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号主塔和南锚碇施工现场,他们俨然是大将军,在威武的机械丛林中,车辚辚,马萧萧,千军万马在桥上,愤怒的小鸟在远方。


大肚弥勒陈圣飞


  从五峰山脚下打下第一根钻孔桩,南锚碇破土动土开挖基坑,到现在主缆索股即将牵拉结束,接下来为主缆缠丝,吊索夹,索杆,然后架钢桁梁,陈圣飞和南锚碇在一起近1500天。作为南锚碇的调度长,陈圣飞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情,是去江边看水位,然后回到值班室烧开水。陈圣飞用的一只奶瓶形状的粉红色塑料杯子,是儿子买的,脏兮兮的样子。他每天早晨用这只杯子泡上一袋排石冲剂。从到这个工地起,他就喝这种中成药,但对于肾结石排石的作用并不大,反正每年公司体检,肾结石从来没有消失过。

  在现场,作为南锚碇施工现场的机械总调度长,作业队的人喊他陈调。和同事们在一起,大家认为陈圣飞这个名字文气了点,加上他平时有点大哥大的风范,都叫他飞哥。

  如果没有特殊事情非要到现场,陈调通常坐在值班室用对讲机或手机指挥,因为怕动,又管不住嘴,他的脸变得越来越宽,笑起来的时候,双下巴泛出圈圈,看不见他的腰,只有肚子。生产经理胡铭老吓他:“飞哥,再这样下去,三高马上就要找你麻烦了。”

  于是,飞哥迈开腿,管住嘴,每天步行1250米去南锚值班室。和飞哥第一次认识就是在那条通往天梯的羊肠小道上,这条道只能一个人走,飞哥让我,我让他,最后还是他让我先过。这条小道上有一幅卡通画,在修建这条施工道的时候,不知道哪个调皮的人在尚未干的混凝土路面上画了一只小猪,小尾巴卷着。后来每次经过这条路,都联想到飞哥胖嘟嘟的样子。

  翻过两个陡坡,爬过那条116级的天梯,把他累得够呛,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小有成效,飞哥果然苗条了许多,眼睛变成了双眼皮,脸也英俊了三四分。

  在现场的陈调,不好说话的时候变成黑脸的包公,现场哪里有看不顺眼的事,他会瞪着铜铃大的牛眼,扁着嘴把少数耍滑头的人恶狠狠批一顿:“把活做漂亮点,不给人找麻烦就是不给自己添睹,谁偷奸耍刁,当心我的虎头铡,铡了他的小狗头。”下面的人只要把事情做好了,飞哥笑得像大肚弥勒佛。

  他对师傅们说:“你们是手握方向盘和操作杆的,你们的失误不但自己受损还要连累他人,轻则断手断腿,重则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所以请师傅们只要一上车,要精神百倍,严格要求自己按照操作规程操作。”

  陈调每天早晨还有件最重要的事,对十几台机械的工作安排,对司机进行班前工作安全提示和要求。一天工作的技术交底,是每天雷打不动的事。这10分钟的指令话不多,言简意赅。别小看这短短的10分钟,都是与安全质量生产密切相关的大事。这么大的工地,这么多的机械,24小时都在狭小的施工现场跑来跑去,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磕磕碰碰的事情,挖机司机、吊机司机有些不听指挥,发生争吵,要去调解,现场工人违规操作,要去制止,有危险和吊重物,肯定要到现场指挥。

  在别人看来,陈调稳坐值班室轻轻松松上一天班,其实事情全装在他肚子里,哪怕晚上躺床上,都得从脑子里过一遍。

  和所有的桥二代一样,飞哥在顶职进大桥前,在外面的世界转了一圈,最后才打算把心落在大桥。

  飞哥记事早,他记得5岁时候跟妈妈去南京长江大桥工地看爸爸的事。妈妈手里牵着他,怀里抱着妹妹。有一次妈妈累坏了,身体不好去医院看病,爸爸在上班,小飞哥一个人跑出去玩,只记得经过一个洗石厂,结果找不到回家的路,一边走一边哭,哭累了就睡在一张大板凳上,等爸妈找他的时候,脸上还挂着眼泪。

  1980年高中毕业的飞哥,高考成绩与录取分数线差27分,平生第一次知道愁的滋味。其实飞哥是有学习的天赋,在高一的时候成绩就拔尖,数学能考满分,附加题目能用物理的方法解答出来,这在班上都少见。

  在母亲的眼中,儿子还是个嫩牙花子,觉得还是学个手艺靠谱。荒年饿不死手艺人。

  飞哥不甘心做个手艺人,听村里人说上海的农场有活干,脑子一发热,就跟别人后面去了。夜里到的农场,黑灯瞎火什么也看不见,农场里的人给他找了个地方睡,第二天早晨醒来一看,一头牛昂着头,朝他瞪眼,爬起来一望,墙上到处是牛屎。几十年的时光,飞哥怎么也忘不掉睡在牛棚的那个夜晚。在农场做的活是采茶叶,这是女人干的活,他哪有耐心,工资也没有要,一周后落荒而逃。

  回家后还是听了妈妈的话老老实实学木匠,一年半后就开始带徒弟。也就是这门手艺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希望,后来还开过家具厂,在1990年代中期家里就买了新房子。

  爸爸在大桥是内燃司机,也开过货车,在他退休回家的时候,看他靠手艺吃饭干得热火朝天。爸爸说,手艺人吃的是百家饭,端人家饭碗,受人家管,挣的全是血汗钱,做的活经常是有上家没下家,很不稳定。

  爸爸在准备退休的时候就希望他顶职进大桥。爸爸说:“到大桥是铁饭碗,在外面单干是瓷饭碗,弄不好就容易碎掉。”飞哥那时候开个小家具厂也是操心得要命,最后还是顺了爸爸的心,顶职进了大桥,那年是1993年。

  第一个工地到了九江大桥,分在食堂做白案,这一干就是4年。

  九江大桥,有4个桥头堡,桥头堡要做一种旋转扶梯,一般的木匠做不了。4个装吊工里面,年纪大的会干活,但不会看图纸,年纪轻的会看图,但不会干活。木工班班长打听到食堂的陈圣飞是木匠出身,把他调到桥头堡救急。

  陈圣飞拿着图纸一看,桥头堡的图纸上有个自由段,图纸上没有办法体现出来,只能画了个圆圈代替这个自由段的存在。谁也不知道这个自由段怎么弄。有一个木工师傅在干,陈圣飞跑过去一看就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告诉他说:“你这个错了,相差一个板面的厚度。”师傅不相信,3天做得差不多,发现果然错了。师傅觉得很丢面子,从此再也不干了。

  到现场看的时候,飞哥并没有看到图纸,在交叉的地方看到了重叠部分,然后通过想象预测到了潜在的问题,再与图纸上的自由段一结合,一下子就找到了问题的关键。这是需要悟性的。那个旋转扶梯在电梯井里,电梯井的施工非常困难,只能把旋转楼梯吊上来,推翻前面的,重新开料。

  在九江大桥5年半的时间,到1996年离开九江大桥,转战福建的闵江四桥,陈圣飞还是做老本行。那个年代的人文化程度偏低,许多老师傅只读过小学,苦能吃,图纸在手上拿倒了都不知道,更别说去看,技术员怎么讲还是听不懂。

  谈起江上拉索股的事,飞哥的见识并不比技术总工差,凭的是多年来造桥的经验。说到索股的长短,通过云计算,每个锚头的位置,每根索的长度、弧度的差异,承载的吨位不同,锚头的距离都不相同。作为总调度,要学的东西很多很多。在工作过程中,飞哥觉得从来没有困难。

  到桂林解放桥的时候,飞哥开始当分队队长,管两个分队的木工。每到一个工地,他都是管木工,积累了很多的经验。结束广西贵港的郁江桥的工程,他暂时离开了一段时间,又到了无锡的青年桥、顺德桥、台湾水泥铁路专线、南广铁路逢远河桥、广西柳州的白鹭大桥、南通的东方大道、扬州万福桥,现在到五峰山大桥。这一走,半辈子结束。

  建过的所有桥中,飞哥感到最震撼的有两座桥,第一是九江大桥,第二座就是今天的这座五峰山大桥。现在造桥有了各种高科技手段,不再需要传统的木工,所以飞哥的手艺也荒掉了,再无用武之地。

  飞哥的这双巧手,不仅木匠活做得漂亮,做针线活也相当利索。

  这要从他的裁缝结发妻子说起。飞哥和妻子是同一个村的。妻子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聪明又能干,在飞哥顶职进大桥的时候,她在家学裁缝开店,每天忙到深更半夜。飞哥那时候还在家中,帮她一起撬裤脚边,锁纽扣眼。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儿子聪明可爱,小日子过得甜滋滋的,在县城里买了房子。飞哥在福建闵江四桥的时候,他们的婚姻亮起了红灯。

  飞哥觉得有儿子,有房子,有贤妻,此生再无忧。他们吃了那么多苦,尽管不算大富大贵,按理说,日子好过了,不应该分,但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可以同苦,不能同甘,他们因为分得太久,一个天南地北漂,一个守着老的和小的。

  夫妻两个都是优秀的手艺人,妻子给别人做了多少嫁衣,自己都舍不得做件好衣裳。为了让他们娘儿俩过上更好的日子,飞哥在工地上很努力。

  和妻分手那年,飞哥37岁,儿子14岁,由爷爷奶奶带大。

  飞哥说以前的事,什么也不想说,说起来难受,他心底像有颗盐煮过的豆子,这粒苦涩的豆子经常跳出来搅乱他的心,咸咸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大桥人就是这个命,家庭幸福的真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人的内心里都被长期分居的盐霜腌过,时间久了,慢慢风干,也就不知道疼痛,都麻木了。

  的确,大桥人的婚姻岌岌可危的不在少数。劳燕分飞的并不少,也有的为了孩子和双方老人将就着过,但质量很差很差,对孩子反而是另一种伤害。婚姻工程如同建桥一样,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复杂性并不比建桥低。工程上的难关可以由一个技术方阵来攻坚克难,但婚姻家庭的圆满或瓦解,永远是两个人的事,外人谁也走不进那个谜一样的城堡。

  飞哥和妻子的婚姻就是如此,他有本事解决复杂的旋转扶梯,她可以裁剪一件式样很复杂的衣裳,但他们终究解决不了自己的感情问题。他们的感情倒在长期分居,抚养孩子的复杂枪口上。

  谁不希望有个圆满的家,可是那个家,像天上的星星,海底的月亮,摸不着,捞不到。这十几年,飞哥和前妻一直单着。飞哥经常相亲,相来相去并不是没有中意的,而是有些相处一段时间后,就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性格太刚烈,有的拜金,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不接纳他的父母。就是因为长年在大桥上顾不着家,家才散了。所以他把择偶的标准定死了:一不求她的财,二不看她的貌,百善孝为先,如果不能孝顺他的父母,哪怕她是王母娘娘的亲闺女,也不娶。其次是要跟着他走,他到哪,她也要跟到哪,哪怕吃糠咽菜,都要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孤孤单单的大桥人,以桥安身立命,按说这点要求不算啥,但在外人看来,却难上加难,哪个女人愿意从米箩里跳到糠箩里来过漂泊生活。所以,飞哥的硬性条件,把一个个女人给吓跑了,他到现在还一直单着,高不成,低不就,成了父母的心头大事,连儿子都向他发出了“警告”。

  儿子买了一对卡通玩具,固定在飞哥车子的前方,是两只连在一起的小鸟,是动画片里的,它们的名字叫“愤怒的小鸟。”儿子对他说:“老爸,你年纪越来越大了,再不找个女朋友,别说爷爷奶奶难过,连我们都要愤怒了。”

  飞哥不是不想找,他只是在等待,等待那个符合他标准的女人向他靠近,然后把汽车里那对愤怒的小鸟换成一对幸福的卡通人物。

  只有一个女人走进了飞哥的心坎。他在扬州万福桥的时候认识了她,万福桥因此成了他的爱情福地。她比他小整十岁。当他带着她回启东老家见父母时,她见他的父母如见自己的父母,他终于放心了。两个人一个扬州,一个在镇江,隔江相望。他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退休后与她会合,侍奉父母,照顾孙辈们。他最终还是不忍心带着她进工地,工地粗粝的生活会磨损心爱女人的容颜,所有的女人是用来疼爱的,而不是来受苦的。

  他们每天通过微信隔着五峰山的江水,鸿雁传情。

  大桥人的家庭,幸福的极少见,不幸福的家庭一抓一大把,各有各的故事。这些故事如果没有人去剖开,将永远被工地上的黄尘湮灭,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和妻子、父母、子女长久分别后的锥心蚀骨的苦涩与无奈。大部分时候,白天在现场,忙得没有时间想家里的事,只有夜深人静时,才会去想,他们都努力将不幸福的往事尘封在心灵最深的地方,不愿意轻易示人。

  工地上的人都知道飞哥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饱,日子过得比较马虎,和前妻离婚的这十几年,除了孙子和父母让他挂心,别的真没多少事能让他放在心上的。

  陈圣飞一边打开施工日志,开始写调度的作业,一边打开对讲机与各个泵车联系,填写南锚及桥墩的混凝土的实际方量。等这套活忙完了,杯子里咖啡色的排石冲剂已经凉透了。他也顾不了许多,仰起脖子一饮而尽,算是完成了每天吃药的任务。同事们都知道飞哥好吃,怕动,过几天就要约大家小聚一下。其实大多数情况下,飞哥并不好吃,他只是好客。尽管他的厨艺呱呱叫,但很少动手做饭,他负责采买食材,让张俊杰当火头军,那手艺也是一绝。等大家到齐了,飞哥开始安排位置,年长的床沿上坐,年轻的坐塑料板凳。他吃得并不多,酒量也不行,他专门弄一双筷子帮坐得远够不到的人夹菜,看到别人吃得香,喝得尽兴,他那张红光满面的大胖脸笑开了花,笑起来的时候,搁在大腿上的啤酒肚晃来晃去的。有人说飞哥是如来佛转世,好人肯定有好报,和扬州的美女朋友相遇相恋,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呆人有呆福呢。

  飞哥谈起旋转梯,眉飞色舞,笑得像弥勒佛,当我的话题转到他的家庭时,飞哥胖嘟嘟的身体本能地缩了下去,神情开始暗淡,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他担心现在的女朋友哪天和他吹了,还有她的小脾气,发起火来横七竖八瞎来,一个不高兴就把他的东西扔得干干净净,让他有多远滚多远。这让他很难受,毕竟人家年龄小,哪有小女人不任性的,只能让着她。

  飞哥前天回家看父母,特地从吕四港买了带鱼来,晚上准备在宿舍办满汉全席。几天前就约了工区的兄弟们来宿舍喝酒,飞哥昨天就开始拖地,抹桌凳,床上的被子理得很整齐。

  张俊杰从现场回来洗菜切菜,怕晚上锅不够用,红烧的大菜牛筋中午就提前煨熟。

  我还一头汗在70米高的南锚上,崔永兴和陆炳良已经出发到工区吃晚饭,他们说到现场接了我一起到工区。等我回工区宿舍洗了把脸,换上干净的衣服赴宴时,已经6点半,人全到齐了。

  两张铁皮桌子拼好,塑料板凳排开,油炸花生米、手撕腊肉、凉拌海带丝、白凤爪、凉拌黄瓜等几个冷菜先上了桌。红烧鳗鱼、带鱼、鲫鱼,红珠鸡到大港街上买的,炒土豆丝,青菜炒香菇,最好的一锅菜是电磁炉上煮的牛筋火锅,各色素菜洗了一堆放在边上备着。周达斌到食堂去打了菜和饭,开洒水车的吴平林,朱文、胡铭,工经部的谭希都来了。崔永兴和陆炳良坐床沿上,其他人围坐,13人,坐得挤挤的。

  喝的酒不超过15元,要么是牛栏山,要么是二锅头。能喝酒的喝几口,不能喝的倒碗矿泉水充当酒。工区的酒桌上,酒碗端在手上,没有上下级,称兄道弟。一顿饭结束,酒干菜光,平时工作中的那点鸡毛蒜皮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各自回宿舍蒙头大睡。

  父母年事已高,三天两头生病,这成了飞哥最大的牵挂。最害怕的是接到家里的电话,像电烙铁一样。

  这两天,飞哥的爸爸住院,医生说要手术,妈妈有个小病也要手术,飞哥感觉天快塌下来了。坐在我面前的飞哥像霜打过的茄子,每说一句话都觉得困难,内心的疼痛像一不小心炸开了马蜂窝,蜇得他心惊肉跳,以至于他本能地抱着头,想躲也没处躲,只能面对。

  别人的事从头上过,自己的事从心上过,飞哥真切地体会到这句话的内涵。如果他有个完整的家,他在大桥上打拼,家里有个媳妇照顾父母,那么他就无须两头牵挂。

  飞哥曾经希望儿子能像他一样子承父业,到大桥工地上来大展宏图,可是那小子到项目部来上了个把月班,就请假溜号了。走的时候怕老子来火,衣物都扔在宿舍没有带走,反正老子在工地上,不怕丢了。

  儿子像风中的鹞子飞离飞哥给他设定的人生路线,独自闯荡江湖,做起生意,倒也风生水起,钞票飞飞的,小夫妻俩日子过得美滋滋的。这对飞哥来说很是欣慰,好在当初没把儿子摁在大桥上,否则儿子也和他一样在外面飘。

  飞哥说,我们大桥人,像天上的风筝,无论飞多远,那个扯线的人永远在家里头,线的那头,是妻儿老小,那线越扯越乱,哪怕把肠子扯断了,也回不去那个家。工期就是如山的命令。


4号主塔上的飞天


  朱治国家两口子属于那种半日不见,如隔三秋类型的。

  作为4号主塔和5号、6号桥墩的总调度,朱治国忙得连坐下来的时间都没有,妻子罗燕的电话没空接。这让罗燕很是恼火:“有那么忙吗?要死喽,要死喽,我的电话都敢不接了!”

  朱治国的飞毛腿在江边4号主塔飞来飞去的时候,罗燕在食堂的厨房里拣菜,洗菜,切菜。那双粉嫩的小手,像流动的白玉,像欢快的云雀,在一大堆菜面前上下翻飞,眨眼的工夫就拣满了一筐生菜。把菜放进水池里泡着,转身拿切菜板切香干,那刀工,也是炉火纯青,响声连成一片时,案板上已经码了一堆切好的香干。

  朱治国每天早早骑电瓶车去江边4号主塔上班,快言快语有绘画艺术天分的罗燕在食堂帮厨。罗燕可不是一般的心灵手巧,画的画能挂在网上卖,手工做的各种糕点不比正宗的糕点师傅差到哪去。

  朱治国过生日的时候,她亲手做了一个裱花的大蛋糕,让他足足回味了半个月的时间。

  下了班,两个人一起遛一条叫米菲的拉布拉多犬。米菲正怀着胎,懒懒地趴在笼子里待产。一间活动板房,是他们工地上的家。有女人的家,是缤纷的,生活日用品,罗燕喜欢的饰物,鱼缸等塞满了房间的角角落落。门口一个白色的花架子,放满了花盆,栀子花、月季、长寿花等十几个品种,都是家常花,还有一些从五峰山上采来的野花野草。单单是那两棵从五峰山上挖来的金银花,养在两只大塑料桶里,当五月杜鹃花开得漫山遍野时,朱治国家门前的金银花也开得前赴后继,草药香飘到活动板房里。罗燕又要忙米菲,又要忙着采摘含苞待放的金银花。如果等金银花开足了,就没有药用价值了,所以只能在还是花苞的时候采。

  作为江边主塔的总调度,有人开朱治国的玩笑:“他是主塔上两条腿的蜘蛛侠,人家从地上走,他贴着墙壁走。”玩笑归玩笑话,朱治国在通往主塔上空的升降机上,不知道爬过多少遍,个中辛苦旁人怎能体验。升降机的声音震耳欲聋,有的时候开升降机的女工有事不在,他坐进帘子里开。

  大家也没说错,朱治国要走的路都在空中。随着主塔越长越高,他在塔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多。除了工作,上主塔参观的人越来越多,人家对现场不熟悉,他要在前面带路,带领大家过通道,上升降机,攀主塔。升降机限载,最多只能上去8个人,遇到最大活动时,来宾有百把号人,这个时候,朱治国嫌自己只有两条腿太少。

  白天走得太多,下班后两条腿像灌满了铅,为了陪罗燕到圌山脚下散步,朱治国牵上爱犬拉布拉多,强撑着两条腿出门。回到宿舍,各自忙各自的事,罗燕搬出画架开始作画,朱治国倒在地铺上刷手机。

  1977年出生的朱治国,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父母当年是知青,他和妹妹随父母一起到盐城建湖,在徐州读高中,毕业后去福建武警部队警卫连当兵,第三年当了班长,并入了党。警卫连训练严格,素质要求高。在部队,荣誉是一个优秀士兵最好的见证,朱治国获得过不少荣誉。

  朱治国表现出色,部队领导瞄上了这位优秀的士兵,正准备把他作为后备干部留下来的时候,他的一些老乡全准备退伍回南京了。老乡们说:“治国,一起走吧,回南京我们还在一起好好干一番事业。”就这样,脑子一时发热,他跟着老乡们退伍回了家。

  人生总是充满不确定性。退伍回家他才发现,创业是多么难。

  “唯一后悔的就是退伍。如果留在部队,第二年的提干就会有我。我在部队得过许多奖,领导对我青眼有加,三年兵,参加军区大比武,拿了奖。如果那年不退伍回来,就不会进大桥。”

  如果生活是一场奔波,到哪里都将是一场在未知世界的竞走,朱治国的骨子里天生有一种野性基因:喜欢跑。作为一名优秀的退伍军人,1999年的时候,他被分到了大桥局。

  “刚分到桥处,还挺高兴。流动单位,可以到处跑,一直跑到现在,也没厌过。”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到处搞下岗,桥处也不例外。他刚到桥处报到,就没有岗位,关系挂在大桥局四公司,上不了班。那一年退伍兵特别多,全国在大裁军。朱治国说自己算是幸运的,许多战友分的单位都遭遇了下岗。

  一直到2010年,朱治国一直在外面飘着,跟在朋友后面东奔西跑,只要能挣钱,什么苦都吃过。

  2012年大桥局经济开始复苏,朱治国才正式回到大桥工地上班。

  第一座参建的桥是嘉绍(嘉兴到绍兴)大桥。嘉绍大桥结束后,紧接着去了湖北荆州公安大桥,再后来就到了现在的五峰山大桥。

  以前在南京跑还能照顾到家,进了大桥一步跑不掉,家难回了。父亲去世后,女儿和奶奶一起生活。奶奶年纪大了,管不住孩子。

  “自从离婚后,每次回南京,临走时女儿都会哭。”

  朱治国觉得亏欠孩子,在她小的时候还愿意来工地,长大后再也不愿意来工地,特别是上了初中后,在城里和同学一起玩。现在能给她的,就是带她上街吃好的,给她买喜欢的衣服,只要她开口,基本上都满足她。这也给她养成了坏习惯。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成长中的孩子,需要的是更多的陪伴。

  接到去五峰山大桥的调令是2015年12月1号。那年6月份,朱治国在武汉学习三个月,课接近尾声时,向学校老师请假回家陪女儿过儿童节。晚上11点钟,女儿说要吃烤串。吃完烧串回家的路上,女儿坐在电瓶车后面打起了瞌睡。朱治国一只手骑车,一只手在后面扶着她,结果出了车祸。女儿颈椎第三节错位,直接被送到上海治疗,好在孩子小,没太大的问题。朱治国颅脑积血,送到省人民医院,立即手术。在重症监护室昏迷了5天,第6天才醒过来,捡了一条命。

  “所有离异的家庭,大人的日子都能过,孩子的日子难过,哪怕你给孩子创造再多的物质,都是残缺不全的。”

  朱治国比罗燕大9岁。她来自辣都重庆,她爱他像爱辣椒一样,麻辣火爆,但她善解人意,特别能吃苦。我们谈话的工夫,罗燕打两次电话来问朱治国到哪去了。“尽管她脾气有点火辣,但对人真诚,心肠好。”朱治国说,大桥人苦,从来没有节假日,24小时待命,罗燕就得跟着苦。她是个闲不住的人,业余生活像门前的花儿草儿一样,多姿多彩。

  朱治国的手机铃声是冲锋号的声音,他还是部队的作风,冲锋号一响,就得准备去战斗。

  “在施工一线,手机铃声必须要大,否则听不见,容易误事。”朱治国解释说。

  可是到了宁静的生活区,一阵风吹过活动板房,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得见。

  电话是现场打来的。广告公司的人在主塔上游拉宣传标语,要用升降机。朱治国打电话给电梯女工王红,让她去开升降机接广告公司的人下来。

  现在的妻子,不管朱治国到哪,都把她带在身边,哪怕再苦。

  作为在一线的调度长,所有的事都得亲力亲为。

  朱治国参建的大桥虽然不多,但在现场历练了几年,经验越来越丰富,这得益于他喜欢钻研,能将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活学活用,却不去依赖书本知识。

  中铁二十四局的架桥机已经架好了梁,五峰山这边的引桥工程已经结束,就等架梁。南锚前面的直线段和0号块施工,框架墩和预留段框架墩施工都在有序进行。

  对现在的生活,朱治国很满意,只要努力工作,总有回报。这个月拉主缆索股比较快,公司为了激励大家,发放奖金。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朱治国不请假回家。奖金与出勤的天数考核挂钩。

  朱治国说爸爸2016年出事的时候,不得不请了长假照顾爸爸。爸爸是2016年12月21号出事,高血压中风引起脑梗,到2017年7月4号去世,全住在医院。刚出事的时候请了一个月假陪伴,假期结束赶紧回到工地,那个时候主塔才在浇筑承台。

  等妈妈打电话来说:“治国,你爸快不行了,快回来。”朱治国又请了几天假赶紧回家,一直陪伴到爸去世,过完“五七”,才回工地。爸爸的死是个意外。爸爸在一次过马路时不慎跌倒,过路的人打了120,然后在他手机里找到朱治国的亲情号码。朱治国在工地,只能请南京的兄弟们帮忙送医院抢救。两个月后,爸爸又查出来胃癌,无法化疗,撑了7个月,撒手人寰。爸爸没享过福,身体那么好,说倒就倒下了。爸爸走得很安详,在睡梦中离去,这让他的心里多少有点安慰。家里拆迁快要拿新房了,可是他没等到。这大半年时间,朱治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朱治国两头奔波,一边是桥,一边是爸爸,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都是一些好兄弟在帮忙。

  朱治国江湖义气重,只要谁说有事请他帮忙,他马上就能赶到。朋友们说他是那种可以为别人两肋插刀的人。

  虽然在大桥年数并不长,朱治国对大桥建设有自己的理解。“在设计的时候设计师可能只会考虑物的因素,很难考虑到人的因素,而在现场管理过程中,人的因素比天大。现在工地上对安全抓得特别紧,任何人都不敢掉以轻心。”

  在嘉绍大桥的经历,对朱治国来说是刻骨铭心的。钱塘江每年八月十五涨潮,潮水特别大,非常壮观。施工时必须躲避潮汛。在嘉绍施工时,有一个十几米长的栈桥,当时有家供货商来送货,那天下着毛毛雨,栈桥面铺着铁板,不下雨都很滑,一下雨,铁板上如同抹了层油,更滑,司机也许是踩了急刹车,车一滑,掉进江中,那一段正好在江心。下去就被潮水卷走了,连尸体都没法找到。

  一直到主塔封顶,猫道开始铺设时,开启了大江上架设主缆与边跨梁的航程。“现在造桥,全部是高科技,有效地控制了各种风险。”2019年1月29日下午4点30分,南岸边跨第八个大节段钢桁梁架设顺利完成,至此,南岸(镇江侧)边跨钢梁架设全部完成,钢梁施工转入北岸(扬州侧)边跨钢梁架设作业,二公司三工区的负责人郁文那边开启了紧张的架梁阶段。

  站在主塔上看五峰山的风光,看着大桥工程节点的每一个变化,朱治国向来参观的人介绍大桥建设中的情况。边跨钢桁梁,江南江北各8片,江面上的主跨37片。这个大家伙长30.8米,宽46米,高17.8米,重1632吨,其中最重的达1760吨,用2500吨浮吊往江上吊。以前都靠人工拼装,现在全在工厂拼装好,直接运过来吊装,把工人解放了出来。

  升降机升至主塔一半时,可以中途下来看架设好的钢梁。钢梁与钢梁之间的连接更是壮观,用高栓连接,每一个高栓都有一个号码,像我们每个人的身份证,通过系统可直接追查到操作人员的工号。第三代定扭矩全自动的电动扳手,是首次在五峰山大桥上使用。因此,每天坐升降机上上下下的过程,对朱治国来说也是学习的过程。

  江上风大的时候,猫道会晃,主缆也跟着晃,像蛇一样扭来扭去。朱治国在猫道侧网还没有挂好的时候,从4号主塔的边跨往南锚走,身上挂着安全带还是感觉害怕,45度的坡度,走在上面两条腿发抖,走了一趟,腿酸了5天。毕竟当过兵,心理素质还是有的。朱治国要带罗燕跑一趟猫道,罗燕怎么也不想去,她怕。还有一个原因,她不想去感受朱治国每天在高空中的生活,受风霜之苦,还危险,她宁愿把生活中的美好带给他,用小资的生活方式点缀工地上的清苦日子,只要两个人在一起,虽苦犹甜。

  人人都说当兵苦,造桥比当兵更苦。

  从2017年3月份开始主塔施工,到2018年5月,4号主塔封顶大典,朱治国忙昏了,全天候上上下下飞,才到下面,塔顶就有人喊,刚到塔顶,地面又有人喊。有时候喊不到人来开升降机,他自己开。升降机到达主塔191米高空处需要8分钟左右,来回一趟约一刻钟上,他不知道要上下多少次。他和同事们一起,守望主塔到封顶,看着它地底下长出来,横梁混凝土用量,每次需要600多立方米,分4次才浇完,整个主塔混凝土用量需要用4万立方米左右,包括承台。

  朱治国经常站在地上仰望空中的主塔,有64层楼房那么高,两根擎天柱,把他的心一下子升到天空中。而从191米的塔顶再往下望,承台以下呈梅花式布置的67根直径2.8米的钻孔灌注桩,最长的桩伸到地底下138米深,相当于46层的“高楼”永远楔入地下。这样长的大直径钻孔桩群不仅在长江流域绝无仅有,在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十分罕见。来参观的人看不见,造桥人历历在目,每根桩都矗立在他们心里,沉重,庄严。朱治国的内心一次次被震撼,每个大桥人所受的苦,终是值得的。

  在朱治国的值班室,有一个大本子,记录每天的施工日志,记录了从开工到现在的每一个小节。

  再后来,我找到一大摞子这样的本子,它们整齐地排列在质量部的铁皮档案柜的文件夹里。我把它们带回宿舍,从第一页阅读到最后一页,将每一页拍成图片存进电脑,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都没有拍完。每一页施工日志,调度长日志,一笔一画都曾有过他们的汗水,透过这些字迹,我在寻找他们在工地现场的行走轨迹,在高大的桥墩下、南锚碇、引桥、混凝土加工厂、钢筋加工厂、生活区,只要是来到工地现场的人,走着走着,你就能发现,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

  朱治国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喜欢听歌,养狗,喜欢做事,有一点时间,总不会让自己闲着,这习惯像他远去天堂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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