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打电传，使我想到建筑组的小李子。他是西安外语学院毕业的，比我小七八岁，也是陕西人，在河北涿县的一个铁路部门工作。在我没来之前，杨经理因为工作常去请他帮忙，每次除了口头廉价的谢意外，什么东西他也舍不出来。一天深夜，他又劳动小李帮助接机场。路上小李讲，家中私人有急事，需要请他发个电传。杨经理满口答应。想来作为回报，这也不过分，因为他对我说过，他想雇翻译，要价是每天十万先令，折合一百多美元。他不断求人，毫毛不拔，用公家的机子为他发个私人电传并不过分。电传是发了，可是回过头来他找人家算账，七算八算，一封两行字的电传竟然收几倍于官价的钱，让人怎么不心寒。小李至今还保留着那张电传底稿，作为永久的纪念。只是再求人帮忙，说破天人家也是工作太忙，爱莫能助。无论你遇到哪一个翻译，汽车司机，无不经历过被杨经理空口白用，致使人们一见他上门，无不退避三舍，以免又被拉夫。这样一来，他除了像瘟疫一样，人见人怕，别的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么一个只认钱不认人的人，对待他手底下的人不会好到哪去，其实根本就不会好。每天他口口声声大讲几年来他辛辛苦苦攒这么几个钱让大家挣多么不容易，每天的每一分钟都让你头脑清醒地明白，你挣的钱是他本人的辛苦钱，绝不是作为公司的一员，到时候心安理得地领取工资。岂不知这样一来让每个人都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对于他这一套，除了嗤之以鼻外，不会有别的态度，更不会感恩戴德。这反过来又使得他对任何人都不放心。
他每天要无数次地突然出现在正在干活的人们面前，只要有人在那一瞬间没有汗流浃背，他就会出言不逊，反应自然是全体像聋子一样地继续干手里的活，可是心里对他产生的万丈怒火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这哪里是什么办事处，这简直是地道的养鸡场，我们是养鸡场杀鸡和卖鸡的专家了。这样的环境，谁能毫无怨言地忍受下去？我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心里不知早已翻腾过几回早晚要卷铺盖滚蛋的念头，并且知道暴风雨要不了多久就会到来的，只是心里没底，那场暴风雨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令人难过的是，所有这一切磨难永远也不能与家里的文梅她们娘仨讲，能讲的只是这里伙食如何好，工作如何称心，杨经理对我如何好，同志们如何谈得来这类的过年话。因为每周两次的家信是娘仨孤独生活的惟一寄托，我怎么还能用自己的不幸去给她们分担？难道她们这么多年来受的苦还少吗？我要不是因为思想太天真，办事太认真，也不至于跑到国外来避难，谁想刚出狼窝又入虎口，这苦难只有我一个人忍受就是了。杨经理根本就不知道人活在世上并不是只为了那么几个钱。因为钱的多少都不会改变人的生活轨迹。有钱人，生性吝啬，他照旧会六亲不认，自己也照旧过着苦行僧的生活。没钱的人如果生性开朗大方，他照旧可以广交朋友，吃用照旧按能力，按需要去过，每逢过年过节，一家人照旧可以做出几道像样的小菜来庆贺，并且也照旧不会忘记让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同享口福。
这样一来，我在国外的寂寞生活可是越过越寂寞了，本不平坦的路可是越走越窄了。
暴风雨终于来了。一天，又有几麻袋鸡要从市里的一家冷库取回来。为了省那黑人搬运需要支付的一千先令小费，他驱使我们这几个老弱病残一齐上阵。路上我开玩笑说，如果太费劲，哪怕咱们几个人每人均摊几百先令也别受那个罪，大家嘻嘻哈哈地说话间来到了冷库。冷库就在我前面提到的那个东非市场建筑物的地下室里。购物者拥挤不堪，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挤进地下室去。听说我们有十来麻袋白条鸡要出库，早已等在走廊里的临时工们蜂拥而至，七嘴八舌地强烈要求让他们搬。我伸出双手将他们挡在门外，声明我们自己搬。当时因为天热，我们全穿着短袖背心，进到两间房子大小的冷库里，早已一个个混身发抖，而那些麻袋又压在堆积如山的货物下面，并且两批鸡要先取先期入库的。原先栓的标签，两批的一样，只是用手写的日期不同，短时间认不出来，还没等动手，一个个已经招架不住。我对大家说，等咱们折腾完了非冻病了不可，还不如让黑人朋友搬算了，反正这情况大家都看见了，我们实在弄不了。大家一齐点头称是。所以，我一挥手，黑人兄弟们早已争先恐后地闯进来。我们则赶紧逃出这冰冷的世界。来到外边，缓了半天才醒过神来。朋友们三下五除二，转眼间已经将车装好，我也办好了手续出来。经过半天讨价还价，一共被那些苦力要去了一千五百先令。这钱也不算大，只不过是经理先生吃三四个冰激凌的钱而已，当时也没觉得有多么严重的后果。
回来的路上，王管说，老苏，你还是把刚才的情况与经理讲讲，几个钱一定会报销的。我说，这事谁讲谁倒霉，我宁愿自己掏几百先令也不自找不痛快。那几个老头都说没那么严重，会报销的，反正我主意已定，绝不与那吝啬鬼废话，我看透了他的本质，张会计也说，过几天找机会再跟他说，会报的。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回到家，大家赶紧卸车，往屋里的冰箱里倒腾。此时早已等在那里的杨经理见大家愉快地回来了，心想又省了千把个先令，也谈笑风生地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本来事情就过去了，不想王管自作聪明，见经理今天情绪很好，就一下子捅了个大漏子。他不知道那“周扒皮”的好兴致完全是以为我们不虚此行，为他省了钱，而王在此时废话后果可想而知。他趁着一句玩笑话，对经理说，经理，今天实在没搬成，最后还是朋友帮忙搬的，花了一千五百先令。不想他闻听此言，马上翻脸不认人，竟然破口大骂道，明知道我让你们这帮人去就是为了省几个钱，到头来你们还是花了这笔钱，没说的，这钱你们自己出！听到这里，我已经按捺不住，起身就往宿舍走，一定要拿钱报上这笔账。众人见我走掉，还以为我因为别的什么事呢。聪明的经理看出了名堂，我回来时，在医院走廊拐弯处遇见了他。来到后院，我把一千五百先令交给王管说，主意是我出的，这钱我来拿。可是众人一齐围了上来，坚决不要这钱，我急得眼泪在眼窝里直转，说钱没有多少，这钱我出得起。众人说，要出也大家出，刚才是大家同意了的。那活咱们也实在干不成，不过他正在气头上，王管刚才不该和他讲这事，过几天，等风平浪静了，他一定会同意报销的。这钱我无论如何也交不出去了，只好收了起来。心想，几个破钱闹得满城风雨也不好。不想过了几天，王管趁机又提起报销的事，经理随口来了句，不是老苏自己出了吗？言外之意，我应该出，此问题已经解决了。王管还是耐心地解释了一遍当时的经过。他正色道，我不是小题大做，也不是舍不得这几个钱。如果是我个人的钱，多少都没关系，我有得是钱；这是公司的钱，大家挣几个钱不容易，能省就省点儿，上交公司也是咱们的营业收入嘛。这话听来既动听又动情，可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个连自己吃的冰激凌都报销的主，怎么会自己花钱不在乎，又曾几何时人们见他拿出过一个先令花在别人身上？明明是铁公鸡，却要打上个公私分明、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招牌，真是不知道天下还有羞耻二字。他接着说，这次就报了，下不为例，以后谁再乱花钱，我一定饶不了他！这些话当然是我事后听说的，要在当时，我一定不能答应，可是王管不断地劝我，算了吧，和他计较那还有个完吗？暴风雨的前奏就这样过去了，但它又埋下了几天后总爆发的种子，使我最终还是离开了他。
如果说肚量大些，再惹气的事儿都是小事，想到能挣那么多钱，一切烦恼都会抛到九霄云外去的，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大院专家组，除了上班正规，中午午睡，每周周末还和当地一样，休息两天。两天周末可以上附近的小河去钓鱼，可以坐每周六的班车去城里逛街。你可以买东西，逛公园，去图书馆看书，去银行琢磨债券和股票，甚至还可以周六晚上跳舞和打台球。总之，再烦恼的情绪也会被这些娱乐所冲淡。而我们达办，这一切全免，每周不要说是星期六，连星期天也不让休息，洗衣服永远在晚上，院子里还养着两只咬人的恶狗，由于经理与大院所有的人交恶，连带着我们与大院的任何人都没有交往。有人病了，需要看病，钱要花很多，达办每月每人发一千先令作为医疗包干，可是餐馆的那几个因为工作条件的关系，生了顽固的皮肤病，加上天气炎热，湿度很大，那病是无论如何三两副中药治不好的。可是毫无同情心的经理竟然说，他有病是国内带来的，有病还出国，在国外治，当然要自己掏钱。有时干活时有人劝他，不要对工人那个样子，六十多岁的人，他像小孩那样去骂，这也有点太不尊重人格了。可他老人家竟然说，这些工人都该骂，一个比一个坏，你对他再好，他也总以为你欠着他什么，总在背后说你的坏话。如此说来，应该说这毛病无论如何是劝不过来的。
对待黑人弟兄，那就可想而知了。按规定，或者说按规律，两个黑人在这里干活，中午管饭，而他总是让人们把吃不完的饭菜留下来，凑出些给黑人吃，根本不管那是否合乎卫生要求。这也难怪，连对自己人都没有一点同情心的人，你让他去同情黑人，那岂不是笑话。
一天中午，大家刚端起饭碗，饭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主人在厨房里又是爷爷奶奶地开骂，原来是说有人把雪白的米饭倒了一地，或者说没放好让狗扒了一地。边骂边说粮食多么来之不易，每天好吃好喝的还不满足，还要故意浪费。大家正觉奇怪，厨师边嘟哝着不能啊，没人去厨房啊，边急忙赶过去。没有两分钟，可敬的主人像没事儿人似的坐在饭桌旁，大讲起上午他在街上的奇遇。那骂人的话竟像自来水一样被龙头一下子关死了。原来他老人家老眼昏花，把磨豆腐撒在地上的猪都不吃的豆腐渣看成了米饭。这种呼天抢地的毫无教养的霸道行径，我不知道世上能否有人忍受得了，反正几个月下来，能够吃上一顿舒心的饭菜的时候是不多的，尽管那饭菜的确不错。有到是在骂声中成长，可那指的是在阶级敌人的大肆攻击下奋勇向前，直至胜利。在年龄相仿的一群人中，那年龄比你大不了三五岁，甚至比有些人还要小的主子，每天如此横行霸道，那伙人能长久地聚在那里为他干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还明令王管，不得与大院的人来往，有事没事不得到大院那边去瞎窜。这几乎近于可笑的统治能让人心服口服地去接受，又能让你在他身边支持多久。到头来，是那几个劳务人员加上我、王管等人，先后全部离开了他。不过这也难不住他，他有得是钱去买机票，再换上一批不知就里的人，再重新上演一遍这近乎变态的闹剧，再走马灯似地换人。我实在搞不懂，公司的一切志士仁人怎么能这么长久地让他在国外胡作非为，败坏公司的名声，伤害一切不远万里到此与之共事的人的心。
你要说此人没有同情心，性情太坏，可他还有另外的一面。他可以与你推心置腹地谈天说地。有一次，我们甚至谈起将来。他说，他还有三年就要退休了，告诉我，不必那么急着回国，不一定干满三年就走。他说，你还年轻，可以永远干下去，一直到退休。讲我可以接他的班，每年探亲，或者按规定让我爱人在一年半后到这里来反探亲。这些闲谈又使你觉得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可是平时他又是另外一副面孔，可以凭良心说，他从来没有对我无礼，也可以说他的确尊重我，可是他的丑陋性格又使一次次地在有我参与下的大大小小事情被他指责中，客观地深深伤害了我。我已经说过，如果因为性格急躁而出口伤人，到还可以用平时正常的同志关系来补救，可是他以一切人为敌，只与金钱交朋友的本性又使得他的每一个言论，每一个行动都在伤害着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所有的人。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而且使我一生都不会忘记。那是我到达市不久的一天，我于5月3日到达达市，杨经理于5月9日从肯尼亚归来。在此期间，文梅来信告诉我，国内物价飞涨，厂里又在搞房屋商品化，两个女儿的工作还没有着落，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努力在国外安心工作，以解家中经济上的燃眉之急——我太需要钱了。而由于我出国，厂里一分钱也不发
给我，公司一直坚持对方负责发放出国人员在国内的工资和奖金。这使我成为国外惟一的,一个家中领不到一分钱的人，而我自己为了出来，也只好做些牺牲，指望国外可以多挣一些来弥补这一损失。使我沉闷的心不知好了多少，为了家中的娘仨，我也应该坚持下去。不想，7月初，达市举办了叫做SABA SABA节的国际博览会。因为这个会，我还是放弃了继续挣钱的机会，义无反顾地要离开达办。那是7月5日，也就是自5月9日杨经理从外国归来与之共事不到两个月的这一天，在我忍耐了好像有两年了的漫长岁月之后，决裂形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