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敬的国际友人在散步中死去。”
六十
专 家 讲 学： 要接见我们的省长因为开人代会最终没能来。
UL/CSA安全认证：我陪同不会说普通话的加拿大华侨专家赴京转机。
从非洲回国后，由于英语大部人员调走的调走，退休的退休，平时外宾仍然不断，几年来还是陪外宾的时候多，坐下来翻译资料的时候少。仅九八年一年，我在玻璃现场陪英国专家就多达一百多天。其中最值得记上一笔的当属外国专家来厂讲学、反倾销诉讼、UL/CSA安全认证和ISO质量认证。我就只把专家讲学和安全认证作为例子来讲上一讲。
先说专家讲学。
一九九八年，第一个来厂讲学的是德国Senior Experten Service的 Dr. Werner Moller，就是德国高级专家协会的沃纳·默勒博士。那是一位退休专家组织，专门派遣自愿者赴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支援。其宗旨是利用高级专家们的智慧，免费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服务，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发挥余热”吧。大凡专家，钻研一生，退休后不甘闲坐在家里，事业心促使他们自愿无偿为别的国家人民服务。这样，中国的国务院外国专家局便设有专门的机构负责联系，各省市也有“引进智力办公室”，简称“引智办”。
默勒先生67岁，终身从事电子材料与工艺的研究工作，是位化学博士。他退休后还前往许多国家贡献力量。他同我讲起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在尼泊尔。那里地处山区，人民贫穷落后，加之是内陆国家，可以说是个自给自足的弹丸之地。贫苦所遭最大危害莫过于缺少清洁的饮用水。他们正是为了帮助当地山民解决用水问题而在那里奋战了好长时间。吃的苦不堪回首，但是为了使芸芸众生喝上比较卫生的水，他们付出了不少劳动，在精神上得到了满足。
讲学就是讲课。工厂教育中心的阶梯教室里座无虚席，面前架着的摄像机一两个月来始终录制着讲课的全过程。他系统地讲解了显像管制造流程和材料工艺中常遇到的具体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在厂期间，他日以继夜查资料，写教案，前后整理出各种技术资料和各类刊物的论文达四五百页之多，另有磁盘十数盒。
周末我陪他去兵马俑、大雁塔、省历史博物馆和半坡等名胜古迹参观。他每每仔细观察欣赏良久，对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赞叹不已。他讲起以前已经应邀来陕西多次，最难的一次是在一家工厂，因为找不到翻译，便请一位英语老师来担当。由于那老师听力和口语都不能胜任这工作，不得已，只好改成书面交流。中方事先把问题列出来，由那老师连夜翻成英语，第二天交给他，他回答后，再由那老师翻成汉语。身为英语教师，那人的英语不会不好，没有临场经验的结果只能是我前文所说的——当不成翻译。讲学期间，接省引智办通知，省长准备宴请在陕工作的外国退休专家。我和他乘车来到西安新世纪饭店，由于省长忙于参加人代会，一时脱不开身，便派来省人事厅的一位厅长代表他会见和宴请。会上，默勒先生见到了几位德国、以色列和法国等国家的专家。那些专家也是为支援当地机械、电子和水利等方面的工作而来。他也因之结交了不少新朋友。
临回国前，工厂常务副厂长设宴款待默勒先生，副厂长希望他下次能带上夫人一起来。期间，国务院专家局主办的《中国引进时报》的一位主任在省引智办人员的陪同下前来采访，还把默勒先生所拍的讲学课堂上的胶卷借用去，准备刊出。事后，北京将底片寄回给我，我再把胶卷寄回德国，并附上一信。
不想，回信很快就收到了，但不是他本人写的，而是他的家人在收到我的信后寄来的一份“唁函”。信上说，默勒先生在一次饭后安详的散步中与世长辞。读到这里我深感震惊。算来他离他回国还不到两周。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仿佛仍在我的眼前。两个月的相处，使我与他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我们散步在西安街头，横穿马路时相扶而行。上下课的路上，他总是不停嘴地和我商量着如何才能把课讲好。我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写了一篇《怀念沃纳·默勒博士》，分别刊登在北京的《中国引进时报》和我厂的《彩虹报》上。在厂里每遇到熟人无不为那位慈祥老人的过早去世而惋惜。我又将此文翻译成英语，连同中文稿一起寄给了他的家人，向他们致以深切的哀悼，工厂的那位常务副厂长也专致唁电。他将是我永远怀念的外国友人。
第二个来厂的荷兰菲利浦退休专家，NMCP——Netherlands Management Cooperation Programme的Dr. Rolf Jesse，就是“荷兰管理合作规划”组织派来的罗尔夫·耶斯博士。他是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专家。我厂三废处理工作是个非常复杂的工程。他每天深入工厂，不厌其烦地与我厂技术人员商讨解决生产中存在的污染问题。讲课是在工厂技术中心的会议室里进行的。工厂各单位专业人员分批分期前来听讲和讨论工艺处理问题。他也常带来了很多资料和论文。他的作风和默勒先生的一模一样。使我觉得世上的博士真的不是一两年的努力就能当上的。那是人们终其一生的心血、从事大量科研生产研究的智慧结晶。
他离开半年后，该组织又派来了中国地区联络员Hans B. Korte，就是汉斯·考特先生与工厂商谈下步合作安排。谈判中，他不无风趣地说，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失去在中国的业务，因为中国经济建设发展已经使之逐渐失去其接受该组织支援的资格——已经用不着他们的帮助了。
再讲一下安全认证。
“安全认证”，是产品走向世界的先决条件。没有这些认证，产品是不允许进入相关国家的。除了前文提到的德国Montec-Elon 的Helmut A.Knebel，就是蒙泰克公司的赫尔莫特· 柯奈贝尔总裁夫妇来厂进行德国安全认证外，还有世界上两家重要的认证机构来厂认证。
其中一家来人是Canadian Standards Association的 Sherman C.Y.Bau就是加拿大标准协会的鲍智宇先生。鲍先生是个华侨，四十左右岁，样子长得有点像港星万梓良。他小时候在香港长大，中学毕业后赴美读大学。大学毕业后就业成问题，因为香港当时属英国管辖，美国移民局分给香港的移民配额归英国项下，这样他算下来要等待六十年才能移民美国。不能移民，工作便无着落，不得已，前往加拿大。他先在一家日本公司当雇员，负责安全认证工作达七年之久。这样，在某一天，那认证公司的人说，你还不如到我们公司来工作算了，工资要比现在高出许多。于是，他就“跳槽”到这家认证公司，直到今天。他的工作是常年往外跑，满世界“认证”。钱固然没少挣，家庭生活便无所顾及，每每遭到妻子儿女的怨言。
他来过我厂几次，都是由我陪同，因为身为中国长大的华侨，他竟然不会说普通话。所以在他离厂时，还是由我陪同他飞北京，送他转乘上去汉城的飞机。
在北京那晚，本来应该安排他住北京饭店之类的大旅馆，但是那一千多元的房费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报不了销的，当然也不好意思让他为我出房钱。所以，在征得了他的意见后，我们两住进了前门大街上的丰泽园。下了飞机，天已经黑了下来，还下起了小雪。我们住下后，匆匆前往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前为他照了一张雪景，以做纪念。返回的路上，在一家牛肉面馆吃了碗面。回到饭店还早，我们就坐在大厅里聊了起来。
我问他，认证协会是不赢利的组织，那么用什么来支持日常工作的正常进行？他说，说是不赢利，那是讲政府规定，经营收入不得购置不动产，以防不公正。这样，多年后，协会的资金大量积累，只好找些借口，来盖些办公楼和宿舍楼之类的建筑。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比常人好得多原因，尽管有常年不能在家的弊端。再多年后，资金和房子又多得不得不搞些捐赠之类的义举了。
他们加拿大协会与美国联合认证，一方可以代另一方，这样，每次只要来一个人，就可以把两个国家的认证都搞了。
鲍病了，就由另一位吴光汕先生代替，又是位不会说普通话的华侨。我还是一路陪着他。
另一家常来的是美国的Underwriter Laboratories Inc. 的M. D. Lay,也就是美国保险实验室公司的黎先生。他是位五十多岁的华侨，也是祖籍广东，普通话三言两语的水平。吃饭时，我问道，你们公司的名字看起来有些古怪，这是为什么？他便详细讲解了一遍。原来，美国的安全认证的确是由保险公司先搞起来的。保险公司更注重投保用品的安全，所以安全认证对他们来说就格外重要了，委托别人又不放心，干脆就由自己来干。和加拿大或者许多世界上所有认证机构一样，他们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实业界。工业界人士参与工业品的认证是两全其美的事，既能从机构里随时获取有关安全规则方面的最新内容，迅速改进自己的产品，跟上“革命步伐”，又能更准确切实地制定出新的规则。
国内大部分人可能都听说过什么美国UL认证，这便是这家公司名字的缩写。
彩管的安全认证就是要检验管子的安全性，主要项目是用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钢球和手电筒大小的、前端尖锐的钢制“导弹”用绳子吊好，对准荧光屏指定的某一点，再将钢球或导弹用绳子提高到两三米的高度上，松开绳子，让其自由落下，直接撞击荧光屏。破裂溅射出来的玻璃碎片在一米、两米或三米不等的距离上总重量多少克，体积有多大，都有严格的规定。其精确程度甚至要用电子天平来称量。刚开始那几年由于没经验，问题较多，近年来产品质量日臻成熟，不但不合格的几乎没有，而且真被撞得粉碎的管子也很少。
由于显像管内部抽真空，外部便受到大气的压力，一旦爆炸，应该是内向的，所以这里的爆炸用的英文词不是常用的形容常规外向爆炸的explosion，而是不常用的形容内向爆炸的implosion，相信这是大部分英语人士所不知道的。
有了UL认证，就可以出口美国，有了CSA认证，就可以出口加拿大。当然，大部分国家都采用世界上几种主要的认证标准，并不一定每个国家都要自定本国的标准，各自为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