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记者为记者中的“战斗机”。作为记录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战地记者，他们跟随军队一起行动，一起出生入死，一起见证作战的胜利或失利，是他们把一些珍贵、详实的镜头提供给读者和历史。他们是战争的现场直播者，此工作有着很高的风险性和伤亡率，被尊称为“王冠上的明珠”。
在1969 年8月13 日的铁列克提战斗中，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记者李连祥、新华社摄影记者王一兵、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摄像记者温炳林在战斗中为国捐躯。一场连级规模的战斗，一次牺牲三名中央层面的战地记者，这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史无前例。
1969年的中国，新闻工作远没有今天如此发达和快捷，媒体平台也没有今天如此众多，从业队伍更没有今天如此庞大，所以当时的记者要比现在金贵、稀罕、神圣得多。人们不仅要问：这么多高大上中央层面的记者为什么要蜂拥到一个小小的边防站？一场小规模的边境冲突怎么会牺牲这多记者？
一、中央媒体聚焦新疆边防
五千年华夏文明波澜壮阔，大中国悲欢离合历经坎坷。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新疆自古就是边塞、边关、边陲、边疆的代名词，这里既是我国西北的战略屏障，也是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还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和运输通道，而新疆边境因为距离内地遥远，又有戈壁大漠相伴，再有高山雪峰阻隔，就显得尤为神秘。
这种神秘是天生的，有时候朦胧，有时候又清晰。
从地域上看，边境地区一般都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虽然处在两国关系的最前沿，却往往表现为两国关系的最边缘，有时候还是偏远、偏僻的代名词。
从影响上看，大凡稳定、和平、正常的边界线，一般都是没有影响力的边界，处于默默无闻的地步，没有人更多关注，也会被国家决策层视作次要方向。
从作用上看，边境是特殊的领土，拥有着特殊的地位，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当人们认为它无用的时候，恰恰相反，它正在发挥着重大作用。而当人们认为它有用的时候，一般都预示着危险已经逼近。
从经验上看，边境应当心甘情愿地充当国家利益和双边关系的配角，当边境从边缘变成焦点、由边区变为中心的时候，一定是出现了非正常的状况，甚至距离战争已经不远。建国之初，中苏友好时期的边界同样友好，可以不设防，可以容忍各种矛盾，但仅仅过去了20 年，1969 年的中苏边防线与1949 年的中苏边界形势截然相反，形势也急转直下，变成了碰撞地带，变成了火药桶，变成了焦点。
面对这种突变的形势，有两种人当仁不让：一种是以保卫国家领土安全为己任的人民解放军，敢洒热血保边疆是国家对他们的要求；另一种就是以报道国家政治大事为己任的记者们，亲赴第一线采访报道是职业对他们的要求。1969年去新疆、到塔城边防采访的记者群体，有以下共同的特点：一是心中装着祖国，无上荣光；二是预测危险来临，无能为力；三是忠诚自身职业，无畏无惧。
（一）江青指示：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
铁列克提之战，我方牺牲28人，其中包括3 名中央新闻媒体的记者，比例高达11％，在中国战争史中唯此一例，世界也属罕见。
这些记者都从哪里来？怎么来的？最后又是怎样离开的？
时任新疆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新疆军区驻托里县前指的副政委宋英奇的回忆文章，铁列克提创造了一次小型战斗参战记者最多、牺牲记者最多的纪录。那次到新疆边防特别是在塔城边防采访的中央层面记者最多时达到20多人，前前后后，进进出出，仅8·13战斗当天参战的记者就有10名。
在1969年，“要准备打仗”这五个字最革命，也最有影响力、最有穿透力、最具号召力。出自最高统帅之口的这句话，没有使用煽情的词汇，也没有高调的政治口号，却字字千钧，让整个国家一起迅速行动。这是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向七亿中国人民发出的动员令。从此时起，响彻在华夏大地的口号声，拉开了中国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备战备荒序幕，全国也进入了准战争状态。越是特殊时期，越有特殊任务，新闻报道就显得愈加重要，地位和作用就愈加突出。
中央发出最高动员令之后，广大军民是如何落实的？特别是地处对苏斗争第一线的万里边防是如何落实？靠什么来向中央报告情况，靠什么向人民汇报动态？
要靠新闻记者，靠记者手中的笔，手中的照相机，手中的摄影机。这是当时最合适、最直接、最快捷的手段。当时的新闻采录设备和传播手段都相对落后，传达党中央的最新指示，传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主要依靠四种途径来完成：一是广播；二是报纸；三是电视；四是电影。
在广播没有图像、电视没有普及、报纸需要扫盲的情况下，电影因为拥有既有声音又有图像的优势而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从城市到农村，无论是固定的电影院，还是流动的放映组，放电影、看电影，都是当时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人民群众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在这种大的政治气候下，拥有专业摄影器材和摄影队伍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简称八一厂）就脱颖而出，当仁不让地成为了采访报道特别是部队电影、纪录片报道的主力军，也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全部重大事件。
1951年，八一厂刚刚成立，就派战地记者到朝鲜战场拍摄。
1959 年，西藏平叛，八一厂又派战地记者参加。
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1965 — 1973年抗美援越，都有八一厂记者的身影。
在中苏关系紧张，特别是两国边界形势剑拔弩张时期，八一厂在所有军区都有记者站，几十名摄影记者更是长期轮换在祖国边防线的边防站驻点，担负突发事件时的拍摄任务。他们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曾有6名摄影和编辑记者在拍摄前线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被称为“八一敢死队”。
1969 年3 月2日，中苏在珍宝岛冲突，我军指战员机智英勇，战斗取得重大胜利，在先后击退苏军两次成规模冲击的同时，还夺得了苏军一辆最新型、最高端、最先进的T-62坦克。伴随着战斗行动，以八一厂为主力的摄制组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纪录片资料。
4月份，党的九大召开，纪录片《新沙皇的反华罪行》在会议期间放映，受到了代表们的高度赞扬和好评，在全国也引起了强烈反响。沈阳军区受到表彰，成为其他兄弟军区的排头兵。珍宝岛部队代表孙玉国更是成为耀眼夺目的英雄，在大会上汇报战斗情况时，就连见识过大风大浪的毛泽东主席也站起来第一个鼓掌，孙玉国临时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四年后更是越级提拔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九大”过后，各大媒体都要求继往开来、继续奋斗，开辟一个如同珍宝岛一样的新的宣传阵地，来揭露苏修新沙皇的丑恶嘴脸，这个倡议得到了江青的首肯。在这次大会上，一些新闻媒体的领导从军队代表处得知新疆军区可能也会有动作（主要是派部队掩护丘尔丘特转场），便纷纷向江青提出要求去新疆军区采访拍摄。当时的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江青明确表示：“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
新疆军区却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在这些媒体向军区提出采访要求时，得到的答复是必须要经过军委办事组批准才行，明显带有推辞的意味。
随后，不甘心的各家媒体又向军委办事组递交了申请报告，这次遭到了明确拒绝，主要理由是：一是新疆刚发生边民外逃事件不久，当时边界问题敏感，边防管的较严，边防地区一般不接受地方人员采访；二是当时边防食宿条件很差，去的人太多，基层供应困难，无法安排接待；三是前方情况复杂，万一出了情况，特别是死了人，新疆军区无法交代。
事后看来，无论是新疆军区还是军委办事组，都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前瞻性。新疆不同于东北，无论是社会形势还是边防形势，都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据说，有人很快把这些话捅到江青那里，江青立刻打电话找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黄永胜赶紧通知军委办事组，允许新闻机构派人到新疆采访。 （注：据当年在铁列克提及新疆边防等多地采访的《解放军报社》记者梁博祥同志回忆：“根本没有这一说，此事与江青、黄永胜毫无关系”。因此，这个“江青指示”只是传说，并无确切的根据和记载，但这么多家中央媒体同时去新疆边防采访，肯定是得到了当时中央宣传部门和高层领导同意和支持的，这一点应该毋庸置疑。）
就这样，从1969 年5月份起，新华社、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简称新影厂）、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权威新闻机构纷纷派人到新疆采访，最多的时候，一下子去了20 多人。
在当时情况下，新疆军区曾经明确规定，纪录战斗本身就是战斗任务的一部分，不管哪一级作战会议，必须要有八一厂的记者参加，以方便记者及时掌握了解部队的战斗行动，否则，耽误了拍摄这项政治任务，部队领导要负责。
为了便于和部队进行协调沟通，军区又明确规定，所有的拍摄任务都由八一厂的冉征超出面进行统一调度指挥。
（二）纪录片是当时最佳的教育手段并受到高层重视
新中国的纪录片从根源上讲，一直带有浓烈的军味，或者说被植入了军事、军队、军人的基因，这也是八一电影制片厂一直高举纪录片大旗的原因所在。
在1969 年铁列克提战斗发生前后，中国的纪录片正处在一个高潮状态，成为当时国民教育的最佳手段，并由此走上了历史舞台中央，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拍纪录片、看纪录片，曾经是中国最时髦、最革命的行动，新闻纪录片更是被推到了一个异常突出、异常重视的高位。中央领导要看，普通群众也要看，城市工人要看，乡村农民也要看，形成了七亿人民争看新闻纪录片的壮观景象，也成为当时中国的一大特色。据统计，文革十年间，我国共拍摄了2000多部纪录片，可谓高产、丰产。而在对外斗争特别是对苏外交斗争、边境斗争上，纪录片同样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的“既有声音又有图像”的优势，让单纯依靠文字和图片的报纸相形见拙，包括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人民日报》也为纪录片大举造势。1969 年8月19 日， 《人民日报》发布了一则新闻：
《珍宝岛不容侵犯》纪录片明起上映
新华社18 日讯 新闻纪录影片《珍宝岛不容侵犯》， 20日起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陆续放映。这部影片是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揭露了苏修侵入我国领土珍宝岛进行武装挑衅的罪行；纪录了我边防战士严惩苏修侵略者的战斗情景。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新闻纪录片在我国发展历程中、在国人的心目中，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心灵高地。
1966年8月18 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盛况空前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主席身着人民解放军军服，精神焕发地来到天安门广场检阅游行队伍，并与林彪、周恩来等领导人在城楼上接见北京大学的40 名师生代表。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这项工作，特意指示相关部门和摄影人员说：“毛主席检阅红卫兵是伟大的历史事件，电影、照片一定要很好地把它纪录下来，一定要以高度的无产阶级责任感拍好毛主席的伟大形象。”从那时开始，毛泽东每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都被记录到胶片上，新闻纪录片受到全国上下的重视和关注。
（三）驻塔城神秘的36号摄制组
作为军事纪录片的旗帜和领头羊，八一电影制片厂对新疆塔城的采访报道异常重视，专门投入了一个摄制组。这个摄制组是1969 年4月24 日“九大”结束时成立的，当时对外用的是代号，叫“36 号摄制组”。
摄制组刚进驻时，由纪录片室的冉征超任组长，成员有军教片室的李平和八一厂驻新疆军区记者站的柯美松、刘遂峰。当时的任务是：执行拍摄新疆裕民农场牧业队从丘尔丘特至塔斯提的春季羊群转场过程中可能遭遇苏军阻截、袭击的情况。因为这种情况在新疆边境地区已多次发生。
在36 号摄制组的冉征超、李平、柯美松和刘遂峰4月中旬到达丘尔丘特领受任务后，迅速将有关情况上报厂里，不几天，八一厂又派纪录片室的夏健荣赶到了丘尔丘特，并重新指定夏健荣任摄制组组长，冉征超改任党小组长。
转场之前，身为组长的夏健荣组织大家一方面拍摄一些边防部队训练生活，一方面深入到前沿熟悉地形和到牧民中去熟悉情况，与转场牧工打成一片，成了互相配合的好战友。1969 年5月丘尔丘特牧场转场的目的，就是要让牧民和牲畜走我们认为是我们的区域。不走，会被苏军认为我们默认了他们的实际控制区。当时也有人称为“政治转场”、“政治放牧”。
据当年参加行动的记者回忆，这次转场是当时新疆军区有思想准备和苏军开打的一次重大的军事活动。“5·2” 转场行动胜利结束，36 号摄制组的人员从不同的位置上，拍摄下了苏军武装阻挠我农场牧工赶着羊群转场的挑衅罪行。
这一次边界斗争胜利后，夏健荣回厂汇报并带回所拍素材冲洗。八一厂领导听了汇报，看了拍摄的素材后，对摄制组给予了高度评价，也在厂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夏健荣回北京后便没有再返新疆，“36 号摄制组”再度由冉征超担任组长。
六月底，八一厂纪录片室政委李士英带领李连祥、王家熙二人到了新疆塔城附近的阿克雀克边防站进行人员换防，在这之前“36 号摄制组”已转移在此地。7月6日，36 号摄制组参加了阿克雀克边防站指战员掩护当地我农九师职工实施在边境河流护堤分流引水浇灌耕地的行动。因为在这之前苏方多次出动边防军在边境河流中垒堤，将河水全部引流到苏方，致使我方边境农场的耕地遭受干旱。
在这次斗争中，冉征超和李连祥、刘遂峰与农场的职工们一起到了护堤引水的河床上，拍摄农场的职工在苏军的枪口、炮口下，奋不顾身地进行引水施工。
这一次苏军的枪口没有开火，要是开火，几十个护堤引水的农场职工和36 号摄制组这些人，包括李士英在内，大概不会有几个能活着回来。阿克雀克斗争之后，李士英和李平返回北京，“36 号摄制组”第一次大换班，而冉征超仍然“留任”。
在此期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老摄影师张贻彤和温炳林，新华社的老摄影记者杜修贤和王一兵，北京电视台（现在的中央电视台）的老摄影记者于学成和哈萨克族年轻记者再奴拉分别到新疆执行任务。
（四）走向战场——争先恐后抢名额
用记者的独特眼光来看，“8·13”恢复性巡逻的实施，布置比较早，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走一趟争议路线，向对方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不承认苏军前推的所谓实际控制线。8月初，边防站按照塔城军分区要求的巡逻路线和掩护方案，几次到现场勘查了路线，主要是巡逻线路和掩护山头的确定。
8月10 日，正在巴克图会晤站蹲守的36 号摄制组组长冉征超接到塔城军分区通知，被告知最近要开始例行巡逻，具体由作训科的李效智参谋到铁列克提边防站指导实施。同天，冉征超随李参谋到达铁列克提边防站。第二天，他又跟随李效智参谋和边防站的领导沿巡逻线的内侧走了一遍，李参谋和站领导主要查看巡逻路线，而冉征超只是从拍摄纪录片的需要考虑哪里角度好，哪里放什么人。勘查完路线，冉征超又带车去阿拉山口边防站把记者王家熙接回铁列克提。
8月12 日晚，冉征超组长参加边防站实施巡逻的作战会议后。紧接着，冉征超也召集36 号摄制组记者开会，主要进行拍摄任务分工。
会上，冉征超根据作战会议的部署，重点讲了巡逻队的行动路线，要从右翼掩护阵地和中路掩护阵地之间进入，再从中路掩护阵地和左翼掩护阵地之间通过后结束，最后再到指挥组后面阵地上集合吃饭。
冉征超向36 号摄制组人员作了动员，在安排人员及拍摄位置时，因大家都争先恐后，争着要跟第一线的巡逻队和上最前沿的两个掩护组的山头阵地。
最后，李连祥争取到随巡逻组去第一线执行拍摄任务。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温炳林、新华社的摄影记者王一兵到最前沿的中路组掩护阵地，这个山头阵地处在巡逻路段的中间点，是瞰视苏军阵地的高地。冉征超让电视台的摄影记者再奴拉到左翼的掩护阵地，八一厂的摄影记者王家熙到右翼掩护阵地，而冉征超本人和其他几名文字记者随指挥所行动。
患难见真情。这些从军内外和不同单位走到一起的记者，在充满着火药味的特殊环境里，很快成了亲密无间的战友，他们个个争着到最危险的位置上去，个个心里想着怎样完成任务，把个人安危抛到了九霄云外。
其实，36 号摄制组的人，早已与边防部队的指战员一样，把在边防线上与苏军的枪对枪、棒对棒以及拳脚相加的斗争当成了家常便饭，习以为常了。因此，在分配确定了个人的位置后，就各自准备器材，各自去找要跟随出发的小分队指挥员明确集合出发的时间地点。
战后，新疆军区政治部给在 “8·13” 战斗中牺牲的李连祥、温炳林、王一兵三位烈士追记了一等功，对在战斗中表现勇敢的36 号摄制组给予了充分肯定。
36 号摄制组的记者们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和行动完成了鲜血铸成的影片——《新沙皇在我国新疆的反华暴行》。此后，“36 号摄制组”改名为西线战备值班组，继续执行边境突发事件的拍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