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有些人来说，天降大任，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真正的行者必是有来历，带着使命来行其道，自淬火中走向涅槃之路的使者。
在苏中平原的乡间，常见一种头顶上有一小撮白毛，与麻雀一般大小的鸟，它们的体态轻盈，在田间地头，屋脊，竹园子，河坡的灌木里或飞翔，或栖息觅食，呼朋唤友，声音婉转。这种鸟村里人叫它们白头翁，生性聪明，被称为山中智叟。
驻扎在圌山脚下东霞寺边上的五峰山长江大桥建设指挥部，由三家单位组成，这三家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各显神通，像三足巨鼎，要在4年多的时间里，造一座1092米一跨过江的大桥，而且是一座有9项世界之最的桥梁。它们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五峰山长江大桥建设指挥部、中国中铁大桥局连镇铁路项目经理部、铁科院中铁大桥监理联合体连镇铁路监理站。
韦庆冬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驻五峰山长江大桥建设指挥部的常务副指挥长。
按预约的时间，我提前住进中铁大桥局指挥部416房间，候韦庆冬一周，其间他两次发来几个字的短信说“抱歉”。等正式见面的时候，已到了下一周的星期二，刚好他结束北京的会议回镇江，下午要去扬州南站，周三要去南京参加另一个会议。等他的会暂告一个段落时，打来电话告诉我他有两天的时间在项目部，还要到大桥工地现场开会。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所有的会上谈的全是工作上的事，开会只是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5月份，他的时间全被各种检查和会议排得满满的。作为一个重大工程项目的指挥长，他已经不是他自己，而是高速运转着的机器上的一个重量级的巨型齿轮，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拽着向前，无论他愿不愿意，都必须顺从工程节点的指令，沿着指定的轨迹，艰难地走完这个漫长的过程，直到整个运转全部完美收官。
初见韦庆冬，我还是吃了一惊，满头浓密的银发，瘦高个，长脸，有些苍白，大眼睛，从背后看，十足的小老头。迎面看，目光坚定且温和，只是银发与他年轻的面容极不相称。和他对视，无须多言，却能觉察那平静的目光背后，还有另一双眼睛——那是父母遗传给他的一双智眼，内敛中隐含着贵气，智识隐藏其中。
从局指挥部走到韦庆冬的办公室，过两道电子门，两分钟时间。
他在用一把铜壶烧水。因为身体的原因，医生建议他用铜壶烧水，用铜铲子炒菜。他说，在项目部全吃食堂，哪来时间自己烧菜。
“我从1996年就是正科级，说起来当领导时间比较长，在铁路局作为一个基层总指挥至今也有20多年，管生产、技术，只愿意做点与技术有关的事情。有的时候难免会接受媒体的采访，面对媒体，我特别怕说话。”
韦庆东老家在泰兴七圩，下面有弟弟和妹妹。那个年代在农村想要“鲤鱼跳龙门”，考大学是唯一的出路。
“我爷爷奶奶去世时，我父亲才10岁出头，姑妈才几岁，一个家，就两个小孩子，怎么可能自食其力。我们家当时算是村里最穷的人家。”
韦庆冬的母亲在家是独女，外公是陈毅将军的部下，独立团的班长。当年，外公家的那个村去了十几个人当兵，参加黄桥战役时都牺牲了。
“外婆一个人拉扯着才3岁的母亲。母亲自小体弱，得了中耳炎也没能治好。孤儿寡母，经常被家族人欺负。
那时候农村大多是草房子，泥巴墙。外婆家条件还算不错，四合院，青砖小瓦房，父母两家隔得并不远。父母结婚后生了我，外婆一个人过，后来我们家就一起搬到外婆家去住，我们喊外婆奶奶，那时候在农村相当于招女婿。我跟爸姓，弟妹跟妈妈姓。姑姑出嫁后，两户人家，就三个人，索性两家合并成一家。”
韦庆冬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1983年，他被上海铁道学院录取，后来这所学校与同济大学合并。说起上海铁道学院，韦庆冬的许多校友日后成了同事，比如在局指挥部的张耀军，还有李迎九，现在成了他的领导。张耀军比韦庆冬晚两届，学的是工程桥梁，而李迎九学的是工业与民用建筑。
村里后来多少年都没出一个大学生。说到考上大学这件事的时候，他忍不住笑起来。最值得骄傲的是韦庆冬成了通庄孩子们学习的榜样，整个家族人都以他为荣，韦家祖坟上终于冒出了青烟。
那个年代的农村，没有重点学校，都是村办小学，韦庆冬小学就在泰兴县七圩大队八圩队西八小队，当时称七八八的一个村办小学，学校选址就在他的家。因为扩建小学，妈妈家的大竹园子给扒掉了。
小学毕业考上了九圩的初中，两年后考上新市的高中。在新市读高中时是最后一届，毕业后这个学校就撤掉了。
“我成绩好，是跳级考试的，如果不跳级考，这个学校就没得上了。我们班6个人跳级考，就我一个考了本科，除了3个女同学还算争气，考上南通卫校，后来留级下来的人全部没考上大学，中专都没考取。”
班主任陈兵跟韦庆冬爸爸商量报考什么学校，最后报了上海铁道学院，那时候能超过500分的相当少，韦庆冬考了512分，算是高分，而本科录取分数线是473分，当时上海本地人录取分数线相当低。在上大学前，韦庆冬连县城都没去过，哪懂报考什么样的学校，像他这么高的分数，完全可以报一个更好的学校。
“我的强项是想象力特别丰富，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我眼睛看一看，别人稍微讲一下，就能记得住，而且能举一反三，在别人的经验基础上获得更多的经验，这是我的一个特长。比如说看方案，我一眼就能看出哪个地方不合适，哪个地方需要改进，有些人凭经验干，自认为不会有事，其实不然，许多事越是凭经验，越是容易出现偏差。”
韦庆冬的父母也特别聪明。父亲没念过书，同龄人上学的时候他从窗户外面偷着看，也学会了写字和算账，当过生产队会计，村里人写信也找他，字写得特别的好。母亲是烈属，一直读到高中，因为耳朵越来越不行，不得不辍学。那个年代的女子能读到小学毕业就很厉害了。根据当时的规定，母亲是烈属，有个亲戚在上海，可以到上海去工作，就是因为听力不好，家族里的另一个孩子顶替她去了上海。韦庆冬上大学后便离开了家乡，如今虽然父母亲早不在世了，但他们的坟在，只要有时间，他还是喜欢往农村跑，回家到父母的坟前看两眼。
在上海局桥梁施工中，韦庆冬的技术可以说是排在最前列。
在2008年以前，韦庆冬一直在南京大修段施工，主要是桥梁、轨道、钢轨的更换和维修，全国各地到处跑。镇江许多路桥的维修，他都参与过。在沪宁时他做工程部部长，到宁杭时当副总经理，管现场生产调试，到沪通大桥2014年3月1号开工，都在一线当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直到五峰山长江大桥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开工，韦庆冬又被调到了五峰山。
身体原因，韦庆冬当时并不想调到这边来。这边刚开工时，公司并没有在现场设指挥部，后来事情越来越多，不得不在现场设指挥部。在铁路上的指挥部都是线，一条铁路线要管几百千米；桥梁工地是点，守着这个点，少说要好几年。但他还是克服身体的原因来了。
在2008年到2010年之前，他还在南京铁路分局下面的江苏雷威建设工程公司，这一年调到技术条口，建沪宁城际铁路，任工程部部长。那时候年轻，身体还行。沪宁城际的这3年当中，超强度的工作，身体终于向他发出了严重的警告。
那时候高铁建设才开始起步，前面的高铁只有京津城际。这一开工就是300千米。
“我们当时分到8个标段，而施工单位都没建设过，所有的事没有标准，摸着石头过河，施工单位也是边干边学，我们也是边干边学，上级领导又高度关注，每个月总公司管技术的卢部长都要来看，省部级的领导，包括史和平副省长当时来过许多次。我们的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韦庆冬是管技术资料的，每个时间段工程的进展情况和采取的措施都要汇报。为了世博会的召开，要在2010年5月1日通车，不过后来还是推迟了两个月。
那个时候，每天都在0点之后睡觉，还不能睡个整夜觉，有事随时起来。临近开通的前两个月，每天晚上开会要开到0点到1点。
还没等到这条线路开通，韦庆冬有天早晨突然起不了床，全身冒冷汗。到医院一查，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伴有高血压。
在医学上，这种顽固的慢性病治愈的可能性很小，也就是常人所说的：不死的癌症。
这种病让他吃尽了苦头，要命的是都在一线，得不到休息，也无法根治。近10年的时间里腰椎、膝关节、手关节都疼得厉害，疼起来的时候冷汗直冒，拎一点重东西走一点路，手就发僵。
得这个病的时候，女儿还小。家里的重东西，一个人能搬得动的由妻子搬，一个人搬不动的，妻子和女儿两个人抬。韦庆冬只能站一边干瞪眼，急得咬牙，暗暗地帮她们娘儿俩使劲。这样的使劲经常让他冒汗。
如果追踪这种疾病的源头，与年轻时长年在野外作业有关。刚下工地，年纪又轻，恶劣的环境下不知道保护自己。在松江项目部的那年，雪下得太厚，趴在铁轨上抠雪，把关节给冻坏了。
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韦庆冬很淡定，除了积极治疗外，保持平常心。健康与疾病只一步之遥，如黑白棋子，每走一步都是平等的，区别在于先下在什么位置和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疾病是整个人生的一部分，忽左忽右，病上身了，你就是一枚废子，病去了，你就可能重返棋盘，走出棋筋之势，随势态变化而变化，充满着思辨的意味。
只要有一点闲工夫，韦庆冬就读书，辩证地看待自己的身体。
工地上读书多的人有三位，一个是韦庆冬，第二个是陈明，第三个是韦庆冬的部下副指挥长李冰。韦庆冬说李冰年纪最轻，说话办事持重，口才相当好。上级来人检查汇报工作，韦庆冬都让李冰亮相。下班后，李副指挥经常想办法考考韦庆冬，特别是专业技术上的问题，但这些难不倒韦庆冬。
“你小子，想考我，还早着呢。”其实韦庆冬当面和他开玩笑，骨子里佩服他，断定他迟早会超越现在的自己。
作为这个8人团队的带头人，韦庆冬年龄最大，李冰40出头，是韦庆冬手下的得力干将。他欣赏李冰的好学，下了班在办公室学习，玩乐很少沾边。另外几个年轻人也受他的影响，晚上下班回生活区，几个人住在一起，反正也不出去，围坐在一起谈妻儿老小，谈得最多的还是工作上的事。他经常带着他们学习，再忙也抽空给他们几个年轻人上技术课，包括在为人处世方面要讲规矩，天文地理，政治上讲廉政建设，八项规定，什么都讲。韦庆冬这么多年从技术员、工程师、高工、副科长、科长、大修段长一直到现在，都在一线，不停地换工场的过程，也正是他不断学习精进的过程。
一个管理者，要有自己的立场、思想、洞见，就是大家常说的那种高瞻远瞩吧。要衡量一个人的伟大程度，是要看他对人类做出的贡献有多大，比如给全世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女科学家屠呦呦，面对逆境，依然有坚定立场的个人勇气。
韦庆冬真正从事建设工作是从2008年开始，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2008年到沪宁城际，在上海总部待了半年，因为江苏省占50%的铁路段，办公地点便搬到南京来。2011年调杭州，宁杭工程。2014年又回到沪宁，工作地点又不在南京了，搬到张家港，又是两年，一直到2016年到五峰山大桥。这11年转了5个单位，一直在外面转。单位没有变，项目部的家不断在搬。
“我们的管理人员还是太少，顾不过来，不像沪通长江大桥，有30多个人，我们这，一个部门两个兵。”
刚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从扬州南一直到镇江大桥铁路段，很长的路段，当时李冰还没调来，他们只有5个人。工程部长和安质部长年纪小，现场经验欠缺，另外两位年纪稍大点的同事，其中有一位腿不是太好，需要照顾。地方拆迁工作量大，铁路拆迁量也大。老信号楼的线要拆掉，切割重新接上，保证铁路的畅通，全是火烧眉毛的事。
“刚开始来，我累得不得了，全线300多千米路段。我像万金油，哪儿的事都要管。”
同事们评价韦庆冬的为人处世：凡是与韦指挥关系搞不好的，那一定是那人的原因。他比任何人都成全别人。比如在方案上能减少支出的就节省，前提是一定要保证质量，不能造假，哪一种方案好就用哪一种，不能教条主义。
指挥部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督促施工方局指挥部把安全质量部门人员配备齐，原来安全质量合并在一起，现在分成两个部门，管理上更专一细化。多几个人，多几个脑袋管事。
铁路上的标准化的要求非常高，无论是绿化，还是钢筋加工厂、混凝土加工厂都是标准化，零件也标准化，质量安全的管理方面做得很到位。尽我们最大的力量从严管理，加上两个建设单位很配合，中国中铁毕竟是“中”字头的单位，就是我们不这样管，他们做得也不会差。上海铁路局这么多年来建设任务重，在整个总公司上海铁路局，所有的标准化做得相当好，一直是名列前茅。
“正因为这个，我们原来的副局长王锋调到兰州去当一把手局长，几年后调到总公司，现在是建设司司长、安全质量监督局局长。”
再过一段时间，钢支架拆除，整个大桥会开启大面积的绿化工程。
说到这座桥的创新，韦庆冬笑得眉毛起飞。
这座桥最大的优点就是创新。世界上第一座高铁悬索桥，中国第一座铁路悬索桥。就悬索桥来说，我们中国只做过公路的，铁路的还没有。现在在建的这种悬索桥，除了五峰山大桥，还有丽江跨金沙江那边的一个悬索桥，那边的跨度只有680多米，跨度相对小，而且是纯铁路，我们这边是公路与铁路两用，跨度是千米多。日本也有悬索桥，它是走轻轨的，行车速度只有100多千米，区别太大。
这样的创新，如果不依靠科研，肯定是不行的。投资大，质量上差一点都不行。如果吊杆，主缆上的涂装、缠丝、除湿系统等坏了以后可以更换，但钢丝、主缆、主塔、锚碇里的钢锚杆都成为隐蔽工程，被混凝土永远封存，都是一次性的，无法返工。如果有质量问题，桥就无法运行。
不知道为什么，每想到韦庆冬满头的银发堆在头上的样子，就忍不住想起苏中平原泰兴的大地上，到处有白头翁这种平凡的留鸟，这种鸟并不迁徙。建筑工地上的人理科是强项，风花雪月对他们来说只是画中画，他们最渴望过的还是寻常生活。
韦庆冬告诉我说：“等退休了，还是想回到故乡，叶落总要归根。”
在百度上搜索“韦冬庆”，哗啦一下子出现许多，大多是新闻报道中把他的名字一笔带过，翻了半大天，只发现他说过的唯一一段话：“很快，淮北、阜阳、盐城、连云港等城市也将融入高铁网之中，新航道的风涛声已在耳畔激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