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
现在是我谈一谈我与美国专家麦卡罗的友谊的时候了。在国内外谈判中，厂子这方面，一般都是由我陪同厂长和总工程师等，做为一个万人大厂，大翻译堆里出息成这个样子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在我个人的心目中，尽管想到的时候不多，但偶尔想起也不无骄傲。当然，与我同龄的同类人，我的同学，出息成将军、局长、行长和处长的大有人在，使我每每想到自己碌碌无为的一生，心里好不懊恼。可是可以安慰自己的是，在专业上有所作为多少也补偿了这一缺憾。我不是说这一辈子多么清高，放着高官厚禄不要，非要当个清苦的老百姓。我生性耿直，不与苟且者为伍，使我确实也失去了很多上升的机会。中国没有现成的晋升制度，给很多不学无术的小人钻了空子，以平庸之身统率满腹经纶的群体，那结果是不难想象的。我绝不是说自己如何德才出众，更无多少墨水在肚子里，可是如果利用常年与上层领导打交道的机会混个一官半职是不成问题的，并且也有人常常对我提起过我对任何头头的清高态度，在国内和国外，很多人都指出过我的这个缺点。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的不甘俯首他人的自命清高的古怪性格决定了我清贫的一生。我始终抱着“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信条不放。认为只要我工作出众，如果哪一天，在哪个单位被哪个识人才的领导看中，大干一番事业是何乐而不为的事。可是这种想法，事实证明实在太天真，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里，这种情况不能说没有，但完全可以说微乎其微。
现在再回过头来说我与老麦的故事。我由于在国外实习，在老麦进厂时我不得见。回国后，由于他携夫人从北京归来，我被派去车站迎接，所以便开始了我们的合作。中国方面对口的当然是工程总指挥。还又常涉及北京设计院、沈阳、成都和陕西等地的各家协作单位的事宜，每天各种大小例会不断，同时又要安排好英语组的日常工作，的确忙得不亦乐乎。但是越忙越心情舒畅，你叫它事业心也好，工作狂也罢，反正闲下来无事可做反而难受得不得了。随着工程的进程，我是千方百计地配合好美国专家的工作。除自己份内的外，还要把我的同伴安排得各负其责。在长时间的共处中，事无巨细，总是设法解决美国专家在厂里的工作和生活各方面出现的问题。我记得几次在伊拉克和外地的确受到过外国人的诚心诚意的表扬，说我这个人是个好人。话虽平淡，却反应了我的工作责任心与同情心的确打动了不少外国人。而老麦也正是其中之一。他甚至于每次来都点名和我合作。我想这肯定不仅仅是因为英语水平的高低。后来全面开工，他常年驻在工厂，我便也每天和他打交道，每个周末和节假日也免不了和他的夫人打交道多些。
老麦当时年近六十，夫人也五十多岁了，相处下来一直很愉快。这样也就带动了大家，相互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在相处了一二年后，美国专家全部撤回国内，可是我们之间的通信一直没断，他们不时地寄给我些小说，我也回敬过英文版的《我的前半生》和《西藏达赖喇麻传》等书，可惜被邮局寄丢了。相互间常寄些照片，介绍一些近来自己的生活足迹。我长期在国外时，这种通信往来一直也没停止过，我珍惜这友谊，这是通常情况下所不能得到的。此外，与他们的交流对我的英语水平以及对美国文化和社会的了解也具有重大意义。所以，在所交的极少的几个朋友中，老麦一家也算重要的一个。
每次来信总是老麦的夫人姗迪执笔，不过大部分是用打字机工整地打出来。多年来信中，提到老麦的工作变化；他的退休；他们的搬家南下；他们一年一次的北上遍访亲戚和各自的家庭以及他们可爱的小狗。姗迪于1994年4月给我来信，我当时在赞比亚常驻，是文梅转来的，几十张照片就不必转来了，姗迪在信中大放悲声，讲述她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她的刚过完三十一岁生日的大儿子不幸发生车祸去世了。这是她与前夫生的第一个孩子，是她十八岁时生的。她自己带着他五六年之久，长大以后又是她亲自教他如何开车的。九四年一月十日，他驾车送妻子去机场，由于天降大雪，路面极滑，途中遇一老妇人驾一辆校车接学校的孩子去学校。此时姗迪的儿子杰夫的车子来到近前，那老妇人既没向后了望，也没遵守交通规则，在此处做非法调头，致使杰夫无处可去，被校车辗于车下，他当时伤势严重，被用直升飞机送往医院，而不治身亡，她的儿媳则只是鼻青脸肿而已。她长期以来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不能想象她那正在生命闪光之时的儿子突然离去。她常去儿子的墓地与儿子一起回忆他那美好的童年，他的成长过程，他多年来对她周游列国的生活的怨言，他多么希望母亲能够住在他的附近。姗迪连着几封信都在述说着自己的不幸，读来催人泪下。我则劝她尽早安定下来，以自己坚强稳定的生活来告慰儿子的在天之灵。老麦则又找了个税务部门的职业，每天还是不停的忙。他们视我为他们家庭的一员，是位非常重要的朋友。从与他们长期的交往中，我不但学到了美国英语、美国文化和各方面书本中学不到的知识，并且与他们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而朋友间的友谊是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在你顺利时可以想到与朋友共享欢乐；在受到波折时，会给你勇气和力量，使你高瞻远瞩，恢复信心，度过那一段看来无法愈越的困难屏障。
四十二
有一天，一位副厂长找到我帮忙翻译合同文本。这厂长是个女的，分工主管厂里的进出口公司业务。我是这个万人大厂惟一的从北京外贸学院毕业的人，并且在进出口公司也干过二年。后来由于引进技术，当时为进出口公司外事处的我们被分出来，成立了总厂外办。这次是因为有些年的外贸合同要我翻译并打出来。这点小活对我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没用几天就送还给她，完成任务了。她惊奇地说，这也太快了，你调进出口公司来算了。我未置可否，认为她这只不过是句礼貌的恭维话罢了，意在表示感谢。不想后来她在谈判期间又提出这个问题。我回答说，进出口公司我也干过一二年，你看，我现在还在用着那时做的名片，可是整天为他人做嫁衣裳，忙得不得了，可是去日本的好事从来轮不上。她说，你过来可以搞业务工作嘛。我又是未置可否。我深知去进出口比较难，因为厂里正在进行招聘，全体业务人员要经过统一考试，并且年龄限定在四十岁以下，可是当时我已经四十好几了，根本不够条件。后来与当时的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讲起此事，他主张先让我熟悉一段业务，然后把进口部的工作搞起来。我当即表示，多年来又出差又出国，一年中大半时间在外边过，娘仨在家实在太辛苦了。为了一年去日本一两次，大半年泡在北京，也不太值得，更何况我已经出国多次，对此事已经不太热衷。他说，你年龄大，可以负责全面工作，北京出差由年轻人去。我说，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好事，出差的苦差事让别人替我去，出国的美差由我自己亲自去，这简直行不通。
就这样，我失去了最后一次迈进进出口公司大门的机会，致使后来一直为碌碌无为而苦闷。不知何因，那副总经理一直对我很器重，以前我们并不认识，更没打过交道，不知他从哪些方面对我有所了解，以致如此对我友好。无数次言谈中，他总是说他不如我，我精通外语，并且在有人找上门来求助时，在我在进出口公司那段时间，他总是派我去，并且嘱咐来人，这可是全厂最好的翻译，一定会帮助你完成任务的。我对他当然非常感激，不过由于我不愿意交际的性格，使我与上自厂级领导，下至本单位领导甚至同类，都没有过多的来往，这也使我知名度较高，而识我庐山真面目者寡。常在与人打交道时对方总是惊呀地说，你就是苏翻译呀。
闲来无事，就找些资料来翻，有英语的，有日语的；有上班时间翻译属于工作份内的和略有格外报酬的；有回家业余翻译，挣钱的。几年来，我尽管稿源有限，还是挣了不少钱，总共有五千元。这点儿钱现在看起来算不得什么，可是在前几年工资微薄之时，这可是一笔数目可观的收入。
每天晚上，全家人都在忙：大女儿二女儿，两个小房间各霸一方，在堆积如山的书丛中准备临近的大考；我只好屈尊钻到炎热难当的小厨房里翻译那些枯燥而永无休止的资料挣钱；文梅带领小白猫，边织毛衣边看着那些永无尽头的电视连续剧。有时我发现我们全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感到有些好笑。才几年前，晚饭后，惟一的活动就是哄两个天真烂漫的掌上明珠玩，想象出各种节目让她们表演，那大姑娘腼腆，二姑娘活泼有余的场景历历在目。那时一点儿娱乐活动都没有，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没有图书馆，没有还开着门的商店，没有可去一游的市场，一直仿佛都在真空里度过，一切都在原始状态下生长。今天，孩子们都长大了，她们自有我小时候自强不息的品德。大学没考上，也没有使她们气馁，在没有任何人监督强迫的情况下，她们日夜奋战，终于各自拿下了大专文凭，而今又在向下一个目标奋进——攻读各自专业的本科。我为孩子们骄傲，我更加为文梅高兴，多少年来可以说她无任何外援，甚至连我也一点儿忙都帮不上的情况下，把这两个小宝宝拉扯成人，并且永远上进，既不羡慕那些过早地涂脂抹粉的同伴，也不每天胡逛，讲吃讲喝，而是在超强度的工作之余向她们更高的目标挺进。
另一个值得我写上一笔的就是厂里出版的有关工厂整体情况和历史、生产和生活方面的一本图册，这是任何企业在广告方面都应首先做到的。中文翻成英文自然就落在了我的头上。我小心谨慎地对待此事，因为这关系到我厂的形象，打开国内外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在三易其稿后，又交给了当时在厂进行技术服务的美国年轻计算机专家派利先生审校。他专业熟练，性情活泼，广交朋友，很有文采。在康宁实习时，他给我们上过课。他讲课风趣，生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求到他，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在这之后，我按时交稿，图册出版了，那上面印着我的大名，从事翻译工作以来，尽管翻译英语数百万字以上，可是从来没有机会把它们印成铅字正式出版，这次尽管规模不大，但毕竟印数上万，广泛对来宾发放的正式出版物。有人说，这可是咱们数十名翻译中，译文变成铅字的第一人。数年后，因为前版已发完，并且工厂生产规模已经今非昔比，所以决定再次重新编辑出版。此事由厂办的一位秘书负责编辑，翻译英文当然又要由外办来承担。可是我当时已经因为等待调往深圳的调令而辞去了组长之职，正在赋闲，但是还是决定由我来翻译，我自然欣然从命。
在等待调令久无消息后，最终得知已经去不成了。这下子，我又坐不住了，心想总该找个出路才是。于是，在一个炎热的夏日里，我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去探索国外工作的道路，以免我总是像个动物园里关在笼子里的狮子，千绕万转不得出路。经过了半年的波折，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坦赞铁路赞比亚分局的首席翻译准备回国，需要人去接替。于是我就回厂着手办理出国手续。我本人因为护照迟迟办不下来，那位子只好另请高明了，我自己则在办成手续后，前往中铁公司驻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办事处当翻译。终于得以坐上火车，前往北京报到，准备奔赴非洲。娘仨破例送我去西安火车站，在大雨中与我挥泪而别，时为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