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有颗星，地下有条命。天上的星星数不清，地上的星星在江上飞。
地上的星星徐飞
徐飞的测量团队共8人，他是组长。
前期刚进场的时候，图纸复核计算量特别大。每个边，每个角，每个圆弧，都要算成点的坐标，把这些坐标，还原到现场去放样，比如模板，误差不能超过1厘米。白天要去采集现场的数据，晚上回来算误差，在现场就要调准，在规范范围以内，不能有误差。
徐飞说，任何一个工程，测量是第一位，每一个步骤都离不开测量。就拿南锚碇来说，仅图纸上的点，从上到下有七八万个，我们就要算出七八万个坐标，每一个点都要核准它。仪器架在山坡上，我们的团队站在山上，对南锚上的300多根锚杆都要调到位，每个点的误差不能超过5毫米。调好几个月时间。在施工过程中，风吹，打灰时搅拌泵的振动，太阳的热照射，锚杆都会慢慢变形，我们就要测量出数据，然后再慢慢调整复原。
越是遇到下雨天，越是有危险，越需要我们去测量是不是稳定。通过数据分析，把最新的情况汇报给领导，还要出资料报监理，让他们审批，验收，出报告。像工程部做资料也要加班，他们是内业，而测量团队是外业与内业都要管，因此会长期熬夜。
“下雨天可以测量，大雨天不行，不是考虑人的因素，而是仪器太精密了，大雨天容易受潮，在野外测量，没有保护仪器的措施。小雨天打伞，但不是给人打的，仪器是我们的‘心肝宝贝’。我们感冒了可以换人，但仪器感冒了无法换。”
徐飞这一组有3台仪器，配备在3个小组里，忙的时候3台仪器根本不够用。郁文引桥那边，施工线路拖得那么长，调锚杆专门需要1台仪器，另外2台仪器跟着人到处跑。
工人都怕干返工的活，事实上也返工不起，如果我们的测量数据不准，工作不细心认真，那可是大事。
从开工的初期测量，到现在的有条不紊，测量组不分昼夜在野外工作，人手不够，实习生加入测量行列，他们还不太懂，徐飞需要手把手教他们做，从现场安全到仪器的使用，都要一点点教会他们。
“我的那些兄弟们，个个都是宝，他们的工作，不是用钱来衡量的。不能有情绪，如果因为情绪记错了一个数字，会造成不可逆转的工程大事故。科技虽然发展了，人工智能化，但有些事还得靠人来操作。我们从早到晚都在现场，冬天冷，夏天晒。测量没有专门的资料员，所有的资料得靠我们自己做，测量太专业了，资料员做不了我们的活。”
那一年在福州大桥，徐飞带了一批桥校毕业的大学生，他们一点基础都没有。徐飞害怕他们测错了，晚上回到宿舍，把他们测的数据一个个核对，第二天哪一个组干的活是什么，全部分类好。那时候每天都是午夜才睡觉，第二天5点就起来，那段时间失眠严重，压力太大了。带这10个学生，最后挑选2个留下，别的全部到别的单位去了，现在他们中有的已是总工等负责人。
按照公司的传统，刚分来的大学生，都要到测量组待上大半年，到实验室待半年，然后才回到原来的专业岗位。测量是结构尺寸，通过专业的测量手段来控制整个施工过程。
现在都专业化了，管得细，以前的测量员什么都管，现场技术员不够也要去，实验也参与。比如实验室，钢筋加工厂，要多跑跑。现在的年轻人不这样，比较懒散，打游戏浪费了大量的时间。以前在工地经常手算数据，连电脑都少。现在的年轻人接受新事物很快，但缺少耐心，容易粗心，他们机会多，流动快，连环跳着换单位，要跳个几年才能稳定下来，积累了不同单位的经验。
徐飞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没人教。一般都是师傅在计算的时候，他在旁边偷学。所以在他正式带徒弟的时候，对他们要求严，告诫他们学的东西永远是自己的。有个徒弟现在在北京，参加过南水北调工程，请徐飞到北京去转转，这一说就是10年，徐飞一直没有机会去北京。家都回不去，哪有出去闲逛的心思。再说他们都当了领导，也忙。
“现在记忆力差了，前面才做的事，屁股一转就忘记了。以前工作能记许多个数据，现在至多只能记一两个。主要是压力大。”
徐飞现在的爱人有时候来工地探亲，儿子牛牛才刚刚会走路，淘气得很。孩子闹腾的时候，直接影响到徐飞的思绪。测量这活，心一定要静，还不能被外界打扰。计算数据的时候，好不容易有思路，中途如果有电话要到现场去，出去跑一趟，至少2小时，等再回来计算的时候，全部得从头开始。所以计算数据，一般都是晚上加班。
越大的工程越烦琐，大家都在关注这事，铁路的质量国家要求很高。测量地面承台桥墩沉降点，每次用电子水平仪测，刚开始每月测一次，现在是每周测一次，精确度是0.1毫米，而我们的仪器精度是0.01毫米。
桥墩上面要铺铁轨，高铁的速度快，要平稳，不能有高低差，不再下沉才能铺轨，这样火车行驶中才能平稳不晃动，像坐在家里一样。打混凝土，房建与桥建不是一个等级，桥建的混凝土黏度大，要求高，尤其是高铁桥墩的混凝土。
测量要走很远的路，一般工地离生活区至少2000米，以前去工地都是靠两条腿走，还要背那么重的仪器。现在有电瓶车，有时候可以搭人家的顺路车去现场。
徐飞1980年出生，毕业于徐州师范大学工程学院，现在改成了江苏省师范大学，读的是大专，后来在长沙理工大学读土木工程专业函授。父母都在徐州老家，父母说徐飞等于是出嫁的闺女，一年回家不到两次，而姐姐却成了家中的“儿子”。虽然是“80”后，但他说自己长得比较着急--显老。
“我以前非常白，现在晒黑了许多，而且头发大把掉，早就开始秃顶。”在同事们眼中，徐飞性格特别好，对同事好，对老婆特别好。
虽然镇江离徐州老家很近，但交通很不方便，早晨8点从工地出发去镇江车站，坐汽车到徐州新沂，要到晚上10点才能到家，转车特别麻烦。
2015年10月徐飞到工地，锚碇边坡开挖，很忙。圣诞节孩子还没出世，到26号才出世。回家一趟太难了，买票都来不及。老婆上班一直上到进产房前一天，家里人把她送到医院，才给徐飞打电话。老婆在产房疼了一天还没生，徐飞在路上心里七上八下，祈祷他们一定要母子平安。
“2014年10月份，我妈脑出血，我回不去，医生通知手术，家里人拿不定主意。妈妈身体本来就不好，血压高，只有七八十斤。到医院时高压230，又是冠心病。医生不敢给妈做手术，说万一搞不好下不了手术台，建议保守治疗。妈妈昏迷不醒，一直在讨论要不要手术。我爸慌了，一直在哭，姐姐打电话来让我这个唯一的儿子拿主意，他们怕万一妈妈在手术台上永远醒不过来，连见儿子面的机会都没有了。等我赶到家才签字。”
“当时我就在妈妈头边上喊，妈，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快点醒醒。”
徐飞说，那几天他每天感觉魂都丢了，活得像行尸走肉，如果妈妈再也醒不过来，他感觉自己是个罪人。
妈妈在徐飞的声声呼喊中，开始轻微地动，总算醒过来了。
“现在妈妈偏瘫，但总算活过来，我爸伺候她。”
自然界的力量很神奇，南锚碇前面的那个边坡，当时开工时想炸都困难，这两年风化程度很重，边坡风化快得很，加上雨一泡，一片泥。雨天的时候山坡非常难走，泥泞之中，在山上测量也特别危险。
最近大雨，泥浆倒不可怕，最怕的是石头，把下面的排水沟堵起来，水排不出去。雨下得太猛了，工地上一片汪洋，深的地方快到膝盖。
工地上的人，身体累只是其次，最累的是心。工地上的生活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圈子，与外界接触相当少，一个工程几年时间就结束，很快就换到别处，没有交际，没有亲人在身边。
“我们和社会好像隔了一堵墙，一个在墙内，一个在墙外，我们也走不出去，人家也走不进来。就是与同事之间，相处的时间往往只有几年，工程一结束各奔东西，许多人一辈都见不到。这几年还好些，人员紧缺，工地多，人少了，只要闲下来就被抽调走，但是临时性帮忙，很快就又见面了。现在工地上人员流动得很频繁。”
徐飞坦言，这是一个一切向“钱”看的时代。以前工地上的老一辈职工们，还谈奉献，谈主人翁思想，现在没有人谈这些，说出口会让人笑的。在这个经济时代，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人，生活压力，买房压力，成家压力，叫他们怎么能不谈钱呢？
因为性格，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徐飞与第一任妻子分手。因为疼痛，我不敢触及徐飞和前妻从大学同学到走进婚姻殿堂，到在不同工地的凄风苦雨，最后分道扬镳的过程。他们的女儿，他很久都无法见到。工地上的同事曾开车送他去过南通看女儿，心酸不已。
2019年3月，徐飞回了趟家，把老婆孩子接到工地来。再次见到徐飞年轻的妻子，我吃了一惊，她与一年前相比变化太大了，一头乌黑的长发剪了，一件玫红的中长羽绒服裹在纤细的身上，更显得高挑。一年前的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徐飞年轻的妻子抱着蹒跚学步的儿子牛牛，面黄肌瘦的样子，在2018年的夏天，她还是一头盈盈长发，只是人精神萎靡得很。一个人在家带孩子，远离丈夫，虽然不上班，但也够呛的。儿子牛牛越来越大，已经知道帮妈妈分担家务，以前他们到食堂打饭，一手抱着儿子，一手拿着饭盆，很是吃力。现在徐飞到食堂打饭，儿子拿着饭盆在前面走，他要自己打饭，食堂的打饭窗口高，儿子踮起脚往上攀，却怎么也看不到里面。徐飞把儿子抱起来，让他看窗口里面的菜。一盆饭，一盆菜，爷俩一前一后回宿舍。为了给儿子增加营养，妻子在电磁炉里烧了鱼汤。一张小桌子上，三只饭碗，三菜一汤。儿子已不再需要跟在屁股后面喂饭，自己捧着小碗有滋有味地吃。
江上的星星老余
还没认识老余的时候，以为他真的是个老头，后来从二公司测量组负责人徐飞那得知了老余被冠以“老”的由来。
生于1980年的老余是四公司测量组的余国元，大家习惯叫他老余。对测量这活计，套用徐飞的原话来诠释这个行当的苦：“我们干这行的，个个都长得一副朝中‘老宰相’的模样，要么是黑头发掉得差不多了，成了‘地中海’，要么就是脑袋像‘白头翁’。”老余的“老宰相”模样就是标准“白头翁”。
老余块头小，小头小脸，也不知道是长年跋山涉水的缘故，还是天生就长不胖，脸色黄，剑眉，左嘴角长了颗黑痣，干瘦干瘦。人一瘦就更容易显老。工地上像老余这样的“白头翁”有很多，从总指挥长，到一线的职工，“白头翁”的名单有一大长串。40岁没到的老余，黑头发已不多见，如果他的脸色不那么苍白，他看上去并不算有多老。苍白的原因还有长期夜班，晒不到太阳。这张苍白的脸上，始终保持着柔和的谦卑，讷言而不失大静气。有人说他说话像蚊子叫，走路都怕踩死一只蚂蚁。
当他安静地坐在我对面，我才发现在江上的猫道、钢梁段等地方见过他许多次，才知道他就是正月初八夜里在江边遇到的那个人，后来在边跨钢梁上再遇到，在4号主塔的升降机上也遇见过他。老余背着的那个筒状的大红色箱子，是测量工具专用箱，是每个测量人员出场的标配，除非下雷暴雨，老余出现，总能看见他背上的标配，这红箱子就像长在他身上似的。背着红箱子的老余，经常出现在几十个不同方位的测量点，根据工程的需要，这些测量点有的在江边的码头上，有的在近200米高的主塔上，有的在五峰山半山腰上的灌木丛中，大多数测量点根本没有路，所有的测量员都得靠爬。特别是在灌木丛中，夏天的时候会有蛇出没，蚊咬虫叮是家常便饭。冬天的时候，叶枯枝断，上山的时候连手都抓不住。老余像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学生，小巧的身影在苍茫的大山里，在辽阔的江上，像坠落在人间的星斗闪烁着。
要到指定的测量点去通常无法从正常的施工道上走，没有路走，只能从很危险的地方爬上去。升降机稳稳地停在钢梁施工段，把我和老余吐在临边上。老余背上背着重重的“壳”开始往上爬，他要翻过横七竖八的钢管、支架、横梁，从狭小的空间里挤着往上攀。背上的红“壳”严重影响了他的爬行速度，他得先把“壳”取下来，小心地举过头顶，托到上面平稳的地方，然后再爬上去，再举“壳”。好在他长得小巧，如果稍微胖点的人，根本爬不上去。
从底下往上看，老余小得像只黑色的小虫子，在高大雄伟的钢梁上蠕动着。
当我从施工通道上走到钢梁作业面上的时候，老余红箱子里的测量装备已架在钢梁上，食指在仪器上戳戳点点开始工作。
测量点在钢梁的临边位置，这个位置不是正常的施工区域。临边没有办法安装护栏，我第一次站在钢梁边往下望时，魂吓掉一半。我的位置在江上180米高空处，那个险。江水波光粼粼，发着碎银子般的光，凝视久了会胀眼。当然，老余根本没时间望江水，他的眼睛吸在仪器盘上。站在钢梁边角的老余，背倚着大江，凝神贯气，安全帽下的眼睛清澈如水，帽子遮住了他的花白头发，并不显老气。在白色钢梁的衬托下，老余的个子变得挺拔高大。
我后来进驻圌山脚下项目指挥部的四公司，在食堂见到老余，他端着不锈钢饭盆，默默地吃饭，洗碗，回宿舍休息。大家说年纪不大的老余像五峰山上的一只不喜欢吱声的小蜜蜂，只知道采蜜，不晓得休息，事实上也歇不下来。
四公司的人说老余有故事，可是老实本分的老余坐在我面前，双手规规矩矩放在大腿上，像个小学生，怎么看也不像有故事的人。连续夜班，黑白颠倒，老余的精神有些萎靡。在一个陌生人面前，他显得非常拘谨，眼睛都不知道往哪放，从头到尾一直盯着自己的脚看。他的表述也是平淡如白开水，除了谈工地上测量的事，别的闭口不谈。
我本能地预感到，有关他从大桥到家庭的故事，藏在他内心的那口深井里，经过年轮的净化，沉在深井最底下，不愿意让它们有重见天日的机会。只是那种隐忍不发的力，依在。
如果努力地翻开每个大桥人的家庭，每个家庭都有诉不尽的无奈，道不完的酸楚细节。余国元也不例外。面对一个掌控着大桥测量数据命脉的高级工程师，我的话到嘴边上又强行咽下，不忍问。因为他今天夜里还要上夜班，内心的每一个波澜都极有可能影响他在现场的思路与判断力。如果是为了写好对方而去揭开对方心上曾经的伤疤，是罪过，是书写者为了达到渲染目的的一种自私行为。时间是柔软的，而生命的质地自有其不可比拟的强度。
对工地上的人来说，既然选择了去工地，就如同士兵选择了上战场，只要战争不结束，工程不结束，就无法重返家园。只是，他们的内心深处更加平静而昂扬，在精神世界上做加法，以另一种凯旋的姿态来回报家中的至亲们，才对得起他们所受的苦。
从他断断续续的描述中，才知道他的父亲早逝，妻子和儿子在武汉，妈妈因为不习惯在城里生活，回了老家。和所有的大桥人一样，老余回家的次数少得可怜。5岁的儿子刚上幼儿园，只有放寒暑假的时候来工地过几天，而他也不能陪他们娘儿俩，都泡在工地现场。
从春节前到现在每天都在拉主缆索股，拉第一根基准索的时候最费事，基准索定下来，下面的索才有参照，测量好的数据报给工人调索，还要不断地去修正数据，误差要控制在5毫米以内，反复调。调基准索的时候要测量3天以上，后来不用仪器了，用水平尺或卡尺量。二公司有工人在上面配合，四公司人手紧，调索股的位置全靠自己，夜里主塔升降机下班了，测量人员被困在江上下不来，只能从边跨上猫道，头一次爬，心也会抖，后来爬习惯了，如履平地。
老余说，测量组给每根索股上设置了专门的测温元器件，晚上调索时，温差小于2度。待调索与参考索平均温差小于0.3度时才可以进行调索，最终将调索误差控制在5毫米以内，才能保证主缆最后受力的准确，每一根索股都要精测、精调，精准到位。白天牵引几根索股，入鞍后晚上必须完成调整，否则会影响白天的索股牵引工作，影响施工进度。
还有两天过清明节，已经拉主索缆第158根。如果老天给力，每天能保持晴天的话，到5月中旬所有的缆就能拉结束，然后开始紧索缆，进入下一个工序装索夹和吊杆，架钢梁。每一个过程既漫长，也神速，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就接近尾声。现在每天能拉6根索股。
1092米宽的江上，老余和同事们要在江上为“索”奔走半年时间，这半年不能回家，甚至想家都是奢侈的，因为做测量这活，一心不能二用。
从第一根主缆拉的第一天起，老余和班组成员夜里就没有睡过一次整夜觉，就算是半夜下班，回来也睡不着，生物钟乱了。主缆日渐增粗，在江上的测量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我问老余在江上是否想家？老余说：“想，只能想几秒钟。”
从春节前到现在，老余每天都上夜班。下了夜班倒头就睡，早饭也免了，如果中午睡醒了就起来吃饭，如果醒不过来，中饭也免了，晚上吃一顿，7点左右去现场，运气好的话，到2点左右收工，运气不好，要到早晨5点多。测量组的人开玩笑说：“我们就是星星人。”说得也对，每天和星星在一起，却无暇抬头望天上的星星。这样的班要一直上到所有的索缆全部过江那天，持续半年时间。如果测量不顺利，遇到江上风大，气温变化大，或者下雾，就得停工等待。
“干我们这行，与别的行业不同，绝对的精密，不容许出一丝的差错，否则我们就成了大桥的罪人。包括我们用的仪器，精确到0.01毫米。如果测量出现错误，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估算，而且影响大，会给自己的心理造成巨大的阴影，甚至是一辈子的阴影。”
老余2001年参加工作，已走了7个大桥工地，最大的是港珠澳大桥，从开工到结束，4个工区都在海岛上，从岛上坐交通船去海上。才去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还没有栈桥，一座孤岛，与世隔绝，没有水，没有电，热得要命，用发电机发电，水和菜都是从岛外面用船运过来，等栈桥通了才方便一点。
在海上测量不是在陆地，没那么容易，摇晃得厉害。老余从这个桥墩到那个桥墩去测量，都靠坐船，墩与墩之间要半个小时，还要等船来接，要不断转点。桥桩很多，他们都是在晚上测量，爬到高高的桥墩上测量，人在海面上，感觉魂都要被海水给吸走了。当时有许多人都不适应，晕船。天热，喝再多的水还是口干得要死要活的。海上的风是咸的，汗水是咸的，背上每天都结一层盐霜。
妻子和儿子在家，不生病的时候不要紧，只要其中一个生病了，老余心就纠结。在海上施工最大的困难就是高度越高，测量越困难，桩基在水里，抖动得太厉害了，经常无法下手。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只能耐着性子去等待。人站在墩子上感觉不晃，但是仪器架在上面就晃，仪器太灵敏，哪怕有一点点晃都不行。晚上测量，不受日照的影响，精度要高一些。
老余负责4号、5号、6号几个桥墩，还有上游主索缆、钢梁的测量，3个人带了2个实习生，加上工人，10来个人。实习生一般待不长，个把月实习结束就走人。
在猫道上也很危险，给测量带来困难，不停地晃动，来回要走2个多小时，走一趟就走不动了，太陡了。有时候实在走不动，半途要休息一阵子才能再走。
一个夜班下来，非常吃力。调索的时候并不觉得累，下班的时候才感觉到特别累，饭都不想吃。老余说，我们就这么几个人，过两天抽调个把人休息调整一下，否则身体吃不消。
老余手下的几个小伙子都很能干，胆大心细。
“吃再大的苦都不怕，最怕的是出错。”
有一座桥因为测量员的大意，测桥墩时记录数据发生错误，施工结束，目测都能发现高了50厘米，最后只能把高出来的50厘米锯掉。因为一个人的大意，给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上千万。因误差而延误工期，隐形的损失无法计算。老余说，这样的错如果在自己身上的话，一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的过错。对于测量这个非常严谨的行业，永远是非分明，所有的成绩都不能抵消哪怕唯一一次的错误。
只要有错误，就会找当班的人员追责。“有些错误其实不是我们造成的，但最后追究责任，我们是逃不掉的。”比如现在正在做的测量，现场的线拖得太长，2千米的猫道，从江北一直到江南，工人不停地在上面走动，调整线形，把主缆索及时入鞍，这些都在不停地动着，明明昨天夜里测量调整好了，到今天重新测量时，又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些都是不可抗力的因素造成的。任何一次人为的动过或不小心误撞一下主缆索股，哪怕在某一个点上踩一脚，不小心捶打一下，都可能发生改变，这种情况下，测量的人根本不知道。这就要求测量时要反复测。
不知者无罪。只要出错，就是他们的错。
阳春三月，温度上升得很快，受白天气温、日照的影响，主缆索的位置变化很大，膨胀出来，到了晚上测量，又会多一样事，复测，假如复测有问题，还得重新调整。
最怕的是雨季，仪器容易受潮，影响精度。仪器的精度要高于现场的要求。
“我们用的仪器都是美国或德国进口的，价格昂贵，一台要三十几万。”
老余背的红箱子，装的就是这些贵重的原装进口仪器，每年都要送到省里的质量检测单位检测校验。在用这些宝贝疙瘩的时候，老余特别小心，如同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用心。有时候下小雨也在外面测量，收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值班室，把仪器拿出来放在空调下除湿。如果不妥善保护仪器，会造成经济损失，最害怕的是仪器如果受损，测量的数据不准确，给整座大桥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每天的夜班，二公司测量组负责人徐飞，四公司的负责人老余带领组员们奔赴现场，各自散开。一旦上了测量点，就很难下来，也不能下来，在江上，随便往哪里站一个人，根本看不出来，感觉被江吸进去了，杳无声息。
夜班把生物钟给搞乱了，白天回生活区也睡不着，生活区的活动板房不隔音，各种声音严重干扰了睡眠。越是睡不着，大脑里就越想夜里上班的事情，那些不同的测量数据不断地在大脑里回放，搅得脑仁都疼，痛苦不堪。
和老余谈了半个小时，很快就到了饭点，他得赶紧去食堂吃饭，准时去江边的测量点。在工地待久了，工地上的人都知道我“胆大包天”，一个人深夜上主塔走千米长的猫道。临走前，老余一再吩咐我：夜里尽量不要上猫道，虽然上面有灯，那点灯光在江上并不明亮。在地面上没风，一旦上百米高空，江面风非常大，如果走到不熟悉的临边，万一失足，就如同一粒尘埃跌落到苍茫的江里。
老余告诫我的话，并非危言耸听。在3月17日晚0点时分，登上4号主塔拍摄夜色中的猫道和主缆的雄姿，站在主塔的观光台上望远方的璀璨灯火时，江上的风发出怒吼之声，似乎要把江上的人一口吞进风里。开升降梯的王红把我送上塔顶就下去了，上面太冷，待不住，她让我快点下去。等我准备下塔的时候，才发现上面的信号按钮又坏了，只能在寒风中等待升降机。等了近半小时，升降机才姗姗来迟，而我脸上的眼镜被大风吹没了，竟然毫无知觉。
4月25日这天，江边的会议室门前的空地上红旗飘扬，在4号主塔下面，用钢管搭的主席台许多天前就开始准备，还让不少人到台上去试站，防止台子搭得不够结实。由江苏省总工会、江苏省交通厅、国资委联合主办的“奋斗伟大时代，建设交通强省”全省交通重点工程劳动竞赛动员大会在江边举行，由省总工会主席魏国强讲话。
这一天，江上的主缆索股已经拉到第289根，预期完成的时间为5月10日前后。自从全省的劳动竞赛大会在五峰山召开后，老余和同事们忙得连想家的时间都没有。春季是施工的黄金季节，项目部各分部、作业队都在竞赛，上下游主缆索股每侧牵引由开春后的3到4根，提高到5至7根。而有一天上游四公司破天荒拉了8根索，下游二公司的副总经理杨忠勇急了，上次破第7根纪录的是二公司，这回给四公司抢先了。5月1日这天到晚已经拉到第321根，第7根在下午4点整入南锚坑，到3号这天晚7点10分，二公司第9根索股过江入鞍，创拉索股以来的最高纪录。
这意味着老余和徐飞这两天夜里的测量工作面临新的挑战。白天外面再怎么喧嚣，他们已无暇顾及，他们得强迫自己睡觉，否则夜里无力应战。到4号为止，343根索拉完，还有9根即可完美收官。5号这天继续架设调索，眼看着大功告成，但是不能掉以轻心。6号中央十套《走近科学》栏目到大桥来录制节目，上下游只留下3根索没拉，上游第351根索根据央视拍摄的需要从北岸起步，还有两根要等到10号这天，等央视一套节目摄制组来到，等各大媒体和三方领导到现场举行盛大的拉索仪式。这两天老余才开始过正常人的生活，但突然不上夜班，他反而不适应，白天的太阳火辣辣的，走在路上，心莫名其妙的发慌。
这个经常和星星月亮为伴的人，猛然走在青天白日之下，一下子愣了神。10号上午，在江边会议室开“劳动竞赛”表彰大会，老余作为获奖者，上台领奖。长时期的黑白颠倒，夜班的孤寂，养成了他非常安静的性格，话特别少，即使开口，声音细得很，大太阳底下，他的脸色比上一回见到时还要苍白，黑头发越来越少。
晚上到食堂吃饭遇到他，才知道当天晚上他还要上个夜班，但时间不会太长，把最后一根索调到位才安心。
老余和徐飞带领各自的班组，从上年腊月至今，在江边码头的测量点，在塔顶的测量柱，在隐藏在山林中的每个测量点，背着沉重的仪器，攀升。704根索股，每一根都抚摸过。夜班的时候，崔永兴来到猫道，给老余拍下一张珍贵的照片，背景是镝灯下璀璨的猫道，1.3米直径的主缆沐浴在七彩斑斓的灯光下，老余的右手上捧着卡尺，左手上拿着别的测量工具，藏青色的工作服，天蓝色的工作裤，身上系橙黄色的安全带。老崔让他站在主缆的正下方，摆好造型。灯光下的他面色苍白，目光清纯，表情庄重。白色安全帽上的两行红字“中国中铁大桥局五峰山连镇扬项目部”，在灯光下更加鲜红。帽子下面的额前戴着探照灯，这灯是用来看测量数量的。这一夜，老余还不知道要测量到什么时候才收工。
这两天项目部突然热闹起来，中央电视台的摄制组进驻大桥工地，为了拍悬索过江。老余都是晚班，在白天发生的事，哪怕比天大，也大不过补觉。
白天吃头猪，不如晚上打个呼。睡眠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而老余白天困成烂泥，外面再大的稀奇事都无法吸引他的注意力。江上的主缆牵拉到位，根据工序需要不断推进，新的测量点就在眼前，又将是一场恶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