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不觉对这里的一切也逐渐习惯了下来。不想，刚做好思想准备在这里打三年持久战，这战斗竟然在不到三个月就结束了。
来这里才一个月，便逐渐开始觉得这里的气氛不太好。刚上飞机前，公司有人就对我说，杨经理的脾气不好。“你看，”他边说边指着他身边的几张办公桌，“这个，那个，还有那个，没有一个人没和他干过仗的，国外也一样，在你之前已经有三个翻译提前跑回来了，有干一年半的，有干一年的，有干半年的，有一个人只干了三个月。”我说，那没什么，你们放心，我不会和他吵架的。我是用他花两千元人民币办的护照去的，怎么能和他吵架呢？更何况以前在伊拉克时还认识。他们说，那就好，你千万要遇事冷静，别太义气用事。我说，不会的，你们放心好了。当时我还想，国外不就是为了挣几个钱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所以这些话我一点儿也没往心里去。
现在看来，情况是比较复杂。与杨经理相处，开始总是使你觉得心里热乎乎的，他通情达理，讲义气，并且毫不隐瞒公司里大家对他的那些非议，什么人对他都有什么成见。他不断地讲，他们谁都好，可是又为公司挣回去多少钱？我可是每年大把大把地把美元往公司汇呀。所以说，有人看你工作有点气候就不舒服，说三道四的，我不在乎。我一直是这么一套，和我处得来，咱们在一起就多干些日子，处不来，走人。所以，你没见咱们达办，公司的人我一个不用，全用的外单位的，因为一个公司的吵上几架是一辈子的事儿，外单位的，再吵，一二年后，各奔东西，什么事也没有。我心里一算，可不是嘛，王管是因为他们在利比亚时在一起干过二年，所以去年把他要来了，其他全是外单位的：张会计来自沈阳车辆厂；韩场长来自北京铁路局；厨师是浙江的；我本人来自电子部。可是这反过来又证明与他共事，吵架是必然的，而我来之前光听说翻译不易与之相处，那几个人却可以，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如今，通过自己几个月相处，发现那是因为：一，王管本人也和我多次谈过，一个单位的，只好忍着点算了，吵翻了大家都不好；二，会计、场长和厨师，每天与他打交道不多，敬而远之就行了。只有翻译整天与他形影不离，因为他不会外语，离不开翻译，这就免不了每日、每时和每刻都在忍受他那种目中无人、不尊重他人人格、没有一点同情心，再有耐性的人总有一天也会爆发出来的，最终免不了分手走人，区别在于你能不能忍受到最大极限——一年一探亲。忍受到了，一切正常，探了亲，因故不来了，忍受不到，提前回国，因而又产生一段与杨经理闹翻了走人的故事。
我的不幸正在于我是翻译而不是会计、做饭的，或者其他什么人，否则同样是我这个人，说不定还在那儿干着呢。
他对我讲这些，绝对不是未雨绸缪，否则：一，他不会请我来；二，他不会对我讲这些话。我随声附和地应着，也没觉得他说的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总觉得他对自己的毛病知道得一清二楚，岂不知他的意思被我领会错了。他的意思是说，他是永远正确的，无非是那么多人对他这个百万富翁从忌妒到憎恨，从憎恨到中伤。
他每天开着车，不让别人动，怕撞坏了，真是爱车如命，惜油如金。可是他自己也撞过两次车，其中还被撞翻过一次，只是拣了一条命罢了，在开车时也不比常人多么万无一失。只不过他可以随时把那撞坏了的车低价处理掉，再买辆新的。所以我觉得，国外承包，也好也不好。好的是可以保证有最大可能的效益，不好的是他这种不适于在国外独自干工作的人胡作非为，乱花外汇，视公家的宝贵金钱如同自己的。由于他的与人永远不能和平相处的弱点，他不知浪费了国家多少机票费，把那些与之不和的人提前打发回国，而这并不是偶然为之，而是必然为之。单这一项，公司不知损失了多少美元。而由于承包的关系，任何不到时间不能回国的规定在这里却失去了约束作用，因为他有自主权。他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不但给那些因为实在和他不能共事的人提前回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也在外国人的心目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损失。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个中餐馆，是由他签合同提供的劳务，仅厨师一项，几年中他因为与所有厨师都不能相处而一律提前遣送回国，再另外找人顶替，可是这样一来，尽管他这一方提出换人，机票由他承担，也就是公司承担，可是餐馆却每每为新来的人办理居住手续和工作许可，由于时间上的仓促而造成遭受当局罚款以及屡次重复办理所花额外的手续费也是惊人的。为此，餐馆老板找我交涉。我说，我也无能为力，他一个人说了算，连公司都管不了他，而且我本人也不知什么时候滚蛋。我向他们断言过，不久我也同样会被提前遣返，只不过事实来得比我自己估计的要快得多罢了。
他每天对所有人的态度简直恶劣到无法忍受的程度。如果他因故针对某个具体人发作一通，可能还好些，由那人去与他应付，别人不至于倍受其累。他以毫无教养的口气，不干不净的语言辱骂这一伙人中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人。每天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爹娘奶奶地开骂，这是任何人也忍受不了的。比如有一天，我和场长正在收拾退完毛的鸡，鸡要一只一只地洗摘，收拾好一大盆再抬去放进冰箱里。我们两一边洗一边说着话，他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大骂起来，说是这么大的人也不知道天这么热，还不赶紧把洗好的鸡先放进冰箱里去，放臭了怎么办？我当然不说话，场长手足无措，“这……这……”地说不出话来，他老兄便指责道：“这这什么？还不赶紧抬过去？”我们谁也没理他，继续着手里的活。他见也有些太过分，知趣地走了。他走后，场长长叹一声，说道：“这年头，在外边挣点儿钱也真难哪！”我好言相劝，也只有算了。杨经理声言，他每天太忙，不能参加劳动，一天下来又开车，又算账，又要想问题，非常累。可是有时我想，我这是干什么？我是来当翻译，还是来宰鸡的？从下飞机到现在，不知道收拾了多少只鸡，工作是为他跑腿，也谈不上真的正经翻译了几次。说到经营经理，那就更可笑了，除了卖鸡，还经营什么来着？并且就是这简单的卖鸡，也使他老兄永远不放心，怕我和王管搞些什么名堂，每次坚持要派个押车的，这样的日子还能忍受多久？还有一次，拉来一车鸡饲料，袋子要一袋一袋地卸，我趁王管进屋收拾地方的机会坐在门口休息一会，那狗地主又来了，见我没像常人那样马上跳起来，再毕恭毕敬地叫一声经理，再装模做样地手脚一齐忙，以示积极，便忍耐不住，对在旁边与我聊天的小夏骂道，还不快帮忙卸车，没看雨来了吗？雨淋湿了饲料怎么办？小夏是厨师，夜里下班很晚，上午十点才上班，现在正是休息时间，并且达办养鸡和他们毫无关系。他在无理指责小夏，实际是在指责我，因为王管一直在忙乎着腾房子。我慢悠悠地站起来，还是没有动，因为放饮料的地方还没收拾出来，根本没地方卸。小夏一边不情愿地伸手拉袋子，一边小声地骂道：“我操你妈，都他妈淋湿了才好呢！”并且那一天根本一滴雨也没下过，天一直是那么阴，这王八蛋明明是在怀疑人们整天什么也不干，白拿他的工钱。
这样的事，每天每时都在发生，让你再好的性子也忍受不了几天。我在想，说不上哪天他惹上我，我会毫不犹豫地立即走人，坚决不再给他干了。可是他的毛病还不只是不尊重别人的人格，随意骂人，他有事没事总要提及与平时工作和生活无关的一切他认为反对他的人，比如大院专家组的组长、主任和公司来的任何人，无不咬牙切齿，不是说他们各个一无是处，就是如何无能而被贬到国外来受苦。我真不明白，那些人和他有何相干，即使有，平时不是不和他打交道吗？到是他常常因故将他骂过的人一一请来赴宴，气氛不知有多么热烈。他的这种变态，使我大惑不解，我的性格是“友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何以能够和敌人共进晚餐？当然，这不关我的事，我从来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可是他又有意无意地随时随地拿我开心。首先，他时不时地找出些古怪的英文单词来考我，什么“推土机”、“离心泵”之类的冷僻词，亏得我翻译技术资料和谈判多年，大部分没有被他难倒，可是他又以另外的方式来教训我，要加强收听当地电台的英语广播，以便尽快习惯当地人的口音。我从念外语以来，只知道要听纯正的英语，以便自己的英语也纯正，此番有关入盗窃集团学偷盗，入妓院学娼的论调我很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只要对当地的英语有所习惯，不至于一点儿听不懂，耽误了大事就行。
事实上，我在伊拉克时和二十多个国家的人打交道，那五花八门的英语并没难住我，这里的英语我并不愁对付不了，但我绝不会也因之把自己的英语糟蹋得一文不值。平时他以懂英文的面目出现，与外国人天南海北地神聊时，Yes ，No，OK地应付着，我则觉得这岂不省了我的口舌，让他哥儿俩热闹去就是了，可是了出门，他又会问，刚才那人说的啥？真把我弄得哭笑不得。不过我总觉得，他没学过英语，几年来的国外生活却使他学会了那么多的斯瓦希里语（简称斯语）和英语单词实属不易，所以一直不觉得他这真假美猴王的把戏可笑，可笑的是他竟然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动起玩弄我英语能力的念头，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所以每当他在英语上跟我废话，我可从来没有好脸。在这方面，他的另一个毛病就是时不时地说起他们公司的张三李四如何年轻，英语如何棒，如何评上了属于高工级的副译审。言外之意，我不是副译审，理应有自知之明，是他在降格使用我这个一般翻译。这是我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的，起初我还解释道，我厂一直没搞过翻译高职称评比，因为和理工科的不同，理工人员本厂就能搞，因为只要有十个高工组成评委就行，外语人员本厂本来就没有高职称者，去省上交涉几次，均因找不齐十名外语教授愿意组成评委，所以一拖就是一二十年解决不了。后来，见他还是不断提起此事，我就没有这样的耐心了。每当此时，我便一声不响以示抗议。他正吹得热乎，好像那副译审就是他本人，见我冷若冰霜，也只好偃旗息鼓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不知自己到底能混多久，尤其是他这种平时称兄道弟的友善面目下不贬低他人便不能生活的恶习使你毫无忍耐的情绪。年届五十的人每天被他小苏长小苏短地叫着，表面上表示我们是十年前的故交，现时还在沿用着年轻时的称呼，对这，我不在乎，毫不以为他以长者自居，可是转眼间他又以路人的冷漠来不痛不痒地无礼指责和挑剔你所干的每件事。如果他直言不讳也许还好些，王管永远是他的攻击目标。大部分事是我们两人办的，他的大呼小叫，明里是在打狗，暗里是在骂鸡。王管因为和他都是公司的人，不好发作，每次除了结结巴巴地狡辩几句也就算了。你站在边上，要发作，他并不是冲你来的，不发作，又咽不下去这口气。天大的肚量也会气出病来的。那个干劳务的会计小张可没这么客气。公司文件规定5月1日开始工资改革，我于5月2日到的，正赶上，所以总起来，我每个月能挣530美元。各办事处的所属劳务人员的收入也有相应的规定，不过文件说，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执行新的工资标准，也可以不执行新的标准。别人不清楚，身为会计的小张自然明白，所以每天为月收入不到300美元大骂不止。每顿饭的饭桌上，小张都要骂骂咧咧，叫你不得安生。有一天，边吃饭边说到车祸生病死人的事，小张随口接道，这年头专门做坏事的王八蛋怎么也不生个病死了，省得害人。此言一出，杨经理起身便走，大家也不欢而散。杨经理是不能把他怎么样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工资改革可以为个人增加收入，可是因为那些劳务合同所签个人工资本来只有300美元，国内各派人机关再分层扣些，到个人手中的钱便不会多到哪里去，因为那合同工资就是死的，而加班费又到不了办事处手里，所以表面不多，实际上也完全要比300美元高出许多，这也是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不过换个人，讲明此理，富有同情心，关系无论如何也不至于搞得这么紧张，从这一点上来说，完全是杨经理的德性所为，推脱不掉的。
他的另一个永远得不到别人同情，让人家说他好话的地方是过分精明。专家组是国内经贸部派出人员，可是实际上组织实施的是铁道部的这个公司，所以上层管理机构自然以公司的人组成。按合同规定，专家组的一切办公用品全由对方，即坦赞铁路当局承担。按理说，杨经理为公司挣钱，给汽车加点油，打个电传什么的，本是一个公司的人，不会有人计较。可是他把事情搞到了相反方向：专家组不方便时，打个电传，他也要收费，并且一古脑地把驻机费和线路费全部算进去，从而费用比到市里邮局打要高出许多倍，而他不方便时，上专家组却以主子自居，如入无人之地，总觉得他是在为公司省钱。岂不知人们根本不吃他这一套，闹得最后被赶出门去。他再也没脸登门，实在不行时只有打发王管厚着脸皮去求人。如果他这是一切为公，倒也无可非议，可是对个人他也同样毫不留情。他无数次地向我讲明，长途电话不能乱打，特别费钱，往国内拨电话费用太高。谁要是给家里打电话，计算机都会把对方的电话号码记录下来，一定要个人付费。我天生不聪明，但总不至于听不懂他这种话的意思。所以我下决心，再急也不用他的电话，实在有急事到街上邮局去打，多少年来的公私分明的觉悟也始终没让我产生过偷偷打个私人电话的念头，尽管那么多常驻国外人员不时用公家电话需要时给家里打一个也无可厚非。可是他用那电话给自己北京的家里打可是花自己钱一样地方便，更不要提那每天不断的冷饮和冰激淋，不但只有他自己享用，别人休想尝一口，而且全部都是光明正大地在账上报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