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苏关系史，一场恩怨纷争戏。从50 年代的“蜜”，到60 年代的“争”，再到70 年代的“斗”，过渡到80 年代的“缓”，最后到90 年代的“终”。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大恨大爱，这种双边关系在世界上并不多见。
一、两国关系矛盾积怨愈演愈烈
回顾中苏关系发展史，按照年代划分，大致可分为5个阶段：
—— 50 年代，中苏结盟时期。刚刚建国的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技术等各方面倚重苏联的支持和援助，走结盟的道路为中国建设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和物质基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对于新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 60 年代，从分歧到分裂。苏共二十大后，在涉及对斯大林的评价、和平过渡、和平共处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发生了严重分歧。双方由政治论战走向政治分裂，由外交抗议到驱逐使节，越积越深的矛盾积怨最终辐射到两国边界问题上。
—— 70 年代，从反帝反修，到反修统一战线。一般认为这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其深层原因还是国家利益的矛盾，实际上是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之间的对撞。
—— 80 年代，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十年漫长谈判。
—— 90 年代，在中苏关系刚刚恢复正常化的起步阶段，苏联却以谁都料想不到的结局轰然倒塌，中苏关系断崖式地被终结，新的中俄关系随之大幕开启。
在中苏关系发展史中，1964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出现了中苏关系改善的大好时机，可惜，双方都没有把握住。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苏两党发生了举世闻名的大论战，内容涉及如何评价斯大林、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诸多方面。中国共产党将苏共的理论观点冠以“现代修正主义”，封赫鲁晓夫为“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号代表”。从本质上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以苏联修正主义为参照系展开的，主题就是“反修”和“防修”。
苏联在狂妄自大中不断求变，而中国在僵化体制中一直求稳。尽管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很难回到中苏结盟时的水平，但也有改善的机会。
1964年10 月14 日，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决定解除赫鲁晓夫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改由勃列日涅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米高扬仍为最高苏维埃主席。
中苏关系改善的机会终于到来，可很快又转瞬即逝。
（一）“醉酒事件”，让中苏关系修复的愿望化作泡影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也曾想改善与中共和毛泽东的关系，虽然他不可能对中国作出重大让步，但在一些策略上发生改变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政府也有此意。中方对苏共的政策走向一时吃不准，决定静观其变。一方面，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用比较热情的口吻向勃列日涅夫、米高扬和柯西金发去贺电；另一方面，中央决定“暂时不发表论战文章。”
紧接着，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7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决定派出周恩来率中共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庆祝。
代表团成员主要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刘晓（中共中央委员、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中共中央委员）、潘自力（驻苏联大使）、乔冠华（外交部副部长）。
中国党政代表团于1964年11月5日晚到达莫斯科，周恩来还亲赴克里姆林宫，拜会了新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
看起来一切都在朝着双方的意愿发展，长期争吵和论战的中苏关系终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谁都没想到的是，期间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招待会上，苏共政治局委员、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跳了出来，他趁着酒劲在众目睽睽之下向周恩来发难：“中国人不要耍政治魔术”。
当时许多西方国家外宾在场，周恩来装着没听见想绕过去，可这位苏军元帅又直冲着周恩来嚷道：“不要让任何魔鬼来妨碍我们的关系，俄罗斯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也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周恩来见这家伙有些酒后失态，敷衍了一句“我不懂你的话”后转身离开。
马林诺夫斯基不甘心，冲着周恩来后背又嚷道：“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
此时，周恩来正忙着与别人碰杯，马林诺夫斯基见周恩来没有理会，又找到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贺龙元帅，对他继续说道：“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这样我们就能和好。”
贺龙一听这话，马上严正反驳：“这是根本不能相比的两回事，我们党和你们是完全不同的，你的想法也是根本不会实现的，而且是错误的。”当时在场的另一位苏联元帅崔可夫忙把马林诺夫斯基拉开了。
苏联“搞掉毛泽东”的说法让中国代表团处境尴尬，同时也激怒了毛泽东，指示中国党政代表团：一要向苏共中央提出正式的严重抗议；二要利用这一事件向苏共发起攻势，谴责苏共新领导破坏团结、继续搞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三要在与苏共领导会谈时绝不谈召开世界兄弟党国际会议和筹备会议的问题。
第二天，勃列日涅夫来到中国代表团下榻处进行回拜时，周恩来当场发表严正抗议，认为“这是对中国的直接挑衅、攻击和侮辱，更是企图颠覆中国领导层，破坏中苏关系。”
勃列日涅夫先是辩称马林诺夫斯基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其言论属个人行为，不能代表苏共中央，后又解释当时属于“酒后失言”，希望此事到此结束。
周恩来明确表示：“现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通讯社都已发布来自莫斯科的消息，说什么据苏联权威人士透露，苏共已经和中共达成协议，中国也将让毛泽东下台，改由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主席。这次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决不是一个‘误会’所能解释和消除得了的，因此苏方对此必须加以澄清和公开认错。”
周恩来的义正词严，逼得勃列日涅夫狼狈回答：“那当然，那当然。”
这个看似插曲的事件，直接影响了中国代表团访苏成效，也抹掉了双方改善关系的所有努力，导致错失了一次绝佳的历史机会。
11月下旬，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提出于1965年3月1日召开世界兄弟党会议的筹备会议，即有26 个党参加的协商会议，中国没有回应。苏共又动员古巴等9个拉美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访华做说客，劝说中国共产党参加会议。中方仍坚持一不参加会议，二不停止论战。
后来，柯西金访问越南时，来回途中都在北京逗留，先后与周恩来和毛泽东进行了会谈。由于双方立场尖锐对立，两次会谈均未取得任何成果。
（二）“留学生事件”，使原本恶化的中苏关系雪上加霜
在中方坚决不配合、不参加的情况下，苏共决定选择甩开中共单独行动，1964年11月24 日，《真理报》发表《关于召集筹备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的起草委员会的通告》。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965年3月1日至5日，苏联等19 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莫斯科举行协商会议。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公报》。
中国等7个国家的共产党拒绝参加。《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全面阐述中国的立场和看法，特别强调：“苏共新领导上台后推行的政策，进一步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奉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这样，世界上的共产党实际上是分成了两大派，大多数跟着苏联跑，只有少数站在中国一边。
在这个节骨眼上，“留学生事件”又为原本恶化的中苏关系推波助澜、火上浇油。起因是1965年3月4日，亚非拉留苏学生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前示威游行并与苏军警发生冲突，其中有9名中国学生被打伤。中方抗议，但苏方否认。此事在中国国内激起了中苏大论战以来的第一个反苏浪潮，各大报纸纷纷刊登“苏联当局迫害中国留学生”之类的文章，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专门到医院慰问回国治疗的学生，北京的部分群众在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前举行反苏示威游行。
而这仅仅是整个事件的序幕。1966年9月20 日，中国政府通知苏方：“由于正值文化大革命，中国的高等院校已全部停课，各国在华留学生休学一年，基本完成课程的可以提前毕业。”但是，苏联于10 月7日单独决定召回本国留学生，并采取报复性措施，限令中国留苏学生在10 月底前全部离开苏联。遭到苏方驱逐的中国留苏学生回国前，在向列宁和斯大林墓献花过程中，现场朗诵毛主席语录时，因语言不通而让苏方产生误会，进而发生冲突，导致未能瞻仰列宁遗容和斯大林墓。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受到热烈欢迎。
1967 年1月25 日，中国留欧学生69 人，回国途中路过莫斯科时，计划向列宁和斯大林墓敬献花圈，苏联政府出动了预先布置好的军警和便衣特务二三百人，围攻毒打中国留学生，打伤30 余人，重伤4人，其中一人肋骨被打断，生命垂危。
消息传到国内，1月26 日傍晚，“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面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示威游行。”2月1日，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全国各地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三）“橱窗事件”，中苏关系从量变到质变的分水岭
中国留学生在红场流血事件发生后，苏联和一些西方媒体不顾事实，进行了歪曲的报道，并在当天晚上的黄金时段，莫斯科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播放了苏联记者编造的“中国公民在红场闹事”的新闻，指责和丑化中国学生。
为了披露事实真相，揭穿苏联方面的谎言，中国方面派出新闻专员在莫斯科举行记者招待会，邀请为受伤学生进行治疗护理的医生叙述了检查和会诊情况。同时，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也在使馆橱窗内展出了“红场事件”中方学生被打和受伤的现场照片，还有一些谴责苏联领导人的相关材料。
2月3日，苏联外交部要求中方清除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外面的橱窗。
根据国际惯例，大使馆虽然不是派遣国领土，但享有“视同”派遣国领土的权利，是“特殊的领土”，享有外交豁免权。
一贯霸道的苏联人把手伸得太长了，中国当然不会同意。在非分要求被拒绝之后，苏联方面采取了更野蛮的手段。当晚，约170 名苏联便衣警察进入中国大使馆场地，用暴力清除了陈列品并殴打中方使馆工作人员，其中3人严重受伤。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明文规定：使馆馆舍不得侵犯。接受国官吏非经使馆馆长允许，不得进入使馆馆舍。使馆馆舍及设备、以及馆舍内其他财产与使馆交通工具免受搜查、征用、扣押或强制执行。苏联人这一完全漠视和践踏国际法的野蛮行径让全世界都惊呆了，也彻底点燃了中国的反苏怒火。
“橱窗事件”发生后，中苏两国突破了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双边关系急剧恶化。
2月9日和10 日，苏联和中国政府先后宣布取消允许中苏公民互免签证访问对方国家。
3月，两国开始互逐外交人员。11日，中国外交部宣布苏联驻华使馆的两位二秘是不受欢迎的人；18 日，苏联外交部宣布中国驻苏使馆的一位一秘和一位三秘是不受欢迎的人。
历史发展进程证明，中苏两党理论争执、两国利益冲突并没有因赫鲁晓夫下台而宣告结束，相反，因为发生了一系列的外交事件和矛盾冲突，两国关系在1960年后进一步恶化，进入到“冰天雪地”的“严冬”。
中苏两国边境冲突就是在双方互不相让、外交争端不断加大、中国反修斗争日益高涨、苏联反华势头越来越猛烈的背景下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