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我在工厂结交了一个清洁工，叫皮特。他三十三岁，四个孩子。使我感到新奇的是，身为临时工，他的英语会这么好。他向我解释说，从小学开始便有老师甚至是外国老师给他们上英语课，要求极其严格。几年下来，英语不好的便不多了。我来到此地快一年了，每每路经县城边上的一个叫做Basic School的学校，总是不明白那到底是个什么学校。Basic字面意思是“基础、基本”，这样的学校显然与一般中小学和技校不同。他说，他也念过，是一种补习学校。在校生无论何年级，有个别科目不及格，在不中断原校的学习的情况下去那学校把要补习的科目学成，补考及格。他没有工作，故来此做临时工，月薪两三万K。夫人没有工作。当地人娶媳妇讲究女方要多少条牛，凑齐了牛的条数才能结婚。村子里孩子大人生病无钱看，吃一个野医的什么药，常吃死人，警察也管不了。
这样，常在他打扫卫生时候和他聊些天，后来发展成大院有人有些什么东西要卖，他的朋友为了省钱，买些用过的衣裤鞋袜、床单、手表、收音机、墨镜、牙膏和衣箱什么的也都由他来找我，可把我忙得不亦乐乎。专家组规定不许与朋友私下里买卖东西，可是双方都需要时，求到你，不管又不可能，不得已而为之吧。于是，关系就很熟了。小闫有时早餐吃不完的煮鸡蛋、包子和馒头都拿来送给他。他总是舍不得吃，用纸包起来带回家去给孩子们吃。我将一些穿旧或者用过的送给他，他总是感激不尽。我临走时还和他合影留念。总之，与黑人朋友友好相处，使你得以了解当地百姓的艰难生活。出于同情，与他平等交往，他也自然把你当作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这也是我来非洲的一大收获。
那期间也听说过一些中国人来非洲的遭遇。八十年代初，沈阳工厂一行17人乘飞机来坦赞铁路工作。飞机飞临过市上空，起落架放不下来。空中盘旋一两个小时，准备等油耗光后，在海滩上迫降。机上当即大乱。空中小姐要求每个人将鞋子脱掉，以免双脚受伤。可是有一个东北年轻人坚决不答应，说是死也要穿着鞋死。人们强行把他的鞋脱掉，他又将那鞋穿上，又脱掉，他又穿上，于是者三。陆上当局调动大量消防车严阵以待，准备救援。绝望之情可想而知，可是就在要迫降的一刹那，起落架却无意中放了下来，一切归于一场虚惊，真是有惊无险。
另一个故事是一个年轻人因为和一位女翻译在国内相识，女士前头出国来达市。男的极想通过她出国。又借故与爱人假离婚，通过熟人真的办了手续。后来与那女翻译结婚，后来也来了达市。那女的与领导有暧昧关系，男的又将与原来爱人在国内时自制的黄色照片带到国外来，随时欣赏。被那女人发现后大闹一场，故女的被先期遣送回国。那男人的爱人被人遣送回国而他自己竟然不知道，所以大闹一场。于是他也被勒令回国。他不答应，可是人们是有办法的。把他强制送往医院，打了一针，用麻袋套住头，使他反抗不得。在这种情况下，他被人押送回国。这样的故事听多了，让人觉得毛骨悚然。那就讲几个不太激烈的故事。
我们大院里，有位会计，五十多岁，出国来到此地不到一周，脸色蜡黄，大夫判断有黄胆，立即陪同回国。到了北京住院开刀，但是还是在一个月后死去。另一位与这里的温会计同机来赞比亚，从家里刚赶到北京机场已经胸口烦闷，赶紧服药。结果来后不到三个月就病倒了，急送医院，买好机票回国，就在班机起飞前那个星期不治而亡。问其家属有何要求，回答是，他生前喜欢收录机，故以红布一块，将收录机包好与骨灰一起下葬在达市。
离达市五百公里外的坦桑境内的姆贝亚，有一个人高烧不退，服抗疟疾药和打针均无效，几天内死去。农场的一位大夫，因为爬上电线杆子换灯泡，不小心摔了下来，七窍流血。特租了一架小飞机送往达市医院抢救，并急送回国。到家后只呆了一天就死了。
这大院的一个专家，体壮如牛。一天阑尾炎急性发作，急送五百公里以外的卡布韦医院开刀，结果因为天气炎热而感染。因为他自述青霉素过敏而延误治疗。后来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医生又作皮试，竟然不过敏。打了针消炎，伤口很快就愈合了。可是那么久的伤口化脓，已经到了无药可治的地步，不想简单的几针就药到病除了。回来后，恢复一下马上回国了。
又一老者，沈阳工厂人。一晚胸口不适。请隔壁的人喊医生求治。医生给药后睡下。深夜一点钟，又觉不适，又起床叫醒隔壁的人去请大夫。大夫回答说，已经吃了药了，安静睡下即可，不碍事。如此，大夫也没去看。第二天清晨，早饭间不见那老者来吃饭。派人去叫，无声无息，破门而入已见奄奄一息。急叫正在吃饭的大夫，已是人事不省。急打强心剂，慌乱中又把针头断到体内，还没等找来钳子拔那针头，人已经断气了。
刚来时，都有去烈士陵园敬献花圈的仪式。那里躺着十八位中国专家，死亡时间早者一九七二年，晚者一九八三年。年轻者二十多岁，年长者，五十刚过。大部分死于急病和车祸，均因此地靠左侧通行，司机刚来不适应而发生车祸。因为最后一位去世的姓王，所以人们一提起烈士陵园，就会叫做“王家大院”。这样的陵园，达市也有一处，埋着八十多位中国人。
说到车祸，还有一个年轻司机，于建路初期的七十年代来到此地。因为当时旅游景点不多，中国大使馆便成了一个出国人员前去争相以其为背景拍照留念的地方。一日，这司机开着一辆解放牌卡车，车上站满了去照相的人。在靠近使馆区的十字路口，主干道上一联合国雇员，一位年轻漂亮的欧洲女士驾车高速通过，因为按交通规则，支线让主线。那年轻人因为刚来不久，对这里的交通情况不熟悉，搞不清哪是主线哪是支线，也高速通过，致使小车被撞，车毁人亡。使馆赶紧将其送回国，使馆出面吃官司，最终以赔偿巨额款项了结。从此以后，大使馆明令禁止一切中国人专程到使馆拍照。
杨经理那里遭遇到的故事就更多。达办管辖下的一名青年，因为与他交恶，刚来三个月就被勒令回国。那人不走，大干一场。杨以坚持组织决定为威胁手段。那年轻人说，那好，我可以回去，到了北京，我也知道你们家在哪里住，你们不是只有一个宝贝女儿吗？我找她讲理去就是了，后果由你负责。杨经理顿时软了下来，答应不再赶他走。不想那人又干了三个月后，突然主动要求回国，因为前段时间杨经理要按规定行事，机票费由那人自理而遭拒绝，此次也只好乖乖为那人买机票把他打发回去了。
另有卡布韦医疗队全体撤退，留下一名翻译，一名厨师留守。队长准备回国筹措到经费后组队再来，吩咐此二人耐心等待。不想队长回国后，几经努力，经费仍无着落。此二位留守人员一时成了没人管的“海外孤儿”，失去了生活来源。于是，二仙过海也显神通。买了辆破车搞些运输，又养起了鸡猪来，以度时光。时间一长，翻译开了个诊所，早已将妻子儿女接出国来。那位伙夫只好自立门户。他妻子的名字叫做戴爱莲，四川乡下人。丈夫在国外为她买好了机票，捎回国内让她出来。不想手续不全，机票用不成。那女人又在无意中巧遇路局刘组长一行数人回国探亲归来，故在大家的协助下，她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来到达市。那时我正去达市出差，刚好和从达市调往新卡的一个年轻人坐我们一个包厢返回，我们到姆皮卡下，他们则要一直坐到终点站新卡。大家都用暖壶备水，在食堂备餐。她到也有没办法的办法。自己要了两个小塑料桶，行前灌开水。没有钱备餐，她就在大食堂开饭时拿了一些小馒头上路。一路上大家对她很是关心。她性格开朗，与人极易相处。朴实的农民本色搏得了人们的同情心。一路上她一点也没愁眉不展。不想车到新卡刚一下车，那丈夫开着那辆破皮卡来接。见到妻子面，那堂堂一条男子汉竟然扑到妻子怀里孩子般地失声痛哭。几年的苦难化作两行不息的热泪。近旁黑人无不为之动容。他们问，那人为什么这么伤心呢？年轻人回答道，那是因为他已经五年没见到夫人的面了。
听到这么多催人泪下的故事，亲眼见到这么多令人心酸的场面，我在想，国内人们总以为出国是多么令人神往的美事。他们哪里知道，人们远离亲人，要经历多少磨难，忍受多少煎熬；他们为了什么？他们期望着什么？他们的苦有谁知道？他们的泪有谁能看到？出国就真的那么令人心驰神往吗？
这不由得使我连想到了我自己。眼前这一切连一个字也不能向家中娘仨述说。九四年中秋夜晚，我站在院子里。天边挂了一轮明月，浮想联翩。此时文梅她们娘仨正围坐在电视机前，边品尝美味的月饼，边念叨着万里之外的我。可是她们是否知道，我此时正受着痛苦的折磨，盼望着早些归去。
六月里的一天，刚坐上班车，司机光当对我说，大院来了个南韩人，是个旅游者。回到大院，只见人们围着一个满身油污的亚洲青年。他二十多岁。身边停着一辆极大的摩托车。摩托车后轮两旁和行李架上挂着几个铝制箱子，尺寸挺大。一本塑料面的本夹翻开着放在箱子上。他操着几句简单的汉语单词和人们在说话。对起话来，还是只能用英语。那本夹子里夹着各种彩色照片，都是从画报上剪下来的，还有些报纸剪报。都是朝鲜文，那报纸名字是用汉字印的《中央日报》，所以这些文字图片都是有关他周游世界的报道。其中还有一份韩国驻中国大使馆出具的文书，请各国政府和人民对他予以帮助。原来他是韩国大学三年级学生，在中韩建交及中韩通航之际开始驾驶摩托车去中国旅游，纪念这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中国南北各大城市他都去过，所以学了几句“你好”、“北京”和“上海”中国话。广州、上海、北京、沈阳和大连，总之他到过很多地方。然后，他又沿着丝绸之路西去，开始了环球旅行。
说到他，又使我想起了小詹认识的另一个日本年轻人。那人来过我们办公室几次，是在宝马的一个中学教书的。我和他聊过一次。他叫铃木，是个志愿者，来赞比亚当老师。和他同来的还有一个日本姑娘，现在已经回国了，就剩他一个人在这里继续教书。他每次来都是骑辆摩托车，人很实在，很好的一个青年。那一次是来找小詹告别，说是去卡萨马同来的朋友那里度假。从他那年轻的脸上，你可以看出来，他是那样纯洁的一个年轻人，实在让我羡慕得不得了。
六月中旬，厂长又拿来一份英语传真让我翻，原来是达市路局总经理批阅的一份那里的律师对上次华成合同的意见。总经理批示到，完全同意律师的意见。律师逐条对合同进行了批驳。认为TZR工厂的业务范围只能是为他人组装拖拉机，不能当对方的代理，不能搞销售，否则便超出了业务范围。如果真要那样干，必须得到董事会的批准。他还认为，条文中有几处含意不清，不严密。尤其对华成派专家指导安装的待遇表示担心。本来当时谈判时王总说，拖拉机简单，你们又是个修理机车和车辆的大厂，技术指导不会需要大多的时间，尽管合同上讲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其实让我看十五天都用不上。于是条件定成指导工程师从津巴布韦到姆皮卡的飞机票和车票由工厂承担，专家月津贴为一千美元。那律师对此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诸如一共要来几个专家，一共需要多少个月等。其它再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了。本来怕节外生枝，这回果然真的出了意外。那律师最后说，此合同根本不能用，如果只希望为华成公司组装拖拉机，那是可以的，但是合同必须重新谈判。氧气合同到没什么问题，但有些条款词句仍然需要修改。
原来，那天在坦赞铁路大厦谈判时，路局总经理来电话找老马，托他办点私事。对话中老马说走了嘴，提到那天下午三点钟要举行签字仪式。那总经理一听，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一定要亲自参加。他无非要把这次成交记到自己的功劳簿上，气得工厂总经理斯利光当大发脾气。不住声地埋怨老马，跟总经理提什么签字的事。本来这事他已经几次向总经理汇报过了，总经理指定他全权负责。这一下子可好，一耽误下来，后果谁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如今提出否定意见，成功与否还真的说不清了。于是他和班达向达市再三交涉，那些问题纯属误会，与他想像的完全不一样。
过了几天，达市终于同意了合同按原计划签字，只不过总经理因故又不去参加仪式了。于是又与华成联系，决定我们于六月十七日去卢萨卡，签字仪式在十八日举行。然后立即把拖拉机拉回工厂，装上其它参展展品后奔赴恩都拉参加展览会。
那天班达拿着请款单找厂长，问今天的汇率是多少，因为合同报价是美元，TZR要用夸加支付。厂长马上找那天的报纸。我对班达说，你别办蠢事了，今天的汇率是980，可是咱们谈判时收到的报价那一天的汇率是910。一台拖拉机为380美元，算下来差不少钱。外贸做买卖可是以报价那天的汇率结算的。他一听，恍然大悟，赶紧拿着那请款单找财会去了。
这回厂长又来找我说，还是由老李开那辆蓝鸟车，我们三个去，朋友自己开车去，因为这次斯利光当总经理亲自出马。由于我们的这辆篮鸟已经破烂不堪，路上随时可能抛锚，所以决定两家的车明早七点同时出发，由他们在路上跟在后面，以保证当天到达卢萨卡，以免因车误事。我说，咱们的车旧，他们的是巡洋舰，再加上老李开车又不是很熟，同时走是走不到一起去，还不如咱们各自出发，这样咱们快慢都没什么关系，当天赶到就是了。他又去商量，朋友同意，只是建议我们提前到早上五点三十分出发，他们七点出发，以备我们一旦路上抛锚他们从后面赶来求援。这车头一次去卢萨卡时，也真的坏在路上，等了十几个小时由家中赶去的车求援，到家已是次日凌晨两点钟。结果，我们最后决定六点出发。
17日那天，我们起早吃了饭，六点十五分上路。老李玩命地开上就跑，时速在一百六七十公里。车到卡布韦，离卢萨卡还有一百八十公里。我们去一家酒吧吃了顿饭，那两位又喝上了。出来便由我来开，这样在下午两点十五分便赶到了卢市。我们把车停在事先约定的城外独立周年纪念牌楼下等待朋友车的到来。可是那车左等右等不来，一直等到四点半还不见影，我们只好开车进城去了，又不知道他们住在哪时，因为TZR有两个招待所，一个供一般人员住，另一个高级一些。上两次因为是班达他们来，住的是一般的那个。今天总经理斯利光当先生来，也可能住在那个高级的了。可是又说不准。于是我们先去那个一般的。我写了一张纸条留给他们，返过来又去那个高级的，问看门老头儿，他肯定地回答，他们事先已经定好住在这里，于是我又留了个条，约好晚七点再来。
我们这才赶去经参处招待所住下。晚上五点半，班达他们开车直接来了，还没去TZR招待所，与我们约好晚七点半，在他们那里见，回去了。进了招待所，这回可没有另外一间房子了。我与厂长争了半天，还是说服他住进我上次住的里边那间，我和老李住在外间。刚要打开纸箱取用具，老李也收拾好车上来了。见我要住外间，他坚决让我进去，让厂长和他住在外间。我说，上次我问过你几次，我打呼噜大不大，你说水平不高，声音不大，那这回让厂长住单间，咱们住一起不好吗？人家可是厂长。不想李死活不欢迎我，那肯定是因为我的响声他实在不能受用了。厂长不得已，又搬出来。晚饭后，王总来坐，自有他们二位招待，我在里屋忙我的事。不想他是奔我来的，没说上几句话就问老苏来了没有。李说，来了，在里屋写东西呢。听到此话，我不得不放下笔，出来陪他坐一会儿。李却拿件衣服去卫生间洗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