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市是个港口城市。这港口的确不小，每天港口停泊着数艘外国货轮，无数个高大的起重机在装卸货物。有俄罗斯、波兰和菲律宾等国的。火车直达这里，此区叫做库拉西尼，坦赞铁路的起点站也就在这里。
达市是个较旧的城市，建城年代久远，街上有些二层小楼上都写着三十年代建造的字样。可是整个城市除了商业、银行、乞力马扎罗饭店、内政部以及几栋写字楼是近年所建外，商业区的大部分商店仍为平房，并且大半是一两间的门面。商店的大部主人又是印度人。这些商店与国内胡同里的小铺子没什么两样，可是日用百货、五金交电、金银首饰到也品种齐全。马路当然也就窄小，有的街区马路年久失修，大坑极深，雨季到来时，到处是积满了雨水的大坑，汽车经过极为不便，所以在市里我刚来时感到奇怪的是，满街跑的吉普车多于小轿车，这回有了答案。
在城区里有一个叫做东非市场的地方，这里，一个巨大无比的平房建筑，四周无墙，个体户摆摊卖东西的很多，大部分是卖粮食和调味品的。地下室里有几个大冷库，都是中东人开的。这里经营的是海鲜鱼虾，广场上露天摆摊叫卖的是些菜贩子。我们平时便是来这里买菜。买东西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海边上，一连建着各国的大使馆，这就是使馆区了，建筑风格各异，完全依照那个国家的建筑式样修建。中国大使馆临近大海，是个不大的院子，一栋小楼小巧玲珑，正面有一个从上到下都成半圆形的凸起，上面挂着国徽。使馆区过去就是“富人区”，以白人居多，沿途有几家意大利餐馆。为了推销鸡，我和王管不知往这里跑了多少趟。
全市占地很大，说明了这城市历史悠久。市中心，在英国高专署——是高级专员公署，英联邦成员国之间互设的大使馆不叫大使馆，而叫此名——文化处设有对外开放的图书馆，里面摆满了报刊杂志，当然全是英文的，办个借书证还可以不断借阅。
达办几个厨师所在的金龙饭店也是个印度人开的。那栋大楼叫做Nasaco，是“国家海运公司”的缩写。这里大楼名字各异，还有什么投资大楼，也只不过是出租的写字楼而已。中餐馆设在一层，建造完全请中国专家设计和装修。屋内几个柱子全雕着金龙，红底。高靠背椅和餐桌都是中国风格。平时一些有钱的当地人和外国人常在傍晚来此就餐。这栋大楼建在海边，人们来此宵夜极为方便。
市中心有几个极小的转盘，有的叫火炬广场，有的叫自由广场，有一个在转盘中心由日本松下公司设立了一个大石英钟，我们叫它四面钟。街道上终日人流不息，车水马龙。市区尽管破旧，但是还是热闹非凡。（下图：达市火车站1997.5.）
达市火车站也是当年中国人建的，占地很大，规模宏伟。车站广场因为不像中国那样旅客永远爆满，而显得过分大了些。经过了二十多年的使用，建筑物保持得仍然很好。坦赞铁路总部，也就是路局，以及坦分局，都设在候车楼的左近，都是三层楼结构。中国专家组在这里都有几间办公室，也像国内那样分成专家组长办公室、工务、电务、机务、车辆和物资等小组，与路局的各个部门对口。
此外，在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规模极大的车辆工厂，与国内同类工厂一模一样，当然也是当年中国人修建的。厂区树木成荫，厂房高大，专家组也是和分局路局的一样，各有分工。每天班车接送中国专家组上下班。离专家组驻地也就是二十分钟的路程。整个中国驻坦赞铁路的专家组有一百多人。赞比亚在姆皮卡还设有一个分局，另有工厂，在坦境内的姆贝亚与铁路终点站新卡各设有分局属下的小组，机构与分局和路局的一样。
每天，杨经理开着车，介绍些达市的各方面的情况，对我可以说关怀备至。我不由得心里十分感激。副总经理回国时，我请他带两封信回北京发。这里发信的方式就是贴上两角钱邮票，由回国的人捎回北京发。埃航每两周一个航班，每个航班都有中国人回国，所以常年人们都是以这种方式寄家信的，可见中国在坦桑工作的人数之多。家中回信只有走国际邮路了，不过由于航班多，十天左右就可以收到。记得第一次收到的家信，是家中收到我寄回的家信后写的，从我离家算起，前后也只不过一个半月的样子。第一封信，我一下子没有舍得打开看，而是回到宿舍，一切收拾停当，非常正式地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好几遍。娘仨各作自己的文章，使我如同与她们亲自见面了一样，心中好不高兴。每次来信都装订起来，以供平时想家时翻看，一年下来，已经接到家信三十封，一百多页。
我每天除了正常工作，还有定时去专家组取送录像带和信件的任务。每晚除了放当天的新闻联播录像外，还有两个故事片，可是天气太热，坐在那里大汗淋漓，怎么也坚持不了多久。一般是看完新闻联播就回宿舍了。
在宿舍里主要就是听广播，常听的有中国的对华侨广播，美国之音与英国BBC英语广播，还有日本的NHK日语广播。又借来了几十本书，加上订阅的人民日报与北京晚报，生活还不显得太寂寞。
达办雇着两个黑人，一个叫比拉里，一个叫毛尼。他们每天干些扫地、锄草、摘菜和收拾菜地等零活，当然主要的还是养猪养鸡。比拉里已经干了多年，所以达办为他买了辆自行车。他们每月工资为一万先令，不到二十美元。可是东西又特别贵。我买了一把中国产的铜锁花了八百先令，这么算来他们的月工资也只够买一打锁头的。而这里不计划生育，每家都有孩子六七个，而且有好些人还娶了两个老婆，毛尼就有两个老婆。所以每天干活，他们不是打赤背就是衣不遮体。可是下班一定要仔细擦个澡，换上一身很像样的衣服，甚至还穿上一双皮鞋。比拉里戴着一顶很别致的新疆小帽。当然他们全身上下这些行头全是来自中国人之手，不是买的，就是有人临回国时送的。一般的老百姓就不一定能打扮这么整齐了。记得有一次，我与王管开着皮卡车去冷库送鸡，让他们去，死活也不愿意，因为他们正在干活，衣衫褴褛，坐在车上边怕熟人看见，最后还是万不得已地去了。这里，老百姓无论男女，都用头顶东西，而不是用肩膀扛。不像朝鲜人那样光是女人顶，而且他们一切东西都顶。水桶、水盆、西瓜、口袋，甚至一捆木头、一捆草或一捆甘蔗，也用头顶着走路。五六岁的小孩就已经开始顶一些小东西了。平时，无论男女老幼，大部分光着脚走路，好不容易有双鞋，也是舍不得穿，走路时用手提着，或者用头顶着，到了地方才穿在脚上，就好像他们趟了一路的水，到地方才上岸穿鞋一般。
这里的老百姓贫穷还不仅仅表现在一双鞋上，用衣裳褴褛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那衣服已经不叫衣服了，衣袖断了几截，前后襟几近开花，样子实在让人可怜。吃饭问题没有解决。平时遇到什么都可以往嘴里塞。见到中国人，小孩子们必是高喊“China ，China，Mantou，Mantou！”，向你要馒头吃。
凡是妇女，甚至很小的女孩，看样子才十五六岁，走在街上，背上总是背个孩子，那孩子是用一块布兜好，布头在胸前打个结。孩子饿了时，那母亲便将布兜转个方向，孩子的头就转到胸前了，孩子边吃奶，大人边赶路——两不耽误。
说到衣服，女的要比男的好一些，不像那样不堪入目。上衣一般是短袖暗花，下身便又是一块布，围到腰上，在边上打个结，这便是裙子。有知识有职业的男女，可以说与我们的衣着没有什么不同，可是那又会有多少这样的人呢？有些男子穿着西服，当然是质地很差的那种，或者一件衬衣，长裤皮鞋，可是还在不时地花两个硬币买一只烟抽。这里的老百姓的日子可以说是太穷了，用一个“穷”字还不足以形容出那日子有多难。只是因为早晨的气候不冷，才使那些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人们得以维持下来。
一个小伙子大学毕业，甚至还在欧洲留了两年学，来到我们的办公室修理复印机，因为他在街上一家日本佳能电器行工作。为了联系方便，有一次修完机器，我和王管送他回去。汽车走了半天，已经是平民区，叫它贫民区也不过分，不过到处都一样。一色的七扭八歪的土平房。来到他家，正房用白灰抹面，门窗左右甚至还画着图案。正门锁着，因为小偷太多。从侧门进院，有三两个妇女，带着孩子，用张破旧的凉席垫着，躺在院子里不大的树荫下。见来人，便马上起来了。进到房间，房子也真不少，走廊两边有三五间房子，可是每个房间里基本上都是徒空四壁，简直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一堆破烂。有一两个房间好不容易有张床，那也不过是破烂木头钉的摇摇欲坠的架子而已，上边铺着一块破烂不堪、已经失去原色的泡沫垫子。顶头一间是会客室。三个破烂的沙发竟然一本正经地蒙着块不知什么颜色的布，以示庄重。
孩子们悄悄地围了上来，一个三五岁的男孩竟然毫不认生地偎在我身前，顺从地让我抚摸他那小手指头，我心里直后悔身上没带糖，也没带零钱。他的妹妹也毫不害羞地过来说话。几个妇女在远处探头探脑地向这边张望。这就是一个留学生的家。他还没有结婚，与两个哥哥、两个妹妹同住。两个哥哥都已成家，这个大家除近十个大人外，还有九个孩子。你根本想象不出他们的日子每天都是怎么打发的。
这里的人头发都极短，卷毛儿。圆珠笔插在头上绝对不会掉下来。十岁左右的孩子根本分不出男女，因为头发都那么短，只能从是否穿裙子来分辨出是不是女孩，而男孩大都一条破烂的短裤，全部光着脚。他们的饭菜再简单不过。用一只深的铝锅煮一锅极稠的玉米面粥，稠到像发的面那样，一根长而扁的木板不断地在搅拌，直到熟透为止。好了以后，盛在平盘子里，边上放一小盆水，一小碟盐或者小如韭菜叶宽窄、火柴棍长短、黄豆荚大小的咸鱼，水是洗手的。吃饭先洗手，再用手指捏起一块，团弄半天，蘸点盐末，或者就条小得数不过来个数的小鱼儿吃下去。可是，不要以为这太寒酸了，这也许是一天仅有的一顿正餐，并且看那意思还不一定管饱，因为有一天，一辆大卡车拉着大小二三十口人走到半路坏了，正是一个妇女在用那么一个多说有22公分的锅煮着这种称作“希马”的玉米糊，作为这么一大帮人的午餐，平均下来每人能吃上几口？一般小餐馆里，除了简单的面包、小饼、香肠、啤酒和饮料以外也供应这希马。
步行的人很多，坐汽车的人也不少。这里根本就没有公共汽车，一色的私人开的大到大轿车，小到小面包，甚至于客货两用的那种皮卡车，搭一个破布棚子，车多数破烂不堪，竟然还能运行，人则像鱼罐头那样挤满一车。后门有一个背着兜子收钱的小伙子，扯高了嗓门在招揽乘客。远途大客车则正规些，那票价也高得不到万不得已没人敢坐的地步。街里这种车40先令一位，也合人民币近一元钱了。有一次我们没有车，徒步走回来的，因为出租车少得出奇，这种水泄不通的车也没人敢坐。
娱乐生活更是不值一提。收音机大白天竟然连中波也没有节目，只是晚上才有。电视台永远是一个频道，也没什么内容。说是穷，每周两天休息时间，家家把录音机开得比当年文化大革命时的高音喇叭还响，一天到晚地放着仅有的一盘永远是一个调的音乐磁带。几个人在家门口凑着音乐摇头摆尾地扭起来，真想不出来，这些人是否还有因为贫困潦倒而犯愁的时候。走在大街上，我们竟然还遇到了一位中国妇女，原来是北京矿业学院的毕业生，学校里认识了哪个黑人留学生同学，听信了他家如何富有的梦话，嫁给了他，并随夫来此定居。来后方知，不是那么回事。我不知道这样的人一辈子在这里是否真的能习惯下来？我不止一次想过，当年去美国一看，觉得自己一辈子算是白活了，来到非洲，又觉得自己的日子如同天堂一般。人哪，到什么时候能真心实意地觉得这一辈子过得心满意足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