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中仍见世俗劣迹。”
三十一
运行的电车中，那两个人突然掏出证件，开始检查车票。
1990年8月的一天，我陪同总厂代厂长和荫罩分厂的厂长和两个车间主任：孟和焦，一行五人乘上了中国民航的飞机，直飞巴黎。由于是与东欧新签署的航空协定，这次不像每次去欧洲要先南下去阿联酋，再飞巴黎。这次是经东欧直飞巴黎，时间当然要短得多。在巴黎戴高乐机场，我们又换乘法航的飞机直飞德国的法兰克福。下了飞机，早经联系好了的一位华侨餐馆老板黄先生开车来接我们。分厂长以前陪部里的人来此考察过，所以事先已经联系好，由黄先生接我们，住在他的家里。他的家在富人区，一栋三层楼。他们自家用第三层，一层为客厅、厨房和餐厅等，二层几个房间供客人居住，就和小旅馆一样，国内不断有人来西德，也住在这里。每个房间都配有彩电和录像机等，有个公用浴室和厕所，很是方便。人多时也可到三楼浴室去洗澡。他家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都是十几岁了，在上学。老板娘的妹妹刚从大陆来，什么也不懂，只有站在边上看着她姐姐忙里忙外的。黄先生四十来岁，夫人也就三十几岁，典型的广东人，家在香港，移民德国已近二十年了，创下了一份家业。在莱茵河畔开了家中国餐馆，那楼也是三层，能摆不少餐桌，外面阳台上也摆了三五张。他雇有一个泰国中年妇女，一个中国南方姑娘和一个北京小伙子为餐馆服务员，厨师也是从家乡请来的。两处房子花了他三四十万马克，不小的一份家产。他处事大方，与国内来人都能相处得亲密无间，对于这些出国来光顾他家的客人，很是欢迎。（下图：柏林墙2004.7.）
刚下飞机，分厂长的箱子不见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不知在托运时民航的人把那箱子放到哪架飞机上去了。找了两三天，终于找到了，原来他的箱子到瑞典旅游了一趟，又被送到机场失物招领处。一位女职员负责寻找这箱子，每次去或者打电话联系，她都热情耐心地解释进展情况。我们按通知来到机场，自己进到招领处辨认箱子。原来飞机场上丢失的箱子如此之多，几个房间都堆得满满的。像库房一样，东西都分门别类地放在三层高的铁架子上，每个架子都标明了日期，越久远的越在里面。光他丢箱子的那一天的架子上，少说也有一二十个箱子。一下子找出了他的箱子。办了手续，海关人员简单地问了问所带的东西，没打开箱子便放行了。
现在的问题是南下去我们要去的那家公司。那是家美国人在欧洲开的彩色显像管用荫罩厂。年产几亿张。我已经说过，荫罩就是在一张与荧光屏一样大小、薄如刮脸刀的钢板上腐蚀出十几万个长条形小槽，装在屏后面，阻挡无序的电子，以保证色纯度。德国人很想和我们厂搞个合资厂，以便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美国总部的销售副总裁这次专程从美国赶来和我们会面。负责接待我们的是工厂负责人，名字叫做皮特。本来应该由他在工厂所在地的火车站接我们，可是正赶上星期天，也没有来接，是我们自己从火车站坐出租车赶到事先订好的旅馆的。因为分厂长上次来时就住在这个旅馆，所以没费什么事就找到了，旅馆老板还记得他，恰似老友重逢。这公司在法兰克福南部，有四个小时的高速火车的路程。第二天是星期一，皮特来看望我们了。在一家餐馆吃午饭时，美国副总裁也到了。（下图：马克思、恩格斯像2004.7.）
下午，会谈开始。双方分析了当前世界市场形势以及我厂的有利条件，认为双方搞一个合资工厂在中国还是大以前途的。接下来是参观工厂。工厂因为在休假，全厂没人。皮特带领我们对生产线逐工位仔细研究了半天。那三个人在不停地作笔记，反而不用我费什么口舌。生产线由于腐蚀工序用酸的地方很多，所以很多管道阀门是用不锈钢甚至钛做成的，几个巨大的槽子和罐子也是如此。
傍晚，主人驱车带我们来到边境。举世闻名的黑森林就在前方。德国不像英国法国那样到处都是古迹，可是那无处不在的古城堡，也在向人们展示这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史。
旅馆的当街院子里就有一家上好的餐馆，我为大家点了比萨饼和蜗牛。比萨饼可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饼。那是在一个木盘子上放好一个很一般的烤饼，上面再浇上些蔬菜和作料。吃起来一点儿也不好吃，尽管早已久闻大名，亲口吃还是第一次。我终于没能把那个饼吃完，一大杯啤酒到是喝光了，要的一打油炸蜗牛可是味道鲜美无比。
每天还是以技术谈判为主。整个大楼里空荡荡的，这样到也安静。谈判当然很是顺利，因为双方都有诚意，并且德国公司早已把需要的文件准备齐全。
晚上，我与当班的旅馆老板聊了起来。他将很大一笔钱投到兴建这座旅馆中来。旅馆不大，但设施现代，条件非常优越。他讲，每年这里有个什么节，很多人都到这里度假，常常是客满，不够住。我们来时正值旅游淡季，所以才显得轻闲。他又向我问起中国的医学。他告诉我，他的二儿子在一次车祸中下肢瘫痪，不能行走，每天坐在轮椅上四处活动。经过多方医治也不见效果。他听说中医在这方面很有办法，准备带儿子去一趟中国。一方面是旅游，一方面看看病，是否有办法使儿子能够重新站起来。他还告诉我，附近有位中国医生，医术高超，很多人都来找他看病。那医生也劝他到中国去想想办法。
还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姑娘也常值班，那是他的女儿。为了表示对他们热情款待的谢意，我送了他们几把扇子。他们极其珍惜地包好，收了起来。
按原计划，回国要途经香港和澳门。于是在一天清晨，我和分厂长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前往五六个小时路程的英国领事馆所在地办理签证手续。皮特以他们公司驻香港办事处的名义给我们开好了邀请函。他又用德语写好我们在法兰克福需换车次和目的地。
来到法兰克福，售票处排着长队，想问路，英语总是讲不太通。终于见到队伍中排着一位中年人，在查阅地图。我与他攀谈了起来，原来他也是外地人，对此地情况也不太熟悉。我们研究了半天地图，终于搞清楚了方位和要去的地点。最后，我问他，你英语为什么讲得这么好？他回答道，因为他就是英国人，说得我们都觉得好笑。
我们顺利地找到了英国领事馆。那守卫极其严格，照相机要存在他这里，坐电梯到十楼，签证处里像火车站候车室那样挤满了人。窗口有十来个，交上材料和手续费，才发现，汉语名字要标上标准电码。于是，我们和几个黑龙江来的人翻阅着那几本已经被翻烂了的中文电码本，那是个十六开的复印的大厚本。费了半天波折，才办好了递交手续，下来就是坐等了。
这里的大部分人是印巴人，在等待去英国的签证。一对印度年轻人带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也在等待着。那姑娘实在活泼可爱，玩着一个小皮球，在人群中钻来钻去，一副天真无邪的孩子脸，一双闪闪发光的大眼睛。我和她玩了半天球，她的父母则在椅子上幸福地微笑着，看着自己可爱的小公主。这办签证，每办好一个，便有人在麦克风上叫那人的名字，告诉他去几号窗口。一个年轻黑人，不知什么原因，申请签证没有被批准。他苦苦哀求了半天，还是不行，最后不得已，垂头丧气地击了一下掌，走了。
我们的签证终于办妥了。我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临走，我把一个用纸包着的景泰蓝手镯送给了那个小姑娘，孩子的父母一谢再谢。
回程中，我们来到了法兰克福，找到了中国民航办事处。那里有三五个大陆来的小姐在办公，她们都是典型的广东一带的南方人，打扮入时，长相却都不太好。办好了飞机票，我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在车站餐馆里，我俩每人要了个牛排，一大杯啤酒，放松地休息了好一阵子。（下图：法兰克福啤酒节1992.8.）
在法兰克福，分厂长和我正为找地下铁车站而烦恼。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过来。我连忙向他打听附近的地铁站在什么位置。他耐心地告诉我，就在前面不远，怕我们不清楚，又特意领我们去。在路旁的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一个大空房子里有几个牌子，上面的德文使你不知所云。他又领着我们沿着台阶下到了地下，果然发现了地下铁车站。他如此热心，真的感动了我们。他临告别时，我送了他一把木雕小扇，装在玻璃盖的小盒子里。他谢了谢，走了很久，还在欣赏着那把玲珑小扇。
回到工厂，剩下来的工作已经不多了。在顺利地谈判后，美国老板又急匆匆地赶回美国，出席一个什么重要会议去了。
终于有一天，皮特开车送我们去车站，我们又登上了返回法兰克福的列车。这回在黄先生手家里又住了几天。
一天，我们坐地铁外出。那地铁和巴黎的地铁差不多，说是地铁，却时而在地下跑，时而又冒出了地面，时而又上了立交桥。而车站不论大小，购票一律从自动售票机中自己买。这一天，管账的老孟由于硬币不够，没买成票。上得车来才和我说起。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了。等到回来时，我特意嘱咐他别忘了换硬币。上车前买了车票，这才使我放下心来。果然，车没走几站，突然上来两个打扮一点儿也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年轻男女，都穿着皮夹克，女的留着短发。他们一上车，一下子亮出来有32开笔记本大小的工作证，人们一见，纷纷拿出了自己的车票供他们检查。原来是查票的。这么多天来，一直以为这车坐的，没有任何人管，买不买票，下不下车，全靠人们自己决定。这回才明白了，他们也有维持秩序的办法。
还有一次坐地铁，一个短发中国中年妇女，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一声不吭，装作没有注意到我们，可是我们说的话早已使她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了。下车向站外走时，她和我们攀谈了起来。原来她是前年来这里留学的。她那国内到处可见的装束，让人感到她从来也没有入乡随俗，仍然以自己原来的观念、衣着和习惯过着国外的日子。临别时，她特意嘱咐我们，路上要小心，这里的坏人还是很多的。
有一天，我们在街上闲逛。一个五人男女组成的队伍在街头弹唱。有拉大提琴的，有弹吉它的，有拉小提琴的，还有手中敲着小打击乐的，都是不停地弹呵唱呵的，那歌声真是优美动听，吸引来了不少游人围观。也不时有人向他们的背袋里扔着硬币和纸币。唱着唱着，一个很漂亮的女人从人群围成的那段街道上穿过，走她的路。带头的那个吉它手，却赶紧尾随她而去，后面一字排开，跟着他的四个同伴当然仍然是边走边唱，那女人开始还没觉察到全体观众的目光已经投到她的背影上，可是那永不消逝的歌声终于使她发现那乐队一直随她而来，她回过头来，大笑不止。在场的表演者和欣赏者都开怀大笑起来。可是这洋相还不算太出格。前面不远处，看到一个中年人，戴顶礼帽，提着个大旅行袋。他把袋子放在地上，从里面掏出个大红圆球，一下子按到了鼻子上。这一下，他就成了一个十足的小丑了。他一会儿学着过路人的样子跟在后面，人家掏耳朵，他也掏耳朵；人家弯腰系鞋带，他也弯腰系鞋带。他若跟上个小伙子，可笑之处还少些；他若跟上个姑娘，那扭捏做态的样子真是惟妙惟肖，真是能让你笑个没完。他有时又拿出个塑料假手，那简直是个真人大的塑料人的一支胳膊。他会跟在一对情侣的身后，时不时地把那只假手探到那女士的肩头，让她似有所查又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在感到不对劲儿，又不相信男士会在这光天化日之下的大街上有如此不雅举止时，方发觉那小丑正一本正经地跟在他们身后，这又惹来满街人的笑声。做完这些恶作剧后，他便放下那套行头，摘下破礼帽，到街头咖啡桌上来逐个讨钱，并且几乎没有不扔进去几个硬币的人。
我坐在街边花坛的水泥围栏上等人。那围栏高不到半尺，坐在这里欣赏街景实在不错。不远处，一个留着长发，约模有三十几岁的青年画家，戴副眼镜，穿个短裤，坐在小橙子上正聚精会神地给行人画像。他画的是夸张的彩色漫画。对像全是女士。那女士就坐在对面的小橙子上，丈夫和儿子或女儿等在一旁。要不了一二十分钟，一张彩色的大眼睛、高鼻梁儿的画像就完成了。说是漫画，又不失对像的面部特征，看过便知那就是被画的人。
我正在为这欧洲的高雅艺术赞叹不已，不想，一个几秒钟的小插曲否定了这一切。原来那画匠也只不过是个靠涂抹糊口的凡人罢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由于坐在那里，对街上的一切行人车辆便有了不同的视角，正所谓那句不好听的“狗眼看人低”，这就是说，我看到的那一瞬间的事，正常站立或行走的人是看不到的。我正陶醉于这伟大艺术之时，突然，一对情侣挽肩搭臂而至。他们在靠近我这侧的画场外围，互相亲昵地商量着，可能是姑娘要画还是不要画。就这样，他们终于商量好了不画，要继续走他们的路。就在决定了的一瞬间，那姑娘从裤袋里掏出一个什么纸头给那小伙子看。而她的手，带出来一大卷马克钞票，叭嗒一声掉到了地上，他们谁也没有发觉，继续说着悄悄话，并且搂抱在一起。还没容我起身提醒他们，那正在等待雇客、坐在小橙子上抽烟的画师，由于高度与我相同，并且也在密切注视这对恋人是否能最后下定决心在他这里破费几个钱，所以也看到了我所看到的一切。不幸的是满街的行人竟没有第三个看到这情景，因为没有坐着走路的人。那画师手疾眼快，半蹲着，一大步横跨过来，边顺手拣起那卷钞票，边顺手将其掖到他那短裤的口袋里，边又后脚实际上原地没动地又坐回到小橙子上去了。从掉钱到那画师坐回去，时间不会超过两秒钟，并且除了我，肯定没有任何人，包括那对青年人看到这场面。他们相拥着离去了，那男的还往姑娘口里塞了块糖。
这大刹风景的动作，顿时使我对艺术失去了兴趣。还没等我起身离去，那画师到草草地收拾家伙，急匆匆地钻到人群里不见了。想必那钱不是小数，我真为那对年轻人惋惜，可是更为那以后几天不用出来画画的艺术家感到可怜，可憎与可惜。
在谈到这些对德国人的印象的时候，又使我想起我返回法兰克福途中在火车上的一段经历。那火车与法国的又有所不同。上得车来，由于我们买的不是对号票，所以闹了一个小小的误会。我们坐到了车厢里的座位上。我说，车厢里，是指那整节车像国内软卧那样被分割成车厢里外，隔墙和门都不是壁板所制，而是整块的玻璃，包括车厢之间也是如此，这样，既可分厢而坐互不干扰，又互相无何遮挡，四下看去，一清二楚。隔门的里面相对设两条长皮椅，可对坐四人，隔门的外面，即走廊上又各设单座，中间一茶几，两两相对而坐。我正在为门上插着的四个印着德文的粉红色标签纳闷，一位老妇人，提着个草篮，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客气地对我说，这是她的座位。这样我们才发现她的名字正是那四个标签中的一个。我连声道歉，招手他人坐到走廊的单座上去了。老太太从篮子里抱出线活，织起了毛衣，嘴里还嘟哝地说着什么。（下图：科隆大教堂2004.7.）
隔壁的包厢里在靠门的座位上坐着一位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士，那漂亮劲使你不得不时时地瞟上几眼。因为她坐的方向与我正好相对，所以使我这个本来很规矩的人也有些心猿意马。我实在太兴奋，就向对面的分厂长说，快来为我拍张照，你看前面车厢里的那个女的，有多漂亮。我坐到了他的位子上，他为我以那美女为背景照了张像，他也不失时机地拿出自己的相机，由我为他也拍了一张。也许那女人自知自己有多漂亮，并且已经习惯于这种万众瞩目，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与对面的同伴侃侃而谈。
不久，那美女下车了，对我们报以善意的微笑，说明刚才我们忙乎了半天，她是知道为了什么。接着，便上来一个留着运动头的青年人，就是庄则栋当年留的那种头。上穿蓝色T恤衫，下穿牛仔裤，足蹬一双非常笨重的翻毛高腰皮靴。他把一个大背包放在头上的行李架上，便俯身坐了下来，对我微微一笑，算做打了招呼。相对无言，倍觉尴尬，于是我们聊了起来。原来那小伙子才二十岁，是在空军服役的空军地勤人员，是汽车司机。我问道，你为什么没穿军装？他指了指行李架说，都在背包里呢。他对我说，空军有规定，凡是现役空军机场人员，无论是司机还是厨师，只要自己愿意，都可以学习飞行，在完成了规定科目后，便可以拿到飞行证书，有如汽车司机的驾驶执照一般。他说，再经过最后一次考试就可以拿到证书了。我们又谈到了东西德的不久前的合并，他说，实际情况比原来人们预想的要好，东德人并没给他们带来多少麻烦和负担。他们也不乏前来找工作者，大部分都是常人不爱干的脏活累活，养家糊口是不成问题的。更何况西德本来就劳动力不足，很多外国侨民都是在这里找活干的，他们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与我们有着同种族血缘而已。分厂长又为我们照了张像，我要那小伙子的地址，等回国后洗出来寄给他一张。回国后，我洗好照片给他寄了一张，他也回信表示感谢，用一种不太熟练的英语谈了谈他对中国人友善好客的印象，不像他们德国人，很少与路人交谈的保守特性。临分手，我送了他一把雕木扇，他抱歉地说，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回赠我。我们告了别，他背起那个迷彩背包随着人群下车出站去了。
德国的跳蚤市场举世闻名，好像法国的“大地”和美国的“院卖”一样。一个星期六，骄阳似火，我们兴冲冲地来到了位于河南岸的那个集市。来此摆摊的有某集体，某个人，甚至还有父女俩的印巴人。堆积如山的衣裤，折叠摆放的牛仔裤，金银铜铁的餐具烛台，钟表玩具，鞋帽布料，简直是数不胜数，让人望不到尽头。我在鞋摊上为娘仨每人买了一双皮鞋，样子很好，看跟也没穿多久，两马克一双，人民币十元钱而已。代厂长也买了两双，当场穿上一双，质地柔软，赞不绝口。我因为脚小，实在找不出适合我的。在布匹摊上，两位妇女在为什么公司兜售着台布。就像亚麻织的一种毯子，质地很厚，全是新的，这要在家蒙在桌子上打麻将或打扑克再好不过。那两位妇女将台布打开，让我看，并指出有一个疵点的地方，所以才这么便宜，才两马克一块。在这游人如织的市场上，同伴们一转眼就会找不到。各自挑选着需要的东西。人声鼎沸，拥挤不堪。和别的地方一样，来买东西的绝大多数是当地的德国人。与众不同的是，市场中央支起了很正规的咖啡棚，快餐馆。那买卖也真是红火。这使我想起了国内的热闹非凡的自由市场。这里也一样，很多人也只不过是带着孩子来玩，来凑热闹的而已，就好像中国的庙会搬到了这里。在几个东欧人模样的摊位上，我发现了一个印着CCCP制造的座钟。苏联不存在了，这钟就格外吸引了我，他要15个马克，经过讨价还价，以10马克成交。在一个专卖外衣的摊上，我花了20马克买了两件皮夹克，当然挑的都是女式的，又在一个妇女的地摊上买了10根装饰漂亮、样式奇特的女式腰带。那女人无论如何不降价，尽管我买了十根，最终还是两马克一根，都是一色的新皮带。
这样，在火红的太阳下，我们各自提着大包小裹，如牛负重地挨过桥去，将采购来的东西扔到老板餐馆的櫊子楼上去，等他晚上下班时用车捎回家去。
忙乱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们乘坐香港的国泰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向香港进发。德国，再见了，我祝愿你们东西共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