江上钢索直径1.3米，由5.5毫米的钢丝组成，如何吊起千米大桥，如何安置钢丝，陆炳良费了一大番心思。主缆钢丝由江阴华尔胜东钢公司和南通宝钢两家生产厂同时生产，从当初为什么选中这两家具有实力的公司，到正式生产，这中间不知道开过多少次专题会议。要知道，选择怎样的厂家，就意味着大桥会有怎样的质量。大桥的生命，全由主缆主宰。在行业中，能够生产这种钢丝的厂家很少，包括做索鞍的厂家都非常少，因为一般的厂从技术到经济没有这个实力做到。国家重大工程，没有相匹配的高质量钢丝，就不可能建成百年的精品大桥。
他给我讲南锚碇对这座桥的重要性，就是给江上的悬索建了一个超级房子，把索保护起来。钢材在潮湿的环境下容易腐蚀，锚室里面需要有干燥系统，保持空气干燥，相当于在衣服口袋里放上干燥剂。索对桥来说，是不可复制的，其他都可以更换，唯独悬索不可以更换，索断桥亡。
为了这两根过江主缆，陆炳良要盯死现场，还要组织施工，跑原材料生产厂家。前期工作的准备起码用了大半年的时间。
“建造这样一座特大公铁两用桥没有现成的经验，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像这么大跨度的公铁两用悬索桥，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还是头一次遇到。在公路桥中，1800多米的都有，但下面同时走铁路的没有。走汽车与动车不一样，每小时250千米的速度冲击力很大，速度太快。1092米宽的钢梁要吊上去，在铁路上用得很少，一直不敢用。因为荷载不够，火车有轨道，定死的，不能有一点高低误差，否则会翻车。”
作为生产部门的总指挥，在生产过程中要到现场抓生产进度，要根据设计院的要求生产，编制出年度计划生产进度表，来指导一年的生产量，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全部要细化到每一天。落实资源、设备进场，进来一趟太不容易。今年要有吊船进场，仅进来一趟的费用是1000万，还不算干活的租用费，只要开工就是费用。
大桥的总预算是37.5亿。整个项目的开支要在这个预算中完成，还要交管理费、税费、人工工资等。一个电焊工的工资每天至少要350元，还有其他各项杂费。
在2018年全年生产进度表上，散索鞍的安装天数，规定在5个工作日，包括施工过程中的每种配件，都要策划好。吊280吨的散索鞍，要依靠很多设备，都要预算出来。
在建设过程中，遇到“疑难杂症”要组织各部门“会诊”，在大桥局，熟悉陆炳良的人称他为“老中医”。虽然是主抓生产，但也要懂技术上的工艺流程，如果对技术不精通，怎么去安排生产呢？
猫道铺设方式，悬索、配件的购买，在几年前就已启动。当时国内都没有这样的技术，专门成立科研机构来研究制造，而且所有都是定制，如果预算不到位，到时候买都来不及，没办法去买。比如，钢梁结构在九江制造，一船要运2000吨，另一个厂在扬州，锚固系统、支架都是由我们自己做。
一个外行人看大桥的图纸，如同看天书，所有的细节都通向通车那天。当时南锚施工的重大难题，在现场陆炳良说，当时真的想破了脑袋。一边是五峰山，另一边是一家大的合资企业化工厂，往南是圌山，真正是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还要把这个道场做圆满了。
“真正做实事的还是下面的项目部，他们很辛苦。我的工作是下去看是否有偏差，如何纠正这样的偏差。”陆炳良谦虚地这样说自己的工作。其实不然，作为负责生产的总指挥，事无巨细，哪一项关照不到，都可能延误工期而导致重大的经济损失。
就拿头天下午遇到的一件事来说，两个梁之间有很大的伸缩缝，2米的伸缩缝，太大了。设计院来会诊，召开六方会议，重新向各投标单位发招标文件，技术参数的变更内容就有很多。所有专业的事，要请专业的人来做，不懂不能装老大。
“这个工地现场的管理，还是有许多值得骄傲的地方。我们有独立的钢筋和混凝土加工厂，与试验室为一体，有专门的供货商坐在这里配送，有力地保障了施工进度，我们集中精力保证物资、机械和生产调度。每一根钢筋都有身份证，签字后才能出厂。检验的台账很详细，这是最基本的。所有的工程，就靠钢筋与混凝土支撑，这两样都无法保证，再好的设备与技术都无法出精品工程。我们的混凝土加工厂与上海联网，全部远程控制，自动生产，只要生产系统启动，上海就收到信息。如果生产的产品三次不合格，上海远程系统自动停产。偷工减料的机会为零。”
陆炳良说他刚上班的时候，水泥和黄沙加水搅搅，就可以用了，现在不可能。“外面有商用的混凝土工厂找上门，通过很多关系来跟我们谈合作的事，而他们无法理解我们的做法，他们觉得商用混凝土做得非常棒，所有的商品房都是用这样的混凝土，大桥为什么不能用呢？”
我们买的沙子和石子都要洗，还要筛干净。我们用的是中粗沙，在2.0毫米-2.4毫米之间，最好为2.6毫米。3.0毫米粗了，2.0毫米又太细了。石子用5毫米的颗粒，误差不能超过1%，要去尘洗干净，不能有杂质。商用混凝土商看了我们的加工厂，再也没来跟我们谈合作的事。
追溯到几十年前，其实陆炳良曾来过这里。20世纪90年代他第一次到镇江，过江靠汽渡，一座桥对江南江北人来说，就是奢望，没有人敢想象会在镇江造一座大桥，而东乡这里是无边无际的芦苇荡，用脏、乱、差三个字形容并不为过。30多年后，陆炳良再来这里找当年吃东乡羊肉的地方，怎么也找不到了。同样的地方，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候五峰山一带，全是破房子，还没有楼房。几十年后重返旧地，而且是来这里建桥，感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许与这个地方有缘，在建扬中一桥的时候，陆炳良也曾来过这里。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地，一条小路。那时候从南京到这边，坐公共汽车，一路颠簸，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到。
南锚施工刚开挖地基时，非常辛苦，在地下施工，风吹不进去，热气在基坑里盘旋，工人们在地底下待时间长了，感觉到窒息，像在沙漠一样。只能买冰块放盆里，用电风扇吹点凉风降温，顶上搭凉篷。工人们太辛苦，累，渴，吃冰棍的时候，手上拿一根根本不过瘾，两根一齐吃。值班室冰柜里的冷饮保证24小时供应。但几十米的深坑，太危险了，一日不填实，一日担心。
“开挖南锚基坑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晒得像非洲人，而且瘦。39度以上的高温，怕有人中暑，怕发生安全事故，每个管理人员都难逃其责，每天脑子里的那根弦都绷着。”
锚碇周围全是山，挖个大坑容易垮，要做一个支撑。先做一个桶，圆的混凝土不好做，我们分成块，挖一段，做一段支撑，分段支撑，6.4米长，跳着做，用铣槽机，做成圆形撑住，这样不容易塌方。后锚区不够，填完土到正负零的时候，做支护桩。桩心的力传到地底下，成为基础的桩心，力量从顶上传到地底下去，一层层传下去。38万多立方米混凝土浇筑的南锚碇全靠基础桩心的力量来支撑，基础是大桥的魂。这就是设计大师们的智慧，世界之最就在这里体现。
南北两岸的锚碇和主塔控制着总工期，不能停止。签订合同期内要通车，不能延期。整个一条线要通车运营，花费要达到300到500个亿，如果不按时通车，后果不堪设想。这不仅仅是一座桥的成本，而是连接几个城市的整条线路的预算。
主塔才开工不久，就出师不利。围堰漏水。从来没有听说过打到地下的钢板桩会漏水，4号主塔墩挖到24米深的地方，开始漏水，不得不停止施工。所有人都急坏了。在工地上有“老中医”之称的陆炳良每天蹲在工地现场，组织技术人员修正各项参数，最后想了一招：用混凝土做了个补丁，把它给补起来，那3根钢板被永远封存。最终67根大直径钻孔桩全部达到Ⅰ类桩的标准。
除了管生产，陆炳良还分管物资，在项目开工之初，材料便宜，资源也充足，他当机立断与各材料商签订合同，做好物资储备，没有因市场价格的复苏带来经济损失，反而节省了一大笔。
铁路桥和公路桥的区别很大，铁路桥上的电系统与信号系统要在桥建好后才能对接，前期的许多工作必须要拼命，因为后面还有许多辅助工程。
一般的铁路是用轨道摆到水泥上面，不用道砟，但这座桥下面的铁路用道砟铺设。缆索的线形问题不能改变，经过多少次试验与技术论证，觉得还是用道砟更科学。
那天下午，在江边，陆炳良和施超带我看码头传送带上的砂石料，直接从皮带输送机上运送到混凝土加工车间，再由不同的管道送到车间的每个料仓里去。
老陆骄傲地说：“整个大桥建设，就我们一家这么运送砂石料。减少了车辆运送，又节省了一项开支。”
沙子一斗一斗从江上的船上抓上来，用喷淋水冲洗，污水流到船里再拉走，不能污染长江。给石子洗澡，让它们干干净净走进料仓。站在110米高的4号主塔上往下面看大明码头，抓斗像女人的一只发卡，一张一合在抓着沙子。
陆炳良做了这样的一个比喻：“项目从前期考虑了很多细节，现在的建设与前期的合理的统筹是分不开的。就像炒菜一样，把所有的佐料都备好了，炒菜的时候就很方便。”
陆炳良还记得刚进五峰山大桥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地，他和一分部二公司的辛海宁书记，二分部四公司的金玉林书记同一天来到工地。从选址，到修路，蚂蚁搬家似的，建生活区，然后准备施工生产，大量的人员开始进场，那场面，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壮观，整个施工区，人欢车鸣，忙得不亦乐乎，每个人心里都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陆炳良有两个手机，一个是私人手机，一个是工作手机。这两个手机公私分明，但也时刻缠绕在一起。偶尔回家一趟，工作手机突然间安静下来，非常不习惯，心里慌张。
刚进场的时候，钢材2000元每吨，现在要5000元每吨；石子从50元每吨，到现在150元每吨。价格随时调整，如果国家不批准价格的差价可以随时调整，谁敢建这个桥？现在的国家政策帮企业止损，相对来讲风险要少得多。
央视科教频道来大桥拍摄最后拉索股的时候，作为局指挥部生产副总，陆炳良全程跟在摄制组后面，帮着摄制组扛器材，从早晨到下午才结束拍摄。在3号塔的散索鞍，摄制组让他对着镜头讲整个施工工艺，面对央视的摄像机镜头，平时挥洒自如地指点现场的江山的那个陆炳良，很是羞涩，眼睛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停顿片刻，他把目光伸向茫茫江面，不知道从何说起。
“主索从北岸放索区，通过牵引机牵到南岸去，经过3号和4号主塔的两个主索鞍，跨过长江，一头锚在北锚碇上，一头锚在南锚碇里面。”就那么几句话，在节目组的反复要求下，录制了三四遍才算过关。他身上出了一身汗，感觉像打了一场大仗。
从春节过后，一直到最后一根索股顺利过江，这几个月经历了太多闹心的事。尽管早在几个月前陆炳良就去跟生产厂家谈原材料供应的事，不停地跑九江的生产厂家，可最终还是怕什么来什么。因为整个工期提前了一个月，而生产厂家生产的速度严重滞后，这就将面临停工待料的可能性。这么大的工程别说停工一个月，就是半天，所造成的各种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经济损失就无法计算，火已经烧到眉毛，他有种无力回天之感。
真是天佑大桥人，这些棘手的问题，最终都得到解决，化险为夷。
陆炳良告诉我说，主索鞍拉索结束后，主索鞍上要建一间房子，把索密封起来，中间一间大房子，信号与通讯功能及供电系统，组成了两室一厅的房子。在和平年代还好，如果在战争年代，一座桥对军事很重要。所以南北锚完工后，除了维修人员，通常情况下不会让人进去。一座百年大桥，必将成为整个时代的实证，包括陆炳良向我描述的大桥建设过程。
“百年之后，我们这代人将灰飞烟灭，五峰山大桥将代替我们活下去。”
告别陆炳良时，他最后给我讲了这句很有哲理的名言，这哪像是个嘴笨的理工男，如果给他更大的舞台，他一个人可以导演一台精彩的大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