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中一枝梅
“穷不会生根，富不会天生。”这是辛海宁的父亲离世后，妈妈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时候教导三兄弟说的话。
我到二公司第一个认识的是辛海宁书记。
三位书记中，辛海宁和崔永兴、金玉林站在一起，是最矮的一个。瘦中透着精干，白皙的皮肤，戴着近视眼镜，还没到50岁，头上已有零星的白发。
在项目部安顿下来的当天晚上，他站在我住的6103房间门口，喊我去食堂吃晚饭。几个人坐一桌，聊的主题是春节临近项目部人员值班的安排情况，怎么过好这个春节，是他要关心的大事。
饭桌上辛海宁说：“今年我得回家一趟，孩子高二，老人年纪大了，不能老不回家过年。”辛海宁像是对别人说，又像是对自己说。
后来才听说辛海宁有过连续11年不回家过年的经历。
那时候他在芜湖大桥工地，是七十几号人的生产分队队长，相当于现在一个项目部的全部人员。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所有文字资料全靠手写，白天没空写，只能晚上写。每天安排工作手写的东西至少要两三个小时才够。
“每年的春节，我不能自己回去，不让别人回去，这说不过去。”他在南京的家，新房子从装修后，他只回家过了一次年。
从1998年到2009年，这11年，作为家中的长子和项目部的分管领导，过年回不了家似乎正常。每年都是老婆带着孩子到工地上过年，但是双方的老人来不了，好在有弟弟在家陪他们过年。
以前回趟家真受罪。从南京到广西坐火车，要30多个小时，中途还要再转车到工地。记得2000年在广西柳州的大桥工地，4年中都是老婆带着孩子来工地，到2005年，老婆说：“我这辈子再也不想来柳州，这一路太难了，来一次都要瘦掉一圈。”最后一年在柳州，母女俩死活也不愿意去柳州过年。那时候买票太难，来去两趟都要托好多人才能买到一张票。柳州的项目结束后，项目部接到新任务，到北京去，中国的第一条城际铁路--京津城际铁路开工。从南京到北京有一趟直达车，晚上上车，睡一夜次日早晨就到北京，然后辛海宁去车站接她们娘儿俩，方便多了。
说起在贵阳上学时的坐车难，还要更早。那时从南昌出发，站到贵阳29个小时，在火车上不敢吃不敢喝，因为上不了厕所。整个车厢里，从头到尾，成了厚厚的一堵人墙，铁板似的。人与人之间，脸贴着脸，手和手缠绕在一起，脚生了根，拔不出来，扭成了麻花，所以也不必担心会倒下来，困，饿，渴。困了可以站着打会儿瞌睡，但渴、饿没办法解决，一路忍着，数着站台熬着等下车。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春运在今天想来，如同一场灾难，但再怎么难，总不能不回家过年。那时候从桂林到武汉去出个差，买不到座位票，只能站着，站到武汉，腿肿胀得像根老树桩，下车的时候都不会走路了。那个年代乘车的困难，在1990年代成为一代人抹不去的记忆。现在回趟家眨眼的工夫，提起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旅途的困难，不只是辛海宁有一肚的苦水，所有人都有苦水倒。
对于苦难，它就像沉在水底的石头，被冲刷，磨砺去棱角，在不见天日的黑暗中蓄势，用一颗虔诚的心去等待有一个人把它打捞上岸，让石头的光亮重返人间。从此这枚石头的火性消失，生命的纹理中有了水的软韧，石本身的坚韧，刚柔并济，像一位古代的江湖隐者，重返江湖拔剑出鞘时，一身的绝技震慑住世间的宵小。
辛家的三兄弟，就是沉在水底的那三枚石头。
在很多的公开场合，我见证过他的领导组织能力，认真学习的好习惯，但总感觉那是他的表象。他脸上不苟言笑的表情一次次告诉我，这并不是真正的辛海宁，这宁静的后面，隐藏着岁月的苦难，隐忍，刚毅。直到2018年的7月1日，辛海宁带领新老党员去黄桥新四军革命根据地参观学习，我们在兵器展览区看到整屋子的枪炮时，他本能地提到军人父亲的死，那一年，对一个9岁孩童的内心撞击，像战争年代被机关枪扫射过。
我本不愿意去揭开他这段尘封已久的苦涩，因为那后面一定是用何种词语也触及不到的巨大酸楚，那里有一口黑暗的沉井，有万吨之重。
在一年后的7月6号晚上，辛海宁趁在外地学习的时间，拨通了我的电话，他向我打开心灵沉井的盖子，从他的童年开始说起父亲。
“我父亲是一名军人，是海军部队的一名潜水员。九江大桥建设的时候，工地上需要潜水员，我父亲被招进九江大桥，做了一名潜水员。虽然在九江大桥的潜水不是深潜，是浅潜，但也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像父亲这样的专业潜水员更适合。潜水员的工资标准、伙食待遇比一般人都要高，他们吃饭都有专门的小食堂，要保证营养。那时候我们家的日子还算不错，父亲是在30岁时生我的，两三年里又添了两个弟弟。
潜水员是特殊工种，可以提前退休。父亲还没能等到退休的年龄就躺下了。在单位体验的时候，查出了肝癌晚期。这种病是恶病中的恶病，来势汹汹，父亲没撑多久，像水底的石头，无论家里人用怎样的方式打捞他，都无济于事。几个月后，他穿着厚重的‘潜水衣’，永远沉入黑暗的深水区。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三人，送走了父亲。作为家中的长子，我为父亲捧火盆，送父亲最后一程。
父亲走的时候，虚39岁，我9岁。父亲走后，我一夜之间便长大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如同汪洋中的一条小船，随时有触礁沉没的可能；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没有人来遮风挡雨，我们三兄弟是在同龄人的排挤中长大成人。那时候家里穷，穷得我报考大学时的2块钱报名费都交不起。今年女儿考大学，我把这件事对女儿讲起来的时候，她瞪大眼睛，总以为是天方夜谭。小时候体会过别人的白眼，长大后就不同了，被人欺负，心里刀割一样。家里的大梁柱倒了，一切全靠自己。”
刚参加工作，辛海宁连游标卡尺都不会看。
公司没有忘记他们母子4人，母亲被安排在项目部的后勤部门，看看仓库，做点轻松的事。
辛海宁技校毕业后，作为家中的长子，为了家，辛海宁进了九江大桥，在车间当了一名铆焊学徒工。
那时候学个手艺真的不容易，想找张图纸看看，是棉花店打样--免谈。俗话说，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懂图纸的人怎么会轻易给他看。辛海宁只能拼命做事。这个什么苦活累活都抢着干的瘦精精的小年轻，引起了车间主任的注意，辛海宁的刻苦，让车间主任感动，他开始教他看图纸，传授他技术。
而他生命中另一个贵人的出现，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那年从山海关来了位师傅，他来车间挑徒弟，在那么多年轻人中，他暗中观察辛海宁一周时间，决定把他带走，而那时候想跳出车间的人有好几个。师傅是个正直的人，顶着别人的压力把他带到山海关收为弟子。后来在辛海宁羽翼渐丰准备离开山海关时，师傅问：“你有什么愿望？”辛海宁说：“我要离开九江基地，到更远的地方去，学习更多的技术。”师傅直接找上级把爱徒调到孙口黄河大桥，一年后，辛海宁就当了团总支书记。
“除了这些贵人的相助，最重要的是靠自己的努力。如果我是个不学无术的懒人，谁愿意帮你。那时候在项目上，一有时间就看图纸资料，从来不肯浪费时间。”
现在大桥工地的条件越来越好，待遇也不算差，招工却越来越困难，为什么招不到人，主要是因为工作流动性大。进了大桥，意味着离开亲人，过流浪的生活。人这一辈子，短短几十年，人生中最重要的几十年都在外面漂泊，过得还有什么劲？“年轻人结婚有了孩子，但工地上没有幼儿园，最近又有人要辞职走，不是因为工作，而是孩子没处上学，他们希望一家人能在一起。在大港街上的幼儿园借读，5个月近8000元，还不包括伙食费，只是学费。所以他们还是要走。”
父亲去世后，母亲领着三兄弟苦度光阴。后来母亲在别人的带领下信佛，并成为她的信仰。辛海宁敬重母亲，他认为母亲所信奉的宗教，如同他是党员一样，虽然不同界，同样是不可亵渎的信仰。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点信仰，内心就没有支撑，走再远的路都找不到归宿，如同一盘散沙，怎么能有信心战胜生命中的苦难？在组织党员生活学习的会议上，“信仰”二字是辛海宁提得最多的热词。所以他认为，母亲无论信什么，都要支持她。母亲的信仰并没有异心，她最大的愿望是求西方极乐世界的佛祖保佑她的儿子们在大桥上顺风顺雨，健康平安，这就是她一生中修来的圆满与福报。母亲的信仰最终也会落实到他现在在大桥上所做事业。
母亲说：“海宁，在外面别记挂家里的事，好好做事，好好做人，就是尽孝。”
作为家中的长子，意味着承担的家庭责任要重得多。可是辛海宁的内心很愧疚，他长年在外，并没有尽到一个做长子的责任。
进了大桥工地后，遇到过无数的难事，母亲的话言犹在耳。出门在外，最重要的是要舍得吃苦，还要好好学习。一个人年轻时候的爱好与习惯，会直接影响到他后来的方向。那时候辛海宁在吉林工地当工区长，别人下了班玩，他不玩，闭门读书。这一良好的习惯，也改变了他的命运，让他从此与笔杆子结缘，从施工一线调到项目部当党工委书记。
生活中的苦都可以忍受，但如果没有文化，意味着受更多的苦。
对项目部的年轻人，辛海宁有深深的焦虑，他更希望他们把眼光放得更远，潜心钻研业务，但又怕说多了年轻人待不下去。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一大早去食堂，辛书记已经在吃饭，一碗粥，一只馒头，一点咸菜，半块山芋，这是食堂每天的早餐。他问我今天上午要看哪些地方，我说看文明工地。他说最近打灰多，要赶工期，现场可能有些乱，不可能像国外那样标准化。国外的工程要七八年时间，而我们比人家提前几年。我说，中国的工程有中国特色，马儿要快跑，不可能老停下来吃草，只要工程一开工，谁不希望早日竣工。辛海宁笑笑，算是应答。
每次遇到辛海宁，想和他多谈几句，他总是说，像我现在管党建工作压力要小得多，又不在一线，一线人员更辛苦，多和项目部里的年轻人们谈谈，他们压力很大很大。
山中一棵松
老崔说金玉林有三个金：“金点子，金不换，是金子。”
可正式和金玉林聊起工地现场和家常来的时候，他说：“老崔在捧我呢，哪来那么多个金？别听他吹捧我，就一个普通的老大桥工人。”
但我相信老崔对金书记的总结，虽然是格式化的公文语式，其内涵货真价实，绝无虚言。
在4号主塔下面的值班室小二楼，我和一分部四公司的党工委书记金玉林面对面坐着，就老崔说的“三个金”起头，在轰隆隆的机械声中开始了谈话。没想到的是，从头到尾，金玉林连一个金都没提到，失望之余，无意中得来的却是大音希声的另一份感动。
老金的出生地在皇城根天子脚下，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尽管从小跟随爸妈去了武汉，但自小时候起说的那口京腔至今未改，字正腔圆，铿锵有力。包括说话时的表情，自带北京人的厚重古朴，庄重大气，连他走路的架势，与小城市的人都不同--身板笔挺，迈的可是京戏里的四方步子，步步落地生根。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如果不是投胎进了大桥，就凭他这自带英雄气势的挺拔模样，指不定会成为哪个行业中的大角。
老金，块头很大，却生着个娃娃头，娃娃脸，哪怕是生气拉脸的时候，那个娃娃脸还是看不出怒气，自带七分的讨喜气，所以他和谁在一起，都会成为拍巴掌的好兄弟。特别是那双手，肥厚肥厚的，不知情的人以为那手是胖，这是看手相人眼中的佛手--手大抓金银，其实老金的手不是胖，是肿。
他自明白，这双手的大小变化，是自己身体的晴雨表。早晨起床还好些，午时一过，那手胖得像肉馒头，皮肤上闪着亮光，稍稍一摁，就是一个小窝窝。
就是这身体，医生曾多次警告过他回家休息。老金没信那个邪，2018年做了个不大不小的手术，10天后就回工地上班了。
每天晚饭后，他约上老崔同行，两个高大的身影从生活区往圌山脚下走去，等原路返回时，金玉林的双手高举着，因为低垂坠气，手肿胀得更厉害。
金玉林年轻时身体强壮，个子又高，天生就是搞体育的好苗子。1981年从大桥子弟学校毕业，这一年刚好43军来招兵，他和许多同学一起去验兵，同学们都验上了，就他在体检的时候只差那么一点点。
“大学没考上，家里人都不赞成我去当兵，特别是母亲。”
鉴于此，金玉林留在学校当了半年多的体育代课老师。
从内心讲，金玉林当时并不想到大桥来，作为桥二代，他了解这个行业的性质，流动性太大。如果不是父亲调到武汉，他们一家人不出意外会在北京过一辈子，离开自己的血脉之地，等于没了根，但他也不愿意留在学校当体育老师。
父亲是1950年代的大学生，每个月93.5元的工资，算是高的。普通工人工资在五十几元。按理说日子要比别人家好过得多，但爷爷奶奶都没工作，5个孩子，金玉林最小，羽翼未丰，6张吃闲饭的嘴，全靠父母的工资。为了支援武汉大桥建设，父亲1953年从北京调到武汉。为了照顾父亲，1955年母亲也调到武汉。
社会上有的机构，中铁大桥局全有，从幼儿园到高中，从卫生所到医院，子弟学校、菜市场，应有尽有。那时候大桥局内部，开始有大集体性质的用工，只是工资待遇与大桥局里的正式编制相差太多，那不属于国家的“铁饭碗”。为了解决家属们的工作问题，大桥局开始了内部大集体性质的招工，许多家属就这样成了家属工。金玉林的一些同学，不少进了大桥局内部的大集体单位，能拿到40元左右的工资，好歹也能养活自己。
“我本准备留在这样的大集体里上班，这样就可以留在家里，如果进入大桥局的编制，就意味着开始走四方。”但父亲不同意，他认为好男儿志在四方，一辈子守在家门口不出去闯荡一下，不会有大出息，再说大集体性质的单位工资低，进去了也难有发展的空间。
“我家就住在大桥局，邻居们全是大桥人。我的父母整天忙工作，哪有精力管孩子，成绩好与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只要不在外面闯祸就很好了。”
金玉林还是听了父亲的话。知子莫若父，这个家中最小的孩子，全家人更疼爱些，都希望他有个好的归属。
那个年代，工作选择的余地太小，哪像现在这么自由。父亲执意让金玉林到南京的四公司，毕竟是大城市。
作为“桥二代”的金玉林与所有大桥人一样，参建过许多桥。他1983年就到了大桥，人生的第一座桥是新河县长东黄河大桥。这座桥是日本人投资，4.5千米，设备当时在国内都是很先进的。工程结束后，这些设备留下来，派上了大用场。
金玉林还不到20岁，第一次出远门，从河南兰考下车到山东东离，再到山东菏泽那边。在那个工地待了3年时间才调到别的项目部。
那个年代还没有农民工，都自己干。刚到大桥工地，从最底层做起，金玉林做了一名装吊工。这个工种是所有工种中最辛苦的，高空作业，风吹雨淋。金玉林打小一直被全家人宠着，哪里吃过这种苦。才去不久就想跑，苦得干不下去。
那时候不像现在，想走就能走，所有的关系都在单位，吃粮靠发粮票，什么都要票，脱离了单位就意味着没有饭吃。他写信回家给父亲诉苦，母亲虽然不识字，听父亲提小儿子在外面的情况，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在家有人宠着，但到工地上就不同了，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人会宠着你。在父亲的鼓励下，他还是耐着性子在工地上待了下来，天天数着日子往前过，直到一年后认识同是“桥二代”的女朋友。她是南京人，恋爱中的人能天天见面，就算是掉在苦海里，也不会觉得苦，于是他打消了想离开的念头，也不再数着日子过。
女朋友聪明好学，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有了奔头，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桥局的职工大学。那段时间金玉林又去了广州的工地一段时间，等再回南京时心思归位：既然命定在大桥，女朋友也在同一个单位，那么就别三心二意，好好干。
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时，母亲极力反对。北方人比较重男轻女，全家人把他当成金疙瘩。父母认为儿子就应该在家里，怎么能离家呢。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母亲更迫切希望金玉林在武汉找对象，然后再调回武汉。最后还是父亲通情达理，成全了他们这桩婚姻。从此金玉林又告别了第二个故乡武汉，南京成了第三个故乡。
幸运的是金玉林遇上了两位贵人--分队队长和支部书记，是这两个人把他往正路子上带。分队队长手把手带他，加上他爱学习，悟性高，到大桥的第二年，他就是预备党员，1986年就转成正式党员。
在书记调走的那一年，金玉林接任了支部书记的职务。
“从小父亲虽然很护我，但对我的管教非常的严。”
金玉林说起父母，心里难过。
父亲是南下干部，十几岁就在铁路上送情报，受过许多大的磨难，父亲很要强，都挺过来了。母亲是小脚，没上过学，小时候非常苦。
他没想到母亲走得这么快。那时候他在南京，姐夫打电话给他：“玉林，你忙吗？能不能回来一趟？”当时工地现场的情况，真是头都忙得快掉了，一步也不能走。姐夫最终还是忍不住说出母亲正在抢救的事。
母亲是2003年去世的。父亲很早的时候中风，母亲照顾他15年，最后没想到母亲在父亲前面走了。对于父母亲的病，金玉林内心是愧疚的。那时候母亲身体开始不好，就让他有空回家看看。
“我怎么也不敢相信母亲会走。我以为父亲病了那么多年，是父亲情况不好。小脚母亲为了5个孩子和父亲，操碎了心，她的心脏病是累出来的。”
接到家里的凶信，金玉林慌了，让老婆立即跟他一起回武汉。还没有过南京长江大桥，大姐又打来电话：“母亲已经走了。”
姊妹5人，就金玉林一个人在外面，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见上。他赶到家跪在母亲的灵柩前泪成行。
“武汉有座桥拓宽时，是一公司承建的，我妈过一次桥就会哭一次。造桥人苦啊，我儿子怎么那么苦啊，儿啊，快回家吧，快回家吧，造桥这活太苦太危险了。”
金玉林的母亲一想到最小的儿子心就揪成个面团团，可是儿子就是吃造桥这碗饭的人。这世上的事，造桥打铁卖豆腐是最苦的，偏偏他选了这行当，都是命。
以前父母在的时候，过年回家烧头香，烧整整3天。现在只有清明回家给父母上坟，武汉的房子也卖了，就在南京定居，回武汉都住大姐家。
母亲去世前的那一段时间金玉林在分公司，没有经理，党政一把手，光杆司令一个。在天津和唐山一干就是7年，这7年有5年就他一个人，干了两个桥，一直在工地一线，技术一直没有丢过。
2015年10月到五峰山大桥打头阵，来的人中他年龄最长，几个月后，老崔才调过来。万事开头难，这么大的桥，而且复杂，但他有经验。只要是他知道的，绝不隐瞒，都说给他们听，让他们少走弯路。年轻人有闯劲，但也要让他们冷一冷，给他们降一下温，在遇到重大决断的时候，才不容易出差错。
在刚开工的时候，大量的杂事需要协调，金玉林带着项目经理小陶跑，给他出了不少金点子。
金玉林很喜欢这位侄子辈的年轻经理，务实能干。后来宣布陶经理调到别的项目部时，两个人都哭了。“打钻孔桩的时候，遇到重大困难，我和陶俊一起日夜守在现场，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冬季施工时用薄膜、棉被给混凝土‘穿’上保暖衣，用暖风机、蒸汽机来增强混凝土的凝固性和强度。我们和4号主塔一起共渡难关。虽然我和陶俊年龄悬殊，但心性相通，工作上配合默契。”
从开工到分别，每天在一起，两年多的时间，闯过那么多的困难，谁不希望把大桥建完到通车的时候再走。可是往往因工作的需要，身不由己。
在引导年轻人方面，首先不能害了人家，不能走弯路。应该出主意的就得出主意，知道的就要说。这个桥走到今天真的不容易，进场就要开工，山洼子里面一团污水，总工期在那，耽误一天就是一天的损失。
金玉林清楚地记得，正式进场的日子是2015年10月15日，刚过完国庆节。来的时候天天下雨，吃住是头等大事，立马就得解决，在过春节的时候又下雪，手指头冻得麻麻的，可生活区的房子还没建成，吃饭就在露天，通常吃冷饭，吃过了就得干活。
“我和陆炳良、辛海宁第一批来到现场，开春后才陆续调来大部队。刚开始的时候，真正是一无所有，我们三个就这么挺过来了。
从开工到现在，这个项目部就我们几个人坚持到现在没有调走，许多人在中途都调走了。
现在看到大桥还是比较顺利的，但回头想，太不容易了。钻孔桩出现问题，打不下去，那时候我们每个人晚上都不回生活区睡觉，守在现场，急等着拿主意。对面的中交二航进度很快，而我们作为国家级的建桥队伍，搞不过人家后起之秀，这个人真的丢不起。进了大桥局，我们就是大桥局的人，大桥局旺，我们旺，我们头上戴的是中国中铁大桥局的这顶白帽子，我们希望大桥局好，不能给大桥局丢脸。”
金玉林去年整个一年身体都不太好，腮腺肿瘤已经长了4厘米多，不得不开了一刀，留下长长一个刀疤，万幸是良性的。在去年4月17号这天单位体检时，又查出别的病。以前一天要抽两包烟还不够，现在不得不戒掉抽了几十年的烟。
做这个手术，金玉林在家只休息了10天就上班了，走不开。往年体检并没有问题，自从到了这个项目部后，身体健康退步，很多人都在讲奇美化工厂的污染严重，这是目前无法解决的事，只能忍受着。开始时，以为是肺气肿，后来进一步检查比肺气肿还要严重，是支气管哮喘，总觉得喘不过气来。身体的原因，许多东西都不能吃，从前在工地上爬高下低不吃力，但现在连爬几十米高的步梯都累。
遵照医嘱，不能抽烟喝酒。作为书记，经常要接待来宾，为了尽地主之谊，烟可以不抽，但酒不能不喝。中国人的传统，无酒不成席，酒作为媒介，把一些平时工作中棘手的事稀释为寻常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他还是硬着头皮喝一点，娃娃脸烧得红通通，一直红到耳朵根子。
凡外面来的客人，他们都是冲着五峰山大桥来的，他们来，是大桥人的脸面。人家大老远来到山洼子里一趟很不容易，从车站到大港新区，再从新区七拐八绕进项目部的生活区，至少要1小时。在食堂的小餐厅里，寻常的酒水，菜园子里摘的蔬菜，再整几个熟菜，厨房里的师傅们往锅边一站，现摘的蔬菜倒进锅里一跳，眨眼的工夫就端到饭桌上。招待客人时用大桥人自己种的菜，是另一种骄傲。客人们的吃、住、行都要安排得妥妥的，半点也不能怠慢人家。每一次接待任务，短的半天结束，长的要一周时间，客走主才能安，心力交瘁。漫长的过程，金玉林以神驭气，尽显皇城根人的生命底色，直等送走最后一位客人，金玉林的馒头手通常肿得握不住拳头。
尽管如此，他从不在饭桌上提自己的病，更不让别人说，怕人家不让他喝酒而冷落了人家。
在大桥37年，金玉林一直在四公司，一年一年过去了，从青春到白发。每年的春晚，有向军人、警察致敬的节目，但没有向大桥人致敬的节目。大桥人的收入并不高，许多时候都是亏损，如果公司不盈利，福利待遇自然差得多。
“如果还有机会选择自己的职业，这辈子我不会选择到大桥来，下辈子更不会。”说完这句话的时候，金玉林的眼睛开始发红，只朝墙壁看。
在施工现场滚了一辈子，而且建桥不同于盖房子，心累是一方面，一个人在外面漂泊，并不能一人吃饱了全家饱是另一方面，对亲人锥心蚀骨的牵挂总是难免的。父母的去世，让他很长时间都缓不过劲来。父母是那么疼爱他，从内心来说，他对父母的感情依赖比哥姐们要强烈得多，所以后来每年回家他都住大姐家。长姐如母，大姐对他的疼爱并不比母亲少，他只是想从大姐身上找到母亲在世的感觉。
坐在二楼的值班室和我说话的工夫，金玉林的注意力明显不集中，动不动走神，讲得断断续续，好几次都是在我的提醒下往下说，因为他心里牵挂着现场的事。这两天上面要有人来参观检查，主塔上的横幅标语就装在他工作服口袋里，一会儿要让人顺便带到主塔顶拉起来。虽然是一名行政人员，但他管得最多的不是行政，其实是现场的安全质量。工地现场的安全质量问题覆盖了项目部的每个角落，大家都捆在一起，不能出事，大桥现场如果有事，绝对不是小事，谁也逃不掉。
整个四公司在桥处的经济效益是最好的，这两年由于种种原因，稍许差一点。每个公司的特色都不同。金玉林敢说敢当，对于一些不作为的领导，他恨。在考察干部方面，要以德为先，什么样德行的人，做什么样的事，一点也错不了。
在教育女儿方面，金玉林特别讲究传统文化，哪怕吃饭端碗的样子，给长辈们倒水的姿势，都教她有礼有节。对于家，金玉林说家就像他的招待所，住两天就得走。妻子说他不回来还好些，一回来把她和女儿正常的生活秩序给打乱了。
的确是这样，各人有各人的生活习惯，再加上长期不回家，陌生是自然的。这个工地离家近，还可以常回去看看。记得那年在大连项目上，一年零八个月没有回家，那年妻子带着孩子去工地探亲，结果他还是整天泡在现场回不了宿舍，妻子闹了一场，带着孩子哭着走了。妻子说：“为什么四五年都不回家，我和孩子在家好像生活在真空中一样，见不到钱就算了，人也见不到。”这么一闹，妻子有四五年都不能理解金玉林。
夫妻分得太久了，难得在一起难免产生摩擦，难得见面就吵架，很是伤感。所有的大桥人，都一样，一个家，两个世界。难得回家，并不能其乐融融。
从前每年回家过年，经常扯皮，妻子的父母在南京，金玉林的父母在武汉，到底到谁家过年是个问题。干脆不回家过年，就在工地过年。就是回家过年，金玉林也是蒙头大睡，恨不得把一年的觉给补回来。好在还有4年半就要退休，再造一座桥就结束，可以回家享清福去了。不过等女儿成家有了孩子，还是享不成福，女儿准备2019年国庆节结婚，装修的新房子给父母留了房间，得去帮女儿女婿带孩子。
有一次镇江电视台采访金玉林，问他退休以后最想做的事是什么，他说：“退休以后，最大的梦想是把我所参建过的桥重走一遍，看一看。特别是把我们局里建的特大桥走一遍，小桥太多了，全部走一遍也不现实。”
37年，从第一座山东长东大桥起步，广东韩江大桥、扬州大桥、扬中大桥、杭州德胜大桥、杭州高架、嘉兴桥、南通华能电厂管道桥、澳门西湾大桥，浙赣铁路一号桥、二号桥（在山里面施工，非常困难），还有十堰高速、大连卡达大桥、京宝大桥……这一路走来，大小有50座桥，但五峰山这座桥是金玉林大桥生涯中所遇到的最大的桥，更重要的是这座桥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对每个参建者来说都是全新的挑战。这些桥如同金玉林挂在心口的37盏河灯，每一盏都在他心里亮堂着，那是他曾经魂牵梦绕的壮丽山河。
小的时候在武汉，他记得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跟他讲桥上的事情，他对桥的一切了然于心，所以对造桥的新工艺接受特别快，一听就懂，一想就通。不管做什么事，悟性很重要。
以前造桥，不像现在讲究形象工程，进入工场都统一着装，精气神就出来了。那个年代的工人，没这个条件讲究，冬天一件烂棉袄，扣子掉了也没人钉，用一根麻绳捆在腰上，活像要饭的花子，真造业（武汉方言）。
“我们师傅这辈造桥人才是真的太苦了，现在想起来都要淌眼泪。他们每个月六七十元的工资，拿点奖金，加起来百把块的工资，真造业。”
金玉林的一位师傅是安徽人，师傅家的门牌号码他到现在都记得：安徽省韩山县半湖镇三星大队。因为他不会写字，全是金玉林帮他写信汇款回家。那些老师傅们，食堂里3毛钱的菜都舍不得吃，他们吃5分钱的豆腐，3分钱的青菜。当时扣肉5毛钱一份，他们更舍不得吃，真造业。一年到头假期就那么多天，过年过节他们从不回家，等到农忙才回家。回家干农活累得像龟孙子一样，回工地继续干活。真造业。
那代人是最苦最专业的建桥工人。那代人活着的没有几个了。到1991年最后一批退休了，有的是50岁，有的是55岁，他们现在都近80岁了，好多人都不长寿，早早就走了。那代人几乎都有职业病，野外作业，吃住条件都差，外面风寒大，没日没夜地苦干。那个年代没有空调，电风扇都没有，真造业。
现在建桥大军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总的来说，建桥工作者与别的行业相比，还是苦。
金玉林连续说了5个“真造业”，沉默许久，什么话也不愿意说。
5月底，江上主缆的紧缆提前两天结束，下面还有很多事，从上到下紧张的拉索工作持续了74天。一线工人们也需要修整一下，准备下一个工序的战斗。
老崔和金玉林只有趁这个时间段回南京，但不是休假。我再到工地的时候，项目部的人说，他们二人回南京，双双住进了医院。老崔因为走得匆忙，房间里的灯都忘记关了。山中湿气重，长年累月被寒湿气侵害，冬天还好过，春天来临，阳气往上，湿气开始在身上作怪，浑身涨疼，腿酸脚软。
老崔于5月30号这天早晨破例没有发图片，发了4个字给我：“医院出差。”不管在什么时候，他就是这么一个将幽默进行到底的人。而辛海宁，趁这两天回了南京一趟。女儿没有几天就要高考了，他的心快吊到嗓子眼。女儿学校已不再上课，让他们回家自习，其实这时候复习已没有必要，女儿在题海里奋战至今，寒窗十二载，只为这一刻。妻子身体不太好，不能让她劳神。辛海宁回去和女儿一起待了半天工夫，下厨为孩子做点好吃的，次日早晨他又回到项目部有事。工地上的事永远是第一位，家事退后。许是因为年少失父，不管什么时候，辛海宁的表情都略显沉重，而且他几乎不笑。父亲作古已30多年。这30多年，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任何人都能想得出有多难。用他自己的话说：“再难，也过来了。”
我最终还是懂得了老崔说金玉林的那“三个金”，这“金”就是金玉林黄金般的人品气质，隐藏在他的举手投足间，只有和他接触久了，才能体验到那种含而不露的金子光芒，老崔并没有把他“吹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