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顾“水深火热”中的东家是在赊账请客，要了一只小猪般的龙虾。
五十
那工程师名字叫做闫小庆，小我5岁，河南人，郑州铁路局工作，是一家铁路工厂的副厂长。火车正点发车了，是7月19日下午5点钟。说是来到坦赞铁路，今天才有领略这铁路风采的机会。坦赞两国同属热带草原气候，到处一片葱绿。一路走来，铁路从莽莽草原穿过。草原给人们的印象是几寸高的小草一片，岂不知这里的草要长到一人多高，根本看不到尽头,中间夹杂着不成材的树木。那树干弯曲，枝叶茂密的树林无人问津，这要是在国内，肯定早就被人砍光烧光了。铁路就是在这丘陵起伏不断，莽莽林海中劈出来的一条绵延千里的钢铁纽带，连接着坦赞两国的土地，输送着货物和来往的游客和商人。车厢与国内的一样，因为这一切都是中国提供的，只是因为轨距不同，车厢也略嫌窄小些。我来到非洲以后发现，尽管人民贫穷，但是他们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相互见面握手问安，极有礼貌，即使不相识的人狭路相逢也要互致问候。坦桑尼亚因为克守斯瓦希里语是本大陆正宗语言的信念，使斯语一直占据着日常社会活动中的主导地位，除了企业和商界讲英语，大街小巷上英语并不十分流行，年龄小些的孩子更是会英语的不多。
列车来到了通杜马边境车站。这是坦桑尼亚界内的最后一站，钻过一二公里长的隧道，那边就是纳孔德车站，是赞比亚境内的第一站。这两站之间，山坡上拉着铁丝网，可是广大的边境使得人们走来走去，毫无阻挡，边境哨所上的海关人员对平民百姓也不予以认真对待，随便来往已属常事。列车刚从纳孔德站开出不久，赞比亚的海关和移民局的官员就已经上车开始办理手续。他们对中国人的行李几乎并不过问，填了一张卡片，在护照上盖个章了事。他们中也有人讨些小东西。我送了那老者四包方便面和几盒清凉油，都被他派一个小伙子先送下车去了。总之，人们都很友好，偶尔从门口经过的青年男女也不时地要支烟抽或者要一盒清凉油。这样的情况多了之后，我们两只好把我们住的这间软卧包厢的门关了起来。他健谈，正好使30多个小时的旅途更容易度过。
在第三天，也就是7月21日凌晨一点多钟，列车到达了姆皮卡车站，我们下了车，大院来了三四个人开着面包车接我们。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下图：赞比亚姆皮卡车站1995.2.14）
我们先在招待所住了一晚上，起床洗了洗衣服，洗了个澡，将要住的房子收拾一下就搬了进去。按规定，新来的人要休息一个星期才上班。吃完早饭后，我们去车站看了一下，在那小邮局里还买了几张邮票。我由于离开达市时已经觉得身体不适，现在估计又在发烧。在车站，为了等小闫在邮局窗口买邮票，我竟体力不支，在候车室的长条椅子上躺了一会儿。回来后便足足睡了一天。吃了些药，还是不舒服，大夫来看了看，又给留了些药。体温39.2度。要说5月份发烧是丰台淋雨造成的，6月份是感冒，7月份又是感冒？一股绝望的心情涌上心头。如此看来，回家是对的。到这个穷乡僻壤来不是走上了绝路了吗？这里缺医少药，真的有个急病到哪里去看？最近的医院在六百公里以外的卡布韦，当地的医院什么也没有，何况又怕传染上别的病。卡布韦有中国医疗队，那医院就是他们开的，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越想越后悔，自己到底是怎么鬼使神差地来到了这么个地方？一有病，大院的所有人便都前来探望，这使我难过的心情有增无减。组长、主任、厂长和管理员都对我非常关心，希望我快些好起来。这消息肯定又会传到达市那里去，路局的领导又会如何看待我？我的身体真的就那么不争气？老吕，我的同机战友，从外地出差回来也立即来看我。除了他，我还能向谁述说自己的心里话？他劝道，头痛脑热的谁没有过？吃点药就好了，别整天“回家回家”的，好像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大病似的。他的一盆冷水浇醒了我，觉得整天愁眉不展的也不是个办法。
7月24日，王管与杨经理陪同焊轨队的人马到来，一行六人。那四人是在我离开达办前去机场接的，闫小庆等八人也是那天同机到达的，所以这些人都见过面，在达市大院也住了几天邻居。杨经理来后，第一句话就问我当上首席翻译没有。又讲，这里的主任也是公司的，是他老朋友，有事尽管找他。听来这地盘还是他的，我折腾半天还是没有跳出他的手心。7月27日，第一天上班，情绪极差，回想起前些日子，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现在对身体连自己也没底了，还不如趁还没正式上班，不干算了，回家去。于是，第二天给达市的专家组负责人打了个电话，讲明我近来身体还是不好，我现在手里有一千多美元，不用给专家组增加负担，我还是回国算了。他听后气得不行，质问道，你这么大个人，怎么像小孩子似的，想回家就回家？你说病了，我怎么向国内交待？病了为什么不直接回国，却又调去赞比亚？再说有病也要有医生证明，自己说不行就不行，哪有那么随便的？你要是真的病了，那就好好治病，病好了上班。我一听，回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那只有硬着头皮干下去了。所以回答道，那我听你的，下决心好好干就是了。放下电话，又是一阵难过，这下子连退路都堵死了，不干也得干了。
五十一
调动开始办手续时，因为不知道结果会如何，而一旦办成，就会马上来赞比亚，所以写信告诉家里，说有重大变化，见到我的信时就不要再来信了，一切等我下封信通知。时到今日，已经有近一个月了，所以赶紧发了一封国际航空信，告诉家里，因为工作需要我已经从达市调来赞比亚，并且告诉了新地址。文梅她们回信对于我的突然调动大惑不解，尤其是刚到达市还不到三个月，并且是从工资530美元的地方调到工资才144美元的地方，从一个国家的首都调到另一个内陆国家的乡下。可是又觉得我的调动一定自有道理。文梅也说，新地方气候凉爽，工作轻松，这样想来也值得。她们哪里知道，我是经历了那么一场暴风骤雨后才来到此地的，并且到现在还没有安下心来。可是又刚刚遭到上边的严厉批评，必须在这个鬼地方干下去。所有这一切不幸与烦恼无论如何是不能对那娘仨说的。国外的原则是对家里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否则她们不知道要多么挂念和担心我，那岂不是又为她们增加多少精神上的压力。
不过我又告诉她们，传说经援要涨工资，水平听说比达办还要高，尽管这是毫无把握的消息，起码对她们也是个安慰。
上班后，头儿找我谈话。他是位年近六十、满头白发的人。对我表示欢迎，讲也看过了我的申请和专业简历，希望我发挥作用，在工作中支持他。说来说去，他任命我为运输翻译，而不是事先说好的首席翻译，使我心中深感不快。不过由于刚来，情绪又不好，对这些也没太计较。心想这样也好，胡乱混上一二年就算了，反正就没打算在这儿干。
与我对口的当然是运输专家，一位来自丹东的中年人，叫王斌。由于都是东北老乡，平时也谈得来。一个极窄小的房间里，摆着他的一张大写字台和我的一个办公桌，空间便所剩无几了。这运输翻译的任务，就是每天早晨一上班陪他参加分局的交班会，英文叫做Production Meeting，也就是生产例会。会议由分局局长主持，由运输、工务、电务、物资和安全等部门首席官汇报前日的生产进度，以及当日和次日的生产计划。我来前，翻译由一个姓王的女青年临时代理，她身为电务专家，兼任工电翻译。她是自学外语的，能够一字不差地听懂那极难懂的黑人朋友夹杂着浓重的本地语言本巴语的英语，使我感到万分惊奇。头一天下来，我几乎一句话也没听懂，这又急坏了我。大江大河都过来了，竟然在小这小河汊里翻了船，使我发起愁来。就这样对付着听了一个月，可是我还是没有习惯多少，总是支离破碎地似懂非懂。小王几次要我自己来，我都请她再让我多听些日子，也许会习惯的。由于心没在这上边，也无心去背什么专业单词，每天用张纸胡乱地记下三五个生词应付着，心想自己能拖就拖下去，最后实在拖不下去了再说。
可是声称我是运输翻译，却要求我平时对头儿的工作多加关心，协助他的工作，因为首席翻译每天忙于向分局催款，以供大院日常生活开支，已经疲于奔命。这样，好多事就找到我的头上。一天，为了过国庆节，决定去附近的女子中学参观。那是座教会办的中学，校长是个五六十岁的修女，波兰人。她当姑娘时就在这里，直到今天成为老太婆。学校女学生有三百人，属于高中级别。除了上课外，还种着蔬菜和粮食，养着猪鸡羊，生活上大部分可以自给自足，部分靠教友捐赠和政府拨款。前几次中国人也去参观过，事先不联系，去后又如入无人之地，很使学校当局不满。这次特意先取得联系，得到同意后，特意派公关官员龙古先生前往联系两次，并发正式函件，以示尊重。
这一日，龙古找到中国专家组，首翻不在，自然找到隔壁的我。问明情况后，我便带他见头儿。他敷衍走龙古后，又来找我，问道，我们自己都办好的事，他为什么来找你？我们不用他掺和。我说，他找我是因为我是翻译，首翻不在，他当然找到了我，如果你自己会英语，他自然会直接找你，这就是我为什么领他来见你的原因。这与我本人毫无关系。过一天，龙古又来了，我婉转地向他说明，不用劳他的大驾，我们自己已经安排好了，可以自行前往。他说，那不行，分局对此事很重视，总经理亲自派我担任联系和导游工作。我的工作就是负责一切外部来人的安排和旅行。不得已，我又得与头儿商量。他说，他去怎么办，我们备餐还得带他一份。我说，所谓备餐，不就是一个面包，一瓶饮料，一个鸡蛋而已吗？值几个钱？再说，这是总经理派来的，你当真能把他甩掉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