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生林
“90”后的周生林生在有福地之称的天水。据说天水是伏羲和女娲的诞生地，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天地律动之地。天水有陇上小江南之称，但和真正的江南比，气候多少还是有点区别。
每次回天水，周生林感觉夏天的景象很好，冬天枯黄一片。甘肃的枯萎与江南不同，在冬季，一眼望过去，连天接地的土黄色，没有任何生命迹象，所以，他一直想逃离天水的冬天，去寻找真正的春天。
天水的水土养人，周生林长得像标准的江南人，皮肤白净，讲话细声细气，骨子里有了水的柔性。
周生林2014年毕业于石家庄铁道学院，参加工作4年不到。头两年在机关工作，参与了五峰山大桥的设计。2016年7月份调到五峰山大桥工地。虽然参加工作也有些时候，他脸上的书生气还未脱。也不知道是天生白，还是因为平时伏案的时间多，他的皮肤是那种在成年人中少有的婴儿瓷白。
他不忙的时候经常来职工书屋看书，最近正在看《罗马人的故事》，也看一些小说、历史类的书籍。
五峰山大桥项目的标书是周生林做的，这个项目准备进场，要组织人员，总公司缺人，正好就把他调到了这个项目上。
在机关工作的那两年，从周一到周五坐班，虽然是按部就班，但在设计部门不像行政部门，大的桥梁设计是有连续性的，编制标书，经常要加班。
工地上的年轻人，通常不像别的行业的年轻人，他们大多老成持重，这与他们所学的专业有关。到底是专业改造了他们，还是他们在适应自己的专业，这并不重要。这个项目部的“90”后有十几个，只有一个总工是“80”后，2017年来了六七个1995年的年轻人，他们来自名校，有个性，但不张扬。在这群年轻人当中，周生林年龄居中，也算是“90”后的榜样。
“大学4年，感觉时间特别长，走上工作岗位，一直到这个项目部，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毕业后找工作，只想离家远一点，远离大片的枯黄。”
周生林参加工作后，哥哥回到父母的身边，多少有个照应。
爸妈对周生林说：“你跑得再远，每年春节总得要回来的吧。”
“离家后，不是不想家，而是每天都很忙，到晚上就想好好休息，不想与外界联系，只想一个人静静的。”说起自己的婚姻大事，周生林说一年365天上班，哪有时间谈对象。“有时候想，一个人过日子也挺好的，为什么要成家，特别是像我们这类常年漂泊在外的人，谈对象简直是煎熬，浪费了多少感情，最后还是难修成正果。”
周生林刚毕业参加工作，并没攒多少钱。如果一年工资10万，至多攒一半，逢年过节回家，来去路费，还要开销。现在年轻人买房子都是这样，没有房肯定结不了婚，有了房子也不一定能结婚。周生林把房子买在西安。总价80万，首付20万，贷款60万，每月还3000多。幸亏2017年买了房子，现在房价年年涨，还限购。
“如果是现在买房子，我都买不了，因为在西安没有户口，没有社会保险，就不给买。南京的房子太贵了，3万起步价，贷款的话还不起。我的同学们，都面临着买房结婚等种种难处。”
对于明天的日子，很多时候不敢想，过一天是一天。
对于职业，周生林有自己的想法：“很多职业对人是有伤害的，但好的职业会成全一个人。比如我所学的建筑设计，想要追求自己的艺术表达与思想，通常情况下业主是无法兼顾设计者的思想的，他们会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考虑，你得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定制。中国著名的建筑师马岩松，他就讲到，既要满足业主，又要考虑到自己设计中的艺术内涵，因为不能只考虑艺术性，还要考虑实用性。对于自己的职业，首先一定要做好，全身心去关注它，这才是对职业的敬重与境界。这样想来，职业还是会成全一个人的。”
对于设计师来说，如果能将商业性与艺术性结合在一起，当然更好。这如同一部电影，也要受到许多制约，要想在商业票房与艺术上都要达到预期的效果，就不能过于脱离物质而限于纯粹的艺术性，太不现实，还是需要与社会需求接轨。周生林说，像这座桥的总设计师徐恭义，在桥梁界真是凤毛麟角。中国土木工程的飞速发展，为中国的桥梁设计师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长江上许多大桥，他都参与了设计。他的职业就是成全了自己，也成全了这个行业。
“我希望与外界交流，自己才能进步。武汉大桥局经常有年轻的设计师来工地现场，他们太忙，很少有机会遇见他们，更谈不上与他们交流。这是件很遗憾的事。”
施工和设计是两码事，施工过程中有许多设计需要变更，一直会有。干到哪里才知道哪里有问题，并去解决问题。设计上有自己的要求，但施工有施工的规范，难免冲突。设计画图的人完成一个设计，没有时间到每个项目去看，接着又去设计下一个工程，施工是后面的事情。
在编制方案的过程中，也会遇到问题，要去问别的施工项目，获取经验。现在的施工工业化，没有特别性的东西，但相对来说，也有没见过的东西。
刚毕业时有时间，周生林从南到北走了许多地方，不说走遍了中国的长江大桥，但大多数长江上的桥都走过了，最南到港珠澳大桥，最北边走到黑龙江的中俄长江大桥。除了回家的路，还有出差的途中见过许多不同的桥梁。这对他参加工作后的设计理念有许多直观的帮助。
“以前造桥很困难，且桥的寿命比较短，承载力小。现在修的桥跨度越来越大，在不断超越前面的桥。在同类桥中，公铁两用的桥还没有。”周生林谈到五峰山施工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我们的项目也要对业主和监理负责，施工过程质量终身制，监理要对业主和施工方负责。”
现在的交通太发达，这座大桥的设计生命是100年，业主要维修100年，除了遇到垮塌等质量事故，就得要追究施工方责任。理论上各种各样的质量问题，比如混凝土会老化等等方面的问题造成的事故，施工单位都要负责。
周生林所在的工程部，是整个工程的核心部门，相当于电脑的CPU。作为工程部部长，要组织现场施工，遇到反馈过来的问题，要及时修改方案。
五峰山大桥是周生林参与设计的第一个桥，并且他跟着来到施工现场，对桥的了解比任何人都多些。如果能在南京桥处定下来，对成家要好一些，流动的岗位太不安定了。对于婚姻，周生林觉得很难。“我有可能找不到对象，或者不会找对象，或者谈对象不会结婚。结婚就是契约。到底在什么样的时候才要结婚，确实不能确定，很迷惘。如果因为婚姻要改变自己的职业，又会有更多的困难。”
因为婚姻问题，周生林确实考虑过改行。设计这个行业想改行的话很不容易。如果有管理型对口的单位，还是可以考虑的，这就要看自己的运气。大桥人的家属一般都在文职岗位，工会、办公室、宣传、后勤上面比较多。但大桥现在基本上不招聘女孩子。
在工地上枯燥无味，下班后看看电视，偶尔玩一下小游戏。买东西要去大港，如果去镇江，要一天时间才够，外出一天就得请假，所以一般也不到镇江去。冬天冷，更不愿意出门，不如在办公室加班。冬天天黑得早，时间过得飞快。
当一个人拥有一个平静的心态看待身边的万事万物时，所有的浮华对他而言是微不足道的，相反，他能从浮华中获得内心的灵力。
在这个项目设计部的几个年轻人，便是一群内心有灵力的优秀团体。在大学校园时，他们的学习成绩就非常好，走出校门，正是他们挥洒才能的时刻。他们中大多是211名校毕业，自控能力很强，偶尔玩一下游戏，但说停止就停止，很快投入工作。优秀的人在一起，会有无限的动力。
周生林说自己小的时候很贪玩，没少让妈妈操心，从上了初中后说开窍就开窍了，听话得很。
“我们老家的教育比较差，许多人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当时高中也不太好考。我的大伯和村里的人不同，对我的要求很高，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妈妈说镇上那些做生意的人都是读过高中的，很聪明。妈妈对我的要求不高，她认为我能读完高中就很不错了，做点生意。爸认为我心里有谱，知道自己要走的路。爸从来没打过我，但妈妈打过。考上高中后，我觉得自己应该考个大学，起码考个二本，后来觉得应该考一本。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边玩边学，成绩一般，到高中的时候才知道用功，因为邻居家的孩子考上大学，录取二本，他都没有去读，他的目标是一本。后来他复读时，我便和他在一个班，我们两个人一起用功，他考取了兰州大学，我也如愿考上一本。”
就是在这种轻松的状态下，周生林考取了大学，走出天水。出来后才发觉，一个人局限于小空间，看世界自然狭隘，很难走出内心的困境，一旦能克服这种狭隘，人才真正走出来了。
自从到了这个工地，周生林的心也没有多少波澜，他说自己是那种随遇而安的人。
“人是需要包容的，如果无法包容，就是一种痛苦的折磨。现在的项目领导都年轻化，许多同龄人一起，大家互相鼓励着向前走。我们都太年轻，有理论知识，但经验欠缺点，经验是需要时间来打磨。这么大的项目，大家都没做过，压力挺大的。经常睡不着觉，或者睡一觉醒来，压力就减轻了许多。”
周生林参加过港珠澳大桥的建设。这样的超级工程，谁都有压力。说实话，工程越大，被外界关注的程度越大，压力也越大。这种特大桥，如果发生安全质量问题，不只是一个人的事，而是整个公司的大事，会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所以大家都特别谨慎。有些后果无法预见，但还是要预见，比如垮塌。
“我曾设计了许多模板，有一次算预制板的受力数据，算得我心惊胆战，手心直冒汗，万一在拼装过程中拼不上去怎么办？后来在施工过程中浇筑混凝土结束，没有发生任何技术问题时，心里才松了一口气。人脑毕竟不是电脑。”
因为年轻，没有经验，不知道设计出来的东西到底行不行。在做过一次成功后，心里才有了底。每一次设计，不管大小，都要经过大家的反复修改讨论，不断去验证，设计的方案才能确定。最终的决策：安全系数是第一。
温文尔雅的周生林，对婚姻大事很是灰心。流动的工地，流浪的心绪，无处生根。
2018年7月中旬的生产调度会上，工程部部长周生林就连续梁的施工方案，用演示文档做了一个小时的详细介绍。为了连续梁技术交底方案，他埋头苦干了好几个月，记不得熬了多少个通宵，沉浸在设计的世界里。那些专业的语言，像一块磁铁吸附在大脑里，让他欲罢不能，又无法自拔，最后又臣服于它。这样的过程对每一个设计工程师来说，都可能遇到过，他们这一路走来，如履薄冰，从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到对每一个工序的施工过程编制施工方案，到最终的技术交底，才能尘埃落定。
调度会不知不觉开了两个多小时，外面下着大雨，整个五峰山被蛙鸣包围着。黑暗中，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向生活区的上空聚集，和着豪雨的声音，天籁一般。调度会上，周生林没喝一口水，一气呵成将他的连续梁施工方案亮相。后面的事情，就是要在施工过程中，每天去现场观察结果，并不断修正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明天还要下暴雨，江边的防汛值班室严阵以待，靠山脚下的南锚边坡那儿，雨量如果太大，大量的黄泥就被雨冲下来，在山洼里的南锚碇施工现场虽然场地小，但排水系统很好，并没有积水现象。
鲲鹏于飞
庄子《逍遥游》记有：“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鲲鹏为灵物，助天，被帝封为九天鲲鹏。在五峰山的江边，也有一鲲鹏在，这鹏天生是来助桥的。
1984年生的陈鹏飞，老家在黄梅戏的故乡安庆，他坦然地告诉我：“我们‘80’后这代人，都到了奔四的年龄，也正是担当的年龄。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和大多数“80”后的家庭一样，陈鹏飞有两个孩子，都在南京上学，大的上小学，小的上幼儿园。
作为项目部的副总工兼工程部副部长的陈鹏飞，到大桥上工作已有十几个年头。
“也许是走的地方多了，忧患意识变得强，所以更需要自己稳重再稳重些。”
陈鹏飞在工程部待的时候算是长的，捧的是纯技术饭碗，经常加班到下半夜两三点，要紧的数据资料说要就得要，时间卡得特别紧。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现场，要面对许多杂事，好不容易有点思路，就被打乱了，所以白天做方案效率非常低。白天跑现场是体力活，一到晚上就打瞌睡，困得要死，困得狠了，趴床上睡一会儿。人不能打疲劳战，晚上硬撑的话，头脑一片糨糊。怕醒不过来，陈鹏飞请闹钟帮忙喊自己起来。下半夜4点，四野寂静，翻身起床，头脑特别清醒，思路清晰得很。选择这时候起床做事人最精神，脸也不洗，怕水龙头一开，隔壁房间里的人就能听到而吵了人家的觉。
6点不到，“咚咚，咚咚”的声音在生活区准时响起。都不需要看时间陈鹏飞就知道到了几点，从电脑面前站起来伸个懒腰，去洗脸刷牙，把刚才的思路续上。
可别小看天亮前的这2小时，比得过一整天的工作量。
有那么一刻，陈鹏飞感觉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陈鹏飞2006年从山东交通学院毕业，学的是土木工程中的桥梁专业。那时候在大学里过的是繁华的城市生活，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网络还不普及，下班后就是打牌、喝酒，感觉像是从天堂被扔到凡间。
第一个工地在大别山的一个山沟里，建合肥到武汉的合武铁路。山里又是风又是雨，电线经常被刮断，停电成了家常便饭。白天没事，到了晚上，几个人在一起点盏煤油灯，如豆的微光在风中摇曳，感觉过着原始人的生活，想家想得魂快断，真的是度日如年。
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陈鹏飞买了个诺基亚蓝屏小手机，这样可以随时和父母联系，但山里信号差得很，手机成了摆设。工地上有小店，打电话的人太多，经常排好长的队才能轮到自己，也不敢说太多，怕父母担心自己，报个平安，匆匆挂断电话。
“我当时在四公司的三工区，一个工区80号人，我也不喜欢打牌，也不会喝酒，没电的时候，就在工区里瞎走，每个工棚里都点着煤油灯，忽闪忽闪的灯光，更勾起我想家的欲望。那些煤油灯像天上的星星，掉进山沟里，到处都是，看得人的心温暖且惆怅。”
工地上十几年前的生活区与现在的生活区比，变化之大之快，让人不敢想象。
猫道上开始通电的时候，两条灯带穿越长江，在黑暗中闪烁，遥望灯光下的猫道，陈鹏飞依然记得那年那时那个工地山沟里煤油灯的光亮。
说起哑铃型的主塔，陈鹏飞的话匣子打开。江边的4号主塔，在打钻孔桩的时候遇到复杂的地形。镇江地区岩浆岩分布较广，五峰山区域为燕山期活动岩浆，从晚侏罗世开始，到晚白垩世结束，基本上是个连续的过程，但又有阶段性。大桥的地址正好在基岩主要为白垩系下统圌山组火山碎屑岩及燕山期火山岩，4号主塔的位置就在此地。岩石的硬度和软度不一样，硬的地方，钻头一会儿就磨掉了，软的地方又容易卡死。而设计的图纸，我们只能做参考，真正施工的时候，无法控制。上下游钻孔都不同，钻机设计的最大深度是130米，实际钻孔桩的深度138米，超出了设计范围8米。这样的深度目前在国内也是第一。能不能往下钻，很有疑问。一台钻机要几十万，风险非常大。在实际操作的时候，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承台，这个大家伙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有4层楼那么高。在专题片上看像一块大铁饼，如果在现场看很是震撼。为了确保质量，9米高的承台要分层浇筑。
对于技术问题的表达，陈鹏飞的思绪立即回到了现场，真正浸入其中。主塔从2015年12月开工护筒插打，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基础工程才结束，才开始上部工程的施工。因为设计变更，图纸也要变更，设计院直接调整。就这么一打岔，和北岸中交二航比工期落后了不少，大家心里面那个急。总工期是定死的，现场施工不可控的情况太多，设计好的方案都是死的，现场的不确定性总是瞬息万变，不由人来控制。
“就这么个设计变更，熬了多少个通宵都没睡。当时压力太大了，两家单位，一个江南，一个江北，同时开工，比别人落后，这种压力是空前的。当时，工程部的会议，从现场开到会议室，再从会议室开到现场。
4号主塔的承台施工在水边上，按道理就在水下施工。在水下施工还不能抽水，压力大，用钢板桩做围堰会坍塌，我们把钢板桩加长，通过勘探测试是否渗水，在不透水层的地方施工，本来应该在水下施工的，到后来在陆地上施工，工期反而提前了两个月。铁路总公司对这座桥的要求很高，因为是悬索桥，在铁路上从来没有过的，所以难度不是一般的大。质量和安全必须保证的前提下，才能考虑工期，工期并不是唯一，这让大家心里又松了口气。”
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整个建设过程繁复，每一步都要去检查，测量，观察目测，焊渣要打磨干净。工程部每天都要到现场检查，保证每一步施工质量都要在可控范围，不能出现任何偏差。
陈鹏飞说，如果哪一天不到现场去，遇到的问题没及时解决，这一天夜里是睡不着觉的。不敢睡。心里总是在问自己，行不行？到底有没有问题？反反复复问自己。况且每个人检查的水平都不一样，还要复查，一查到底。关键的地方一定要自己去看，现场的技术员都年轻，不是他们不用心，而是他们的能力还没达到一定的水准，知识面还不广，他们需要在现场磨炼几年，才能担起责任。
工程部有5个年轻人，平均年龄25岁，陈鹏飞算是元老。作为他们的学长，要做好他们的榜样，让他们在工地上日渐成熟起来。
陈鹏飞很自豪地说：“我实习期结束后，分到了南京大胜关大桥，那座桥极具挑战性，一大批高级专家汇聚。造这座桥时，装备不如现在精良，所有的钢梁都是工人们一片片拼装，工人们那个苦。至今共经历过3座世界第一的大桥，第二座世界第一是斜拉桥沪通大桥，第三座就是这座1980年代就开始规划，一直到2015年才开工的世界级的悬索斜拉桥。想想我们这代建桥人是非常幸运的，在工作中，无论在哪方面，大桥局给了我们很高的平台，施展我们的才华。我们参建五峰山长江悬索桥，尽管辛苦，困难多，越是困难多，对一个设计工程师来说，越是能够在困难中成熟成长，这座桥太了不起。”
“像我们学理科的人，不太喜欢多说话，重在思考。”
虽然现在的工地离家近，开车1个半小时，但还是没时间回家，都是老婆带两个孩子到工地来。陈鹏飞被老婆抱怨成了常事。
“有一次老婆感冒，两孩子也感冒发烧，可是我回不去，工地每天要盯着。岳父打电话来把我给骂了一顿。娘儿三个都这样了，也不回来看看，太不像话了。那段时间，他们三个人吃饭都成问题，靠叫外卖过日子。”
陈鹏飞这代人，孩奴加房奴。两个孩子慢慢大了，父母来了根本住不下。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换个大房子，可是在南京没有300万搞不定大房子。2009年陈鹏飞在南京买房的时候，才工作2年，工资也不高。身上只有1万块钱，家里给了6万多付首付，至今一直在还贷款。
在工作中再苦再难都没怕过，项目部是一个大团体，有难大家一起上，有苦大家一起受，可是面对家庭的困难，只能忍耐。等待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努力工作，改变生活现状，相信会越来越好。
塔柱冬季施工保温是件大事，冬天水要加温，用电加热把水烧热了升温，保持在20度。主塔上横梁施工的造型太困难，搭支架要有钢管支架。满堂支架在20米以下才可以搭，太高了危险系数大，如果发生安全事故，会像包饺子一样把人给包进去。这么高的桥梁，用的是多功能空中支架，节省成本，先把横梁面做好，再吊上去，控制质量，又节省了成本。这么高的支架，没有办法验收，只能靠工人们操作时有自觉的质量意识。
空中支架一片27吨，一共9片。主塔施工请专家专门到现场召开冬季养护施工会议，主塔爬模全封闭施工，拆模时间将3天延长到5天，拆模后贴薄膜，盖防火棉被，里面增加蒸汽养护保湿保温，防止冻裂，这些让工程部的人操碎了心。在施工难度大的情况下，他们要用双倍的时间去做准备。
刚开始施工的时候都以为简单，真正施工过程中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出现。
冬天保温，夏天降温，冷热交错，4号主塔从打钻孔桩到封顶，让陈鹏飞和所有同事心吊到嗓子眼。到后来的猫道架设，主缆牵引，安装索夹、吊杆，钢梁合龙，每一步都走得艰辛。
永强的悲愿
一座桥与心的连接，在特定的时期，可以统治整个世界。战胜内心的劫难，并不需要辽阔的战场，只需要一个角落，一只鸟的翅膀拂动，可以感受到世上最柔软的温度，让自己身心平衡。在平衡的国度里，赢得足够的时间，去历经时间的波涛。神秘的潜力在内心激荡，这力抚摸遍人世间所有与之相约的召唤，在绵长狂野静寂的风暴中找到我们的挚爱。
参加工作的时间并不是太长的田永强，说自己看上去比较成熟，但在别人眼里，他属于那种笃静悟初之人。
“从大桥现在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看，我们这代人是非常幸运的一代。”
兰州铁道学院毕业的田永强1981年出生，甘肃惠临人。这所学校后来改名为兰州交通大学。
在老家上学，从小学到高中，他在班上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优越感很强。可进了大学的门，就感觉明显低人一级，学习的兴趣弱，人有些消沉。田永强还弄不清学工程管理这个专业是怎么回事，一直到毕业，脑子里还是昏昏乎乎的。
报这个专业的时候，自己什么都不懂，父母亲更不懂。毕业后，家里的亲戚让他留在当地找个合适的工作，但当时田永强就认个死理：一定要跳出来才能算成功，一辈子待在一个地方一点意思也没有。
找工作的时候看了中铁大桥十四局等好多家单位，一时没定下来，那时恰巧大桥局有人到湖北来招工，而他正好谈了湖北孝感的女朋友，心想，如果单位在湖北地区，离女朋友近一些。
进大桥局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清楚，还是觉得昏昏乎乎的，几个月后才回过神来，感觉自己活得太感性。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房价还算低，对于到底要到哪里买房子，心里也没底，糊里糊涂过着。
眨眼的工夫，孩子3岁了，才如梦初醒：孩子要上幼儿园了，是应该买房子了。可这时房价是最高的。
田永强在武汉局机关工作的时候，孩子在老家出生，武汉没房子，最终还是逼着自己在武汉买了房子。对于买房，有两句很流行的话：有钱的人到银行去贷款，没钱的人到银行去存钱。
因为两地分居，妻子把老家的工作辞了到武汉。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的妻子并不喜欢工地的工作，在工地上了2年班，就不想干了，又回老家待了2年，等孩子大了才回到武汉，在社区随便找了个工作。
这么多年，田永强最不愿意触及父亲的话题，特别是在父亲过世的头3年，这是他心里的禁地，也是最不舍的悲愿。
2008年田永强参与第一个项目那年，父亲突然走了。
父亲平静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尽管在岁月长河中，所有的悲哀和创伤都会被时间抹平，但是如果没有记忆和历史，一切都将显得虚无。所以，他在顽强地记住父亲的一切。
父亲在世的时候，田永强还没结婚。有天父亲把他喊到面前说：“永强，结婚是终身大事，要花不少钱，但不要乱花，能留一点最好，我要去看病。”
父亲的这句话，给田永强当头一棒，好像被人一脚踹到深井里。新婚的喜悦暂时盖住了那口不见底的深井。他当时没能意识到父亲的病到底有多重，直到婚礼结束，小两口回到武汉，才知道父亲得的是绝症。
“父亲只舍得到乡镇医院做检查，查出胃癌，晚期。”医生预计了父亲的生命期限：不会超过3个月。
劳碌了一辈子的父亲，在去世的前一年时检查是慢性胃窦炎，为了省钱给儿子结婚，没看，一直拖到儿子办完婚姻大事。
父亲从确诊胃癌晚期，到去世，40天。
田永强丢下手头的工作，带着在工地打工的弟弟回家，感觉天塌下来。
他坚持回去照顾父亲40天，直到父亲去世。当时花钱如流水，还跟别人借了不少。
从工地回家前，项目经理安慰田永强说：“什么事情都能过得去，有什么困难要说出来，别把自己闷坏了，大家帮你分担。”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局里面下了一纸调令，把田永强调到广州的项目。因为父亲的病，他没顾得上去报到，等父亲去世再报到时，已经晚了2个多月。
去广州报到，只待了3个月，紧接着又调往重庆。
这3个月，田永强有种魂不附体的感觉。父亲是自己成长的一座丰碑，随着这座丰碑的轰然倒塌，他突然觉得找不到自己人生的坐标。
正值盛年的父亲突然亡故，而自己初为人父，就离开家庭，整个人有种剐骨的疼痛，妻儿都在远方，也不敢说给妻子听，怕她跟着难受。于是经常半夜打电话和朋友们谈悲伤的事，感觉自己快活不过来。
到了重庆后他开始全身心投入工作，努力不去想家里的事。
一直等到父亲三周年祭日的那天回乡上坟，田永强把3年的大悲大痛在父亲的坟前一倾而空，放声痛哭。也就是这一场撼动心扉的长哭，从此解开了心中的那个死结，心真正放下，并决定往后不再与人谈起父亲留下的一切哀伤。
“我想，父亲在天之灵如果知道儿子如此不堪，他对人世间的牵挂会更多。我还没结婚的时候，父亲从来不用我的钱。为上街方便一点，父亲一直想买一辆摩托车，到他去世都没买成。”
田永强那时候快要结婚了，还是想法子给父亲弄了5000块钱，让他快点买摩托车。
父亲并没有买，这5000块钱在他临终前一个角没动，用一张旧报纸包得好好的。
长兄为父。这5000块钱，田永强给弟弟买了辆摩托车，心里才安些。
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的父亲，为了供养两个儿子，历尽辛苦，提前透支自己的健康。父亲的早逝，让母亲的精神受到重击，身体状况变差，她一个人在家，更孤单。田永强跟着工地走四方，母亲成了他最大的牵挂。
2019年清明都没能给父亲上坟，心里总觉得不安。还因为舌头出了点小问题，做了个小手术。而母亲有几种基础病，高血压、血栓。母亲抢救了两次，田永强都没能回家。几乎所有的工地人都亏欠父母妻儿，更无力偿还这个心债。
那几年在港珠澳大桥时，母亲到大桥工地过年，是第一次坐火车、船和飞机。来五峰山大桥3年多，田永强每年都回武汉过春节，然后把母亲送上回老家的飞机。母亲回到村里很开心，逢人就说自己胆大，不要儿子陪，一个人还敢坐飞机。
父亲没享到的福，田永强要在母亲身上补偿，可又能弥补多少呢？
从工作上来说，田永强并不觉得苦，大多时间在局指挥部，到一线去值班的机会不多。在港珠澳大桥时，离陆地比较近，当时项目部住在陆地上，每天坐运输船到海上检查安全质量。
无论走到哪里，父亲的影子经常在眼前出现。父亲对田永强的影响太大，父亲一生活得委屈，那个年代，父亲中专毕业，被分配到西藏，是奶奶死活不让他去那么远，才做了一辈子农民。田永强小的时候，父亲对他的期望很大，当他走出去的时候，村里人说：“你父亲那么好的学习机会错过了，你可不能走他的老路。”父亲在村里人眼中是那么的优秀，但有思想却没主见，他希望儿子有主见。
对五峰山大桥的建设过程遇到的问题，田永强有许多自己的想法：“我们正在建的五峰山悬索桥的结构，目前是没有标准，这意味着要靠这个桥去固化新的标准，所以在建设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主塔的验收，也是参照斜拉桥的主塔验收的，但像锚碇技术的地连墙、锚体、索鞍、主缆在铁路桥上都是没有的。特别是地连墙施工，怎么开槽，怎么开挖，控制到什么范围，钢筋笼怎么下放，这些都需要我们仔细研究，把它写到方案里，再反传到设计院，然后由设计院写到图纸设计说明里面，在验收的时候，我们就作为依据。这就是我们做标准的过程。包括锚体、承台、墩身、索鞍、主缆等这些验收标准，我们都是按公司标准把它转化为铁路标准造出来。等这座桥完工，那么这个标准就将成为新标准的章节。”
在建造的过程中不断摸索经验，才有了这些新标准，具有里程碑的作用。
铁路上用悬索桥，在国内以及世界来讲，都是第一，标准从这个工程起步产生，这个标准的制定可圈可点的地方有很多。
“现场管理中我们有我们的压力，但我们的压力不同程度上转移给了现场施工人员，他们的压力比我们更大。”
作为分管质量的负责人，年轻的田永强希望这种模式能改改，到最底层去接受锻炼，对日后的质量管理更有提高。更多的人把片区划小一点，都去做具体的事，工程质量会上一个台阶。现在局里面已经在解决这些问题，像这样两层机构的模式不多了，新的项目基础上面是联合项目部，下面是完整项目部的模式。
如果把一个人放到更合适的位置上，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跳出去做更多的事。
田永强是个非常内向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个善于“伪装”的人。他的这种“伪装”只是不愿意让周围的人看出他脆弱的内心，他更希望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从小他就是一个常立志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又为自己立下的远大志向感到困惑。他的困惑来自于他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困惑。
如他自己所说：“也算是最近几年才意识到，那个老家的确是回不去了。有时想，等我走了以后，孩子在世上真正是孤零零的了，而在我有生之年能给他什么？所以近两年来是展望也好，期许也罢，孩子是轴心。孩子今年8岁，二年级，在我偶尔回武汉的时候，他会像个小大人一样跟我正式谈话，要我回武汉工作，能陪他的时间多一点。我无法允诺他，因为我的梦想就是要把这座桥建完，这是我的理想，最起码我要跟着这个项目团队走到底。我常常用自己的理想和所谓的道理鞭策他，他似乎也能理解。但每次回去，他问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哪天走，走的那天他起床开始闹点小脾气。”
面对他们母子，每一次迈出家门的第一步，是那么困难，但只能狠狠心走。
“爱人在我走的时候，什么都不会说，她默默地送我出门，我能感受到她的目光贴着我的脚后跟，直到我的背影消失在她的视线中。她要上班还要照顾孩子，家里经常看起来有些凌乱，不是她懒，而是根本来不及收拾。她感冒生病的时候，高烧不退，想烧一壶水都爬不起来，更别说烧饭给孩子吃，好心的邻居帮忙给她买药，把我们的孩子领过去吃饭。
我作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在遥远的工地都使不上力。如果发感慨的话，将一发不可收拾。其实我身边的同事们，还有许多在外漂泊多年的人，也深沉地爱着工地生活，一样不想离开。”
我知道这不是田永强叙述的全部内心，这个内心纤细如丝的人，心上的那根弦还没有拨响，那一声清音，是他在今后的建桥生涯中最壮阔的弦歌，在千山万水间起起落落。他和同事们如建筑宫殿里流出的一股清流，奔向远方。
项目部和圌山的捆山河山水相依，田永强下班后喜欢和同事们一起往山脚下的河边走，他的思绪会跨过这里的山水，飘向甘肃惠临老家，自己和自己腹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