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几步远处，看见了英国女王。”
五十六
在法航飞机下，每个人的提包都被彻底地搜查了一遍。
在伦敦庆祝抗日胜利50周年大会上，那日本姑娘因羞愧而深深地低下了头。
1995年8月12日，我们就要上路了，去卢萨卡赶8月16日的法航班机。头一晚上，我与小梁触膝长谈。临走，他可是忙乎了个够戗，帮我打两个箱子托运。夜深人静，我们格外激动。在国外能有这样的朋友，二人都感到实在可贵。临别时，我实在忍不住哭了起来。他好言相劝，送我出来，老远还站在那里。
第二天早晨八点，我们出发了。同行的有厨师小刘和工务专家老张，加上我一共三人。张杰开着中客，所有东西都装上了车。除随身三十公斤行李外，另外每人可以发运五十公斤分离件，也就是单独托运的行李，运程是从卢萨卡到咸阳。专程送我们的有小陶和大夫。大夫在会计走后还兼任会计，所以也同行送我们上飞机。
来到卢萨卡，还是住在大楼组。时间还有几天。头晚上住在新卡，又专程去恩都拉玩了一趟。那是中部省的省会，规模很大。到了几个景点玩了一趟，还照了些像。其中之一是一个白人度假村，湖光水影，草屋绿地，真是另有一番天地。中午在一家餐馆吃饭。老板娘是个戴副眼镜的中年黑女子。见我们是中国人，便和我聊了起来，她去过中国五次，上海、北京、广州，无一不晓，全是为了生意上的事去的。边上几个吃饭的黑人小伙子听得很是新奇。在这个内地城市里，竟然还会有去过遥远的中国的普通百姓，并且不止一次。
卢市已经来过几次，并没有什么好逛的了。更何况每个人的心情都不太好。小刘，刚干够一年就回国，老张也在他刚满一年多一点儿就回国了。这些人出国很不容易，此生可能也就这么一次机会。我没有那么伤心，因为这是我第八次出国，并且是环境最恶劣、人际关系最紧张的一个单位。在那里，你的感觉是，在这里只有一件事非常重要，那就是“钱”，无事不与个人利益挂钩，这是使我极其看不起的地方。我一向把钱看得很轻，所以对钱斤斤计较的人我也是极端瞧不起。这样的地方，不呆也罢，早去早舒心，眼不见心不烦嘛。
头天发了行李，我正好六十公斤，运费230美元，直发咸阳。8月16日下午，我们登上了法国航空公司飞往巴黎的飞机，再由那里转机去伦敦。按说，直飞北京不用一千美元，我们这样走，再加上分离件和每人400美元的路途补助，每人花费近两千美元。以前竟人均超过四千美元。合同规定，返程机票由TZR支付，路线自己定，所以才有了沿途观光的节目。这对一辈子没机会出国的人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所以在非洲工作的各色中国专家，回国大部分都走欧洲，这无疑为非洲朋友造成了不小的负担。岂不知，这钱还是中国人自己掏的，因为那是合同款。经援合同则无一例外地是中国政府出的钱，这钱自然来源于北京而不是非洲了。
在卢市上飞机时，行李检查非常严格。我怕路上意外，把军用水壶灌满了水带上。通过安全检查时，那官员问是什么，我说是开水。他让我打开看看。我拧开了盖。不想，他又说，你喝一口。可能是怕易燃易爆之类的违禁品。我喝了一口，盖上盖子时，顺便说了一句，你是不是也来一口？他笑着说，不用。排在后面的几个欧洲老太太也笑了起来。老张自己用当地的一种好木头做了两根手杖，单独用纸缠起来带上了飞机。检查人员还是横竖琢磨了半天。出了大楼，来到飞机底下，这里的检查是别的航班没有见过的，四五个法国年轻男女分两排挨着个把人们手提行李打开，伸进双手彻底摸了一遍，生怕有人带炸弹什么的上飞机。就这样，我们终于登上了飞机，并且正点起飞。
飞机北上两个小时到达了卢旺达落地。在卢萨卡起飞时，有七成座位空着，到了卢旺达，却上来了那么多人，简直是座无虚席，把个波音747坐得满满的。上来的全是白人，真不知道大屠杀了五十万人的那个国家还有这么多白人在走动。
飞机又从卢旺达起飞了，直飞巴黎。路上一个漂亮的航空小姐和我攀谈起来。她去过很多国家，包括亚洲，可是从来没到过中国，她见我们是这架飞机上仅有的几个不常见到的中国人，很是新鲜。她天南地北地问了半天，我则劝她以后有机会到中国去看看。那地方显然比不上欧洲和美国，可是比非洲还是强多了。
飞机飞了五六个小时，终于到了巴黎。这地方我来过不止一次。巴黎入关并无问题，问题出在英国入境。从巴黎起飞后几十分钟就到了英国伦敦。在伦敦海关，一个老年妇女左盘右问地折腾了半天。她先问：“你们来干什么？”我回答说：“旅游。”“经济上有能力吗？”“有。”“带了多少钱？拿出来看看。”拿出来后，她真的一张一张地认真数了一遍。本来出来前人们就说，带的钱要放在方便的地方，免得当场出丑。老张还是怕丢，缝在了内裤里边。这样拿钱本该不太显眼地掏出来就是了，他老兄却解开裤带，翻天覆地地掏了半天，和在厕所里的行动没什么两样，裤带竟然也挂在了脖子上，惹得那位女人说：“卫生间在后面。”我们只有笑笑算是道歉了。她又问道：“你们专家组是干什么的？”我说：“是铁路专家组。”“那这个人怎么是厨师？”“专家组自己配备做饭的。”她边问边写，在申报单上密密麻麻地写了一大篇，真好像我们会赖在那不想再走了的难民一般。（下图：伦敦塔桥）
入关后，我张罗着换英镑，银行窗口里是个极热情的小姑娘，她讲解了半天，我还是在五里雾之中，只是要她为我换些英镑就行了。换完后，我又把老张领来换。她说，你不是一个人？我说，是三个。她说，那你们应该一起换，这样只交一次手续费就可以了，少花两个人的手续费。这样他俩换完，那小姑娘把我已经交的三人均摊。这本来是小事一段，可是事后小刘说：“老张觉得他亏了好几镑，其实还不是都从我的钱里拿的。”我说：“手续费一共4.5英镑。我已经交过，事后大家均摊，所以退给我一些，怎么可能你们损失四五英镑，交了全部手续费？那钱是怎么算出来的？”我想了半天，只有算了。好在钱不多，以后一路上我格外小心些，不与他们在经济上有分毫纠葛就是了。费了半天劲为大家省几个钱，搞得每个人都不痛快，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话又说回来了，这些人吃亏吃怕了。听说在我们的前几届，任何经手办事的翻译管理员之类的人，不是在银行代人兑换美元时拿点零头，就是在买东西时占点便宜。这些事真让人搞不清楚是真是假。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还有什么人可以信赖的呢？而那有鼻子有眼描述的来龙去脉又不由你不信。但愿此二位仁兄不要以为我也在乘这回国途中最后一次机会小捞一把。（下图：海德公园）
本来，按常规先电传这里的大使馆，由他们派车来接机场，安排住宿。出发前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的陶秘说，大使馆接机场每人收六十英镑，太贵了，食宿也不便宜，还不如自己坐地铁去市里，海德公园附近有好些私人开的小旅馆，也不贵，自己再带些吃的，可以省不少钱。所以，我们大包小裹地上了地铁，千曲百折地赶到了海德公园。出了地铁口，让老张看着东西，我和小刘去找旅馆。
老张临走前一天又打起了摆子，一路上不太有精神。等我们看房子回来搬东西时，见他自己竟然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上边来了。可是他又说那两根亲手精心制作的宝贝手杖弄丢了，我上上下下跑了半天，还是没找到。他说先是挂在了台阶扶手上，后来自己搬运了几趟东西，把那手杖忘了，后来突然想了起来，回去找就不见了，又怕东西丢了，所以再也没敢下去找。我问了问那黑人警察，他说没看见，只好算了。
那附近旅馆的确不少，价钱也相互差不了多少， 每天都在十几镑。从头到尾问了个遍，讲了讲价钱，最后还是回到了第一家。那中年英国经理是个小胡子，秃顶。问到有没有闭路电视，他说你不远万里来住宿是为了旅游或者公干，一定不是来看什么闭路电视的吧。市内电视广播已经有不少个台，够你们看的了。讲来讲去，最终还是讲下来一镑，每人每天13镑，合16美元，也就是人民币100多元一天，住三天。这旅馆有免费早餐，吃饭时发现那经理亲自掌勺。旅馆主人却是个印度人，一头白发，五十多岁，浓眉大眼。坐在服务台上的是个中年印度妇女，打扫房间加帮厨的是个印度姑娘。老板本人不干活，所以这栋三层楼旅馆几十个房间只有三个人在管理，这是国内不可想象的。老板是个极爱聊天的人。我们每天特意请他代我们烧一壶开水带着路上喝。他有时长篇大论地讲起他的信仰。大厅墙上挂着一个长发中年印度人的画像。他说那是他的爸爸，宗教主教的意思。说他爸爸如何有神功，呼风唤雨，杀富济贫，无所不能。我当然要泼他的冷水。他却极其认真地据理力争，一定要让我相信那是真的，列举了几个遭难的穷人和病人被他爸爸拯救了的动人故事。
那经理对我不太热情，因为我和他讲价钱的过程中逐一否定了他的道理，使他忍痛让了一英镑的价，最后还是成交了。不过由于我们格外要求给烧开水，又使我每天要和他打几次交道。他说，以后我可要收烧开水的费用的，我给了他一拳，算做回答，惹得他自己也噗呲一声笑了起来。
头一天，就这样住下了。收拾停当，我们拿着地图去逛街。由于是旅游旺季，到处人山人海，我们在一些广场和古老的建筑前面照了些像。每天吃的是自己带来的鸡、肉、鱼和水果罐头，还有方便面、奶粉和白糖什么的。我和小刘并无不适，可是天热难当，一天玩下来还是很累的。这样我建议第二天买一张价钱为10英镑的旅游车票，绕全城各主要景点转一圈。他们二人也欣然同意了。第二天，吃过早饭，就去了上车地点。那是一种双层大轿车，极像街上跑的双层客车，只是上层是敞棚的。我们坐到了上层，座位边上都装有英、日、法三种语言的导游录音插孔，车开动起来，导游便随走随讲，各朝代的建筑、教堂、广场和塑像都详细介绍了一番。车在不停地走，我们也在不停地拍照，这样一天下来，满伦敦也就逛了个遍。
坐地铁奔波于市区，总的感觉是，这城市到处是古代建筑，古树参天。那地铁因为也是地上地下不断地穿行，所以可以对周围环境有个全面的了解。给人的感觉是，伦敦城像个乡下大城市，完全没有一般大城市那种呆板划一的建筑格式。几个小时下来，使得世界各地来的游客全都满意而归。所以泰晤士河上的伦敦桥、大笨钟、卫队换岗全拍了下来。
第三天，听说有庆祝世界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的集会，名称为V-J Day，也就是英文Day of Victory Against Japan的简称，意思就是抗日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日。那广场设在皇宫前，距海德公园不远，所以我们徒步前往。途中无数辆各种兵车集结在一条马路上，我们在身穿各种礼服的高级军官和军车的背景下照了几张像。一个老战士胸前挂满了奖章，守着一辆装甲车，我和他攀谈了起来。我们几个人分别和他合了影。
开会地点，人头攒动，各色人种都有，当然以欧洲白种人居多。大部分人都背着双肩旅行包。我们在路旁一个铁栏杆旁找到了一席之地，等待还有几个小时才开始的集会。我身边上坐着一位孤身一人的日本姑娘。她拿着一本书读着，与周围鼎沸的人声毫无相干。我这边坐着一对英国夫妇，我和他们聊起了东西方人对当年二战和现今世界的看法。人们大部分是自己带的吃喝，即方便又省钱。人们吃喝着，聊着天。这对老夫妇显然是和儿子和儿媳同来，还有一个小女孩。那儿子看起来是个干力气活的，体健如牛。老太太和站在栏杆里面的一位警察说好，让小孩子坐到栏杆里面的地面上。此头一开，路两旁一下子就坐满了孩子们。他们欢天喜地又规规矩矩地坐在地上。一架飞机从头顶上飞过，撒下无数用红纸剪成的五角星。人们纷纷拾取，路面上的警察不时拾起几个送给临近的孩子们。那边一个女人因为天气炎热和观众拥挤，坚持不住，昏了过去。人们七手八脚地把她抬到了后面的救护车上。不一会儿，警察又过来，附近的人们把那女人带的小橙子和皮包等物交给他。英国警察制服极精致，还戴着一个高高的帽子。对面，一个黑人女警察不时地照顾着孩子们。这边的老太太又递给了站在这里的这位中年警察一块糖。他谢了谢，剥开糖纸，放进了嘴里。没过多久，义务人员分发小册子，是集会简介和开幕辞。骑警们骑着高头大马来回巡逻着。
一位女记者直奔我而来。她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是日本人吗？我说，我们是中国人，这位姑娘是日本人，我们和她不是一起的。就这样，那记者腑下身来，将记者采访本抵在双膝上，边和那姑娘聊天，边记着笔记。她开头就问，今天是抗日胜利50周年纪念日，你作为日本人为什么也来了？你来有什么打算吗？那姑娘羞愧地将脸深深地埋在书本中，蚊子般地回答了她，我们一点儿也听不见。完了，随来的摄影记者为她拍了几张照片，闪光灯闪个不停。（下图：英女王参加抗日纪念大会）
下午三点整，大会开始。主持人致开幕辞，大家翻开刚发的小册子随他读誓词和唱圣歌。我则趁机照了几张像。致辞完毕，车队过来了。先是女王的敞篷车，她戴着顶大沿帽，满面笑容地向人们挥手致意；下来是首相约翰·梅杰和各路官员；再下来是身着礼服、挂着指挥刀的各兵种高级将领从面前走过。队伍上到了右边不远处搭设的检阅台。
后面便是游行队伍。人们穿着制服，打着各色的团队旗帜，都是二战时期参战的各军兵种；旗帜成百上千面；各队的标牌由身穿制服的年轻男女极正规地高高举着。各种军乐队，各路老兵，战地医务组织，源源不断地走过；各种军车分两路挺进。一辆老掉牙了的巨大美国装甲炮车由美国人开着过来了；由于那车太老，发动机出了毛病，在我们的右前方哐哐当当几声巨响后，再也动不了了。人们发出了阵阵欢笑，游行队伍不得不绕过它，继续前进。队伍无尽头，旗帜的海洋使人们倍感壮观；一些老兵不断向路两旁的人群挥舞着礼帽，真是欢声雷动，鼓乐喧天。（下图：英首相步入抗日纪念大会现场）
算下来，我们出来已经有六七个小时了，真是人困马乏，不等游行队伍过完，人群开始散去。我们也拖着疲倦的脚步回家。这样的场面很是难得，在美国观看的那次退伍军人日大游行使我激动不已，这次规模与之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大开眼界。
第四天，我们早早起床，把房间收拾好，打好行装，去地铁赶飞机。不想六点半到地铁站，七点半才开门，原来是节假日比平时开门晚。问了一下出租车和接机场的大轿车，都是二三十镑，太贵。坐地铁才五六镑就可以到机场了，只不过费些力气而已，只好耐心等下去吧。
来到机场，没太费力地登上了去巴黎的飞机。飞行了近一个小时，到了巴黎。下飞机已经有使馆招待所的车来接了。我们住进了位于南郊的招待所。这里的食宿每天也是合30美元，住的条件也可以。晚饭是事先订好的，第二天起我就不吃了，还是吃自己带来的那些东西，又上街买了些面包。面包店里各种面点数不胜数。英语在巴黎不太通行，这我早已知道。等我排到跟前，一根二尺长的长面包才8法郎，我要买10根，可是无论怎么解释，那女服务员还是搞不清楚。显然她对我买这么多实在不理解，所以就越发怀疑起她自己的那点儿英语了。队伍后面站着一个中年男子上来帮忙。他用英语问我：“你是要一根切成十段，还是要十根？”我说：“我要十根，人多，也吃得多。”人们都笑了起来。我再请她用刀把面包全切成两段，装在两个大塑料口袋里提了回来。
这招待所，每天有半天免费派车去各个景点参观。我们四天中去的地方是“枫丹白露”，就是巴黎的皇宫，另外几个地方是埃夫尔铁塔、凯旋门和卢浮宫等地。以前来过两次巴黎，所以随着人们到处看了看。同车的有刚从象牙海岸离任回国的参赞夫妇，还有一对小年轻夫妇，也是从非洲来的。
临走前那天晚上来了一个从摩洛哥经过巴黎回国的山东青岛渔业公司的小伙子，住进我的房间里来。他是在那儿打鱼的，是管理人员，没出过海，已经在外边住了二年半了。这次也是回国，和我们一个飞机。他极善谈，还说到如果我是法语翻译，他要想办法为我找份差事，不过还是要去了我的地址。
五十七
8月24日，我们又登上了飞回祖国的飞机。8月25日中午，飞机到达北京。公司派车来接我们，回到丰台旅馆。刚下车，王管来看望，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还要为我接风。我答道，不用了，孩子们要来北京接我，就不用麻烦你了，老友相见分外亲热，不免聊了半天。我下了飞机已经和家里通了电话，为了先接孩子来京，我去城里找了一家旅馆，于27日去车站迎接两个女儿。孩子们尽管都已长大成人，见面免不了还是兴高采烈的。这使我想起了一年半前上火车时，她俩失声痛哭的情景，真是光阴似箭。
第二天，先去出国人员服务公司提货，买了29〃彩电、先锋音响、微波炉和照相机等。三大件发运用了800元，真的让我心痛了半天。可是又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北京玩了几个地方，无非什么世界公园、颐和园和故宫之类，尽管每天累得不行，不过大家还是很高兴的。
第四天，爷仨乘上了南下的飞机，返回咸阳。文梅来机场迎接，开车的正巧还是我当年出国时送我去西安火车站的王师傅。两个女儿此行请假的代价是被扣了一两千元钱的奖金。机票一千七百元，可谓代价昂贵，不过用我路上自带食品省下来的那四百美元一抵销，几乎没什么损失了。孩子们都长大了，多年来我往返于国内外，她们从来还没有去北京接过我，更谈不上有机会坐飞机了。这次就满足了她们的愿望好了。
回国后，和小梁的通信一直没断。国外张杰、老吕和小仁也来过几次电话。国内小闫和老黄也都来过电话，在国外也真的结交了几个朋友呢。
我对是否还出去干，已经不抱任何希望，我经过的达办事件，在公司显然没有好影响。本来回国前我先后和公司负责组队的老张和那位去过赞比亚视察的副总经理都写过信，或者谈过我还想干满三年的想法，可是如果我没有那一段故事，肯定现在还在那里，等待再干一期的。由于情况变化，也只好作罢。另一方面，对身体状况的确心里没有底，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药，对肝是否有所伤害还不清楚，所有这一切都迫使我放弃了再接着干的打算。
不久，小闫又特意来电话告诉我，他们那里又有翻译出去了，让我赶紧和公司联系。我提到了达办那尽人皆知的故事，他却大不以为然，认为不会受什么影响的，因为那人的德性是公司有名的，话虽这么说，想来想去还是打消了再争取出国的念头。
我的病回来后还是定期地犯下去，肝功刚回国时试验并无大的问题，只是某个单项指标靠近临界值，在吃了些保肝药后便恢复了正常。可是，后来尽管一直在吃结核药，每月发一次烧的毛病再也控制不了了。这是否说明自己已经有了所谓的“耐药性”？一天深夜，又发烧不退。厂医院里一位值夜班的老太太让我皮试青霉素。我说，我一辈子没打过青霉素，因为一直过敏。她老大的不高兴，说，让你做皮试你就做，什么一辈子不一辈子的。每个人的情况在不同时期都不一样，先皮试再说。我万不得已，去皮试，结果却是大出意料的阴性。青霉素一打，持续十数年的每月发烧的老毛病却一下子好了。这说明十年来，我在吃着不对症的有毒性的结核药，你说冤也不冤？心中不由得对那位当时“蛮横无理”的老太太转而感激得不得了，过后却没有办法向她表达，因为根本就不认识她，并且她对我这十几年的“冤案”不一定感兴趣，只好在心中祝愿她老人家万寿无疆了！
回来上班后，一切照旧。根据厂里的形势判断，处于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前途大都不妙。不过，随着厂里经济效益的持续好转，在从事“三产”工作的数百人被提前“劝退”后，“劝退”风并没有蔓延到厂里的其它单位。
文梅在那股“劝退”风之前已被发配到煤气站上班，那冲天的煤气味会使每个人心里发呕。她在坚持了一年后，终于主动提前退休了，正好躲了那股风，否则她一定首当其冲。现在她已经正式退休一年多了，经济上也没有遭受到太大的损失。
大女儿南南因为车间干活太累，也于今年（一九九九年）初调到厂子弟学校当上了英语老师。刚去时，因为是在学期中间，所以干些跑腿的工作，期间适逢美国“志愿者”来校讲授英语，她担当了联络员的工作，不但结识了几位美国老头老太太，而且英语口语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子承父业”终成现实，这也是我常引以为自豪的事。
二女儿菲菲目前还在生产第一线。自学的“工业会计”似乎永无用武之地。这是我这个当爸爸的爱莫能助的难题，几经努力尚无结果，希望总有一天，她也能够像她姐姐一样，干上自己喜爱的工作，起码离开那累人的生产第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