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
现在让我开始讲“御驾亲征”的故事。后来担任了总厂副厂长的动力分厂厂长主持动力分厂从英国燃烧公司进口的计算机控制系统。由于谈判反复日久，他对派去的年轻翻译总是不放心，一再提出换人，皮球最后还是落在了我的脚下。尽管那年轻人也找过我几次，解决一些难题，但我总觉得经过了这么久的锻炼，他完全可以应付，因为长期以来，好多单位都有一个对翻译不放心的心理。这原因当然很多，但一般人对翻译这个行当不了解，认为翻译就该是万能的，这样在某个具体问题上一不顺利便会冒出要求换翻译的念头。他们根本就不考虑这对那个被换下来的翻译的打击会是多么沉重。我是过来人，深知一个翻译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是一两天就能够树立起来的，反过来，因为个别人的一两句话就被否定掉的可是大有人在。这就要求你无论何时，尽量去支持那个现场翻译的工作，轻易不要答应换人的要求。现在已经不是要求一般的换人的问题，而是让我亲自出马，连声请我“御驾亲征”。在我一再解释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把手头的工作委托给别人，只好“亲征”了。这一征，征出了麻烦。此后无论外国人为此项目何时而来，都非要我去翻译不可，这就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我不是说我的身份多么高贵，一般人休想请动，我是说日常里我有负责全面工作的责任，而那么多人又闲在那里，忙的忙，闲的闲不说，同事们还会有意见的。而这些话到哪里也没人听得进去。
当然，在这里，我对那位厂长的诚意没有半点儿不敬之意。对于他能如此欣赏我的水平，我心里一直是感激不尽的。只是这件事使我联想到在我初入译门惶惶不可终日之时对自己的名声的珍惜，生怕一旦走错一步而被别人判处死刑时会悔恨终生的。
于是，我就去了动力厂，并且一发不可收拾。这计算机也可称得上是个“胡子工程”了，前后数载扯不完的皮。外国专家来此一趟，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可是一走，要不了多久又会接二连三地出问题。可是再去电三番五次地催，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来人，搞得那些计算机工程人员实在苦恼得很，因为这个，使我与几个主要工程技术人员混得很熟，有车间李主任、姓胡的锅炉专业硕士研究生女高工和一个年轻人小孔。
先是在外招谈判，达成了补充协议，规定了以后的时间表。后是英国ABB公司的一个部门经理来华商议具体实施事宜。这是因为燃烧公司后来被ABB合并的结果。我带着大女儿去机场接他。一个中年英国人，很好相处。女儿的英语还算不错，在西安交通大学读机电一体化专业时，英语考试总是全班第一，并且毕业时拿到了英语四级证书。全年级二十几个人报考，只有她拿到了证书，这的确不容易。她由于羞于开口，只寒暄了几句，路上只是坐在前面听着我们说话，大意还是能听懂的，我对她的进步心里很是高兴。以致后来毕业分配时被借到日绵驻我厂办事处当文书，能用英语与东芝驻厂总代表船木先生作日常简单的对话，工作能应付下来，受到了日方的好评，这对我也是个极光彩的事。子承父业，使我这一辈子的心血在孩子身上也有所结果，这不能不令我高兴。
三十九
前面提到的在大学时，教室前面挂着的广播喇叭对我们的学习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是讲，几乎每天我们都有一堂听写课。外语老师坐在广播室里读一篇大约20—30分钟长的文章，我们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边听边用笔在外语练习本上字迹工整地写下来，这种听写，开始实在不习惯，既要注意听，又要注意写，写得不能马虎，潦草。他读第一遍时慢些，第二遍稍快，第三遍就以读文章的正常速度让你复查一遍。经过长时间的听写，便使听力提高得尤其快，对生字和语法都有巩固和提高的作用。那种听写法和当面听老师读以及用耳机听还不一样，距离远，声音再有些失真，最后终于习惯下来，实在受益不浅。所以我自觉听力很好，而听力好又是当口译翻译的前提。英语再好，听不懂外国人在讲些什么，那还是什么也翻不出来，再好的英语也无用武之地。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英语水平相当高的科技人员，甚至外语学院毕业的学生一旦没太多机会去当口语翻译，是当不成合格的翻译的道理。因此，使我在孩子们读高中时，辅导英语用什么办法也不能奏效之时，突然回想起我在大学的经历。便以此办法让大女儿不断地进行听写。在一旦习惯了这种作法之后，不但使她的听力有所提高，而且对一切课文的句子结构、语法现象、生词掌握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一举数得的方法很值得孩子的家长们在日常辅导孩子英语时采用，甚至学校能用一定的时间这样做，肯定要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只不过前提是辅导孩子的家长要懂英语，能充当那读课文的教师的角色，而这一点对于绝大部分学生的家长来说又做不到。不过同学互相之间在业余时间这样做，效果也是同样的，不信，试试看。
四十
现在让我再回过头来接着说动力分厂的计算机。第一次来了个英国专家，派去的两个人可能由于不太熟悉计算机，词汇量不足，使得那里不断有电话打过来。我是认定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任何翻译都会熟悉下来的。可是不久，他们却以种种原因，退下阵来，这样我就不得不去了。问题马上有了起色，一些苦苦纠缠着中英双方技术人员的交流障碍迎刃而解。人们一再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他们用一句广告词来评价我的作用，使我很受感动。在这里，我要说，一个口语翻译的好，好到什么程度，只有在不断实践中做到，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科技英语的口语，不同于生活翻译，它涉及面广，准确性高、时间性强，要求你在极短的时间内掌握大量的生词并熟悉他们正在从事的工作。否则，工作、会议和生产不允许你找多少借口去为自己不能一下子适应下来辩护。如果说不能三言两语就否定一个翻译的能力，那么三两天否定你到是极常见的事。不过一般常从事此类工作的人都可以达到，大部分翻译没有被一下子否定就是明证。而平时不用功，或者基础没打好，一下子接不上断层，而又要千辛万苦置身于这个队伍之中，甚至以奋斗来达到消除自己英语不行这个目标，当然会得到同行甚至外国人的帮助，甚至于教导，而如此这般他还是听不懂，却要以微笑表示一直能听懂外国人所讲的话，那就是他的最大悲哀了。我说的这些，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尽管极个别，可是他起到的破坏作用是极大的。因为这就造成了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局面。日常工作还能想法改变，有幸得到了名额出国，却又起不到作用就不堪收拾了。
第二次接机场时，遇到了不少的麻烦。因为我心目中认为接的是位英国人，名字和长相一概不知。没办法，我只好在接人的一张大纸条上写上ABB三个字母，表示是接该公司来的人。不巧的是飞机提前一刻钟到达，赶到机场时已经有大批乘客走出了大厅，在外面等车。而乘客大部分又是旅游团的成员。行李成山，人群如海，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找不出你在内心设计出来的那个英国人。
我几进几出机场候机大厅，见人几乎都走光了，也不见有一个像是等待接机场的人。就在下决心回去之前，我又盲目地在胸前展开那张ABB纸条，环视人已寥寥无几的大厅，刚要转身离去，却见一个年轻人急忙提起行李向我走来。看到了他，我还是没有怀疑他就是我要接的人，因为他是个印度人，眉间点着一个很大的红点，使每一个人都不会认错。可是，他来到我的面前，用一种极地道的伦敦英语告诉我，他就是ABB的。他那一点也不像一般印度人夹杂着印地语口音的英语证实了他的身份。这使已经失望了的我一下子放下心来，帮他提上行李，走出大厅。
他的技术首屈一指。那么一大堆问题被他三下五除二，一下子就解决了。闲下来时，我们聊起了家常。他和他夫人都是在英国土生土长的，是他们的父辈移民去的英国。他们又一起从大学毕业，生活很富裕，也回过印度几次，探望远近亲属。他向我讲起，在国外的侨居生活，和我们中国的侨民一样，也是有自己的印度群体，有同样的社团，宗教系统与学校、商店和业余社会活动。讲到他自己的感觉在英国作为外来民族也没有什么不太方便的地方，因为英国统治印巴久远，人员交往频繁，彼此已经相当习惯。他头上点的红点只是民族习俗而已，他对宗教并没有太大的热情。可是在我的心目中，印度电影中只有女性才额上以红点装饰，这也是我所见不多所造成的错误印像了。
在友好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完成任务回国去了。而先期来厂的另一名新加坡年轻工程师则有另一段故事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能说汉语，但是由于他平时以英语为主，所以汉语词汇量显得贫乏。比如说，要问锅炉是不是还在运转，他却说成“你们的火炉是不是还在跑？”“锅炉”有别于“火炉”，可是你还不知道他在说的是锅炉；“跑”则完全来自英语的“run”再由英语翻成汉语；而汉语该词对应的是“跑”，可是他不知道科技英语中还有“运转”的意思，或者说“运转”这个汉语词汇他没有掌握，便就近选择了“跑”这个词。所以只要涉及技术，他还不得不找到我来帮忙。在陪他的空闲时间里，我通常都带上一本书坐在一旁看，需要帮助时再上前。那一段时间，我带的书是《日语日常用语》，正巧他也学过日语，也去过日本，所以我们有了另一个共同语言，常聊些日语方面的事儿。不用问，他的祖籍也是广东，只不过移居海外年头久远一些而已。这样相处下来，专业上无何阻力，工作期间就处处不紧张，生活上自然有外办安排得很周到，所以他十分满意。
讲到工作，中间的确遇到过很多麻烦，比如程序设计有人所为，应用则属另一范畴。在排除故障方面，有些地方真的难住了他，因为涉及到某些地方，令他对程序如此设计大惑不解，又无法可想，这样便不得不请示他人。可是新加坡万里之外，谈何容易，而故障排不掉，他回家就不知道年月几何了。工厂的电话只在厂里通用，打外线甚至国际长途那是绝对做不到的。而在外招往家里打又不能像在现场那样能解决实际问题，只有边操作边在对方的指导下一步步地排除故障。在毫无办法之下，我灵机一动，我先用电话接通厂里的外办，请在办公室的翻译按他给的电话号码拨通新加坡公司的电话，找到该找的人，告诉他速拨我厂的总机号码，再由厂总机将新加坡的电话转接到我们这个分机上，一试马上奏效。这样就解决了大问题。他先解释故障现象，对方据之一步步地建议他如何走，再出问题，再找下去，这样大问题便迎刃而解了，他有时甚至坐在地板上，身边堆满了资料手册，面对打开的计算机后盖，在千头万绪的电路中边试边说。这样的国际长途马拉松电话你在何处也见不到的，惹得周围的同事们深觉好玩。这样的电话一共打了三五次，看来无望的问题都顺利解决了，他也如期回国了，对我一再表示感谢。在外事活动中，光当好翻译还是远远不够的，能够同时帮助你所陪同的领导、同伴和外国人解决实际问题才是完美的翻译。
另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谈判是在北京华美公司。这华美公司是因为我厂、石家庄和河南安阳联合引进美国康宁玻璃技术而成立的合资公司，由电子部的器件总公司和康宁公司投资成立。该公司以承包彩色显像管工程为目标，在中国大陆上承建一切该类工厂的设备和零件乃至全套技术转让。和我关系一直不错的小郑以及前期与我朝夕相处的玻璃厂的一些主要技术骨干都先后调去该公司。我厂工程临近收尾，在合同余款三百余万美元的付款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争执。所以康宁公司总裁亲自来华解决。先在我厂谈，由我厂当时的夏总主谈。由于我翻得顺利，双方都较满意。提到夏总，这是我担当重要翻译以来，陪同的那么多高层行政技术干部中最难对付的。因为他不但身为总工程师，而且精通英语，写得一手漂亮的英文，每次发电传，我翻译后，他要亲自过目一遍，才能发出，他对于我的英语文笔是比较满意的。口语他当然差些，平时聊天，三言两语尚可，一涉及到要事，立即显得力不从心。可是你口语的质量他可是滴水不漏地听得出来的。从译二十年来，我的小毛病有两个，一个是对数字一直不得心应手，尤其是英语的six，明明是6，我一定会说成4；August明明是八月，我一定脱口而出为四月。这小毛病无论如何改不掉，当然正式而严肃的场合下，我会格外当心，也就从来没出过大错。
这次谈判中有一个英语单词使我不得不让总裁再解释一遍，就是dilemma，他说那是“困难”的意思，并且对我翻译认真和虚心求教表示赞赏。这个词在小说报章上见过，并不是自己熟记的词，一般场合下还真遇不到。下来一查字典，便是“进退维谷”。会谈移到北京华美。这涉及到钱的问题就要引起争吵，而翻这样的争吵真使人大伤脑筋。在外国人的眼中，我是中国人队伍中的一员；他激动之时便把我当作了发泄的靶子；因为这愤怒是我口中说出来的英语引发的，岂不知那话是我方代表说的，我是无辜的；而在中国人的眼中我又是个外国人的代表，因为那么强硬的中国话出自我口，岂不知其实那是对方说的话，只不过我让同伴们都听明白了，并且都火冒三丈。这样吵来吵去，往往竟以呼嗤一笑而告终，因为突然发现这么两大批人竟在我这个普通百姓身上大动肝火，恨不得吃掉我；而我却可能是这场争吵中的惟一的一个局外人。
如同那次在洛阳引起不愉快的“耳聋”一词翻得不合适一样，这次也遇到了一个“处罚”的问题。中国人讲，不执行合同就要处罚。由于我永远在不假思索地来回翻着双方的讲话，我便脱口而出地说了个punish。这使得总裁先生大为不快。认为合同谈判，以如此激烈的词句相威胁是绝对想不通的。我解释了一下，还是不理解；坐在一边的那个美国小伙子康德认为，应该使用fine这个词，词意为“罚款”。首先，“处罚”这个词在我说话过程中，脑海里没把它理解成罚款，加之我还真没接触过fine这个词的其它涵义，见过的也只是“好”、“精”、“细”这些意思。他这一解释，总裁与夏总完全同意，气氛也就一下子缓和了下来。所以说，翻译可以缓解矛盾，也可以激化矛盾，这完全在于你对原文的理解以及对相对英文词汇的掌握。说是可以缓和矛盾，便如洛阳那个厂长的反唇相讥。为了不使无谓的矛盾激化，你尽可以用别的话岔开，以使气氛放松下来；说是激化矛盾，一般都发生在你词汇量所限，迫使你选用相近的词去处理；或者你对原话本来就没有领会好，所以会在本已很紧张的气氛中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说到这里，因为语言毛病造成不快之事使我想到了刚才提到的康德。他是在中国留学了几年，会讲汉语的美国青年。在北京某美国航空公司办事处工作时，发现华美登报招聘雇员，便被华美，或者说是康宁雇用。来咸阳前，他突然在华美上班，而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知道的。有一天，他从北京打电话来找人，我随口说了一句“那人不在，不知道去什么鬼地方了。”因为他用汉语打来电话，而华美的中国人无论是我厂调去的还是北京人，大部分我都熟悉，所以我在百忙中很有些不耐烦地接了他这么一个电话，因为电话里找人，本应客气，而对方不但不客气，反而有发号施令，支使下人的味道，所以造成了我一句也不太礼貌的回答。本来气就不顺，影响了我正在忙的工作，对方竟然又说道：“你说话要注意！”我一听就火了，心想你有什么了不起的，还威胁上人了。正琢磨怎么回敬对方时，他又说了一句“我是美国人。”他这么一说，一下子使我没反应过来，我马上回答道：“美国人又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想怎么样？”可是他接下来的一句话又把我逗乐了，万分恼怒之下又突然间哈哈大笑起来。他说：“我是美国人，汉语词汇不行，你说得太随便，我听不懂。”这样，一开始产生的误会便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于是我放下笔，费了点劲，真的把那人给他找来了。我转身对坐在身边的总代表麦卡罗先生说起刚才的笑话，他边听边笑出了眼泪。康德后来来咸阳，我向他提起此事，他也觉得很可笑，并且深为自己的汉语力不从心而着急。时间长，混熟了，一天，我问他，你这名字是谁给起的，他说是念书时老师给起的。我说，康德可是个皇帝，你起这么个名字说明你野心不小。他说，这他早就知道，刚认识他的人，头件事提出来的就是这个问题，不过他又觉得很有特色，不同于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有一天，他在看一本小说，拿来让我解释一句话，他怎么也看不懂。原来是“中国领土不容侵犯。”这么一句话。他问我，“领”是什么意思。“中国领”又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那不是什么什么领，而是领土，territory的意思。这说明他阅读能力太差，也就是说词汇量太小，难怪闹出那么多像电话里与我通话时冒犯对方的笑话。
他说，他尽管现在为康宁公司工作，可是康宁什么样他一点儿也不知道，根本不知道康宁在美国什么地方。这才使我长期以来对他像局外人那样地谈论起康宁感到迷惑不解找到了答案。由于他的这种貌似中国通实则半通不通的身份，使他竟然与外招酒吧里的年轻服务员差点儿动手打了起来。这也实在令人可笑。又为他以西方人之身混迹于东方古老文化之乡的中国人群中的艰难感到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