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坦不久，尽管在室外杀鸡，但毕竟那还有个破棚子遮挡，这回去轨道上参观，脚烫得不得了，头上日头晒得要命，看了两个钟头，差一点儿支持不住了。那些西方人，个个光着膀子，开着一个机车。车上装有起轨设备和焊轨机。看那机车，是波兰造，机车前方装的一个一立方米大小的焊轨机却是苏联造。焊轨的程序是，先由几个人把几米道轨的道钉起下来，机车前方二三米处，立一对支杆，将那一段铁轨提起半米，靠近机车处用几对楔铁将铁轨垫起来，机车沿那斜坡前进，实际上机车已经前后倾斜。机车前，十米长的一根方钢臂前端悬挂的焊轨机对准两根钢轨接头，开动电门，高压电流使两根铁轨接头熔化成红色，接头即被焊在了一起。对接头焊完，机车后撤，此时焊头已经冷却下来，一人用手提式砂轮机将接头突起来的焊缝打平，焊接即告完成。（下图：赞比亚首位女火车司机）
又到张会计那儿小坐，又理了个发。张与我是老乡，与我和王管一样，他是因为在卢旺达时与经理同事，所以这次被要来。他处人实在，谨小慎微，所以不但一再劝我对杨经理谦让，不要和他一般见识，而且他自己永远对其敬而远之，生怕惹他发怒。这便有人说他被调教得像个猫似的听话，整天钻在房间里不敢出来，生怕招惹是非。想来五六十岁的人，不为了挣那两个破钱也实在划不来如此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很谈得来，但是考虑到他惧怕经理，所以我也不便多坐，不一会儿便知趣地回招待所了。王管那儿，我是每天必到，他永远是好烟好茶招待。我们真是推心置腹的好朋友。既然我们已经是一根绳子上栓的两只蚂蚱——小集团，我人已走，偶来拜访便也不再影响他与杨经理的关系。每晚都是聊到很晚才回去睡觉。每晚十点，中餐馆的人下班，也过来聊上一阵。大家不把杨经理放在眼里，所以也就毫无顾忌地天南海北地说个没完。
来达市后，首先要拜访的，当然是大院负责人。他的助手一再提醒我，我调赞之事实在不容易，不应忘记那人对我的帮助。我说，我五六十岁的人，这点道理还不懂吗？放心好了，我心里有数。负责人白天开会，晚上当然没事。我找到他，把自己去赞比亚后的工作和生活汇报一下。他说，你怎么搞的，刚过去就又来电话要回家，吓得我们都睡不着觉？我说，对不起，怨我一时糊涂，现在不是想开了吗？好好干就是了。他也说，杨经理也不是我们专家组的人，你理他干什么？你们那边的人都怪，你就更怪。我说算我错了，以后不犯毛病就是了。接着便谈了些姆皮卡大院的日常工作与生活问题。
我趁机把驾驶执照拿出来让他看，请他帮我说说情，以便开车合法化。他变色道，你办驾驶执照是利用工作之便，自费也是不允许的。你还是赶紧收起来，就算我没看见，按规定，你这执照应该没收。开车，在国外是有限制的，主要是从安全角度着想。我们这里，公司来的年轻人没有一个不会开车的，可是都不让开。大徐，因为是生活翻译，每天要出去跑，所以有一个车。我的助手尽管有时也开车接个人什么的，但也没给全配车。你在伊拉克开过二年，有经验，在这里是否工作需要，我没有权力发号施令，只能替你说说，批不批准，还看那边的头儿的意见，根据实际工作来决定。我说，那当然，执照的事，我不与任何人提就是了。他一再强调，我是老同志，经常在国外工作，应该协助那边的领导把工作搞好，平时要常向这边的领导反应下边的情况，以便他们全面了解情况，少出偏差。如果对他们反应不方便，也可以向他反应，打电话，写信都可以。我欣然答应，心想，人家帮那么大忙把我调过来，帮他了解些情况有什么不可以的，免得那助手才能以为我知恩不报。
说话间，该往回走了。我是又采购又准备路上吃喝用的，好不忙乎。临上火车，负责人嘱咐我，这次给你一个任务，有事一定来信。我说，没问题，我会留心的。一路无话。回来已经是十月底了。九月底，传闻已久的涨工资的文件终于传达下发，算来算去，一个月少说也要挣六百美元，并且吃喝在外，这比在达办时挣得多得多，并且也不用受什么窝囊气。我的事可谓家喻户晓，认得和不认得的人都在问长问短，尤其是路局的专家组组长，每次见面也非常关心地聊上几句。
提起这位组长，可以多说几句。他是兰州局的局长，以前在西安局当过副局长，对我们厂的情况也很熟悉。我的问题出现后，领导班子会上还专门讨论过。这样在办手续过程中，国内还没有答复时，有一次我与王管去机场接人，正好路局也有八个人到达，局长亲自前往迎接。他主动与我聊起天来，说他爱人有个侄子在我厂，叫魏方，以前去过美国。我以为是个女人的名字，一时想不起来，便说，我厂上万人，去美国的人很多，可能不认识。他说，魏方是学计算机的，是1989年去的美国。我突然想起来了，说，那不是小魏吗？是工具车间搞显像管模具的，晚我们一个星期去的美国，是小方当翻译。我说，我对他可是太熟悉了，因为我们那里有三个年轻人很要好，两个在我那里当翻译：一个叫竺简，现在当着我们厂进出口公司的经理助理；一个叫刘西平，有一次去美国实习没有回来，在美国上大学。再就是魏方了，他们之间把那两个一个叫“竺哥儿”，一个叫“魏哥儿”。整天泡在一起，对我挺尊重的。记得有一次小魏结婚后已经调回西安。我说，那可不应该，我厂福利待遇很好，现在又在买房，每人还要发一个25〃彩电。这样与局长就格外觉得亲热。他说，他在西安局时，我厂的建设情况他一清二楚，我们厂西站和铁路专用线都是他亲自批的。后来见面一直很关心我。这次来达市，因为身份不同，我也没主动去看望他，以免别人有闲话。
回到姆皮卡，一切照旧。我不爱交际，平时上班，与老王有话没话地聊上一阵，再就是看些闲书，日子打发得也算顺利。上班还是老一套，不过硬着头皮干下来，开会也能应付下来了，并且自我感觉越来越好了，也习惯了。不想有一天，小陶突然跟我说，老苏，准备一下，下午和小王对调，你去楼下搞机辆，她上楼来搞运输。我随便答应了下来，可是心里不是个滋味。本来再三再四地张罗对调，她死活不干，现在自己习惯了下来，却又突然间要对调，心里老大的不高兴。可是此事是由我发起的，人家同意换，我岂能反悔，真是有苦难言，只好乖乖地收拾东西准备搬家。老王看出来我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说，老苏，太对不起了，事先也没跟你打招呼，这样可太突然了，怕你一时接受不了。我苦笑着说，没什么，反正这事是我自己主动提出来的，没什么不好。我一直认为年轻人应该多抓些机会锻炼一下，也免得我这老头子每天费劲去开会，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嘛！就这样，我搬到了楼下。这间房里一共四个人，我对面坐着的是安全专家，另外一对是翻译小詹，负责电务、工务，对面是张工，负责车辆，还有一个坐在对面的是负责安全的黄工。
安顿下来到也省心。每早去楼上调度室取回机辆报告，共两页，十分钟就翻译完了，交给机辆专家，这一天的工作就算完成了。这天下午，老黄问我说，老苏，你知道为什么小王和你换工作吗？我说，那是因为我自己提出来的，只不过当时她不太愿意，今天突然换下来却是我不明白的。他说，那就让我告诉你吧，昨天下午上班，她和小詹都没来，这办公室只有两把钥匙，他们每人一把，他们不来，我进不来屋。没办法坐在走廊里等吧，等了一两个钟头也不见人，不得已上楼告诉王工，我进不去屋，总不能老坐在外边，我还是回去算了。老王问我他们为什么没来？我说，我可没说他们没来上班，我只是告诉你没见他们来，我进不去屋，不然又好像我在告他们的状。小王下午上班，当然和小詹一起受到王工的批评，这样，小王一气之下便向小陶提出，立即与你对调。情况就是这样。
换到楼下固然轻松，可是百无聊赖的日子实在难于打发。不久，发现去对面楼上厕所很方便，顺便还可以到电务专家小梁那里去坐坐。小梁名字叫梁铳，是兰州局来的，祖籍广西，不过是汉族。他是大院里学历最高的，硕士毕业。他爱人是大夫，有个十来岁的宝贝儿子。于去年十月份休返，就是回国探亲再回来。我原来对他一点儿也不熟，天生的不爱交际的性格使我很难交上一个知心朋友。来了半年，只是同机的老吕以及同车来的小闫还一直保持来往。那时听说小梁要回国，使我蒙生了求他回来时带些东西的念头。这里的气候和达市不同，达市一年到头每天大汗淋漓，不要说外衣，连长袖衬衣都根本没有机会穿。两个月到是穿坏了两件背心。来到这里，到了换季的时候，早晚温差很大。早晨穿羊毛衫太热，不穿又冷。见有人穿个毛背心，正合适，既方便又实用。我平时容易感冒，增减衣服当然第一重要。从94年5月份来到达市，到10月份，几乎还是每月发作一次，腹痛又犯了，可是已经知道没有结核药，说也没有用，只好忍着，也从来没请过假。犯病时吃些自己带的氟哌酸，感冒清也就三两天过去了。这次小梁回国，若能托他把家里的毛背心和这些已经快吃完了的药带些来也就解决问题了，因为他家在兰州，离咸阳不远，能让爱人把东西寄去，他回来时便可以带来。可是想来想去，还是拿不定主意。和他没打过交道，一点儿也不熟。出国带东西，一斤半斤都是个负担。我多次出国，深知这是多么麻烦的事。犹豫再三，还是没有别的办法。北京没有什么办法，王管还没回国，不好求他爱人转。临来时，公司的赵处长也就是伊拉克同事的赵代表，虽主动提出来过，说以后国外需要什么可让爱人将信或东西寄给他，由他转来。可是 我们分手已经十年，在京去他办公室看望过两次，也总是业务不断，坐不下来说话，实在难于开口。最后，还是下决心求小梁了。所以在晚饭后散步时，我极其困难地和他讲起想求他带点东西来，因为实在求不到人。别的不说，毛背心是实在需要的，上了几次街，也没买到。不想他一口答应下来，并且答应回国后无论能不能再来，都会想办法给我家去封信。可以让家里先把东西准备好。于是我赶紧给文梅写信，说这里有人探亲回国，我需要带些东西来，也不要特意买，就是那件用十元钱买的处理品，她一直没让我穿的化纤毛背心就可以了，另外带些药，并且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带太多东西，免得大家不方便。同时要带三盘录音带，其中要两盘我喜欢的歌曲，一盘娘仨说话的录音。小梁走时，我还请他临回来时，让我爱人寄去四百元钱，在北京买些小东西，余钱带来，因为我手中只有一百多元人民币，回国坐车回家的钱都没有。请他回来时上飞机前为我买些信封、邮票、刮脸刀片、胶卷和电池等。他都愉快地答应了。
不想娘仨为带东西吵了一架。两个女儿总想多带些东西，妈妈怕太麻烦人家，包不能太大。争来争去，还是两个女儿占了上风。在等了许久以后，娘仨来电话问是否将包裹寄去北京王管家，因为小梁一直没来信。我说，还是再等一等，他一定会回来的，最终他肯定不来，也会去信告诉你们的。终于小梁的信到了，她们把邮包寄给了他。小梁也于1995年元旦那一天清晨到达姆皮卡。同来的还有最后两个出国人员，一个是公司物资站站长张杰，一个是沈阳工厂搞铸造的徐伯信。
小梁回来的第二天，实际还是当天天亮后，我把包裹取回，可是不小的一个包。我不好意思地一再向小梁表示感谢。他说，没什么，不麻烦，并把为我在北京买的小东西和所余300元钱给了我。回到宿舍，我急忙打开录音机，机子里一下子冒出来两个女儿的声音。两人大呼小叫地喊着爸爸，听得我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娘仨各有谈话内容，我是百听不厌，也说不上到底听了多少遍，就如同自己回到了家一样，这比当年在伊拉克时好多了，不但通了两次电话，而且还能听到娘仨的录音，这不多亏了人家小梁吗？
从此以后，我加强了与小梁的来往，以表感激之情。上班时除了常去他那里聊聊天，业余来往时间也多了起来。我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好报答人家的。突然想起，他一直在询问英语学习方面的经验。心想尽管自己在英语上一生没有什么建树，体会总是有一些的，能够把自己自学英语走过的路告诉他一二，岂不是一个增进友谊的活动。主意已定，便想起了提高听力水平的问题。多少年来，为了练习听力，每天不间断地收听外语广播，从中学时起便一直听俄语广播，尽管听不懂，还是乐此不疲，不就是因为好奇吗？上了大学，收听英语广播也成了每天不可缺少的一个活动。从上一年级算起，到毕业后的十年，哪天也没间断过，可是一直到咸阳工厂，听外语广播的能力也只局限于美国之音的新闻，其它内容总是一知半解；英国BBC广播却总觉得难懂，进步不快，除了新闻大概内容，其它领域的听连贯的极少，总是不能把那广播内容整句地听下来。心里急也没用。当初借调咸阳帮忙时，遇到了对我一直很好的成都来的王广勋，早在七七年北京学习班我俩就一直是好朋友，分手后还通了好几年的信。第一次听他说，美国之音有一个叫做Special English，也就是“特殊英语”的节目，那节目专门为初学英语的外国人准备的，读得非常慢，字与字之间也不连读，并且选词上也注意不用太难的，内容也是新闻，科技和政治，很广泛。我用发的出差补助费买了一个三波段收音机，每天不断地听。可是直到去伊拉克，还是没有太大的长进，总怀疑听力什么时候能提高到那广播的大部分内容能够毫不费力地听懂呢？不能说是灰心，但总是对此表示怀疑。这样日复一日地糊里糊涂地听来听去，怎么可能有全部听懂的那一天？现在，外国广播可以说全能听懂了，不管那内容多么复杂，那谈话人的话有多么快，都不成问题。可是回忆一下是哪一天，哪一段时间内达到这一飞跃的，实在一点也说不出来，完全是不知不觉中实现的，真可谓“坚持数年，必有好处”。
今天想来，小梁也面临这一问题，所以我也像当年王广勋教我的办法教给他，回来一想，光说也不解决问题，因为小梁也说过几次，特殊英语在收音机里找来找去也找不到。更不要说听了。那几天我旧病复发，浑身难受，可能是在发烧，也没想起量一量体温。我在一天清晨五点三十分，把美国之音的广播录了下来，事后又边听边用笔记了下来，有些生词查字典查了出来。完了又工整地抄了一遍，个别的还做了注释，送给了小梁，让他边听边对照文字，提高听力。费这些劲是值得的，一是多年来那么多青年慕名向我请教，我是非常支持他们的学习热情的。因为我自己就热爱外语，几十年热情不减。如果当年有人指点，说不上要少走不少弯路。今天有这么多热血青年热衷于外语学习，实在使我感动，所以从来热情相助，只可惜自己学绩平平，不能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今天的小梁是那么多人中的一位，更可贵的是在国外这样枯燥的生活中，绝大部分人每天业余时间都是在电视机前，麻将桌上消磨掉，更不要说那些总是喝得醉熏熏的了。而他能常年坚持学习，实在难能可贵。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总想找个机会对他为我捎东西这一好处报答一下，否则于心不忍。
其实，事后证明，这即使不算多此一举，也可以说大可不必，因为工厂就有人从国内带来了公开发行的特殊英语的原版磁带，还配有课本。事后小梁也去录了两盘继续听。可是因为我费的劲引导了他对这种入门方法的重视，也不能不说我的苦心一点用处也没有，多少还是起了点抛砖引玉的作用，想到这里，我也得到了少许安慰。
我们的友谊可以说与日俱增。他常上我这儿来坐，我也破例地去他那里坐。我已经说过，我一向不爱交际，连与我关系那么好的老吕，我去的也不多，尽管他一年来几乎每天必到。我只是偶尔特意去坐几分钟。梁又与众不同，他极懂礼貌，对我又客气得不行，每每使我非常不好意思。他总以诚相待，使我感到温暖，这是国外生活中非常珍贵的友谊。
我常生病，他更是不断地来关心我，常常带些水果和吃食，还常特意来陪我坐坐，聊聊天，这对于他那每天安排得满满的学习时间表来讲又是多么大的损失。要做出多么大的牺牲。想到这里，使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我永远也忘不了他。
说到生病，已经说得太多了。来到赞比亚走到了死胡同，无药可治，只好胡乱吃些药对付过去，也不用请假，也不用对谁讲，否则既不解决问题，又落个老病号的名，岂不是毫无意义？家信中更不能提起，那娘仨知道了肯定又会为我担惊受怕的，生病不是平添些思想负担。来此一年，因病请假只有四次，其中三次是打摆子，一次是崴了脚。打摆子大有人在，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大病，崴脚更不能算病，而只能算伤了而已。我从九四年七月底调到赞比亚，到九五年元旦，几乎平均每个月都发一次烧，体温在38℃左右,症状与老病一样,显然旧病复发,无药可治的。不过十几年就这么过来的，也不怕有何严重后果，等以后回国重新服药还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每个月还要受一次低烧之苦，又苦于不能对任何人讲，更不能让家中买药捎来，那岂不是等于告诉她们我又犯病了吗？小梁捎东西，我还没想到是旧病复发，我并没让他捎这类药。九四年十月份，大夫回国，年底前又来了一个大夫，是北京铁路系统的，以前来坦分局干过二年。他刚来就到我这里坐，说话间又提起我的老病。他说，没关系，我发现咱们这儿有结核药，以后犯病了也不怕，及时告诉我，开些药吃就没事了。这实在使我大喜过望。九五年一月七日，突然觉得浑身难受，发起烧来。想到早晚都要走这一步，还不如赶紧找大夫开结核药吃起来，肯定药到病除。于是，就去大夫那儿，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他当即找出一瓶1969年出品的雷米封，一千粒装。嘱咐我每天一次，每次三片。片很小一点点，药量可以说不大。另配维生素B6，每次两片，防止中毒。还开了一种国内已经淘汰了的老结核药，每天三次，每次三片。那药吃了一段没有了，托人去卢萨卡买。那人回来说，此药已经淘汰，不出了。于是，只坚持吃雷米封和维生素B6，每天早晨五点三十分左右起床空腹吃，到今天已经半年以上，再也没发过烧，病是控制住了。期间又打了两次摆子，体温在39—40℃以上，显然这与结核病无关，并且吃了奎宁就好，肯定是打摆子无疑。这个大院多少年来还没有人打过摆子，却因为打摆子死过人。
原来前几年，沈阳工厂一个朝鲜族工程师，临回国时身感不适，回国后发烧，最后发现是打摆子，终因确诊过晚而死亡。我在九五年一月七日发烧，最终以39℃以上确认为打摆子，就是疟疾。好了以后，却开了这大院打摆子之先河，人们先后不断地打起了摆子，真是奇怪无比。
明知道雷米封对肝有伤害，尽管配吃维生素B6，心里还是没底。在国内时，因为吃利福平，看药书上说，要每个月做一次肝功试验，以防伤肝太甚，在这里不吃利福平，多少应该好些，尽管肝区一直无何不良症状，还是预防一下为好，在大夫那开了两盒一百包云芝肝泰，一种中药冲剂，前后几个月吃完了。临要回国，也没必要再吃，买了二斤白糖，每天喝一杯糖水，以防患于未然。想必吃了半年多的药，病又没复发，病情应大为好转，药已经吃了大半，还是坚持吃下去，连出差去卢萨卡几次也是带在身边，没有一天间断过。等回国后先做一下肝功和结核菌素试验，如果真好了，再吃药巩固，最后停药不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