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正赶上八九年的“六·四”动乱。他出国一路上戒严部队岗哨林立，到了机场三番五次地被当兵的盘问。好不容易登上了飞机，结果那么大一架能坐三五百人的波音747总共才坐了五个人，并且那四个又全是外国人。空中小姐只好把他们几个都集中到一等舱那里去，一路毫无声息地到了巴黎，在巴黎等换飞机。可是一下飞机，成群的记者把他们五个人围了起来。他不懂外语，趁机逃了出来，东转转西转转，附近还是有人在打他的主意。情急之下，干脆逃到厕所里躲了半天才出来。在小卖店胡乱买了点东西吃了，喝了，好不容易等到了上飞机，一切才过去，真是吓得不行。
听着他这些故事，平时肯定会乐得不得了，可是今天怎么也乐不起来。坐了一会儿，看看表，时间已经是半夜十二点半了。我说，现在我的心情好多了，我回去睡觉了。他说要送我，我说不用了，没事。你别出来了，免得被人看见。我心情沉重地走了回来。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就是睡不着。那事情不断在眼前转来转去，实在不甘心就这样光着身子被赶回去。突然，我想起专家组领导的一句话，说只要是杨经理同意，就可以调过去，关键是他。我一看手表，已经是半夜两点半了，等到天亮也不会睡着的。“忧心如焚”，正是我当时的写照，便下定决心，现在就找他去，等不到天亮。于是穿上衣服起来，来到他的窗下，小声叫了两声经理。他问，谁呀？我说，是我，要找你谈谈。他说，等天亮再说吧。我说等不到天亮了，我一点儿也睡不着，只想找你谈谈。他又说，深更半夜的，有话明天再说不一样吗？我说，你还是起来吧，否则我得坐到天亮。他说，那好吧，你去办公室等着吧，我这就来。说话间，他披着衣服走了出来，我们一起走进他宿舍隔壁的办公室，隔着办公桌相对而坐。
我开门见山地说，对不起，耽误你休息了。我觉得咱们这事做得实在是太愚蠢了。他一言不发地望着我，不知道我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我说，你看，我要不干了回国，为什么？因为我怕对不起你，怕哪一天控制不住会和你吵起来。你花大价码让我来，我和你干仗，太不够义气。可是我想来想去，我要真的回去了，对你更不利。我的前边跑了三个翻译，无论他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人们都说是你的不是，说你容不得人。我这一走，情况更严重。那几个好歹有干够一年的，有干够半年的，至少也干了三四个月，而我来了才两个月零几天就跑了回去，这对你的名声肯定起不了好的作用，因为满公司的人没人认得我，我是外单位的，又是外地的。人们只知道又被你气跑了一个翻译，只不过这个走得更快，刚一落脚就回去了。我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来换取你这么个名声，值得吗？咱们是不是都在干蠢事？咱们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找出个好办法呢？咱们自始至终也没吵过架，就算是分手了，咱们也还是好兄弟呀，如此看来，我走是一点儿道理也没有，无论你还是我，都承受不了这个后果。所以，我觉得你还是答应我调过去算了，那只是工作需要，别人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你看如何？也许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此时竟然被我打动了，觉得我说的满有道理，便答应我明早起床去与专家组商量调动的事，于是便决定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一起床，我又找到他，说昨天晚上说定的事，我现在就去找专家组商量去了。可是，他睡了一觉反过神来，一下子又变了脸。他说，你要调，今天就给我搬过去，调不成，你赶紧给我走人。我看他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知道他有些反悔。不过我也以为事情没那么复杂，我先搬过去，慢慢办手续也未尝不可，大不了等待的那几天没人给开工资就是了，于是我赶去专家组。那人说，今天就搬过来是不可能的，这事还要请示国内，没有国内的批准是调不成的。这样吧，达办组织的焊轨考察组马上就来了，他们要考察两个月，达办那里又没有翻译，你就陪同他们把考察任务完成，我们利用这段时间与国内联系，把手续办下来就是了。这不是两全其美吗？你无论如何还要做通他的工作，否则是办不成的。于是，我又风风火火地跑回来，向他说明对方的意见，希望他宽限两个月。他正色道，那不行，世界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我花大价钱为他们把人好吃好喝地养在这儿，等他那边慢腾腾地把手续办好了才过去。我可没那么傻，还是那句话，想调，今天就过去；调不走，还是给我走人。说起来是就给一天期限，实际上他是又反悔了，昨晚上他一时糊涂，半睡半醒中失口答应了我，今天是又不干了，一天期限是个毫无意义的托辞而已，只是比不同意调好听一点儿罢了。
我看一下子又前功尽弃，一点儿回旋的余地也没有了。专家组那边也无能为力，再找也是没用。吃过早饭，他开车送人去博览会参观，上午就这样浪费过去了。吃过午饭，我来到后院，知道他们在清理鸡棚。因为我要走了，所以也没叫我再干活。我见等了半天人也走得差不多了，耐心地在院子口等他，他看见我在等他，便故意磨磨蹭蹭地不过来。反正我是下定决心等他，心想你总不能钻在鸡窝里躲一天。一点半了，他终于坚持不住了，慢腾腾地走过来，来到跟前问了一句，站这儿干什么？我说，等你。他毫不理会地往前走，我跟在后面无话可说，只等到办公室再作道理。走到医院拐角处，他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用手指着我的鼻子，说道，你小子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受别人煽动！我说，我五十岁的人了，我受谁煽动，难道自己连一点儿主见都没有吗？说着话来到了办公室。我们相对而坐，说话的声音挺大。我说，事到如今，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告诉你，经过了几天的斗争，我觉得我执意要回家是太傻了，这对谁都没好处。你刚才说我受人煽动，这是毫无道理的。你指责我不该去找专家组。我去找他们并不是因为我认得他们。你知道，我在这里举目无亲，一个认得的人都没有。我之所以找他们，是因为他们代表组织。你不是也代表组织吗？你是党总支书记，代表着这里的组织，他们有党委，代表着专家组的组织。一个人在国外遇到了困难的时候应该找什么人帮忙？当然要找组织。我找他们，因为他们就在大院，如果这个大院除了我们几个人，别的什么人也没有，那我一定要叫一辆出租车去大使馆，那里也有组织，我相信他们也会帮助我解决问题的。今天我明确地告诉你，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反正我是决定不走了，我不再傻了。即使你同意我调去，到头来没办成，那我也不走了，我凭什么走，我犯了什么错儿，自己一定要回去？既然我牺牲自己回国与事无补，那便毫无意义，我凭什么要花那么大的代价去做毫无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建议咱们都冷静下来，不要吵翻，吵翻了对谁都不好。
他见我突然间如此强硬，问题变成了不是调不调，而是走不走了，所以在盘算了半天之后，他还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了，心中当然不知道是多么恨我。他总以为拿到了我以生病为名要求回国的报告就可以轻松地赶我走，而又不留任何恶名。可是我如今翻然醒悟，却使他措手不及了。他说，这样吧，你还是再去找专家组，这回别说今天就搬过去，这回给你一两周的时间办理调动。调不成，你可以干两个月再走，也可以干满一年再走。干满了一年，机票不用自己负担，正好也是探亲的时间，回去后找个借口不来就是了。如果还想出来，到公司再找个地方去干吧，我这里可是不再留你了。听到此话，我还是有些担心。说实话，调走还是我的主意，真的调不走，干上一年是没说的了，可是一想到那一年要怎么去熬呀，又心里发怵。不过也许心态换了，就不存在忍受不忍受的问题了，到时候完全可以以另外一种面貌出现。经过了这场风波，完全没必要顾及什么面子不面子了，我欠他的情已经两清了，他无理的地方我会毫不犹豫地加以抵制，大家平起平坐，日子也许会好过些。对于调动，我是一点幻想也不抱了，两个礼拜办完手续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光单程走一封信都要半个月，这事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不过既然有了一线转机，也还是去专家组一趟的好。我向他们说明了情况，顺便说了一句，这下子根本不可能了。可是那人却说，这样就再好不过了，他不是宽限了一两周吗？我们抓紧办就是了。我说，一两周能办什么？走一封信的时间都不一定够。他说咱们不是有电话，有传真机吗？只要他答应下来，这事就好办，估计国内也会同意的，因为一，你原来就是为经援出来的，只是护照问题，让他中途截了过去；二，正好我们这里还缺翻译，正向国内要呢。能就近解决不是更好吗？省了不少周折。并且你来了，我这里人还是不够，还缺一个，还要向国内要的。你安心地继续工作，该干什么干什么，千万不要再去惹他，我这里抓紧办，有消息我们会通知那边的。现在可以正式办手续了，首先是你本人要写一份申请调转的报告，怎么写不用我教你，但你要写清三条：一，来程机票如果最终转不到经援这边来，要由你个人负担；二，达办为你花两千元人民币办的护照，我这里报不了销；他那人肯定要跟你要，你还不如写明由自己承担算了，他为你买机票时不是提出过这个问题吗，为了防止他节外生枝，还是主动写出来好；三，因个人原因提前回国，回程机票要个人承担。我说，可以，完全能做到。于是，我就写了个申请。除了包括了以上那三点外，主要原因当然不能再说有病，否则有病在哪里也是干不了工作的。于是我申明原因是我本人年龄大，适应不了达办这种高强度、高节奏的工作方式，故申请调往工作强度小、工作时间规律的专家组来工作。于是在两易其稿后，将申请上交，自己回去向经理汇报，等待结果。下来后，我又加入了宰鸡的行列中去了。走到了这一步，我突然觉得一身轻松，干起活，吃起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这几天他也知道大局已定，也没必要与我交恶，不时提起赞比亚如何凉快，专家组马上要涨工资了，那时比达办的工资还要高。这几天专家组也与我谈到我的去向问题。告诉我，调过来后就是去赞比亚。那人说，这样好些，免得在这个大院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都不方便。告诉我，赞比亚有两个地方可去，两个头儿都很随和，让我放心去就是了，真好像工作已经调成了一样。
说是安心工作，说是调不调也继续干下去，其实心早已经不在那臭气熏天的养鸡场里了，更主要的还是暗自庆幸自己这次斗争的胜利。他不时主动与我搭讪，正说明了他失败者的空虚。我也实在从心眼里感谢他，如果不是他办事那么绝情，让我光着屁股回家，一分钱也不给我，现在早已经回到了家里，对着家中的娘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呢。王管这几天也为我高兴。他对我说，这一下，经理这几天把肚里的邪火都发到我身上了，一会儿说我和你是小集团，一会儿又说我是公司派来的特务，专门监视他的。我说，这不委屈你了吗？让你代人受过？他说，没什么，他不会把我怎么样，他离不开我，我也干够了，反正平时我不和他一样的就是了，我不会像你那样没什么顾虑，我们毕竟是一个公司的，闹大发了对谁都不好，所以他也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放心好了。
这一天，我们又出去送鸡，我说，我要走了，到那边别的不说，肯定能开上车。我平时光对人吹嘘在伊拉克开过两年车，真的过去一比量，满不是那么回事，岂不让人笑话？他说，那好办，现在你就来试试。我说，那可不行，十年没动车了，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马路上无论如何不敢开。他想了想说，那好办，大使馆前面有个圆形土路，咱们过去练一会儿。说着，来到了大使馆。他让我坐上驾驶台，我仿佛从来没有开过车一般，浑身紧张得要命。他命令着：打火，挂档，松离合器，踩油门。汽车终于开动了起来，我万分紧张地开车上路了。这是个封闭的圆形小道，仅供附近几家单位使用，离公路远着呢，一般车根本走不到这里。这么个圆形路，总共有一二百米长，我一圈又一圈地开着，先掌握方向，再挂个二三档，再坡路起步，几圈下来心里是好多了。半个小时过去了，该回去了。我下车来，衣服可湿了个透。不过这皮卡车底盘非常低，学开车最好不过了。无论怎么说，我因为有十年前开车的基础，比从来没摸过车的人还是要好得多。过两天又来送鸡，于是又练了一回，这感觉也就好多了，不过还是没有摆脱紧张的心理。我们还顺便在海边和大使馆前照了些像，作为临别纪念。
一天，刚吃完早饭，王管告诉我，好消息，国内传真来了，同意你的调动，早晨一上班专家组就会把复印件送过来的，你作好思想准备就是了。我一听，大喜过望，一颗压在心头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我激动地向他要了支烟抽了起来。屈指算来，从开始办手续到今天来通知，正好一个星期，真是漫长的一个星期啊！吃过早饭上班，我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照样去摘鸡毛。不一会儿，经理走了过来，让我去办公室一趟。他友好地把那传真拿给我看，说是国内已经同意我调到专家组去。他说，今天是7月15日，为了好算账，你明天就过去算了。如果你不想搬过去，在我这儿住下去也行，吃饭那边不方便，在这里吃也可以。我说，那怎么行，各自都有伙食费的。他说，我这儿有招待费的，没关系。你先去专家组联系一下，看他们是如何打算的，你今天就别干了。于是，我赶紧去了专家组。他们让我回去先收拾东西，准备明天上午搬到大院招待所来住，明天早晨去大食堂吃饭。我深情地谢了谢他们，回到宿舍收拾起东西来。这时，几个达办的人才听说我已经调走了，都过来坐了一会儿，算是送行，并且嘱咐以后常来这里玩。
于是，那天上午，我到会计那结了账，扣除那个护照花的两千元人民币，合230美元，还剩一千多美元，可谓收入不低，可是这一千多美元差一点儿一分钱也没拿到啊。
第二天早晨，专家组派人来接我，王管开车拉着我的行李到了在同一个大院里的招待所。护照和照片已经送到赞比亚高专署去签证，火车票也已经由刚从国内来的一位车辆工程师开好，为了等我这个伴，他已经多住了一个星期。
临出发前，专家组负责人又找我长谈了一次。介绍了那里的情况，意思是那里的首席翻译已经回国，那边现在担任代理的年轻人，头头不太满意，所以派你去。计划是这样的，无论他们如何安排，你是老同志了，应该协助那边的领导把工作搞好。那边的情况不太好，常闹些意见和纠纷，希望你能起到老同志的作用，不要辜负了我们的信任和希望。我欣然领命出来，想到终于摆脱了那无边的艰苦劳动和精神上的磨难，相信一切会好的，于是就信心百倍地和那工程师登车出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