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子好像来到了日本。”
二十三
那处长神秘地说：“你要陪厂长去美国和法国！”
出国，对于我厂每个英语翻译来讲都是盼望已久的事情。由于当年的科长固执已见，毫无道理地否定了我们这些“老”大学生，使得我们这些人都成了废物。年轻人中，有些的确业务不错，与我们这些“老”些的同事相处得还算可以。我就在他们之中真地结交了几个很要好的朋友。其中一个小郑，不但在工作中尊重人，而且待人谦虚谨慎，而这又没影响他在业务上的发展。对我本人尤其友好和关照。无论在本厂还是在北京的各种活动中，甚至在我的入党问题上都出过不少力，我永远引他为己友。不过这并不能证明那科长武断地“废”掉我们就站得住脚，因为“老、中、青”是自然法则，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更何况我们并不是真地老了。
形势发展到今天，我客观上必然地被排在同类之首，去陪厂长，那位万人大厂的头号人物出国。这在人们中已经得到公认，尤其是长期以来与我并肩作战的同事中更是如此。我从踏入翻译这个大门到今天，只在工作中与各层领导过往甚密，业余生活中与领导素无来往，因为我深信，只要业务叫得响，领导自会看重自己，并且这一切的确正在发生着。我无需学习，也不屑于溜须拍马那一套。多年来我在年近半百的今天仍然以一个普通的翻译混迹于同事之中，我也毫不在意，因为我一生追求的外语终于成了我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我对自己的处境，对于自己被社会所承认，被领导理所当然地放于重要的岗位上是非常满意的，没有一丝的歪心思使我与几乎所有的人和睦相处，使我身心得以平稳健康地发挥着功能；使我今天方见毛发稍有变化；使我天生的活跃性格不减当年；使我的任何年龄段的同事都可以平等地与我开玩笑，平易相处，甚至我的孩子也可以与我“没老没少”，一点也不惧怕我，使她们觉得我是她们中的一员，而不是永远居高临下的长者，绝对权威的严父，连文梅对我这“一辈子没正形”也哭笑不得，赞赏大于怨恨。
我在北京办理出国手续，在填写美国使馆的签证申请表时，其中有一项为“你是否去过美国？”“若去过，是何年何月何日？”我几次去部护照处查询，均称原来的公务护照已全部销毁，现在用的全部是普通护照，日期无从查起。我只好全填成“没有”，尽管我知道总厂厂长和玻璃分厂厂长去过美国。
因美国大使馆负责签证的是个台湾人，对我国人员极不友好，以前也确实发生过因为一两个数字或字母拼错而拒签的事件。这样在我厂合同代表，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内引起大哗，致使厂长最终还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记忆随便填了个日子，如果可能出事，他们这样干可能性更大。不过，无论如何，我还是如期成行，这些只不过都是小插曲而已。
于是，四月里的一天，我们终于出发了。
飞机按时起飞，从北京飞到上海，降落上人，两个小时后，又起飞，直飞日本东京。在那里加油一小时，又起飞，直飞旧金山。从日本到旧金山约十个小时多些。飞机降落在旧金山机场，心里多少还有些紧张。人们排成几队入关。由于没钱，我们听取了别人的建议，离京前尽量买了些吃的。结果每人负重大约15斤，都是些挂面、大米、香肠和榨菜等。由于我被“另眼相待”，故只拿了粉丝两包，我过意不去，又主动带上了不好拿的豆油和醋各一瓶。同时也知道，到美国入关，食品若被查出，一律没收并抛弃，因为不允许食品入境。我们这一队的中国科学院的两位老者，不幸被查出香肠之类被当场拣出扔掉，并遭严加训斥。我们几行人马还算幸运，全部顺利过关。不想海关人员一个是黑人官员，一个是白人妇女，都穿着制服。我正慌恐中，那女官员冒出来几句地道的汉语，顿时紧张心情大消。推着自己的行李小车，拐了一个弯，又送到一个传送带，又装到了原来的那架中国民航波音747上。有人已经在大厅里迎候代表团中的一些人，原来是他们的亲戚。现在像我作旁观者的，却是大部分人了。两个小时以后，飞机又起飞了。向机下望去美国的土地好似被分割成方方正正的水田，公路网密如蜂窝。我慨叹道，如果哪一天中国也能下那么大精力把国土搞成这个样子，那离美国现在的生活水平肯定不会太远了。
经过五六个小时的飞行，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终于到了。因为在旧金山已经入关，所以下了飞机大家直接围在环形的传送带边取自己的行李。一番忙碌后，我们推上行李，走出候机大厅；美国康宁公司的接待人员李厚德先生早已带着租来的大客车等在那里。寒喧后，人们将行李装上客车下部两侧的行李舱内，登车上路了。那车很大，能坐五六十人，后边还有一个厕所。一出机场，迎面便是灯的海洋，有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有车流如潮的宽广大街。举目望去，索尼、夏普之类的日本广告铺天盖地，稍不留神会误认为这是到了日本。车出了纽约城，人们昏昏入睡，因为从北京出发到现在已经有20多个小时，并且还有四五个小时的路程。我坐在第一排，由于过度兴奋，加上在飞机上已经睡了好几个小时，竟毫无睡意。心里轻轻地哼起了小调，一路上欣赏着山中小镇，那树立在路旁的灯光广告牌竟然在缓缓地旋转着，使人在任何角度上都能清晰地看到那招揽客人的汽车旅馆。公路平坦笔直，车速飞快而均匀，开车的老头身着制服，扎着领带，不时地用麦克风与总部联系，那话你连一句也休想听懂。
一路驱车千里，来往车辆不断。我竟然连一分钟都没睡着。
第二天凌晨，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住进了康宁事先为我们预定的旅馆。由于旅途劳顿和时差的关系，一个个昏昏沉沉，倒头便睡。清晨，树上的鸟儿把我们从梦中吵醒，可是睡了几个小时反而更觉睡意绵绵，无论谁也拉不起来。有人来叫门了，也不知道是几点钟了，原来已经是中午了，大家到旅馆的餐馆去吃自助餐。我早已有经验，各种东西都少取一点儿，实在看不明白的干脆不要，吃不够时，或者发现有好吃的还可以再去取。我的胃口大开，吃得十分满意。可是有几位老兄，却是眼睛大，肚子小，大半盘子吃不完，留在那里，惹得美国人大眼瞪小眼地看个没完。在他们的心目中，对于从那个据说也是“水深火热”中的国度出来的这帮服装一色，表情呆板，一句英语也不会说的人们如此浪费肯定永远也不会理解。我身为他们中的一员，真为这场面害羞，可是又为他们的无助而深感同情。我在想，要到什么时候，我的同胞也会像这些发达国家的子民一样，衣食不愁，干活干得生龙活虎，游玩玩得痛痛快快。我对这一点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们今天能够踏上这陌生而神奇的国土，这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国家已经开始走上早几十年就该走上的道路，要不了多久，我也许已经进入了晚年，看到自己的孩子们不缺吃，不少穿，我会深感欣慰。
康宁会议大厅里，举行了欢迎仪式，我和厂长被安排在前排就坐。宾主为已经开始的技术合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共同祝愿我们的事业圆满成功。设计联络会议又是分组进行。我仍然是总体布置。我从北京到现在一直是那位老工程师布劳先生的同事。他为人和善，我们相处得很好。（下图：康宁公司）
在我继续叙述之前，想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们所在地的情况。康宁公司所在地是美国纽约州的康宁市，估计这个名字与康宁公司有关，或者康宁公司来自这个地名。
这是个山区小镇，可是占地很是不小，一律的二层小楼，街区横竖笔直，错落有致。整齐而古老的街头，两侧的楼房多为三四层，这与住宅区的那种二层楼到底不同。临街全部为商店，在这里，你找不到一座形状呆板，水泥方块式的建筑，每一栋都有着自己的特色。黑柱方头的街灯，为方砖铺就的人行道增添了不少独特的风味，每隔不远，设置一个可坐四五人的长条靠背椅，供行人歇脚。而那椅子你绝对不要担心是否太脏，其实根本就没有灰尘。市镇的市区和四周，你根本就见不到黄土地，全部植的草皮，成为绿地，草没长多高便用汽油发动机带动的手扶剪草机剪成一寸高，使那绿地永远新鲜、整齐，路旁还设有邮箱、公用电话和自动售报机。当然路两旁永远停满汽车。
康宁总部为一座三层玻璃建筑。这建筑本身就是一个活广告，向人们展示玻璃公司的杰作。它的外墙是玻璃的，它的内墙和门也是玻璃的。整个楼的大厅和办公室、一切角落里，除了厕所是瓷砖外，全部铺以灰色地毯。在有的地方，承重墙壁上也都贴以似纸似绒的灰色壁纸。各区段的端头设有吸烟处，开水、冰块和咖啡供应处，当然也都是无人服务的自动设施。会议室内一面墙是一种固定而又疏松，好似软木结构的深黄色，你可以用长图钉将任何幅度的图纸表格挂在上面，完毕后，又可以拔下钉子，取下卷走。白黑板、幻灯机和录相机，一应俱全。提供茶水和咖啡饮料的女士推着小车不时进来添水，而她们并不是专司此职的服务员，而是你正在一起工作的那个部门的手脚不停歇的女秘书。打扫卫生的男士一天不知打扫多少遍，真可以说一尘不染。
千米之外，可见一白色方形烟囱，顶部绘有一个人朝天吹着喇叭似地在吹一个玻璃瓶，那是年代久远的康宁标志。这烟囱为一个人工玻璃小厂所设，厂里有一个小玻璃炉，里边一律是年老的工匠在手工制作，用嘴吹出一个个玻璃瓶。一面墙是玻璃的，玻璃墙外，体育场般地设置着数十排可坐百人的看台，供人们欣赏那十几个老师傅们在大显身手。这可以说是个活着的玻璃工业历史博物馆。隔壁便是一个玻璃博物馆，各种年代、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玻璃制品陈列在玻璃展柜里，向人们展示从十七世纪到今天的玻璃发展史。让你意外地发现如此普通的玻璃竟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参观完毕，又来到街上。车，在绿树成荫的街道中穿行，这里行人稀少，环境优雅而安静。不时见到年老的男女在缓缓而行。在如此现代而又古老的小镇上，你竟然还能看到在垃圾箱中翻找被人丢弃的易拉罐的人，一个老人正笨手笨脚地追赶一个被微风吹得不断滚动着的价值5美分的易拉罐。不知他是生活所迫，还是为那百无聊赖的生活增加些有事可做的色彩。一座铁桥把这小镇由河水分做东西的两部分连接在一起。河的那边，一个巨大的超级市场WAGMENS在为人们供应几乎从吃到穿到用的一切物品。人们每周一次地到这里来购买食品，停车场的面积几乎比那本已占地宽广的商场还要大，商场后身，车身极长的几辆拖挂车正在卸车。我真搞不清楚商场的主人怎么可能把那些大到各种家具，小到针头线脑，品种万千的商品管理得井井有条。人们推着无数辆不锈钢小推车，随着各个堆积如山的车与人的长流在十几个出口排队，交验付款。东西的繁杂不容细表，只那猫狗区就够你转上一阵子。各种猫狗食品罐头排得长不见尽头，高非梯子不能拿到。更使你觉得新奇的是罐头之外还有脖套，牵狗绳等皮制品，还有据说是为狗练牙口的塑料骨头，那形状和颜色和真的骨头别无二致。
各种商品都贴有定价的标签，蔬菜之类的台子边上，都挂着大如锅盖的吊称，你要买个洋白菜，可以放到称盘里称称，吊盘上方极大的刻度盘使你再老眼昏花也能看清那菜到底有多重。标牌上的定价使你自己知道应该付多少钱。每隔不远便立着一卷塑料布供你随手撒下一段，打开却是一个塑料口袋，装上你的菜，再从边上的一个桶里取出一根金属芯塑料皮的三寸长扎口绳，绕在袋口上拧上几下便可扔到手推车上，继续采购。鸡腿鸡翅定价标签一天一个样——不是涨，而是降。那即不是家中司空见惯的减价处理，也不是过期还在出售，那是一种促使鲜肉奶蛋尽量快速出售的一种方法。
任何一种商品，除掉那些你自己挑选好的蔬菜水果之类，一律将条码在电子计算机的探测器上一抹，便输入到了计价器中。最后打出纸条，交款多少，退款几何，一目了然。那些收款的年轻人一律身穿或红或黑制服，扎着二尺见方的小围裙，在人头攒动的出口处既显眼又精神和漂亮，并且个个和蔼可亲，礼貌周到，不由你临行前不向他们道声感谢。
旅馆里，雪白的被单床单和枕头皮儿更换频繁，使你来不及把它们弄脏，全铺的地毯，打扫房间的服务员每天早晨都要里里外外收拾半天，而不是三五分钟敷衍了事。全楼住满了人，却没有一丝动静，使你觉得仿佛住在无人之地。饭厅里，女服务员穿着整洁、戴着铜制的名签，人人里外奔忙，没有一分钟的停息，各种饮料、主副食供你尽情享用，又不见任何人杯盘狼藉。在这种场合里，使你觉得如果有谁因座位和食品等与服务员或互相间大声吵闹甚至扭打起来，会像十九世纪那样遥远。文明伴随着礼貌，野蛮产生于落后，你在这里永远不会觉得那些挂在嘴边上的礼貌用语是空走形式，言不由衷或说说好玩。
走在街上，互不相识的人都会互致问候，更不要提在任何公共场合与人狭路相逢了。问路时，任何人都会从你的外表看出你是个外国人，因而格外耐心说明。甚至不怕麻烦地亲自带你走上一段，看到你确实搞清楚了，才转身离去。
街面商店大都规模不大，品种繁多，使人惊奇的是竟然有武器商店在出售着手枪长枪，子弹齐全。晚上设有舞厅的餐馆和旅馆里，年轻男女载歌载舞，欢声不断。可是，一般情况下，不要说任何公共场所的室内，就是大街上也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人大呼小叫，除了过往的汽车声，你简直会以为是到了聋哑村。人们行色匆匆，好似这社会上永远不会有一个闲人。
现在该接着谈谈设计联络会了。我们这些人实际相处已有时日，除了紧张的技术交流，休息时也会天南地北地聊上一阵。这使得我这部翻译机器永远不能住嘴。可是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他们都会在我口若悬河之时不失时机地为我倒上一杯茶水或饮料，使我不至于口干舌燥。
周末休息，我的口舌也不会得到休息，因为人们有永远采购不完的东西，永远办不完的事。我觉得，再口讷嘴笨的人，只要干上翻译这一行，一定都会练就一副好口才。
设计联络会议在一个月后顺利结束。
在这期间，主人为我们组织了游览活动。前往参观尼加拉大瀑布。那瀑布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山顶上，有一座瀑布旅馆，旅游者可以在此住宿，以便尽情享受那世界闻名的瀑布的雄伟气势。瀑布下游，有一座钢桥飞架两岸，美国朋友经常开上车越过边境去对面的加拿大游玩和购物。我们当然只有观看的份了。（下图：尼加拉大瀑布）
岸边下望，瀑布宽广，气势澎湃，水花怒射，架起一条光彩夺目的彩虹，巨幅水帘直泄深潭，轰鸣声震天动地。人们不断地按动相机快门，把这宏伟壮观的场面拍摄下来。
来到悬崖边，我们穿上了雨衣，戴上了雨帽，乘船直奔瀑布脚底。滔天洪水激起倾盆大雨，铺天盖地地扑向船头，有如大海中的狂滔巨浪，使若大个游船摇摇欲坠。尽管穿着雨衣，雨水还是灌进了衣服，人们不顾这一切，在一片惊恐兴奋的狂呼乱叫声中，又一次次地举起手中的相机，把这激动人心的景象拍摄下来。
还有一次，布劳问我，你们是否想参观教堂。我说正好好几位先生问过这个问题，真想去看看。所以，一个星期天，我们如约来到离旅馆不远的一个教堂。负责接待我们的是一对韩国夫妇，带着一个很漂亮的十几岁的女儿。他们先为我们每个人发了一个名签，用铅笔写上自己的名字，戴在胸前。他们始终友好地和我们相处，你怎么也想象不出来被各种宣传灌输得阶级斗争弦几十年拉得那么紧的头脑会一下子适应这些。他们看上去也是普通的人，只不过比我们更有教养，更热情，更有礼貌。尤其是肤色相同，习惯一样，不说话根本就分不出我们这伙人中谁是中国人，谁是韩国人。
布劳先生告诉我，在人们发言时我如果愿意，可以为我的同伴小声翻译。我又担心地问，当人们募捐时，我们怎么办？我们谁也没带钱来。他说，你们就把那铜盘子传过去就是了，没有关系的。
我们一行二三十人被带进了教堂。在这里，见到了康宁公司的总裁夫妇，以及几乎所有的与我们谈工作的对口美国人，有些人也带着夫人和孩子，开始前，人们相互小声交谈着，那总裁也和大家一样谈笑风生。那气氛使你觉得我们实在缺少这类业余的同事聚会，那友好而又融洽的场合使你觉得这才是同事间的正常关系。想到我在国内，单位组织郊游，人们常为带的食品，为争座位，为带人同游的分歧争得脸红脖粗。本应调剂平时略谦不佳的同事关系的这种活动中竟然使人更加不友好。使我多年来一次也没参加。我何尝不想带着家人与人同游，享受这孤独家人所不能享受的集体欢乐。可是中国人，为什么表面上个个严肃得如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时时刻刻准备与不知在哪里的阶级敌人进行浴血奋战，而在日常工作中又那样斤斤计较，誓不两立。人们这种可悲的两重性，这种虚伪的两面派行为难道只能归罪于那个文化大革命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有一天大家共同坐着一艘轮船就要沉没于惊滔骇浪之中时，我们是否可以争先恐地去争夺那少得可怜的救生艇和救生衣？并且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哲理是那样的天经地义？我们对“冰海沉船”电影中西方绅士宁可自己平静地死去也要让那些看来价值不会比他们大的妇女儿童先得救的行为一点也不理解。我们对劫持的人们在被告知要有一个人先被处死时，一位年轻人挺身而出，从容走向死亡的行为迷惑不解。我们被告知，西方资本主义造就的人个个无比贪婪，个个尔虞我诈，而我们在共产主义大目标的指引下个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么多年，我们的先知为我们人为地树立了那么多活生生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活典型，且不用说到关键时刻，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为什么会为了一个西瓜，为了一个座位而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大打出手。我不相信西方的教会活动要比我们所信仰的共产主义理想更有感召力，但这截然相反的两种表象说明了我们的目标过于高尚，他们的信仰过于渺小？都不是的。只要我们能够从实际出发，更加求实一些，我相信，我们会比他们做得更好。
现在再回过头来继续叙述我们在教堂里的活动。
时间到了，我们被请进了教堂，坐在右边靠前的几排椅子上。会场气氛异常严肃。一个中年妇女上台演讲。她讲到教会的工作，讲到教友们应尽的义务，讲到世上还有那么多可怜的人等待着施舍，讲到教堂的修缮，号召广大教友慷慨解囊。她言辞诚恳，娓娓动听，使我深受感动。可是由于那掉根针都能听得见的极端肃静的气氛，使我不好意思为同伴们翻译出声，生怕破坏了这美好的时刻。
听讲完毕，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唱诗班唱起了圣歌，一座一层楼高的电子管风琴奏起了乐曲，那操琴的女乐师用只穿着袜子的双脚，配合双手奏出一首首庄严肃穆的歌曲。几位中年绅士各持一铜盘，向各个过道走去，将盘子递给坐在每排最外边的人，再向里逐个人传去，每人在传递的过程中哗哗地将些硬币扔进盘中。我们不好意思地直接将盘子传给下一个人，仪式就这样结束了。我和布劳夫妇在教堂内合影留念，别的同伴也纷纷相互拍照。忙乱了一阵子后，我们被请到隔壁一间很大的房间。这里有茶点供应。人们也吃边谈论着；我注意到任何人在这种场合都是西装革履，非常注意衣着举止。
我们提起了这唱诗活动。布劳解释到，所有诗班以及服务员全是义务的，只是那位操琴的乐师和音乐师本人是领有少许津贴的。他把音乐师介绍给我。我讲到对那歌曲优美旋律的陶醉以及我的同伴们对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很觉新奇。音乐师是某大学的音乐教授，好些歌曲是他谱写的。我问能否得到这方面的资料，他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圣经大小的圣歌集送我。
接着，我们在偏厅里参加了演讲活动。布劳先生边放映着他在中国石家庄、上海和咸阳拍摄的幻灯片，边讲解着中国人的工作和生活习惯。人们在细心地听讲，不时提出些感兴奋的问题，布劳一一予以回答。桌子上摆满了中国人送给他的各种礼物。他的夫人衣着整洁地坐在听众当中，骄傲地边听丈夫的讲解边观察着聚精会神的听众们的面部表情。他讲完后，又轮到了我。几个美国朋友相继向我发问。印象深刻的一个是，中国管理得那样严格，你们这些人何以有幸到美国来？这实在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我先回答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已使人民的生活不再艰难，出国也不再是天方夜谭的事。我接着说，在中国，出国确实不太容易，但是由于工作需要，我们有幸被选中了。当然不排除个别通过关系出来的人，但总的来讲，大家都是因公而来的。回答完问题，我坐了下来。人们报以长时间的掌声。离开的时间到了，布劳提醒我和那负责人告别，并对他们的热情接待表示深切的感谢。
这里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是，每到周末，电线杆子上到处贴上了“Yard Sale”或“Garage Sale”之类的招牌，说明哪天在哪里出售自家的旧衣物用品。原来是一种叫做“院卖”或“车库卖”的各家出售旧的或剩余的东西的活动。一般都是在星期六。这有如德法国的跳蚤市场，只不过这都是在自家的院子里或车库里挂摆出来而已。有些则是教堂收来的募捐杂物，由几个老人在较大的院子里摆出来销售。来这里买东西的可不只是中国人，除了其他国家的人，更多的还是当地的美国人。比如一块五米见方的化纤地毯，才收一美元；极新的纯毛大衣才一两美元，近年出版的小说和读者文摘之类才一角钱一本，还有旧的立体声唱片，字典和一切用品。
我买了一大堆书，用五美元买了一架极新的意大利名牌手动打字机，铸铝，蓝漆。那地方大到彩电、收录机、电唱机、冰箱和照相机，小到钱包、计算器和衣物，真是日用百货，无所不有。看来是各家日常不用的弃之可惜，留之占地方的东西。有的人家，十几岁的儿子一本正经地坐在台阶上，身旁放着一大堆平时超级市场购物时攒下的大小牛皮纸袋，负责收钱，那母亲则回答着人们的问题和讨价还价。人们利用这一活动来培养孩子与人交往的经验到也不错。其实那么多东西卖那么几个钱好像不值得，不过可以从中看出美国人会干，会吃，会玩，会享受，同时更会珍惜每件来之不易的东西，不需要时也不会随便丢弃。
我为孩子买了两串项链，不知道是塑料还是什么做的小珠子穿成的，还买了三个玻璃高脚杯，当然都是一两角钱一个，还买了一本小说，一本很大的韦氏字典，五角钱。最后花一美元买了一个很好的小手提箱，是辛辛那提出的。把那些破烂装进去，正好一箱带回。伙伴们外出归来，我又像摆地摊似的，把那些东西摆满一地板，供他们选择。我宣布，除了那个箱子，其它东西随他们挑，因为他们有其它活动不能留下来逛市场，我在家看家，并被指派代他们采购。有要毛背心的，有要上衣的，好不热闹。几个人兴高采烈地说笑着，使我的采购任务也胜利地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