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目中的‘黑非洲’却是天高气爽的‘一片绿洲’。”
四十三
五月一日晚六点，公司派车送我们去机场。送行的人员千叮咛万嘱咐，大家路上要相互照应，换乘飞机时不要误了机。那年轻人听说我已经出国多次，马上高兴地连连点头，说这下他就放心了。十点十五分，北京机场大雨倾盆。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波音767班机准时起飞。此次与我同行的，除了去非洲吉布提的三人外，就是坦赞铁路的两个人：一人是中铁公司的小刘，此行去坦赞铁路坦桑分局工作，任务是管理员。他三十多岁，北京人，八十年代也去过伊拉克。另一个人是吕荣林，四十多岁，与我是老乡，他是去坦赞铁路赞比亚分局，任司机。国内单位是吉林省四平宾馆。
飞机从北京机场起飞后，先抵达印度孟买。飞机是为了加油在此停靠两个小时，上来一些印度乘客，机上乘客则没让下飞机。到达埃国首都亚地斯亚贝巴，飞机要停止，换乘另一架坦桑航空公司的飞机继续飞往达累斯萨拉姆（简称达市），在机场要等待五个多小时。下飞机后，去吉布提的那三个同伴与我们告别离去，而同机的一位不相识的妇女找到我，说是她换乘的飞机要等到五月五日才有，她没地方住，也没带钱。我说你为什么没先安排好中途转机的住宿问题？她说，我事先不知道，现在怎么办？我一看还有五六个小时的时间，就对小刘和老吕说，你们在这儿等一下，让我陪她下楼去想个办法，反正咱们的飞机还早着呢。
下到一楼，我首先问工作人员，中国民航的柜台在什么地方？他回答说，现在他们没有飞机，没来。正在犹豫间，忽见一帮中国人走进楼来，为首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一副干练的样子。他说，他是来接人的，是某个项目队的。我向他解释了这位妇女的难处，并且我自己还要继续飞行。他一听，二话没说，答道，你放心走好了，把她交给我们吧，有我们吃的就有她吃的，保证按时送她上飞机。我向他道了谢，转身回到楼上。
昨天刚上飞机看到几个黑人空中小姐，对黑人还有些陌生感。与她们要过几次饮料，其中有一个反过来向我要清凉油。我回到座位上翻了半天，才发现在北京买的一大盒内装几十小盒的清凉油都打到行李箱里托运了。小刘给了我一大盒，说送我了，他还有。我拿给那小姐一盒，她却说，我们一共三个人，要三个。不得已，我又拿给她们每人一盒。说话间，对她们也没有什么太奇怪的感觉，并且发现她们长得也很标致。现在坐在机场里，才发现非洲是比中国热多了。机场免费供应咖啡、牛奶和饼干，凭下飞机时发的卡片发放。小刘因为出过国，对一切也都习惯了，老吕因为是第一次出国，坐在那里不想动，哪也不想去。看着老吕使我回想起我们上飞机前在北京相处的那几天。
四十四
我一到北京，还住在十年前去伊拉克时住过的丰台旅馆，这是铁道部的中国铁路工程公司在这个旅馆常年包的一层楼，还有几个办事人员在这里上班，专门负责接送出国回国的人员。我刚住进来的第二天，老吕就来了，一聊起来才知道是一个班机的，他去赞比亚。这样出国前有个伴，不至于一个人太寂寞。我们那几天一起去市里逛了回街。在王府井，走着走着，发现他不见了，原来他被两个女的拉到一家布店里去量衣服，无非还是那种用托儿骗人的勾当。可是他老先生竟然还提着个包，笑呵呵地随人摆布。正量着，我闯了进去，不由分说把他拉了出来，那二位女士嘴里埋怨着，也没有办法，眼睁睁地看着到了嘴边的一条大鱼让人拉跑了。我把报纸上关于卖东西的人用托儿引人上勾的故事讲给他听，他说从来没听说过。说着话，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我问他，参观过毛主席纪念堂没有，他说，没有。于是就决定排队进去参观。他去存包处存好了包，我则把刚花30元钱买的一件真丝短袖衬衣连塑料袋卷成一卷，塞到了裤兜里。先在历史博物馆前的小树林里的石橙上休息了一会儿，还吃了根冰棍。休息完毕，我们随着队伍向毛主席纪念堂移动。已经进到院子里，马上就要走上台阶时，我无意中发现装在裤子口袋里的那件衬衣不见了，不用问，肯定是刚才坐在石橙子上时因为塑料太滑，掉在了地上。我后悔了半天，现在已经不可能退出队伍去找了，还是进去参观吧。进入大厅，迎面是座毛主席坐像，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选择，这毛主席纪念堂的外观，以及这座毛主席坐像，竟与美国林肯总统的纪念堂以及坐像简直如出一辙。不过没去过美国的人不会发此联想，好在中国人去过美国的并且去过华盛顿的人实在不多。事实上这也算不了什么。可是这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建筑物，如果当时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我相信会立即遭到否决的。
整个大厅都是镜面般的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进门四排的参观队伍，现在分成两路，分左右进入正厅。途中无数戴着工作证的工作人员不断地小声催促后面的跟上，前面的快些走，不要停留。一个水晶石的略呈梯形的棺木里，躺着面容安详的毛主席，灰色中山装，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那棺木四周围有半尺高的精致的钢立柱，拉着一圈铁链，并且摆放着无数盒鲜花。天花板上照射出柔和的白炽灯光，正好使毛主席全身十分明亮地显现在人们的面前。正面两侧站立着几对卫兵，气氛十分庄严肃穆，连掉根针的声音都会听得见，不时听见队伍里有人压抑的呜咽声。整个大厅则显得非常昏暗。从进大厅到出来，前后不会超过五分钟。我以前来过一次，这是第二次瞻仰毛主席的遗容，心情还是同样的无限崇敬。从后门出来，到广场上后，老吕又想起来那件丢掉的衣服。我说，算了，肯定找不到了，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游人又这么多，早被人拣走了。他取回包后坚持还去看一下，反正离这儿又不远。于是我怀着毫无希望的心情与他又来到了半个多小时前刚坐过的地方。说来也巧，刚才对面坐在铁栏杆上的两位女青年现在还坐在那儿。见我们两又回来东寻西找的样子，便说，刚才是你们两坐在这儿吧？我们说，是呀，走后发现一件蓝色衬衣不见了，估计是掉在这儿了，可是什么也没有。她们说，刚才你们走后，两个值勤的老太太发现这里有人丢了东西，拿走了，并且告诉说，如果有人找，让他们去那边值勤岗亭里去找她。听到这里，我大喜过望，谢过了她们，我和老吕来到了三五十米之外的岗亭，可是里面没人，边上坐着的一个老太太说，是不是刚才丢了东西？我说是的。她说，刚才我们班长说了，有人找，请到前面的那个岗亭去，她在那里值班。于是又向回走，来到了那个岗亭。老太太大致问了问什么东西，值多少钱之后，把衣服还给了我，并且嘱咐以后上街注意。我谢了谢，心中好不高兴，没想到世界上竟有这么巧的事，如果那两个姑娘走了，这东西也就不会再找到了。老吕也直为我高兴。我说，没有你，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来找的，明知肯定找不到。
第二天就是“五·一”节了，老吕的亲戚催他去家里过节，临上飞机时从他家走。他收拾东西告了别走了。现在剩下我一个人了，还有两天可怎么过？心里好不烦闷。又想家，又要远去非洲那块陌生的大陆，矛盾的心情使我坐立不安。“五·一”节前一天，为了摆脱难受的心情，我又去街里转了一趟，东西南北，毫无目标地瞎转了一天，累得两腿痛得要命。第二天是出发的日子，可是飞机在夜里十点多才起飞，还有一整天不知如何打发。昨天一天累得不行，今天一个人躺在宿舍里又无聊得要命。于是决定去附近的丰台街上转上一转。出门见天有些阴沉沉的，犹豫了一下，估计不会下雨，也懒得再回楼上拿伞。坐上了一辆公共汽车直奔丰台。刚刚转了没有一个小时，雨逐渐下了起来，从小转大，可是又不是忍受不了的那么大，身上又穿着羊毛衫，不怕冻着，还是继续漫不经心地顺着大街东张西望地走着。时近中午，找到一家小餐馆，要了两个菜和一瓶啤酒，剩了一多半，付了钱走出来，往前赶路。雨越下越大了，心想，赶紧坐车回去吧。可是往兜里一摸，只剩下了8分钱，车是坐不成了，身上又湿透了，只好硬着头皮往回走吧。雨越来越大，可是路好像永远也走不到头，三站地要比城里的五站还远。好不容易回到旅馆，心里直担心别着凉，发烧可就惨了。脱掉了湿衣服，晾起来，无意中掏了一下羊毛衫的小兜，这一下子差点没把自己气昏，掏出来的是一把零钱，足有六七元钱，刚才还在感慨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这回又懊恼刚才为什么没想到掏掏这个小兜，真是牵着驴找驴，口里却在不断地埋怨这该死的畜生跑哪里去了，好歹没有发烧，还算万幸。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心里一股说不出的非常难过的滋味一直纠缠着我。按说我出国已经有七回之多，伊拉克也住了二年之久，这种没出息的想家，想爱人，想孩子的心情为什么一点儿也没有减弱。昏昏然，我早早地上了床，听收音机。此时楼里几乎一个人都没有，一种凄凉和自怜的悲观压得我度日如年，盼望早早坐上接人的车，去机场吧，免得我在这里活受罪。
四十五
现在看着老吕，心里想到，就怨你，上什么亲戚家过节，害得我那几天好不难受。
广播里通知登机了，只见三五成群的中国人，大包小裹地向出口奔去，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中国人闯非洲。听说好多人是个体户，专门跑这条线做买卖。尤其是那几个识字不多，看似没太出过门的家庭妇女，她们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劲头和勇气，从事大多数中国人连想也不敢想的国际远征大业。我不由得从心眼里佩服她们那种如入无人之地的气概。
排队来到飞机下，工作人员先让每人认一下转过来自己的行李对不对，然后把行李装到拖车上，运到机舱下，再由传送带装进我们这架飞机去。好不容易进了机舱，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心想这下子可以一直飞到目的地了。飞机再次在乌干达的恩德陪降落，又起飞后，脚下是一望无际的维多利亚湖，那湖水连着天，湖边树木成荫，不时见到大小建筑闪现出来。人们心目中的非洲是一个沙丘滚滚、热浪袭人的不毛之地，可是这里要比风景如画的中国南方还要绿得多。陆地上几乎看不到一点儿点儿黄土地。美国和欧洲的那望不到边的绿地都是人工造就，这里的草木都是大自然的赋予，使人有一种吸进的每一口空气都是新鲜的感觉。机长又在通报他的航程，我看了一眼手表，时间差不多了，那夹杂着地方口音的英语使我一点儿也摸不着头脑，只听到什么达累斯萨拉姆的单词，心想，无非是目的地就要到了，请大家做好准备之类的例行公事罢了。
飞机降低了高度，目的地就要到了。可是这机场怎么这么小？远处停着一架破烂的大飞机。停机坪上只有三架能坐几个人的小飞机。这不是国际机场吗？怎么这样寒酸？飞机终于停了下来，我领着他们两人抢先下了飞机，向候机室走去。看来还是落后，首都机场怎么这么小得可怜？那候机楼上的大字是一长串的英文字母，拼也拼不出来，显然是斯瓦希里语的机场名称了，只记得开头字母是个K。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巴黎机场不是叫做戴高乐机场，纽约机场不是叫做肯尼迪机场，巴格达机场不是叫做萨达姆机场嘛！一群黑人下了飞机，根本就没上候机室来，直接往前面什么地方去了。我们三人来到了入口处，我也根本没有发现这么一架大飞机竟只有我们三个人来到了这里。海关人员问：“你们是来干什么的？”我说：“是来工作的。”问：“干什么工作？”答：“在公司办事处。”“有工作许可吗？”“人还没到怎么办许可？”“那你们公司有人来接你们吗？”“当然有，约好了的。”“在哪儿？”“应该在门口吧。”我俯身向大厅望去，除了两个黑人青年站在那里，什么人也没有。小刘老吕站在我身后，一声不响地等待这程序早些结束。那海关官员想了想，在我的护照上盖了个章，我也帮他们两人填好了入境卡。正说话间，身旁的一个黑人青年看出了问题，悄声告诉我，这里不是首都。他这话吓了我一跳。这不是首都？不是达累斯萨拉姆？我连忙问那官员。他说，不是，这里是什么一大串我听不懂的名字。他问，你们要到达累斯萨拉姆？我说，是的，他连忙向手拿手机的一个身穿制服的妇女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话。那女人问我是不是还要坐这架飞机去达累斯萨拉姆？我说，那当然。她于是对着手机说了几句，估计是在与飞机联系，幸好那飞机还停在那里。她说，跟我来，便向飞机走去。我们几个狼狈地又急急忙忙地爬上了刚才那架飞机，飞机又起飞了，半个小时后，才真正到达达累斯萨拉姆。这回不会错，那机场的规模，那挤在大厅里等待接飞机的人群说明这才是我们要来的地方。
我们随着人群走下飞机，来到大厅，正在等待行李，一个中年人走了上来，问，你们是坦赞铁路的吗？我说，他们两个是，我是达办的。他说，你们刚才不是进不了关吗？我说，现在不是进来了吗？他说，那就没事了。有人把刘吕分别接走了。那人告诉我，达办的人在外面呢，来接你的。我一看，果然有一个中年人在向我招手。出得大厅，两个人接过了我的行李。那人说，杨经理去肯尼亚了，所以我们来接你，这是小夏，这是老张，都是达办的。我们分别握手，问好。上了来接我的汽车。开车的姓石，也是达办的。来到驻地，发现是个非常大的院子。汽车拐进去，在一个小道口上立着一块中铁公司CRECC的牌子，这是我十年前在伊拉克巴格达就熟悉的牌子。人们把我送进宿舍，稍事休息，吃了饭。我整理东西，人们相继来看望。谁干什么，姓什么，我一时还是记不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