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怎么说，字是签不成了。可是原来安排好的回请宴会还得在华成如期举行。于是王总宣布，今晚在华成仍旧举行欢送宴会，仍然希望每位在座的以及那位计划起来参加仪式的交通部常务秘书助理女秘书如期赴宴。
当晚七点，我们自己人是按时到了，可是TZR 一方人马却又迟迟不见露面，更不要说那已经肯定答应前来的女秘书了。
华成把酒席设在会客厅里。华成的房子是在大院深处建成的一个四合院开成的平房宿舍区。这房子盖得好像大山的“山”字把中间那一竖拿了下来，放到字本身的对面，中间隔条仅可驶过一辆车的过道。字的主体大约有二三十间宿舍，那一条放倒了的竖则是餐厅、厨房、会议室和展厅。这一排辅助房子的后身，也就是正门前便放着辗米要几两台拖拉机。门前，还有一个刚能容纳一个小车绕行的小转盘。顺着房子平行方向，沿路向左，再向右，三五十米开外便是这大院的大门。会客厅头一间摆满了沙发、椅子和酒柜，边上还有一个小卫生间；里间地中央摆放着一个双人床大小的长方形桌子。几个厨师忙了一天准备的各种中式菜肴已经用特号大鱼盘子一一排列在桌子上，品种也有十一二种。靠里面墙角的另一个长桌上堆满了各种水酒、玻璃杯、刀叉、碗筷和擦手纸；另一角上放着一台足有三十几英寸的彩电和录像机。显然这是大院的主人们每晚坐在沿门两边摆放的十几把椅子上看录像的地方。
这华成公司，原是经贸部属下的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的机管站，负责中国设备输出后的售后服务和出口业务，如今都实行商业化，便又挂出来一个以贸易为宗旨，以设备为主业的公司的牌子，人员也就十来个人，除常在外地干活和工作的，院内也就五六个人。
王总有四十来岁，人精干，谈判老练，是个常驻国外的经贸人员，他的爱人则年轻多了，多说三十岁，人长得也漂亮，还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听说是学国际贸易法的。其他人员看上去都是些干实事的、文化不多的职工，竟然还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南方小姑娘，穿着一件白底素花的拉毛毛衣，健美裤和一双时髦的旅游鞋，挽着袖子里里外外地忙着端菜摆桌。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知识分子戴副眼镜，听说我是陕西彩色显像管厂的，就一下子提起我厂医院的李院长。他说和李院长在马里时太熟悉了。那时李在马里担任着中国医疗队的队长或者副队长，他当着机管站的什么头目，二年中常有往来。
客人们终于陆续到齐了，可是还差那位秘书小姐始终没有露面，班达他们也是因为在招待所一直在等着他们夫妇而迟到，看来她没有车，可能没有及时赶到TZR 招待所去。而因为她要来，大使馆的李参赞的夫人张秘也来了。她是使馆的一等秘书，陪的客人没到，她也就随和地和人们聊了起来。
宴会开始了，是自助餐。人们相继拿起盘子和刀叉，自己选择桌子上的各种中国菜。男士们自有聊天的话题，张秘也有人围在她的身旁说话。边上坐着老马带来的一个貌似中国人、肤色发暗，比黑人要白得多的烫发中年妇女，听说是他的女朋友。和班达他们一起来的还有TZR HOUSE的一位女士。我见那女朋友自有老马招呼，吃得差不多时，我便起身带那位孤单的小姐又去餐桌上取了一回儿菜。她告诉我，她不吃肉，不吃鱼，不过好在菜的种类也算丰盛，指点她又盛了不少。这非洲女士举止看上去文雅，可是食量比我的还大，我真担心她取那么多吃不完不想事后听说，不但吃完了，而且还要了个纸袋，带走了不少。男士们也是酒啊肉的带走了许多。
对这一些我已经习惯了。去年春节，我们大院遍请各部门官员，一个个西装革履地来了，可是酒没过三巡，菜没过五味，那些朋友们各自掏出来自带的塑料袋，向地中央摆放着堆积如山的炸鱼、花生米、肉块、面包和炸虾片等发起了进攻。有人十个八个地将面包塞到口袋里，有人将一尺长的炸鱼三五条地用刀叉夹到袋中，花生米、菜花，一切成形的东西都已经一扫而光，剩下一个腼腆的小个子，拿着不太鼓的口袋对着一大盘浇汁肉丝发呆，那是实在装不到口袋里去的粘糊糊的东西。本来事前我和张杰去采购时，为此买了一百个塑料袋，因为请客名单有六十多位，现在到了三十多人，可是吃饭间，龙古找到我，让我为他要几个塑料袋。我去找张杰一说，他回答说，今天以发塑料袋了，因为班达来时就说，不许任何人拿东西回家。看来这也是几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这次班达果禁止，以免失礼。他们每个人家中有十几张嘴在等着一家之主来赴这一年一次的国宴，晚上带回家一袋子好吃的呢。今天不让带，我觉得情况不妙，便回宿舍为他找了三四个袋子，偷偷地塞给他。宴会进行一半，班达夫妇和一直在他外出时期代理他的机务首席皮里夫妇离桌回去了。那帮人刚出门，估计还没钻进车里，饭厅里的这帮食客便已经蜂拥而上，往口袋里毫不客气地塞着手边的一切可以吃的东西。赞比亚还存在着吃穿问题，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他们不顾身份，不顾场面，不顾情面地为了给孩子们带些东西回去，让我们坐在边上看着的人心里不是个滋味。别人我不清楚，在我的心中，我没有一点瞧不起他们的意思，我为他们可怜，更为他们悲哀，也希望他们能手脚麻利地多往口袋里塞些东西。有几个年轻翻译还拿着他们熟人的袋子帮助装东西，那场面让人说不出什么感想来。我联想到前几年在北京参加宴会时，人们顶多也是在散席时，极不好意思地盯着那两包高级香烟，到全体起立的一瞬间，早有手急眼快的主，一下子把那烟揣到口袋里，若无其事地与同伴们说着话走掉。只是我小的时候，谁家娶媳妇去坐席，充其量也是只带块手绢，为弟弟妹妹们带几个肉丸什么的，也许那时还没发明什么塑料袋，使得人们也没有更大的胃口。
这里的宴会，可以说热闹非凡，两个小时后，人们终于起身告别离去。可是王总、我们的厂长、班达和齐巴克却又坐了下来，大呼小叫地军阀又开战。我不会喝酒，更不习惯这场面，要过钥匙，来到车上，把车调好头，坐在车里抽烟。时间已经很晚，人们还没有离去的意思。空旷的大院里一个人也没有。我躺到长椅上似睡非睡地耐心等待他们尽兴出来。
他们终于出来了，个个带着浓烈的酒气。他们几个又喝了一两箱啤酒。没办法，只好由我来开车吧。车子上了路，班达和齐巴克个个叫着：米斯特苏，快些开，红灯不管它，冲过去！什么人敢拦我们的车，统统枪毙！他们操着地道的中国话胡说八道地耍着酒疯。厂长坐在前面，虽然喝多了，还在不停地说着，慢点儿开，别着急。倒是坐在后面的老李睁着清醒的双眼，一会儿嘱咐我别太靠边儿，一会儿警告我前面有土坎。满车只有他真的在担心我的操作。先送那两位女士回公寓。那是条从来没走过的小路，窄小的柏油路上来往汽车不断，明晃晃的大灯照得眼睛睁不开，可是再窄的路，会车也能满有把握地通过，好像我夜晚开过多少次车。其实这是第一次。在伊拉克时，走过夜路，可那是漫无过际的旷野，偶尔也有南韩庞大的车队迎面泰山压顶地过来，那也只是隔着八丈远地在会车，那土路并排走上三五辆卡车是绰绰有余的。今晚却异常冷静地把他们送回了驻地，又稳稳当当地开回了招待所。
老李因为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有时深更半夜地跑到我房间来，使我很受感动。深夜长谈，使我感觉他和我是一样的人，一样的经历，一样的品质。他在我的眼中，比我老练得多。我处事不冷静，不讲究方法，爱走极端。他却同志关系处理得很好，却也有我一直奉为信条的正直与是非分明的品质。我的缺点在于先入为主，以渺小百姓之身藐视当权者，那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而他却没有这样，这又如同常人的做法一致，更加显得我的不成熟。
从卢萨卡返回姆皮卡的回程，我从新卡开到赛伦杰，二百多公里，时速平均一百公里，还算可以，安全第一嘛，更何况车上坐着几位提心吊胆的官员朋友。
那一天，我们顺利地回到了驻地。时间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食堂为我们留了饭，饭后没敢洗澡，稍微擦了一下，便上床休息了。接下来休息了半天，又是按正常上班。厂长通过这次活动，对我的外语方始看庐山真面目了。前一段是笔头，这一次则是口语。
为了焊轨的事，公司终于与TZR签订了合同。我说过，我在达办时，那副总工程师给的底牌是工程只要不超过一百万美元就极有可能成交。那是四百多公里的工程，结果以九十九万九千九百美元成交，看一眼这奇妙的数字就可知道这是杨经理那超计算机脑袋的杰作。他这回便忙了起来。他还是老手法，先请关键人物访华，再是国内务色人选。王管也于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回国了，为项目采购设备和汽车。
工程最终由锦州和湖南的什么地方的人合作承包，王管则是以重任在身回国准备，到头来却是泥牛入海，再也没消息了。又一个饱受磨难的难友跳出了火坑。工程开始，人员陆续来到国外，人员住在新卡，达办的厨师和场长也都来了。我在卢萨卡谈判途经新卡，特意与他们见了一面，在他们忙于工作之时，我匆匆与他们聊了几句，临走时，他们还恋恋不舍地趴在我的车门边和我告别。厨师操着一般人很难听懂的普通话，双手因为水土不服，起满了红疹子，怪可怜的；场长白发苍苍，还是那身在国内早已经绝迹了的的卡中山装，语言不多地与我们搭讪着。外人看不出他在国外是苦是甜，是享受还是磨难。
为了工程需要，杨经理来到了工厂，这次同来的是我在伊拉克时同项目队的赵代表，现在当着公司的物资处处长，原来任此职的项目队的那位头儿，现在已经退休了。张杰开着他那珍贵的英吉普，载着他们参观了材料场和工厂。路局还为此下发了一份正式文件，决定由TZR向焊轨队供应氧气。工厂氧气站的氧气正愁没有销路，公司为TZR焊轨，使用几千瓶工厂的瓶装氧气，正可谓肥水不流外人田。实际上那也是工厂在为自己的分局提供工程用气，岂不是两全其美，也就是在那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的工程款中又少花了些许美金。价格当然要比市价优惠，再愚蠢的人总不能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自己的工程兜售工程用品。
不想那杨经理此时又上演了一出闹剧，使以我为主角的那场风波又有了续集。
原来，他在焊轨项目稍有眉目时，就与这里的头儿打得火热。一会儿“老伙计”，一会儿“老乡”地亲热叫着他。头儿大惑不解，如此热情的人，你这苏翻译为何与之水火不容，所以问我：“他为什么对我这样客气？”我说：“那是台超精密电子计算机，他越和你打得火热，他就是越在飞快地运转着脑袋，在打你的主意呢。今天这事你看不出来，我可看出来了。他是打那新卡房子的主意。新卡现在有六栋房子，才住着两三个人。他工程队二三十人在新卡施工，不用问，驻地肯定选在新卡我们中国专家组的那个小院。他和你一见如故正是为了揩你的油水。这样工程成本可以省下来一大笔，代价只是把一切在他眼里的各色白痴迷惑住，用廉价的甜言蜜语，虚伪的热情先蒙住你的眼睛，再将手伸进你的钱荷包。”
于是，工程队进驻了。他以公司嫡系自居，以主人的身份称大，叫嚷那么多房子，只给他两栋，不够住，房子是公司的。那里的组长可比他聪明多了，杨经理哪是他的对手。那组长一口咬定，给你们几栋房子是头儿的决定，我做不了主。任他杨某人跳起脚来骂街或者亲如兄弟地讨好，也奈和那地主不得。于是便发生了背叛。杨经理又上演了一出只认钱不认爹娘，只讲效益，不讲仁义道德的滑稽戏。正在一切准备就绪，TZR为之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之时，突然传出杨经理在恩都拉与一家当地公司签订了合同，由那家公司向他提供氧气，而价钱高于TZR。如果TZR的价钱是十一万，那里的价钱就是十五万。理由是那里离新卡近，并且同时提供乙炔。
这简直是晴天霹雷，甚至连大使馆经参处的人也因之愤慨不已。他的叛卖行径引起了公愤，他的一贯异常的伎俩又使任何角落里的人都听到了他的名字。
事情到此并没有完。偏偏那家恩都拉公司没有能力向他大量供应什么氧气，却又不远万里地跑到TZR工厂来订货。这岂不是充满了讽刺意味，使每个与之打交道的人都有了被他玩弄了的感觉。而那人竟然还能像没事人一样，在那新卡的小院里与人们谈笑风生，兴致极高，连我这在厨房里“忙于”煮方便面的也被他从院子里瞧见，极其亲切地喊了我一声“小苏你好！”而我也只好眼不离锅地回答道：“你好。”这种口蜜腹剑的政客竟然感觉良好地与被他出卖了的人们亲如兄弟地问寒问暖，如果天下真的存在良心让狗吃了的人，我想那只有他杨经理了，因为在地球上，你绝对不会找出第二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