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过年来，张杰正式上班，接替就要回国的罗主任，任党委副书记，兼专家组办公室主任。他是北京人，老家却是在东北，又是个老乡。他的父亲是部里的一个局长，现已退休。他本人年轻时当兵，在部队文工团里，还真像样地演过雷锋等角色，一干十七年。复员后来到公司。八十年代也去过伊拉克，是在我回国以后的事了。提起当年的人，他都知道，只是我认识的那些人大部已经退休。
他的性格和我的差不多，也是个直性子。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竟然一见如故，他对我非常关照，他知道我极想开车，常在头儿们面前为我说情。我们不断地一起外出，买些日用品、每周的会餐用啤酒和饮料以及办些什么手续。我不久就和老吕上交通局为他办了驾驶执照，因为公司调令上写明，他的职务是主任兼司机。这为老吕解除了不少负担，因为以前只有老吕一个司机，每周无论多么晚，只要半夜来人走人，都要他开车接送，因为车次都在半夜以后。黑人司机晚上已经下班，不好再去叫，并且还有个加班费问题，自己人再辛苦也好说。张杰一来，半夜接人的事完全由他包了。他尽管国内也常开车，但是终究不是专业司机，动车的机会还是不多，这样热情比正式司机当然也就高了许多。他来后，我们便达成了协议，每次外出，去程他开，回程我开。那是个英国吉普，叫Land Rover，就是“陆地海盗船”的意思。发动机不错。这种车在坦赞境内比比皆是，车子也不错，档位却较难挂。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他来到后，我平均下来每周都要出去一次，也就是说能开上一次车，每次近十公里。这样积累下来，里程不但可观，而且技术在他的指导下也有很大进步。他对我的关心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我们非亲非故，他能如此对我并且无话不谈。
张杰的妹妹叫张华，也是与小闫同机到达的，是医院的护士长。此人看上去很活泼，尽管我生性腼腆，没太与她说过话，可能她也知道我是何许人也，因为我在达办和杨经理的故事比我本人还要出名。所以我出差去达市时，上医院要些药，她也是极愿意帮忙的，不像那位新来的女院长，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药也不爱给开。
过了两个月，又轮到张杰和工厂的老李去卡萨马办理正式驾驶执照了，我被邀请前去带路，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事故，等我回头再说。（下图：和同机战友吕荣林在姆皮卡）
提到事故，还要先说说第一次。本来我与老吕长途去卡萨马两次，一次开的是中客，一次是十吨大卡车。一路上时速都在一百公里以上，也从来没出过什么大问题。偏偏在这关键时刻，在不应该出事的时候出了事，很有必要在这里记上一笔。
那是九五年三月初，国内派代表团来坦赞铁路视察，为下一步，也就是第七期技术合作完毕后进行摸底。我们的第七期技术合作到1995年12月9日结束。下一步如何搞，其说不一，国内也拿不出现成的意见，所以派来一个代表团。团长是经贸部的一位副司长，姓何，还带着几个主管财务和经援方面的处长和工作人员。公司方面有杨总工程师，两个劳务部副总经理，都是外语出身，一个是女的，是我大学时期的同学。她是预科上来的，故在前几班，我是高考上来的，在九班，所以我从名字上认识了她。可是她不会有机会认识我。所以她这次来，出于身份有限，我也没主动去认她这个实际上根本就不认识的同学，另一个是个男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年龄比我大一两岁，想必也与小牛是很熟的同学了。
当初，代表团决定二月底从北京出发，途经南非和博茨瓦那一路乘飞机再到卢萨卡，由从达市赶过来的组长以及大院负责人及其助手前往迎接，来到这里后，完成调查任务再前往达市乘飞机回国。组长一行先期到达这里，然后去卢萨卡接飞机。刚一来到，那助手把我叫到招待所，告诉我，我被定为六七月份回国。这样看来回家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代表团到来后，分别到各处参观，还召开了全体大会，广开言路。各位专家还提出了各自岗位上的现状分析，今后开展什么形式的合作更好等。何司长还做了国内经援工作的形势报告。杨总也介绍了国内铁路系统的生产形势和前景规划。报告中提到铁路系统九四年全年亏损数百亿元人民币，还提到国家计划几年内将铁路系统三百万职工逐步裁减一百万。代表团的到来使每个人精神为之一振。尤其是人人关心的有关调工资的412号文件的执行情况是主要话题。代表团临走，还是决定了下来，四月五日回国人员即可按每月580美元记账标准计算收入。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可是有关组长级多给10%的工资，超过二年者每月多拿20%工资的解释不一致，只能上报经贸部解决，而此文件的最后解释权在财政部，这显然是个马上解决不了的问题。不过有关此问题的人员不多，也不是每个人都关心的内容。第一，组长级的待遇问题，国内嫌国外报得太多，路局组长、办公室主任、工厂厂长以及姆贝亚分组组长，还有路局各专业下设的分组组长；这里分局组长、办公室主任、工厂厂长；以及新卡的分组组长，总共十数人。而国内认为，仅路局组长够资格享受，这分歧的确太大。国外报的人员的确太多，国内确认的又的确太极端，一时不能决定。第二个问题却太可笑。文件称，国外年满二年又没探亲者，每月增加工资20%。按理这是很简单的，谁超过二年谁拿就是了。可是国内认为因为文件从九四年七月一日执行，所以只有从九四年七月一日以后计算出国超过二年的才能享受此待遇。我当即指出，咱们打个比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有服兵役的义务。假定那规定是从1990年开始执行，那岂不是说，1990年元旦出生的小孩要等到2008年，等他年满十八岁时才去服兵役，这么多年内，年满十八周岁的人都可以不去当兵，因为那法律是从1990年开始执行的，那部队不是二十年中连一人当兵的都没有了吗？话是这么说，定不了还是定不了。好在涉及此问题的人数也不很多，没太影响绝大多数人的情绪。
代表团要出发了，这次的路线是全体坐汽车前往四百公里以外的坦赞边境城镇纳孔德，在那里出境，再坐火车到一百公里外的姆贝亚，参观那里的车站和经援的另两个工作组：煤矿组和农场组。这里老吕开车载着头儿和那两位副总经理。行李要由我们开着英吉普送。因为英吉普速度慢，要提早在凌晨一点三十分出发。老吕和张杰又趁机找头儿为我说情，让我同行，他俩一天中几次跑我这里来报告进展情况。这事我一点儿也没往心里去，更没主动请他们为我去说情，因为我已经知道回国的具体日期，开不开车已经无关紧要了。可是这两位老兄轮番轰炸，有时又有杨总和陈宝荣在场，头儿最后一分钟还是没有坚持住，终于同意让我同行。
头儿在晚饭时特意问我，开车技术怎么样。我说，我在伊拉克开过二年车，并且被授予“小车队长”的绰号，现在有正式驾驶执照，当然没有问题。他说路上一定慢些开，确保安全。我说就看你的面子也不会出事，放心好了。激动之下跑去借了一条烟准备路上抽。
次日早一点三十分，装车出发。公司杨总还和我聊起开车的事。我请他放心，早在伊拉克已经开车二年，现已有正式本，他非常放心，那助手和路局首译袁翻坐我们的车同行。
提起袁翻，还可以多说几句。我从达办调出来，住在路局招待所，袁住在隔壁，正是我接焊轨队那晚上专家组新到的那八个人中的一个。他和我聊起来，说，听说了我的故事，真可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他说，他和杨经理原来是一个单位的。杨调来这个公司后，常驻坦桑，此前也曾打电话和他商量到达办和他一起工作，由于他深知杨的为人，婉言谢绝了。这次来路局担任运输翻译。他以前来过坦赞铁路多次，新卡、姆皮卡都呆过。他大我一两岁，是北外毕业后分在现在的单位就再也没动。听说我去过美国多次，很惋惜自己没有机会去美国看看。我劝道，也不一定，说不上什么时候机会就来了呢。我之所以提到他，是因为故事还在后面。
他来时，在路局担任首译的是一个山东人，我在达办时会见TZR副总工程师就是他翻的，我因为刚到，杨经理怕我业务不熟，特意请他帮忙，我只是坐在边上听着。后来为合同预付款事，我还与那首译打过交道，请他将一份文件在上班时捎给TZR官员，所以可以说有一面之交。不想后来他与组长和秘书等人一行十几人回国探亲，等到他从家回到北京，却被告知不能再回来了，因为他有问题。原来他在坦期间常和附近的医疗队有来往，而那里有个女大夫与他相识，关系日渐密切，后来发展成不正常。因为家信被家人发现问题，双方家属闹到部里。另外还有青岛某个工厂来坦参加SABA SABA节时请他帮忙，他则因为是老乡，过分热衷于那做买卖的事，便有擅离职守，违反纪律的行为发生，故而被禁止再来。后来听说涨工资的文件已经下发，他又专程去北京找到公司，还要出来，终因前迹不洁而遭拒绝。
这样身为运输翻译的袁翻便晋升为首译，而当时在姆贝亚工作的一个年轻人小孙便被调到达市当运输翻译。小孙是河南某铁路中学的老师，来坦比我晚一周，见过几回面便熟了。他还有专门的故事在后面叙述。
助手和袁翻坐上了我们的车，起程前往纳孔德，时为清晨，繁星满天，给人以深更半夜的感觉。一路上越往前走，越大雾弥漫，遮天蔽日。车过摩天岭，视线更差，只能看到几米远以外。
讲到摩天岭，不妨小叙一下那名字的来历。摩天岭这名字完全是中国人起的，距驻地20公里远，山高岭陡，此处为附近最高点，故名摩天岭。在公路最高点，路旁立着一块用石头砌的纪念碑，前面钉了一块铜牌，上面用英文写着“1789年，一支葡萄牙探险队途经此地，队长因病逝世，故在此设碑纪念。探险队共九人从莫桑比克的太特，穿过姆皮卡，前往姆韦鲁湖南岸，意在建立北罗德西亚的贸易链锁站。那队长是个天文学家、博士和记者，记有大量日记。他死后，探险队顺利抵达目的地，并由一位神父率领，安全返回出发地。”碑文的上方还配有路线图。所以这也算一个景点，是我们常开车来的地方。
这样走了一段时间，谈到开车问题。那助手讲起当年他在坦赞铁路修建期间，有一天，他开着一辆北京吉普，在上坡途中遇一大队车辆堵塞交通，他向右打了一把，想冲上坡去超过他们，不想，刚要到坡顶，却见前方对面路上车也是满的，因为车速过快，前进道路又被切断，刹车已经来不及了，再向外打，又是桥头，幸亏桥头外边有一处空地，侥幸化险为夷。说来说去，我想此去责任重大，大院领导一而再，再而三地嘱咐这次任务一定要安全、准时完成，这是送国内代表团出境，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各级领导都在关心着这次长途旅行。途中天又起了小雨，道路极坏，有的地段大小坑不断，柏油路面几乎已经不存在，真是举步维艰，事先约定我与张杰各开一半的路程，见此情景，我便建议去程全由张杰开，回程再由我开，那时人已经送走，我们自己空车返回，无何负担，可快可慢，可早可晚。助手和袁翻当即表示同意，也认为我回来再开不迟。这样使大家放下了心来。可是问题就出在回来的路上。
车子刚到纳孔德几分钟，坦分局的李组长和煤矿组的总工程师已先期到达边境迎候代表团，此时也过到边境这边来。见了面，说了几句话，刚点上一只烟，后续部队已经到了。小陈开的巡洋舰，车速160公里，已经追了上来，到后，立即将我们车上的行李装到他车上去；他车上的那车人便下来步行过关，改乘火车去姆贝亚。
车子都陆续到齐了，我和张杰便去附近的加油站加油，加完油又怕老吕的车过去，找不到我们，因为所有的车就剩他和另外一辆车还没有到达，不知道路上出了什么事。所以先在加油站路边迎他。可是半天不见到来，我们还是返身去加油站。那些人马早已去海关。加完油，等在这里半天，才见除老吕之外另一辆车，也就是刘组长的那辆奔驰车过来了。说是老吕的车途中窗玻璃被小孩用石头打破了，所以耽误在后面。吕车上坐的那位女副总经理已经坐到刘组长的车上，手因车窗破裂也划破了，流了不少血，一肚子委屈的样子。不久，老吕的车到了，那位男副总经理下车道别。开后备箱与张杰没完没了地在说些什么，时间已经不早，我催他们快过关去，否则影响他人上火车，这样老吕才匆匆把他们送到边境海关，又空车返了回来。他也加了油。张杰为我们三人每人泡了一碗方便面，吃了，上路。
开出城来，吉普由我驾驶。张杰说，这回可以睡个好觉了，在我身边打起了盹来。老吕开着皮久远远地跟在后面。路面坑多，我左拐右拐地都顺利通过了。看到路面好转，我把速度加到100公里以上，飞快前进。走出一二十分钟，又见路面时不时地出现黄色的坑，所以又减速，还是左右拐着慢慢前进着。说话间过一个居民点，车速上升到100公里。突然，见到前方有一个一米多长的黄色坑。我松开油门，稍稍减速。看到左右大小坑也不少，判断一下，认为坑如此之长，不会太深，便想双轮从上面越过。来到眼前也就踏几下刹车，坑中积满雨水，前轮同时过坑，到底有多深，心想两个前轮同时过不会有问题。此时张杰已经昏昏然进入梦乡。车子本来在左边行驶，过了坑，不知为什么却跑到了马路的右侧，也就是说在逆向行驶。车的右侧已经进入路边有一人高的草丛中。前方三五米远，路边有一个黑人青年手里推着一辆双轮小铁斗车，正向这边走着。他的身后另有两个人在赶路。此时我发现不对，猛踩刹车，同时向左猛打方向盘。车子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直奔那推车的青年冲去，无论我怎么打方向，怎么使劲地踩刹车，车还是沿着路的右侧顽强地前进。此时我心里已经忘记了紧张，也不知道车子已经横过路来，上了对面的路边。张杰也闻声醒来，高骂着赶紧往左打，一边骂着一边也用手帮我往左打。我着急地高喊方向盘坏了，根本不管用。车子还是一个劲地往前跑。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车子向那青年迎面冲去。心想，这下子完了，非把他压死不可了。不想那青年也机灵，见我们的车反常地逆行冲了过来，推起小车就往路旁躲，眼见他再这样下去非让车碾到轮子底下不可，只见他侧身向边上一跳，同时用右手顺便把那小车向路外一抛。我们的车从他身边呼啸而过，压没压到他？刮没刮到他？碰没碰到他？都是一点也不知道，心想十有八九会把他刮倒，甚至压到了他。此时离后面那两个人也就不远了。那两个人见到前面发生的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早已落荒而逃，竟跑进了路旁的树林里去了。多亏他们都空着手，逃得飞快，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此时车终于停住了。我们两个一下子松了口气，可是又想到前面那青年不知死活，我又急着要下车。此时车上的仪表盘上的各种仪表东一个西地红灯直闪，报警响声不绝于耳。张杰边摇动方向盘边像神经病似的嘟哝着，这回完了，车全坏了，根本动不了了，方向盘也不起作用了。我没管他，急忙跳下车，向车后方跑去。只见那青年傻傻地站在那里，身旁斜躺着那倒霉的小铁车。我忙赶上前去，拉住他的双手，浑身上下打量，问受伤了没有？他惊魂未定，只是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见真的一点儿也没碰着他，甚至连那小车也没碰着，心中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连声向他解释实在对不起，是那车子出了毛病，突然失去控制，肯定是把他吓坏了。此时，后面的那两个人也赶了上来，站在旁边心有余悸地听着。我这才赶回车那里去。
这时，老吕的车也赶到了。实际上，这天翻地覆的一幕前后也只不过几分钟的事，老吕从弯道上赶过来，只见到我们的车停在逆行方向的路边的草丛里，边上站着几个黑人朋友在看热闹。那骇人的瞬间并没有看到。他停下车，来到我们身旁，冷静地问，怎么了？我胆颤心惊地告诉他不知为什么，车子发疯跑到路这边来了。天又开始下起雨来。张杰胡乱地把车终于开到路面上来了，可是方向盘还是不太听话。他嘴里还在不住地嘟哝着，这下子可完了，车不行了，一点儿也走不成了。车子七扭八歪地往前走了几步。我心想要不要送给那吓得半死的青年一包烟，以示歉意，又一下子想起了在伊拉克为牵引别人的车差点惹下一身大祸，便催促张杰快把车开过前边的拐弯的坡道后面去，赶紧离开这个地方。他们也反应过来了，老吕开着车跟在后面，此时雨已经是越下越大了。走了几分钟后才恍然大悟，大声喊道，赶紧把车开到路左边去，现在还是在逆行。就这样，车子好歹拐过了那个大弯，又上了坡，过来又到了一个人口颇多的居民点，左前方一片砖瓦房子，路旁也有不少闲人在一辆车边站着聊天。我们停在了路旁，几个人围了过来。
我们这才得以腑下身来查看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原来在过那个大坑时，由于坑太深，车前轮先下坑，出来时，又因为速度太快，撞击力过大，把转向机的横向拉杆撞成了弓形，致使方向盘失灵。撞击的瞬间，车轮右倾，故将车引向右方，由于路旁高草阻挡，猛打方向盘才使车没有再向右侧的高草丛深处冲去。老吕想了想，在路边找到一颗手腕粗的小树，把吉普调头，面向小树，把我捆装着暖瓶的纸箱的绳子绕在树上，在方向拉杆的弯处打个结，倒车向后拉。可是由于那拉杆是活的，一拉，弯处便向上或者下方转动，起不到校正的作用，几次拉动都是如此。这时雨却越下越大，张杰躺到地上钻到车底下去，全身像个泥人一样。见到围观的人太多，并且离出事地点也不远，怕又引起什么麻烦，我建议还是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再想办法。就这样，我们又上路了。车子慢慢腾腾地转过了一道弯又一道弯，估计已经出来二三公里远了。又找到路旁一块较硬的地方停了下来。找来几个石头，我和老吕又在路旁折断一根小树做成支架。我心里在想，今天也不知道能不能回到家，此地离纳孔德不到一百公里，离家还远着呢。心里一再后悔，车为什么开得那么快，判断不准，差点儿出了人命，下决心从今以后再也不开车了。这回，老吕把两个车头对在一起，交绳子拴在皮久的保险杠上，这头栓在转向杆的撞弯了的地方。下边垫上石头，放上千斤顶，上边垫上那树枝，以防打滑。张杰躺在前后车轮之间，用手扶着那堆东西，让老吕发动车，开始向后拉。我生怕车子意外向前滑动，后轮一下子就会从张杰的腰部压过去的。一再让他出来。他说没事，吉普挂着倒档呢。我急忙找来几块石头把四个轮子都掩住。车子还是不见变化，这回我无论如何不让张杰再在车底下了，死活把他拉了出来。老吕又一次加速后退，强劲的发动机拉动着绳子向后绷紧，眼看那方向杆的弯度逐渐变小。看来此法奏效了。如是者三，见已经差不多了，又怕把那拉杆拉断，便停了下来。绳子却解不开了。由于拉力太大，打的结已经拉死，不得已，找两块石头把绳子砸断了。把车开到路面上，见吉普两个前轮已经基本平等。于是决定继续前进，速度不要超过80公里，每走50公里停下来看看车况。老吕还是在后边紧跟随着。这样走走停停两三次后，发现一切正常，张杰也就放大了胆子，把车加速到100公里，转弯和会车也没出现什么异常。这时大家才真正放下心来。我也给老吕扔过去一包烟。我和张杰也点上了烟，边开车边抽烟，绝望了的心情此时才烟消云散。张杰说，你这回就不要开了，让我好歹开回去算了。我说，别说这回，以后我永远也不开车了。五十岁的人了，还开什么车！开车历史到此结束。刚才没把我吓死。连你都像神经病地语无伦次不，别提我这个罪魁祸首了。他一听，笑了起来，竟开起了玩笑，说道：“米斯特苏，车不开了？OK？”开出100公里，又停下来观察前轮无任何异常。老吕又说，老苏接着开，这么一点挫折就打退堂鼓哪行，我不是还翻过车吗，不是还在开车吗，以后注意就是了。我说，坚决不开了，都50岁的人了，还贼心不死怎么行？他说，美国八十岁的老太太不是还开车吗？怕什么？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小心些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我说，今天也不早了，还是让张杰开上，赶紧回去算了。我这会儿可是一点也没有心思开了，你没看刚才我腿都软了吗？说着，我们又上路了，雨也停了，天也放晴了，心情也为之一振。
车子飞速前进，离家也就一百多公里了。路过司机津巴的农场，我想起就在不久以前，津巴因雇工的三岁女孩病死，张杰和我拉着他和他的嫂子和弟弟，带着些破破烂烂的用具送他到这里来。回去时是我开的车，是日本丰田小面包，当时天下着倾盆大雨，雨刷器也坏了。我竟敢开到100多公里的时速往家赶，什么事也没发生，今天不知为什么这么倒霉，越是关键时刻越出事，并且在张吕费尽心机使我开车合法的今天又出了这么大的事故，差点压着人不说，如果没有老吕在，我们两人一点经验也没有，无论如何今天是不能把车开回去了，那后果真是不敢想象。
路上约好，回去后谁也不许说起此事，我和张杰的脏衣服一进屋赶紧换下来，以免露出破绽。车子终于在晚饭刚开饭时赶到了家里。我和张杰回屋急忙换上了干净衣服，一脸高兴的样子到食堂吃饭去了。老吕这个老滑头，根本没事一样，嘴里哼着小调，手里拿着一只破碗打饭去了。一场惊险的遭遇就这样结束了。我在日记中一连记了七页，才把那过程写完，好一部惊险小说，它使我永远也忘不了事后那令人绝望的一刹那。这回每天鼓鼓捣捣地惦记开车的痒痒劲可一下子全部不存在了，心想再打死我也不敢动车了。
生活中不总是险像环生。刚来时，没事可干时在房前台阶左右的两块空地里移植了些草莓，还栽了几棵西红柿。草莓坚持常浇水，竟然果实累累，大可弥补平时没有水果缺乏维生素的不足，西红柿尽管屡遭虫害，还是吃了十几个。后来种了二三十棵黄瓜，也是虫害不断，用塑料做套，将开过花的小黄瓜套住，防止了一种黄蜘蛛和野蜂的叮咬，总共也吃到了几十根。满院的芒果、木瓜和香蕉树，更是源源不断的水果来源。芒果味甘，口感不好，尽管是“果中之王”，我还是不太喜欢吃。那糖份如此之多，放在桌子上，果汁流出来后竟结成像松得那样的晶体，木瓜有一种倭瓜的味道，一点儿也不好吃。香蕉，大部分人吃多了有大便频繁的毛病。我却非常喜欢，也没见有什么异常。
可是单调的生活无论如何想办法还是扭转不了那沉闷的气氛。每晚我是电视机前的常务观众，再不好的录像我也能坚持把它看完。每周一，放达市从卫星天线录制下来的上一周的“新闻联播”。这是大部分人必看的节目。使得人们对国内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丝毫没有与世隔绝的感觉。每天晚饭后，人们沿着大院内三百米的水泥环形马路散步，也是大部分人坚持的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我也一直是那“游行队伍”的一员，如此下来，日子也不是太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