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门,三个世界,老、中、青三代,三匹马拉着同一辆战车,驶向百米高空的千米大桥上,面对1092米宽的天堑,他们披星戴月,缔造江河上的神奇。


  进入五峰山大桥施工现场的大门,左边是江边的主塔,右边是五峰山山坳里的南锚。大门右侧有三间很不起眼的集装箱房子,那是二分部南锚施工现场的防汛值班室。房子后面砌了水池做洗车台,水池里的水是死水,在阴天的时候会发浑发绿。池子里有几条瘦鱼,我在跟调度长陈圣飞上早班的时候,食堂还没到开饭时间,师傅给我到蒸箱里抓两只馒头,一路走一路啃,实在吃不下的时候,揪碎往池子里一扔,几条苗条的鱼跃出水面,眨眼的工夫便吃光。七八月份的时候,39度的高温,水绿成蓝藻色,池子里的鱼全浮上水面,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鱼。

  三间小房子,第一间是技术员和工区长的办公室,四张铁皮桌子,一张打横放,桌上放着监控设备,24小时戒备状态,由所有当班的技术员守着。其实不算是办公室,测量组的测量工具占了一块地方。工区长李浔,一工区技术主管沈伟,技术员韩敏,测量组长徐飞等人,他们守着这间值班室。档案架子上摆放了整个大桥施工的全部施工图纸,像砖头一样码着。大桥建设中的每个细节,详细到每根钢筋的位置都能在图纸上找到。从这间房子里进进出出的年轻人,平均年龄不超过35岁。

  第二间是现场作业队张国庆,现场经理柳桥宁,调度长陈圣飞,专职安全员方文忠、冯永前、洪兵、沈海兵,以及各分包作业队队长的。他们有两个本子,是每天的施工日志和调度日志,记录每天现场的施工情况。靠门口有个冰柜,一个电茶水桶,夏天给现场的工人准备冷饮,冬天准备开水。平时这间屋子最闹腾,是信息最集中的地方,来自现场的各种问题,全部反馈到这里。

  第三间房子可以说是五峰山大桥首创的一间特殊办公室“安全积分超市”,由洪兵和沈海兵两个人轮流值班,平时铁将军把门,有人来领东西的时候才会打开一下。里面有一排货架,整齐地摆着牙膏、肥皂、电蚊香等日常生活用品。每样生活日用品并不标价,按分值摆放,从2分区,4分区,到10分区。靠门的小桌上,好几本拉杆夹夹着一堆材料,是两位专职安全员给每位来兑换商品积分的群安员们准备的积分登记表。翻开表格,记满了熟悉的名字:方文忠5分,电蚊香1盒;张国庆10分,飘柔洗发水1瓶;邓雷现4分,肥皂、牙刷各1;沈伟2分,香皂1块……货架的最底层,整齐地摆放着各类安全宣传小手册。

  别小看这个小超市,它是安环部的负责人朱文通过多方取经创立的。把二维码+移动互联网+云技术这个新型的安全系统经过无数次推演,变成全项目部的一个安全微信上报平台,形成“五峰山安全积分管理办法”,正式设立群安员岗位,将来自现场的安全隐患拍摄上传到系统,给现场的安全设立了一个屏障。无论是谁,只要拍下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图片,二维码一扫,就能进入这个系统。

  为了这个“安全隐患排查系统”顺利运行,2017年12月20号这天早晨,中铁大桥局集团公司把安全会议开到了江边现场,集团公司安质部部长王振伟专门对群安员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系统知识培训。

  一个先进的工地,不能少了先进的安全质量控制管理和配合默契的作业队。要在从前,几千米宽的江面就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天堑,但在今天,各种先进技术装备的出现让大桥的建设不再像从前那么难。走南闯北的作业队队长周理群,在长江上参建过许多桥,他作为施工单位的一线管理者,也称得上是半个建桥专家。以前参建的桥跑公路,而这座桥要跑高铁,这可算是悬索桥中的“大忌讳”。

  周理群在建桥行业这么多年,参加各种技术组织会议,他听设计桥的专家说:悬索桥属于典型的柔性结构,与其他大桥一样,都无比坚硬,从力学的角度来看,在上千米的尺度上,悬索桥是一种非常轻盈的结构,有很大的变形空间。对于公路桥来说,这种柔性是一件好事,它会使得悬索桥在内外力的作用下“宁弯不折”,即使遭遇地震、沉降等自然灾害也不易损坏。并且,对于只有几吨、几十吨重的汽车来说,它们所造成的悬索桥变形是微不足道的,不会影响通行。可高铁的运行恰恰对变形特别敏感,由于需要高速运行,高铁道路必须保持相当的刚度,任何一点小小的变形都可能会导致高铁运行不稳甚至事故。

  悬索桥和高铁“五行犯冲”,但桥梁工程师们又不得不选择它。周理群在接下了这个施工大项目后,更激发了他的好奇心,他丢下另外一个项目的工程,交给其他人打理,跑到五峰山大桥来取经,这样的机会绝不能错过,能为今后的施工积累更多的经验。他知道,一座大桥的建筑材料用量比建一个规模很大的小区还多,这么重的大桥,又怎么吊得起来呢?

  在项目部每周的生产调度会上,老周的耳朵一直是竖起来听的,他要把学到的东西讲给作业队的人听。

  我在五峰山大桥工地现场见到镇江恒盛作业队队长周理群时,已是腊月十三,他站在S2号墩的钢板桩前面,脚下厚厚的积雪。这段时间因为停工,他急得上了火,嗓子嘶哑,不知道是谁给他取了个绰号:公鸭嗓子。

  天晴雪止,五峰山脚下的南锚碇现场,又恢复了往常的喧嚣。

  南锚工区长李浔从现场回到值班室,脸拉得三尺长。这两天,各个作业队开始炸窝了,工地上留不住工人过年,不亚于天要往下塌。即使有些人勉强留在工地过年,但心思不在现场,做活的时候跟丢了魂似的,质量和安全都让人忧心不已。

  李浔人还没进屋,声音就从外面响起:“上午回填土渣土车出了故障,下午只有一辆车来回折腾,今天回填土又要拖班了。回填土不结束,打不了混凝土。”

  每逢天不借势,各作业队的队长们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值班室自然成了撒气的地方,涌到值班室找工区长评理,高喉咙大嗓子往死里吵,那声音快要把房顶掀掉,一个个像斗牛场上的疯牛,眼珠子发红,喉咙口发紧,粗气直喘。

  工区长李浔毕竟年轻,开始说话还有底气,才开腔的时候,还会从脸上挤出点笑来应对他们。围着他的人一多,他再无招架能力,像一只被放掉气的轮胎,瘪在一边。

  为首的周理群如斗鸡场上的公鸡,脸红得像鸡冠子似的。柳桥宁本是个慢性子很文静的人,开始还能坐得住听听,看到李浔招架不住,再也坐不住,站起来跟作业队解释一番,让大家不要急躁,总算让值班室平静下来。

  “昨晚上才开的调度会,情况你们又不是不了解,老天爷不借势,谁也没办法。我们也不想停工,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耐心等。天好了马上就可以复工,不要急,不要急。”柳桥宁的一席话好不容易让为首的公鸭嗓子住了口。

  工地现场,每天的事看起来是事先安排好的,其实不然,每时每刻遇到的事都有可能不一样。谁也不是神仙,脑筋180度的大转弯也难应对。

  生产经理胡铭搓着冻得通红的双手进来的时候,吵嚷已告一段落,他和李浔一前一后往南锚走去。

  “其实这天也能打混凝土,只要保护措施做得好就可以。主要是业主和监理抓得贼紧,只要低于零下5度,工地上就得趴窝。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混凝土表面冻裂冻酥了影响强度的话,我们就是把头拎着去见业主都没用。这腊月黄天的,拎只猪头还好看,若是拎着人头去见上司,这年是没法过了。”生产经理胡铭说完,摇晃着刚理过发的小平顶直叹气。

  眼看着还有4天就要立春了,气温节节攀升,春节期间正好是大干的时候,但也正是大家想回家过年的时候,难免人心涣散。

  一屋子的人七嘴八舌各抒己见,也没有人想出更好的点子。纵然把天给说破了,还是得看天的脸色行事,嗓门再大,也代表不了真理。

  值班室的铁皮桌子,中间的接缝处摆放了一排高低不等的水杯,有夜班女塔吊师傅的粉红色杯子,有李浔、柳桥宁、陈圣飞的杯子,还有24小时在现场倒班的工区队长张国庆,专职安全员方文忠的杯子,但没有一个作业队队长的杯子,他们像天上的鸟,停不下来。

  柳桥宁肝不好,只喝蒲公英泡的茶。这茶都是他妻子刘凤在五峰山上挖来的,一棵棵洗干净,晾晒干给柳桥宁带到工地现场喝。这样的茶水自然不寻常,柳桥宁喝得格外仔细,每次捻上一小撮,小心地塞进一只细细的玻璃瓶子里,注满水,等待枯叶子在杯子里伸展开来。

  李浔的杯子是个粗壮的塑料杯,上下可以过滤的那种,是老婆帮他买的。

  陈圣飞的杯子有点萌,是他孙子喝水的那种奶嘴一样的塑料杯子。他看到柳桥宁喝着蒲公英泡的茶,心里痒痒的,也想喝,但老是喝人家的心里过意不去。他给启东老家的老母亲说起这事,80岁的老母亲在春天里拎着篮子满世界给儿子找蒲公英,陈圣飞喝上了母亲晒的蒲公英,嘴笑得咧到耳朵根子,并且把一包包的蒲公英分给同事们喝。用他的话来说,这茶有了老妈的味道,跟街上买的就是不同。

  张国庆的茶杯和他的人一样,是流动的,人在哪,茶杯跟到哪。杯子跟着他有时候在值班室,有时候在电瓶车的座位里。杯子经常是空的,就是有茶水,在冬天里倒的热水很快变成了凉水,夏天里的凉水也成了热水。作为分队队长,他的工作都在现场,除了写施工日志或工作中的交流意见,他很少来值班室,很少看到他喝水,并不是他不渴,而是习惯了不喝水,所以他看上去又干又瘦,像北方沙漠里风干的胡杨。陈圣飞习惯了拿老实巴交的张国庆开玩笑:“张国庆细头细脑,细胳膊细腿的,往六七十米高的南锚上一站,要是来阵七级大风,肯定被刮跑,如果哪个人下手狠点,他那细胳膊腿一掐就断。”

  每次到南锚碇现场,张国庆随时在。有好几次下雨天,他穿着雨衣站在现场,像根弱不禁风的小树苗,被风雨包围着。看不清他的脸,但知道是他,默默地站在霸气庄严的南锚碇脚下。整个工地上,他最瘦小,那腰瘦得不盈一握,工作服挂在身上飘,因为头小,最小的安全帽他还是嫌大,里面塞了许多纸。因为是同乡,我和他的话自然多些。记得2018年盛夏,在南锚碇的防汛值班室,和他一起上晚班,谈大桥的前世今生。这位桥二代怎么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干这一行。当我捧起他每天写的施工日志时,他很自豪地说:“想想我们这些人真的了不起,看着桥一点点长高,如同看自己的儿子一样,像这样的超级工程,这辈子能遇到,算是幸运的。”晚上10点半,张国庆开着面包车去生活区拿宵夜分给工人们吃,一边吃一边感慨:“从1949年到现在,长江上建的桥越来越多,少说有几百座,在我们百年之后,当这些桥成为危桥,不得不炸毁,这些建筑垃圾污染江河大地,那可怎么办?”但又一想:“等我们这代建桥人都作古了,说不定发明出一种专门吃建筑垃圾的虫子出来,根本不需要担心。”说完了桥事,张国庆忧心起儿子的婚事。儿子准备2019年10月份结婚,他在一张废纸上算了一笔账,连买房子到装修,还要给女方十几万的彩礼,十几桌的香烟酒水,杂七杂八加起来,没有130万这婚是结不成的。在大桥工作几十年就这么多死收入,给儿子办场婚姻都拮据。我后来才知道,每次张国庆很少参加同事们间的小聚会,他的工资,1分钱恨不得撕成2分钱用,全部攒起来给儿子结婚用。工地生活清苦,他的瘦也跟营养不良有关。这位和我一样大的人,半头白发,脸色黑黄,满脸风霜,但只要他站在南锚碇的任意一个地方,就精神抖擞,死守现场,手握对讲机指挥空中的塔吊,颇有大将风度。

  除了张国庆喝水少,专职安全员方文忠喝水也不多,他因为股骨头坏死,换过三回股骨头,一条腿不得劲,他怕上厕所,尽量减少喝水的次数。事实上,每个从工地现场转身到值班室的人,很少想起喝口水,桌上的茶杯大多时候是个摆设,他们的嘴唇上经常会有一层翘起来的皮,嘴丫子长水泡,干得快着火。

  围着51座桥墩和南锚碇的5家作业队,每个作业队的领头人像工地上的无脚鸟,从地面飞到高空,从现场飞到值班室和项目指挥部,施工现场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他们的身影,个个忙得如失火,更不会有人喝水。他们只有上班时间,没有下班时间,不分昼夜地盯在现场。活做不好没法交代,如果出了质量问题,作业队伍的名字一不留神会进入黑名单,被行业封杀就完了。所以他们对每个工程节点,都得十二分小心,心里那个累。

  作业队的几个头儿,只能死守现场盯着,实在困了躲进车里打个盹,但也睡不实。

  这5个作业队,如5把尖刀,安插在工地现场不同的阵地上,牵一发而动全身。上一级下达的施工指令,需要他们来严格执行。5个作业队的领头人与现场管理人员之间是鱼水关系,谁离了谁都活不下去。

  值班室的门不停地开关,空调有气无力地把冷气吃进去,把热气吐出来,这间铁皮小屋子夏天并不凉快,冬天也很少暖和。

  隔壁李浔他们的值班室相对安静得多,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除了写施工日志,其他的工作全部在电脑上完成。而柳桥宁他们这边的值班室,大多是老一辈的,会用电脑的并不多,有些靠手工写。李浔是工地上比较年轻的管理者,老一辈的人面临退休,现场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年轻人不缺少理论知识,只缺少管理现场的经验。老一辈的大桥人书读得少,学历不高,但他们这辈子在不同的桥上打滚,一肚子经验,不能烂在肚子里退休,把本事带到骨灰盒里也没用。再不教会年轻人就来不及了,所以,工地上大多是一对一的师徒关系,不把他们带出来,对不住他们。

  冬天的棉帽子刚发下来,戴着还有点不习惯。出门时我忘记拿安全帽,又返身回值班室拿帽子,跟在张国庆后面去看现场。初进工地的时候,戴的白帽子,工人以为是大桥局的人来检查安全,格外小心。后来才知道,戴白帽子的是管理人员,红帽子是来宾,黄帽子是工人戴的。

  和张国庆一边往工地走,一边听他说施工一线现状:“我们这些老家伙老了,没用了,大桥的天空以后就靠他们年轻一辈……”后面的话被一阵巨大的机械噪音吞没,像是什么也没说过,等不及抬头,抓在手里的对讲机发出“咝咝啦啦”的声音,接着传来高空中塔吊师傅的声音,问他钢管摆放的确定位置。张国庆赶紧打住话头,仰起脖子,双眼盯住空中飞过来的货物,指挥塔吊的方向。

  S2号墩是公鸭嗓子作业队的施工任务,几个人站在钢板桩前的一片积雪上注视着渣土车、挖机、机械手、汽车吊等不同的机械来来去去,不同的噪音像一台大合唱,相同的调,不同的音阶。

  张国庆站在一堆烂雪上用对讲机指挥渣土车回填土,公鸭嗓子嘶哑的声音从背后飘过来,夹杂着咳嗽,有痰堵在嗓子眼,这声音是从胸腔里嘣出来的,像卷了口的钝刀剁木头的声音,带着冷金属强硬的气息,一下子把张国庆和现场指挥的柳桥宁给唬住了。公鸭嗓子这两天每时每刻都泡在工地现场,这两天不停有工人闹着要走,搞得他心里毛躁躁的。这么冷的天,他里面只穿了一件酒红色格子的保暖衬衣,外面套了件咖啡色的皮夹克,拉链没拉,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双眼布满血丝,鼻子冻得通红,脸红得发紫,紫中发着黑。因为雪天,这边已停工两天,工期对作业队来说,是他们的生命线,那么多工人闲一天就是一天的损失。民工是做一天拿一天,他们巴不得一天不休息,早把活做完早回家过年。

  “你想让我的机械往哪边去,这个破机什么时候才能修得好啊,那边大里程不是在做事嘛。要命的是这两天都是在零下5度,雪什么时候才能化掉。反正我10号就要走人了,再迟工人们买不到回家的车票。”

  柳桥宁说话似乎有些气短,一脸的无奈,好像鬼天气是他给招来的,和公鸭嗓子有理也说不清楚,但还是要讲。业主与监理有硬性规定,恶劣天气,不能强行施工,如果出了事,有十个脑袋都不能挽回损失。柳桥宁一生中经历过那么多桥,早已习惯了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听指挥,就是找事,甚至是找死。

  “6号左右气温就要回升了,就可以打混凝土,不急在这两天,天马上就好了。”柳桥宁说。

  “唉,你是站着说话不怕腰疼,温度要等到10号才能上来,10号都腊月多少了,25号要过年了,让人家怎么买票?这几天都是零下6度呢,立春又咋样,倒春寒的天还能冻死一头牛呢,气温回升个鬼啊。冷一点不怕,就怕雪不化冻,你们看看,现在化的雪只能靠地表温度,中午12点才能化点,下午4点不到,又开始上冻。今天没化多少雪,还不是和昨天一个样哇。”

  决策是管理者的事,但要把纸上的决策还原成实物,得靠一线工人的力。工人对现场的理解,操作过程中的严谨态度,决定了工程质量。老周说:“管理一个民工队伍,与管理一个兵团没什么两样,我们容易吗?我们拼着命赶工期,为的是什么?工人也可怜呢,我们就靠这帮兄弟们干,留下来的全是骨干,没用的全部都滚蛋。我们除了飞机大炮不能造,什么事都能干。”

  公鸭嗓子越喊越得劲,正好在气头上,嗓门又提高了八度:“我做大桥的工程都20来年来,在哪个地方下雪没打过混凝土,那年在崇明大桥做现浇水泥桥梁的时候,下雪天上冻我们不是照样打混凝土,那一次还是最冷的一天。那雪下的,混凝土一打上去就冻,温度下降得快,盖着麻袋也没用,我们用大空调放在工地上猛吹,用电热毯挂上去保温。这可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并没有因为下雪天就停止打混凝土,那可是公司选的好日子,非开工不可。”

  胡铭从南锚上转了一圈下来,看到公鸭嗓子还没走,没好气地说:“别吹牛了,你看你现在吹起来满嘴像开大炮,能把气温升上来,才算真本事,跟我们喊,有啥用。”

  胡铭这两天急得冒火,看到谁头都发胀。

  公鸭嗓子也觉得今天有点过分,于是见好就收,正准备熄火闭嘴的时候,翻斗车“呜呜”的开过来,把回填土倒进基坑中。公鸭嗓子只顾着说话,没注意脑后开过来的翻斗车,说得两嘴丫子白沫直泛。柳桥宁本来话就不多,说一句管别人说十句,口气力道并不大,但很有内力与定力,所以别人都很买他的账。有人说柳桥宁在大桥工地几十年的生活,练就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事,他后脑勺长了双眼睛,就是不往后看,也能看见后面的情况,另外他还有对顺风耳。在他平静的面部表情后面,会看见他的耳朵不自觉地一掀一掀地动。我们几个人站着听公鸭嗓子发牢骚的工夫,柳桥宁眼睛的余光扫到了公鸭嗓子后面的翻斗车,准确地闻到了危险的气味,身子往前一倾,脚步都没来得及移,长长的手臂伸向公鸭嗓子,一把揪住他的一只衣袖,使劲一拽把整个人拖了过来。翻斗车正好到达刚才公鸭嗓子站的位置上,好险。

  公鸭嗓子脸都吓白了。

  安全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那一刹那,几秒钟的时间,关乎的是一条人命。

  春节临近,每个人回家的情绪都被宿舍区正准备张贴的红春联和大大的福字点燃,这喜庆的红色有传染功能,一传二,二传四,传遍整个工区。只要有人看到别人回家,就眼发红,心跳加速。越是这个时候,在工地上的人越不定神,个个心浮气躁的,特别容易出纰漏。

  说归说,做归做,公鸭嗓子也只是发发邪火作罢。二十几年来,一直做大桥工程,带着这个工程队走南闯北,根据工程大小,要多少人有多少人。做这样的大工程,仍需要垫资,但垫得少,国家工程,资金都能保障。再说除了这边的工地,芜湖那边还有一个工程,业内的人都是这样,工程养工程。工人都不是本地人,难找。这个工程上来的大多是河南人和四川人,江苏人反而不会在本地做事。

  “这些工人跟着我许多年,我在哪,他们跟到哪,但现在的工人也难说话。”公鸭嗓子倒苦水的时候,声音降低一半,表情开始柔和,腰不自觉地弯下来,更像只斗败了的公鸡,没了刚才的底气。

  “说实话,要带好一支很专业的民工队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肯吃苦,能吃苦的工人越来越少,而且年龄偏大,风险系数增高。民工不仅越来越少,而且超过60岁的民工工地上不准再用,都要身份证复印件,做不了假。年轻一代的人宁愿到城里端盘子刷碗,也不愿意到工地上来,一天上12小时,工期紧还要加班加点,谁都不想吃这个苦。一个作业队的领头,有天大的本事,还得靠工人来做事,找不到合适的工人就熄火。其实好的民工才是我们做工程的衣食父母。”

  大桥建筑比房屋建筑要求高得多,对工人的要求也高。同样是建筑,标准和要求完全不一样。公鸭嗓子说因为招不到好工人,大伤脑筋,老的桥建工人成了宝贝。房建工人居多,怎么办?一边用一边培训上岗。对于那些可以教得好的工人来说,只要肯学,过不了多久就能适应桥建的高要求。做房建的工人初来工地,太随意了,特别是钢筋工,都是做房建的,不给你按要求做事,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会振振有词地说:“我就是这么干的,在人家那能干,到你们这就不行?他们把在房建上的那一套坏习惯用在桥建上,那肯定是不行的。”

  房建的工地,有些钢筋扎不牢,糊里糊涂验收过关,等验收一结束,脚上去踩几回,钢筋很快变形。在房建上钢筋绑扎,为了求速度,扎丝不到位也就算了,但在桥建上,扎丝一定要捆紧不露头。“他们没这习惯,真要命的。”这是公鸭嗓子天天盯在现场死守的原因之一。

  “不能让他们有机会犯错误。如果等监理或业主来验收不合格返工的话,整个工程进度跟不上是一方面,最要命的是,返工的工时不能算工资,工人老返工拿不到钱,很快就会跳槽走人。他们反正不怕,走遍天下都是打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到哪都能待得下来,工程一结束就走人。可是,作业队不行,在任何一个项目上,都需要立口碑,口碑不好,以后别想接工程了。”

  钢筋绑扎得再好,最后都是隐蔽工程,被混凝土永远尘封。按理说,稍微马虎点是没人能看见的,但它是所有建筑工程中最拿魂的工序,如果钢筋的抗拉、抗压强度出现问题,将直接影响到工程质量。所以工程技术人员在施工过程中都要站在现场看着工人们绑扎钢筋,防止偷工减料,绑扎不到位。质量验收的时候更不能马虎,带着钢卷尺测量,正负差不能超过5毫米。

  公鸭嗓子对工人们说:“无论你们从哪里来的,凡是到我这里来做事,丁是丁,卯是卯,哪个敢糊鬼,哪怕是自己的亲娘老子,我都得请他滚蛋,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

  遇到实在不听话的工人,不把工程质量放在心上,公鸭嗓子说到做到,而且这类人以后不可能再用,否则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这是国家工程,如果因为一个人而影响了大事,肯定不行。也有些工人把大桥工地当成跳板,到这儿来跑几天龙套,过不多久就走人,真正的技术没学到什么,但到别的工程上去就是资本。也有的想转行,就到这儿来。

  干哪一行都不容易,标准高,竞争太厉害,你不做有人做,抢着做,亏本也要做。工地上多加用一个人,无形之中一年就多出十几万的支出,一个管理人员的工资可能相当于三个工人的工资。公鸭嗓子带的这个作业队,做的全是与路桥有关的大工程,在管理上,如果没有一点劲,这个队伍老早就散架了。

  公鸭嗓子说自己本来可以在家享天伦之乐,儿子32岁,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在家带带孙子多快活。“这么多兄弟跟着我不少年,大家都习惯了,我怎么能突然不干,对他们没有交代哇。”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做大桥工程这么多年了,心里总有个情结在,不愿意丢下来,只要有这个能力做下去,就多做一天,能做多久就做多久。公鸭嗓子说这些年来他一直牙疼,再冷的天一件衬衣,一件皮夹克都不觉得冷,但夜里只要躺下来,牙就开始作怪。工地上的人,没几个不牙疼的,山里寒湿气很重,对每个工地人的身体都是严酷的考验,白天热,夜里凉,冷热交错间,形成了“火牙”。这牙疼对他们来说早已不算什么毛病,公鸭嗓子对我说:“如果哪天牙不疼了,反觉得身体少了点什么,真是犯贱。”

  柳桥宁、张国庆、李浔和我四个人,站成一圈,把公鸭子嗓子围在中间,你一言我一语,半是安慰,半是鼓气,说得最多的是气温的事,恨不得明天五峰山上的桃花就能开放,对于未来的天气状况,其实每个人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只能听天由命。

  从6号墩到江边是四公司的项目,S1号墩往南是二公司,要说工程进度,四公司远远在前面,发工程进度奖,二公司肯定拿不过四公司。四公司靠4号主塔拿魂,主塔191米高,到目前为止,已经上到155米高。2018年6月前,主塔封顶。论工艺,不能和南锚碇相比。主塔从承台往上,一节节是标准层,可以复制,而南锚碇的施工,每一个工序都有挑战性。柳桥宁坦言,走过那么多大桥工地,遇到这么大这么复杂的锚碇施工是大姑娘上轿子--头一回。

  我们和公鸭嗓子理论了足足有2个小时,最后也没有理论出什么名堂来。几双鞋子把脚底下的积雪踩得结结实实,每双鞋无底无帮,黑乎乎的,认不出鞋子原来的样子,脚下滑得很。我们几个都穿的休闲鞋,只有公鸭嗓子穿的是一双单皮鞋,鞋面上涂满了泥巴。公鸭嗓子嘴上说不怕冷,站在风中和我们说了2小时的话,声音一直在抖,两只手没离开过裤口袋。

  一群人离开S2号墩时5点多,太阳的余晖照在长高的南锚碇上,庄严,肃穆。15层楼房高的南锚作业面上,工人们在寒风中开始收拾工具,从地上拿起白天脱下来的外衣,沿着施工步梯,像墨色的鱼一样游向地面,游向2000米外的活动板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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