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八点三十分，谈判继续进行。这次华成的律师也来了。他也是留学英国多年的学者，与TZR的那位律师忙乎了半天，对文字做最后一次修改。十点整，赞比亚交通部常秘的代表，助理秘书到。另外还来六名记者，有通讯社的，有报纸的。中方是大使馆一等秘书陶秘。他已年近退休，典型的南方人，过我们大院几趟。他是位很随和的热情人。我这次严肃地与王总说，今天的仪式还有报道，这是你们公司的一件大事，还是让小郝上吧。可是他说来说去，还是让我来翻。
会议开始，先由TZR工厂总经理斯利光当先生介绍赞方出席人员。之后，由中方介绍自己方面的人。这本来应该由王总来做，可是他竟意外地让我来。那是个极长的谈判桌，头里放了两排椅子，是双方总经理的席位。赞方那侧从主席以下排过去是律师、交通部助理秘书、地区经理、班达、公关官和我们专家组的厂长。中方这侧，王总以下排下去是我、陶秘、律师、小郝和老李。那帮记者则沿着窗口坐在一排椅子上，其中还有两位女记者。王总突然让我来介绍，我一点准备也没有，赶紧站了起来。因为陶秘紧挨着我坐，这样我一站起来，全体人员都处在我的视线之内，唯独陶秘除外，因为我自己的身影正好挡住了他。我先从王总介绍起，又转到律师、小郝和老李。王总见我好像已经介绍完毕，便说，陶秘你还没介绍呢。这样，全体人员都笑了起来。我马上说，按照常规，最重要的人物往往最后介绍。这位是中国驻贵国的大使馆秘书陶先生。不想刚才把他遗漏就已经犯了一个错误，这回又犯了第二个。因为他平时来我们大院时在人们称呼他时都叫他陶秘陶秘的，所以我现在也用英语这样介绍他。陶秘本人以及王总几个人异口同声地更正道，是一等秘书。我马上予以更正。我根本没想到他也是一等秘书，因为平时只听说李参赞的爱人是一等秘书，肯定其他人就是二等三等了，现在才听说一秘不只一个，只是负责工作范围相互不同而已。这样更正以后，我没觉得怎么尴尬。正式发言开始。先由TZR工厂总经理致辞。他掏出两张打印好的纸，照本宣科地念了起来。我一边听一边翻。他首先回顾了坦赞铁路的建设历史以及二十年来走过的历程。接着介绍TZR进行经济改革中间商业化和多种经营的进展情况。最后感谢中国人民对赞比亚人民的援助，感谢中国专家组对TZR的帮助。因为这大会绝大部分是英语听众，所以我没像他那样站立起来，只是坐在那里随声附和地翻译着。这回轮到王总发言了。他站了起来。此时照理我也应该站起来。可是刚才没有，这回站起来肯定显得奇怪，所以现在也还是坐在那里翻。王总没有像斯利光当那样准备了一个讲稿，他即兴讲了几句。摄影师们把这些一一摄进了镜头。
下来请那位女秘书讲话。她年龄不太大，三十岁左右的样子，但很老练，长长的头发在后面打了一个结。黑人女人头发也像男的那样，非常短，可是像她这样有身份的女人却留着长发，有的烫发，有的还做成各种发式，也不知道那头发是真是假。她也没站起来，坐在那里讲了几句应景的话。接下来请陶秘讲话。他也没站起来，我们俩并排会在那里一唱一和地说了一通。下来是签字。两位律师各自到总经理那里去，先在两份合同上以见证人的身份签了字，再由双方总经理交换签字。
再下来，就是邀请记者们提问，记者招待会正式开始。
有记者向那女秘书发问，对坦赞铁路和赞比亚政府在偿还贷款方面有何安排。她回答说：“我是交通部的工作人员，我负责的是运输部门。对于这类问题，以我的身份是回答不出来的。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衷心感谢中国政府对赞比亚的大量援助，我相信每一个赞比亚人也是非常感激的。”
于是又有人向陶秘发问。那记者问道：“对坦赞铁路，中国当时贷款数额巨大，并且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偿还，不知中国政府对此有何打算？”陶秘回答道：“这问题最近有好几个记者朋友已经先后向我提出来过。当年中国政府对坦赞铁路的投资是九亿人民币。时间过了二十年，当时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是2.8，现在的比价是8.2，现在相当于一亿美元，即使现在如数归还，也只不过相当于原来投资的几分之一。不过中国政府体谅赞比亚人民的困难，多年来几次推迟还贷期限。不久前部长前来访问，又一次对贷款进行了延期。坦赞铁路面临经济改革，我们相信情况会好起来的，并且越来越好。”那记者紧接着追问道：“你刚才所谈的数据可不可以直接引用？”他说：“这数据比较复杂，在你援引前，最好来我的办公室来一趟，我们认真核实一下。”说着递上去一个名片。
接下来是喝茶时间，然后全体去华成参观拖拉机。我起身对陶秘说：“实在对不起，我事先没有准备，刚才……。”我本想向他道歉，刚才介绍时把他忘了，应该先介绍他。他没有等我说完就大度地打断了我，看来是误解了我的话，以为我在为我的英语在谦虚。他说：“不错，翻的挺好的。”我忙说：“我是说介绍时……。”有人向他打招呼，又把话打断了。我想算了，看来他并没有太介意。因为我一下子记起了在《一个官员的死》里，那小官吏为了一个喷嚏，几次向上司道歉，却适得其反，使本来没有介意的上司最后真的大恼其火，他竟被吓死了。我不是那小官吏，更没必要找死，所以不要无事生非了。
我向那已经熟悉了的小姐要了一杯可乐，陶秘要了一杯茶。刚转过身来，记者们又围了上来。其中一个问：“今后坦赞铁路是不是要归中国人所有？”陶秘听我翻译过来后，问那记者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他说：“因为现在赞比亚在搞私有化。”陶秘说：“坦赞铁路永远是坦赞两国的共同财产，中国在过去只是帮助他们建设，现在只帮助他们在管理。”又有一个记者问道：“听说中国又向坦赞铁路提供了三十辆客车，不知什么时候到货？”陶秘回答说：“要到明年。”“那车上的设备一定比较先进吧？听说上边还有电话？”“现在造的客车肯定比二十年前提供的先进得多，只是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具体情况说不上来。”
一行数人来到华成。由一名修理工开上那拖拉机在院子边上的土地上来回用铧犁翻了几遍地。龙古用摄像机把那情景摄了下来。接着，全体又去金牛饭店，由TZR工厂做东。所有的记者都来了。刚坐下，要上饮料喝着。突然，龙古示意大家肃静，原来广播喇叭里已经在报道TZR与华成签订拖拉机合作合同的消息。同时也报道了陶秘关于贷款延期的讲话。记者告诉我，是那位女记者中午回通讯社发的稿。我想这效率也太高了。
这回，我要了块牛肉，小郝吃了“半扇”鱼，老李则不顾水深火热之中的东家TZR这次是赊账请客，要了一只小猪般大小的龙虾。因为我还是想找个靠外边的地方，所以就坐在了那群记者的堆里。左右两边的记者都与我深谈了一顿饭的时间。左边的这个叫“鲍博”，右边的叫“查理”。当他们听说我叫“威廉”时，和其他的朋友一样，顿感奇怪，问道，你怎么也有个西方人的名字，又不信教。我说，那是因为我的中国名字与这“威廉”的发言非常相似，所以一位美国朋友帮我起了这么个名字。并且那美国人告诉我，这名字在熟朋友中还会被叫成“威利”、“贝尔”或者“贝利”，你们说，是这样吗？他们连声说，对，对，太对了。鲍博点菜时没了主意，也学着我的样子要了块牛肉，查理自作主张，要了一份鸡，结果那油炸鸡是一个鸡腿连着一块极大的肉，尽管他竭尽全力，还是剩了一半，让服务生收走了。
鲍博突然跟我说，你像日本人。我忙问其故。他说，你穿着时髦，戴着眼镜。我说，眼镜是因为我近视。我们比日本人还差得很远。他说，你长得也像日本人似的，很有风度。我说，我本人小时候也过过苦日子。中国人口太多，能发展成现在这样实在也不容易，不过我相信你们赞比亚再过十年二十年，日子肯定也会好起来的。他也同意我的观点。他说，孩子多，很想和别人一起做些小买卖。说到这里，他用下巴指了指那边的陶秘说，你能不能替我跟陶先生说说，我给你们的新华社当个特邀记者，因为我是当地人，对这里的情况要比你们外国人强多了。我说，恐怕他们不一定需要，因为我说住在新华社，那里就有我们派驻的记者，好像是夫妇俩。不过，依你的身份，你完全可以在什么时候上大使馆找上门去，直接找到陶秘，把你的想法说一说，反正也没有什么损失，没准某些方面意想不到地就会需要你的帮助。他说，最好你们政府的哪个部门能为我找点儿机会，邀请我去中国看看。不然去那里路费太贵了，根本买不起机票。我问，那你都到过哪个国家？他说，我哪个国家也没去过。我问，坐过飞机吗？他说，只坐过一次，并且也只是从卢萨卡到津巴布韦，很近的路程。我问，别的还到过什么地方？他说，哪也没去过。
散席了，王总宣布，晚上七点三十分，还是在华成，宴请所有在座的客人。人们开着车，鱼贯而出。老李开车上了高速公路，和我们神气活现地谈论他那只虾和小郝的那半扇儿鱼。这次任务终于圆满完成了。个个心里都很高兴。前面不远处，一辆出租车从右面的车道上探出头来，看来是要调头，上到我们这股道来了。说话间，我们的车已经来到那出租车眼前，不想那司机既没停下来等待，也没加速调转车身先于我们在慢行路上前行，而是整个车身横在我们前方，显然那破车在关键时刻出了毛病。老李嘴里正在和我们搭讪，此时突然出现了迎头向那车撞去的局面。他急踩刹车，猛打方向盘，从那车前头绕了过去，又右打，回到了快行道上来。他放慢速度，摇下车窗，回头破口大骂。他情急中争不择词，骂了一句“狗屎”。我劝道，别骂了，你没看那司机到现在还一直举手示意在向你道歉吗？他想了想，也觉得好笑。说，我一时也不知道用什么词骂他好了，也不知道骂了句什么话。车子回到招待所，立即洗了个澡，躺在床上休息片刻，过不了两三个小时又要出发去华成赴宴。
晚七点三十分，华成。女助理秘书带着丈夫来了。陶秘也来了，只有我陪着，因为小郝搬啤酒洗杯子，里外忙了一身汗。女秘书留学印度，丈夫在巴基斯坦读的大学。可是那丈夫坐在那里非常拘束，像新郎官领来的小媳妇。他们每人要了杯通化葡萄酒，我们当然喝可乐。女人非常健谈，男人有问才答，好像没见过大场面。人们陆续到齐了。陶秘问我，记者来不来，龙古说，可能来两个人。陶秘说，你对龙古说，如果记者今晚不来，也要让他一定转告记者们，有关中国对坦赞铁路贷款的事，是个老问题。这次是记者们一再追问，我才作了回答，这问题并不是我提出来的，不然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中国政府对这贷款的事一直念念不忘，口口声声老是贷款贷款的。千万不要让他们误会了。龙古答应一定会转告他们的，请放心好了。
这回还是自助餐，供应很实惠，大家吃得也很开心。这样的场面，我永远如坐针毡。由于陶秘在，我时刻不能离开。可是满屋子人边吃边谈，很是热烈，大冷的天，只有小郝一个人站在露天的走廊里，因为实在座无虚席，两个房间都人满为患。双方都已经正式祝完酒，时间也过去了一大半，我出来与小郝说，你替我一会儿，我上趟厕所。多少年来，与同行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我极为关切的问题，因为只有干过这行的人才能理解每个翻译的心理。我向老李要来车钥匙，回到汽车上躺下了。因为我知道，等客人走后，这些酒鬼还要大喝一通，一醉方休。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我把棉衣也带来了，盖在身上，一点儿也不冷。客人们陆续离去。我刚过来上车时，那个女秘书的两个司机非常礼貌地向我问好，同时又说太渴了，让我为他们要几瓶啤酒。我问几瓶？他们说六瓶。不得已，我又走了回去，正好小郝出来送人，我告诉他。他送给了那两个人六瓶啤酒，使他们高兴得不行，全部当场喝光了。我说，你们开车怎么能这么喝酒？他们说，啤酒没关系，不会醉的。一直到十点半，人们才摇摇摆摆地回到了车上。还是由我开车，回到了招待所。
第二天晚饭，厂长二人又干了一瓶白酒。吃饭间，来了电话，是要通知斯利光当他们，明天王总要为他们重新摄制一盘拖拉机耕地的录像带，并且要去中国友谊农场，好好地拍一盘。这样在展览会上放才会效果更好。李现在摇摇欲仙，只好由我单独开车去了。因为他们那边的电话坏了，无法通知。我独立夜间开车这还是第一次，不过有了上次送他们回去的经验，我心里还是有数的。
招待所的老周为我去开门，我在院子里小心翼翼地调好头，开出门来，从容地进入车的洪流。白天没有注意那TZR招待所的具体位置。开近那里后，慢慢地竟然一下子找到了。老头为我打开大门，我开进了院子。这是个不大的长方形院子，头里已经停着两辆车，里面全空着。我停在那两辆车的里边，心想出来时向里打过去，一下子就可以调过头来了。来到大厅，一帮人正在开会，坐在外边的是那个年轻漂亮的安全官司小姆林嘎。我问他斯利光当住在哪个房间？他领我来到了一个房间前，敲了敲门。斯利光当应声走了出来，开开门，手里拿着一只笔，看起来正在写东西。我告诉他录相带的事，请他们明天务必临走时把录相带取走，以免耽误参展。走出来，发动车。正要调头，不想斯利光当的司机开着车回来了，一下子直奔里边，靠边停下了。这样我的回旋余地没有了。右边是那两辆车，前面是围墙。后边离台阶就没有多少余地了。天又是黑的，借助门口射进来的灯光，后面还是看不清。我一点点地向后倒，打了两次轮还是不够。再倒一点，只听哐当一声，不知道撞在了什么东西上面。忙下车一看，原来是把摆在台阶上的一个陶制花盆撞翻了。那花盆有两个痰盂大小，里面栽了一颗挺高的有笛子粗的花。有心将那花盆扶起来，或者根本就没倒，外边洒出来一两捧土。一个中年勒杂女工与另一人具口里说着本巴语。我连忙向她道歉，把她的花盆撞坏了。因为我看到那花盆上下通长一条裂纹。斯利光当的司机指挥我边倒车边打方向，终于顺利地出来了。看门老头出来为我开大门，待我开出来，他边关门边操着不算坏的英语说，咱们是老朋友了，你能不能给我五百K一百K的，我还没吃饭呢。这时我才仔细看了他一眼，那破帽子前面还用一块破塑料插在那里充当帽舌。我真有心给他五百K，可是刚闯了祸，无心恋战，只好说今天没带钱，下次来一定给你点钱。他谢了谢，关上了大门。来往车辆很多，等了半天才开上马路，上到对面的回城方向。车子走着走着，听到规律的吧哒吧哒声，一警告灯一直亮着。看那图案不是汽油机油什么的，好像是车门的，可是打开车门重新摔紧，灯还是不灭。其它三个门全锁着，也不会没关紧哪。越走越担心，把车停在路边，下车前后看了两圈，也没发现什么异常。慢慢地把车开了回去。这车手闸坏了，来到大门口，是个小上坡，停下来只好挂上一档，熄了火，下车开大门。老李听到声音已经下楼来了，见我在开门，就说，想不想上街转一圈？我说，好吧。于是他站在路口指挥我，费了半天劲才调过头来，上到原来回来的路方向。过往车辆实在太多，这么晚了也不见减少。我们开着车来到了开罗路和自由路，慢慢地转着，边开他边讲解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处理。没想到他没开多久车，经验比我多。因为他是学机械的，并且已经来过卢市两次了，我可是第一次。转了半天，回招待所去，洗一洗上床，明天该上路回家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正整理行装，张杰来了，说是让我和他先去照相馆照相，因为这次他与小陶来是为我们回国人员办理手续。去英国和法国使馆办签证时发现我少一张照片。就这样，我收拾好东西放到我们的蓝鸟车上，上了卡松达开的那辆丰田面包。张杰和小陶今天要去办手续。我们约好，厂长和老李去银行换钱，我和张杰去照相馆照相，在富士冲洗店碰头。车来到开罗路冲洗部，交款照相。几分钟就出来了。回到几步开外的停车的地方，只见面包车门开着，卡松达站在人行道上，他对我说，你们的车让人给抢了。我一下子没听明白，我们还有什么车？他拉着我向前走三五个车位，却见蓝鸟停在那里，因为驾驶座上挂着毛主席像，非常显眼。
卡松达还在嘟哝地说着，我这回儿以为车让人故意弄坏了。见车身没有毛病。他指着车里说，东西让人抢走了。这时我才发现驾驶员这边的门根本就没锁，车里的东西乱七八糟地扬了一地板。我急忙打开车门，见手的那个蓝兜里的东西全东一个西一个地扔在车座上和地板上。本来我把路上需要用的东西放在下边，羊毛衫塞在上面，并且把两根提带打了个结。现在，羊毛衫扔在车座上，小笔记本翻开扣在座上，打开一看，工作证和驾驶执照还在，北面夹的三万K可是一分也没有了。罐头和方便面什么的全在地板上扔着，边上的军用水壶还在。张杰发现交给我们带回去的八盘录相带也不见了，那是他刚从经参处借来的。
我问卡松达，你怎么不追？他说，我刚才见到十几个人围在这里，赶紧跑过来，他们一下子全逃掉了。我问，那你为什么不去找警察？他说附近哪里有警察？我说，你怎么不去打电话报警？他说，我没想到。我说，那我们赶紧找个电话，给警察局打个电话。他说，好吧。刚要走，我转念一想，找警察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再一调查什么的，今天肯定走不了啦。还不如就算了吧，找也没用。说话间，厂长和老李回来了。我劈头就问，你们走为什么不锁车？钱和录相带都丢了。李说，是吗？我怎么没锁车呢，不会吧？厂长说，车肯定锁了，我下车时还特意看了看，四个插销都按下去了。我说，车锁了，怎么可能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内被人撬开，却一点痕迹也没有？并且有充足的时间把所有的东西都翻腾一遍？我转身冲张杰发怒道，就怨你，非得照什么破相，这下子好了，钱也丢了，录相带也没了。他也气得半天没说出话来。
我们和张杰告别，出发了。一边走一边叨唠着这倒霉事。还是老李说，老苏，实在对不起了，让你破财了。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好受些，气也消了一半。我说，没什么，才三万K，算不得什么，不去想它了。车子走了半天，这事慢慢也就真的不提了。我冷静下来后，反而觉得不能太咄咄逼人了，他们又不是故意的。更何况这次正是他们二位特意把我请来的，总不能以怨报德吧。
为了缓和气氛，我向坐在前座的厂长说，你最好还是把安全带系上吧，以防意外。他说，没事，不用系。这样那二位见我已经消了气，情绪也就平静了下来。走着走着，厂长说，我给你们讲一个李大胆儿的故事吧。当年修铁路时，有一个英语翻译，大个儿，开车飞快，人送外号叫“李大胆儿”。一天，他拉着两个工程师来办事，和我们这里的人大部分都挺熟的。第二天他们回去，临走时，我们还嘱咐他，路上慢点儿开，安全第一嘛。他大大咧咧地说，没事儿，我李大胆儿什么时候出过事儿？不想，才过了两个钟头，警察局来电话了，说你们中国人出车祸了，赶快来人。队里忙派人赶去。却见李大胆的车翻滚在公路下边，早已车毁人亡，没救了。他们也该着倒霉，那车是谁开谁出事，先后已经因为坐那辆车死了五个人了。这次一出事。中国人认为这车实在不吉利，不能再要了。于是雇了几位朋友，就地挖个坑，给埋了。说着说着，那厂长却被自己的故事触动了，赶紧把安全带系上了。我和老李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
途中那二位又喝了酒，我又开了二百公里后，再由老李把车开回家。
尽管收尾有照相与丢钱这两件不愉快的事，但是卢萨卡两次谈判使我好多天兴奋不已。来到非洲一年多可以说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可是这卢萨卡谈判意外地给我提供了表演自己才能的机会，就好比一个人用七扭八歪的字体写出了一条大标语，却在结尾时划出了一个极其漂亮的句号。这两次表演，不但使我自己非常满意，而且也使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对我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华成的王总自始至终发拉住我不放，厂长也从开展多种经营的副业上真正认识了我。厂长朋友班达和齐巴克在第一次回来时，即向厂长表示，我翻译得不错，要求下次还要我去。这多少给我一些安慰，使我得到了一次发挥出充分能量的机会。那么多人不是一二年来都是在每天上班下班地过着日子，他们也并没比我做出地过多么重大的贡献，因为这里的工作环境已经注定了中国专家组工作起来力不从心的命运。这又怪得了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