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任命为电子部彩管引进谈判项目的英语翻译组组长。
1986年春，我厂引进美国康宁公司玻壳生产线的工作开始起动。美国康宁公司是有名的玻璃公司，说来还有一段故事，让我慢慢道来。
四人帮当政时，我国决定引进美国康宁公司的玻壳生产线，并派代表团赴美考察。那应该是七十年代初期的事。可是，在代表团离开美国之时，该公司为了表示友好，因为是玻璃公司，所以每人送了一个精制的玻璃制品蜗牛，作为纪念品。
代表团回国后，北京一研究所的人回到了研究所，并展示了蜗牛。该研究所有个年轻技术员叫做许文斌，见此情景，顿时提高了革命警惕性，直接上书当时身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的毛主席夫人江青。不想那红都女皇将此信视若珍宝，在一个星期天驱车直奔那个研究所。传达室一问，因为是星期天，许某人当然不在班上，第一夫人当即责令那老传达坐上她的坐骑直奔宿舍区，将许召来。许受宠若惊，江借题发挥。从而导演出了一出骇人听闻的“蜗牛事件”。生产线没有引进成，那些侥幸逛了一趟美国的代表团成员却因此获罪。江讲，美国人为什么送我们蜗牛？你们不知道？蜗牛走路的速度你们总该知道吧！美帝国主义讽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犹如蜗牛爬行。可是我们无产阶级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生产出彩色显像管，决不让帝国主义的这一阴谋得逞。
结果可想而知，美国生产线是引进不了了，从此成立了“‘争气管’会战指挥部”。折腾了几年，还是一事无成。
近十年后的1986年，旧话重提。尽管当时招标面向全球，不过“摆脱日本独家占有，转向欧美”的决策，使得我们终于与美国签了合同。同一个公司，办的同一件事，时间是晚了十年，“蜗牛事件”则再也不是什么事件了。
转眼间，美国代表团已经来到咸阳。在这里举行第一次设计联络会议。当时英语组还没有成立，翻译有十几名。由于大家对彩色显像管一无所知，所以有了1977年的北京外语干部训练班。在那次学习中，我收获很大。不但在英语专业术语上有了积累，而且还因为训练班请来了各路专家，对彩色显像管的构造和原理进行了系统的讲解，了解了彩管生产的基础知识。这无疑为今后的翻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美国人的到来，使大批谈判资料蜂拥而至。我们开始时没有经验，盲目地分了一下工。我在别人挑完后，进了模具组。因为从表面上看，模具专家人数最少，我也感到轻松。当时的外事处长见如此分配，觉得担任总平面布置的人的担子较重，便又把我从模具组调到总布置组。贿赂入党的那位，因大家公认水平不佳，被换成了模具组。不想模具是彩管设计中的难关。要求设计精度高，技术难。对手又是个极不讲情面的瘸老头。因为重要，偏偏总工程师又亲自主谈，这下子，灾难来了。那位仁兄，刚一开战便败下阵来。我的总体布置尽管开始也紧张得出了一身汗，但却为我大显身手准备好了条件。因为是全国电子行业引进美国技术的首例。尽管在第一期工程中引进的是日本旭硝子的技术，人们对此工艺已经熟悉，并且日本早年也是从这家康宁公司引进的，但是还是吸引来了全国各路彩管人马。开始，总发言的大会由我翻译。那时与会者百十余人，把个会议室挤得水泄不通，走廊里也站着服务员等老少不一的看稀奇的旁听者。尽管他们看的是美国人，可是我却在这会上担任了主角，不觉大汗淋漓，口干舌燥。记得当时穿着一身纯毛中山装，激动之时不好更衣，因为里面穿着一件破旧的衬衣，实在不能“曝光”，有了伊拉克、西安和洛阳的经历，我还是逐渐稳住了自己，自我感觉良好。不管水平高低，反正没有像模具组那位那样败下阵来。坐在前排的部里要员和总工程师一直在专心作着笔记，我始终是冷静沉着的。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引起了哄堂大笑的是，当我方问到一个具体细节如何处理时，美方回答说：“As you please.”我要翻成随便或者怎么处理都可以，也就无何不妥，由于此时我已进入佳境，翻译到这里，来了一个“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当然这不算失误，更不算胡翻，只是为极严肃的气氛平添了几分生气，效果到也不错。
此会一开，名声大震。不是说我的才华多么出众，而是这事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新鲜的。记得开始时，因为我分在模具组，而专家尚未到达。我于是旁听另外一个小组的技术交流。当专家提到“氯丁橡胶”这个词时，翻译顿时语塞。她扭头问我，老苏，氯丁橡胶怎么说？我脱口而出：“neoprene”，引得众人一下子回过头来向我坐的这个角落看个究竟。岂不知这个词是我在伊拉克修桥时常用的，是梁架到桥墩上时垫在中间，起减震作用的。这给人造成了我无所不知的印象，实在是事出无心。偏巧又一个词卡住了她，提到一个“离心泵”，我相信每个翻译在翻过一定数量的技术资料以后，在书本上见到这个词会认得的，只是书面上的东西一时说不上来。犹如我们平时写信时提笔忘字。她又向我看来，我又脱口而出：“centrifugal”。这一下更加深了在座的每个人，包括美国人的印象。而这个词又是我在西安陪英国专家时常用的。此役大捷，立即被任命为英语翻译组组长。
第二次设计联络会议在北京举行。
说到这里，使我想起北京彩管招标谈判。那时各路人马云集北京，记得有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河南、深圳和陕西等地的人员。有几家日本公司、荷兰菲利浦公司、美国康宁公司和RCA（美国无线电公司）。当然RCA是为彩电配套的线路制造厂，可是百请不到，因为当时该公司正面临与另一家公司合并的形势，无暇他顾。我分在管子组，被任命为翻译组组长。我看到管子引进美国的前景无望，故又设法“借”到玻壳组，以免白忙一场，因为玻壳引进美国的可能性更大些。
有了本厂那头一次设计联络，北京的第二次和美国的三次均运行自如，极受美国人和外单位中国人的好评。印象深刻的是谈判开始，美国康宁公司派计划部经理考克林先生带队参加。因为我原在管子组，这次一到玻壳组来，便被他抓住了，一直安排我坐在他的身边担任主译。这样，就把原来的一个翻译闲置一旁，见此情景，我不能置同类于不顾，所以和那翻译商量我们想法各翻半天。可是第二天一开始，这一“阴谋”又没得逞，因为考克林先生又来个先下手为强，我一进屋，他便“Mr. Su, sit here, please!”这与一年前洛阳的“遭遇”如出一辙。弄得我毫无办法，只好接受。我后来又想出一个办法，当时常发烧，还伴有肚子痛。我对那年轻人说，正好这几天我身体不适，明天上午请假，你可以趁此机会上场。此计果然灵验。不想我光着背穿着裤头躺在招待所发烧，那位被任命为翻译组副组长的女翻译闯进门来，传达部里宫处长的指示，说是小组准备召开全体大会，让我去主持。我说我现在正在发烧，麻烦为我请个假，由你主持算了。她坚持再三，见我的确病得不轻，只好怏怏离去。对此事我只能置之不理，白白耗精力在管子上，肯定选错目标，因为当时分析美国康宁公司的玻壳技术很可能中标。当时大家都没有出国机会，目标选错会直接影响出国大事，尽管事后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可是当时的心情是极端矛盾的。所以我一直主动“被借调”到玻壳组，从而抓住了参与时机，制造了让外国人、本国人和本厂人认识自己的机会，并且一发不可收，使自己在本厂和部系统中创下了名气。所以说，机遇很重要，但自己不主动抓住和利用甚至创造，到头来还是一事无成。
这使我联想到第一次在本厂举行的设计联络会议中，经过百人大会奠定了自己脱颖而出的形势后，因为我分担的总体布置早于其它组结束，故又有了另一场变故。那是一天在本厂正在进行的小组技术交流中，我旁听后来在北京也是同组的那位小翻译。由于北京设计联络会还要在那次很久以后才召开，加之又是第一次，使得小组会上各路神仙七嘴八舌，将老外和他围在中央，大有群起而攻之的架势，好不热闹。无意中我穿插了几句。下午开始前，我厂当时的引进总指挥找我说，由我接替那个小翻译。我面有难色，总觉得同行之间如果相互顶替，对那年轻人肯定有所影响。可是他强调，这是组织决定，只能服从。于是我上了那个组，记得是计算机和仪器仪表组。我一上场，顿时神仙们纷纷落座，再也没有那种混乱局面出现，可以说，是语惊四座。外厂的一个熟人挑起了大姆哥。上午会间休息，那位美国专家一下子激动地过来与我攀谈，态度非常诚恳。后来有时加班谈判，竟出现了我在机械组谈，电气组的两位专家焦急地等在一旁，等我一谈完机械，便急忙把我拉去电气组帮忙，因为他们组的翻译搁浅，从一开头就进行不下去了。
这次北京第二次设计联络会，使我肯定了自己的地位。为第三次在美国举行的设计联络会之行打了包票。
第三次会议决定在美国纽约州的康宁市举行。
一天，处长来找我，神秘地告诉我，厂里决定我去美国参加第三次设计联络会。我当即表示反对，说，根据合同规定，整个合同期，包括设计联络和实习，一共才有五批人去美国。设计联络为期一个月，实习均为两个月。如果我去参加设计联络，岂不是才一个月，而我厂众多翻译中，始终参加这次谈判的正好五人，每人一次。我如果去设计联络，实习便没份，这对我太不公平了。他更加神秘地告诉我，这不是他决定的，是厂里决定的，因为厂长要亲自去，要由我陪同，并且，他放低了声音，尽管屋子里除我二人外连只耗子也没有，他还是近似耳语地告诉我，厂长计划此去美国，回程要顺访法国，去西普公司签定购买耐火砖的合同。听说同时还能去欧洲，这对我辈简直连想都不敢想，因为当时全国出国的人员还不是很多，能够同时去欧美，更是连做梦也梦不到的事。听到这里，我万分激动地立即答应了下来，并且还应他的要求，保证作到保密。
回家告诉文梅和孩子，当然更是全家欢喜了一场。
第二次谈判另一个插曲是，有一个上海代表团的团长，口音不改，不会说普通话。这可把我难住了。无论如何我也听不懂他的话。这样只好又由一个人为我当翻译，他将发言先翻成普通话，我再翻成英语。当然，我从英语翻成普通话时，那人是能听懂的，因为平日里，他周围的人都在说普通话。如果他不但说不成普通话，并且连听也听不懂，可能他也不会带队前来，否则中国人自己开会，甚至上街岂不是都成了问题，他每天势必要带个普通话翻译。这一连串的接力翻译不时惹得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大笑，无意中还使得会场的气氛活跃了不少。
会谈结束，部属第十设计院设宴欢送我厂谈判人员。我因生来不会喝酒，甚至连喝一玻璃杯啤酒也要浑身发红，心跳过速，所以多少年来，无论大小宴会，我一律喝可口可乐。这次谈判顺利结束，喜从中来，想反正都是中国人，一下子喝了一易拉罐强力啤。不想走出门来，已感到支持不住，终于在不远的地铁站口坐了下来，让与我同行的玻璃厂老胡先走，等我醒过酒来再走。可是他执意不肯，可能是见我脸红得厉害。我三劝两劝，竟躺到那台阶边上呼呼大睡了起来。近一个小时的白日街头大觉后，我醒了过来，发现老胡还在身边。我问你怎么还没走？他说，你这个样子，我怎么敢走，很使我感动。从此以后，再也没像这么喝过酒，真是出尽了洋相。
前面已提到第三次设计联络会议是在美国举行的。我将在下章另述。
之后的第四次设计联络在北京举行，因为我当时又在发烧，故没去成，略去不提。经历了多次在本厂和北京与美国专家的接触，为我去美国参加第三次设计联络打好了基础，作好了精神准备。因为尽管在伊拉克呆过二年，讲的也是英语，可是你在日常生活中，走在街上，英语还是行不通的。更何况美国是个神秘的地方，那不只是语言的问题，能否顺利完成任务，我信心百倍，可是在没踏上那片国土之前，谁敢说他一点也不紧张、不好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