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风波以后，让人格外不愿再呆下去。本来桥已经验收，基地应该早派车来搬家。可是迟迟不见动静，又没有什么通讯手段，只有傻等。想来想去，我动员徐工去附近的南韩项目队借车。我们有一天真的去了。那是离叙利亚边境不远的一个极大的营地。是南韩现代公司搞什么道路或输油管道工程的。庞大的营地四周围着铁丝网；门口由戴着安全帽的两个当地人看守。进得院来，迎面高高的旗杆上，三面旗帜迎风飘扬：中间那面，是伊拉克国旗；左边是南韩国旗；右边是现代公司的旗帜。走进大门，是一个安静的会议室。门口的报架子上摆放着各种朝鲜和英文报纸；迎面墙上挂着一幅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巨幅画像；对面墙上挂着两块八开纸大小的木头镜框，镶着玻璃。一个是南韩国旗，一个是用汉字书写的“公司训辞”，一共有七八条，无非是些穿戴整洁、工作认真之类，不注意还真可能把这当成是个中国的营地呢。一个年轻人接待了我们。他留着分头，一身灰色工作服。不说话，你真地分不出来他和我们有什么不同。
听完我们的来意，他说，真对不起，我们的大拖挂卡车是不少，光水罐车就有二百多辆。可是现在正在外地施工，一辆也没有闲着的，真是抱歉。说着，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十六开的硬壳图纸集，是晒的图纸，缩小的工程布局图。他指着图上用朝鲜文和汉字标出的工程沿线的车辆分布情况。态度极其友好。还由人麻利地端上来了茶水。聊了一会儿，我们道了谢，离开了。来的路上，徐工还一直嘀咕着，我们和南韩还没有建交，他们把咱们赶出来怎么办？我说，不会的。我们和南韩人打交道也不是一两天了，他们并没有敌意。回来的路上，又是一阵失望。这么些人整天泡在这里，无聊不说，那些大兵动不动就开着辆大卡车来干扰，进院就东翻西找，好像到了他们自己家一样，我们又不敢和他们废话。
这情景使我回想起有一次我在巴格达郊外路边等人，见两个当兵的，一老一少。他们的军装破烂不堪；看样子有半年没洗脸了，赶着一个小驴车。路边上有一个老太太带着一个小孙子摆着小摊卖汽水。那是用一个大汽油桶装了自来水，里面漂着无数块大冰块。数十个汽水瓶子泡在冰水里。这两个老总，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个开瓶，一个往一只有四五个暖瓶那么大的铁桶里灌。十来瓶汽水一转眼就交待了。老太太和那孙子，木头人般地站在那里，倒像个过路的人在看热闹。铁桶灌满了，老头儿不耐烦地把一大堆空瓶子哗啦一声摔在地上，手拿根小棍儿在驴身上抽了一下，屁股一欠，坐上小驴车扬长而去。老太太这才心痛地查看着那一堆瓶子，还有几个是囫囵的。
还有一次，我们在一家破烂堆似的修车铺里补车胎。一群大兵开着汽车冲来，一声吆喝，店主点头儿哈腰地连忙上前。把那只瘪了的轮胎利索地扒下来，补好，又装上。当兵的连谢都没谢，一声口哨，那车又飞也似地开跑了。今天我们在这路边，岂不是成了兵站了吗，那些老总，各个荷枪实弹，说不上哪天走了火，还不是就撂在这儿了？更不用说那些穿着白袍子、趿拉着拖鞋的小流氓们，天天来无理取闹。我对徐工说，这么瞎折腾，你不害怕我可害怕。经过了那天晚上的惊吓，我实在是受够了。不像你，到时候再闹回肚子，屁事没有。他自己也憋不住，笑了起来。他说，那怎么办？我说，他们不来车，咱们自己租车，还怕没钱出车费？城里不就有大拖挂车运输公司吗？租上三四辆不就解决问题了吗？正盘算间，搬家的车队到了，大小车来了一大帮。大家忙乱两天，我们全搬到大拖挂车上去住了。是把活动房吊到上边，几个人睡在这里，其他的都拆装到别的卡车上去了。我负责为大家做饭，他们都在大拆大卸，忙得不亦乐乎。狗也带上了几只，有两只死活不上车，只好作罢。最后，一辆加滕轮胎吊车需要跟一个人，因为驾驶楼里只能坐一个司机，后边的吊车操纵室里能坐一个人。那车走得慢，一个人开着走实在不放心。我提出了我的理由，坚决要求押这吊车，徐工这回也不闹肚子了，死活要押着那车走，并一再向我说，你在这儿的两个月表现得实在令我佩服，回基地后，我一定要向领导汇报你的情况。我说，滚你的蛋，少给我出些难题比什么都强，靠别人为我表功，那不是太没有出息了吗！就这样，我们告别了这座亲手建立起来的大桥，前呼后应地向哈巴尼亚进发了。
一路无话，我们平安地到达了目的地。又是一番忙乱，吊车也在六七个小时后到达了。徐工风尘仆仆下得车来，一头钻进头儿的房间里，为我表功去了。其实，那天被捉进兵营的事我早就忘了，更不可能向领导揭发他“临阵脱逃”的丑态，因为他也是个凡人，我要不是因为身份所系，也肯定远远地躲在人们的身后，不害怕才怪呢！
我被分配在二号桥，与毕雷铃老师傅住一个屋。他有五十多岁，是个老检验员，为人随和，平时爱开个玩笑，这正和我的脾气。他常向我讲起几十年前在深山老林里修铁路时的情景。他们干检验的都是肩挑背扛地带着设备仪器工作。那些普通铁路工人更是每俩个人抬着一个大土筐，修筑成百上千公里的铁路。
当时工地司机大部分已经回国，有的是回国休假。剩下的司机也就两三个，他们跑巴格达和省会办事和采购还来不及呢，所以我就成了正式司机，常开车来往于各个工地之间和附近的城镇。有一天，调度找我，让我开上日产15座和他一起上35公里以外的四号桥办事。回来后，当即决定这辆车归我了，每天专门拉着毕师傅去一趟四号桥，取土样进行检验。有些工人往返于各工地上下班也由我接送；头儿们开会，也要坐我的车。上得车来，人们免不了也是递烟问好的一番客气。那调度坐我车去四号桥的目的，原来是为了考查一下我的驾驶技术，结果非常满意。他除了交待我每早出车前一定要检查汽油、机油和水这三样够不够外，别的也没有什么了，因为日本车好像永远不会坏似的，根本不用担心路上会出毛病。有时工人师傅带着极长的木模板，车里装不下，我就驾着十五吨的混凝土运输车，将模板绑在车旁，翻山越岭地送他们。那段日子过得到也轻松。
有一天，我开着丰田吉普去四号桥送领工员几个人。刚要进营地，见驻地工程师的车从院子里出来，我连忙打方向，想从另一条道绕过，躲开他；不想领工员有事要跟那车上的头儿说，把我叫住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开车迎上去，停在路旁。此时躲在车里是办不到了，只好主动下车，走过去，与坐在车里的驻地工程师握手问好，并对前一段的不愉快表示歉意。他笑着说，我早就忘了，你人很不错，我们还是好朋友。就这样，一个心里的疙瘩解开了。
忙完了四号桥，大撤退开始了。除了留守的几个人外，全体回国。分批分期走。我被定为五个人一批的一员。记得有会计、材料员、厨师和吊车司机。
按照计划，我们终于有一天，从所在的二号桥上路了。在基地一号桥休息了一下，下午三点，每人吃了碗面条，出发去机场。因为好像起飞正好是晚饭时间，所以在一点儿也不饿的情况下勉强吃了碗面。
来到机场，每人找到一个手推车，堆满了自己的行李。心情无比激动。记得那是1984年3月里的一天，离出国将近二年，想家心切不必说，当时两伊战争又在升级，航线一天一个样，也不知能否走成。
在二楼安排好行李，我就近到问讯处一打听，今天的航班正常，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还有十几个小时就要回到北京了，此时每个人都是归心似箭，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到家去。可是等了半天不见往常那样数不尽的人群拥来。候机室里格外冷清。我让小何再去问问，回答一样。他又下到一楼去问，结果，大事不好。由于战争，通往巴格达的所有外国航班的飞机一律取消。就在今天，伊朗军队已经攻入伊拉克境内，正在全力以赴，要切断伊拉克南部第一大城市巴士拉和内地的通道。情况十分危急。至于什么时候恢复通航，谁也说不清楚，只有看战争的进展而定了。
这一下子大家都慌了手脚。我们真的回不了家了？要等到哪年哪月才是个头啊？家人们看到报纸上的报道，不知道有多么着急呢！明明知道我们明天就可以到达北京，这一下子，毫无消息，他们不知道该多么着急呀！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顿时没了主意。
我们只好又把行李都拖回到汽车上，没精打采地回到了一号桥。几个人住在招待所，一天除了吃睡，就是打扑克。一个个耳朵上夹着草棍，到也过得轰轰烈烈。一时把万分焦急的心情压了下去。这样百无聊赖地过了整整一个星期，终于传来了消息，说是有些国家的航空公司已经恢复了航班，那乘客当然是各自国家的侨民和技术人员，都在忙于大撤退。可是中国民航安全第一，坚决不恢复飞行。结果罗马尼亚航空公司愿意铤而走险，飞中国民航的航班，条件是回程让中国民航保证200个座位的售票额。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民航才下决心自己来飞。
又是一番忙乱，又是一路赶往机场。这种上飞机法，真可以叫做各顾个，因为每个人带的东西都堆积如山：肩上扛着，双手提着，一只腿还勾着乱七八糟的大东小西，在队伍里向前蠕动着。好不容易大汗淋漓地办完了登机手续，托运了行李，送行的人们开始告别，依依不舍地离去了。当年在部里接待我的老吕，此时也站在送行的人群中，握着我的手说，小苏，回国休整一下，一定还要来呀，我可在这里等你呢！我感动地和他以及其他人一一握手告别，走进了隔离厅。我们三三两两地坐在那里，由于随身的大包小裹也不少，有的甚至坐在了地上。没过多一会儿，盼望已久的从北京飞来的波音747终于降落了。又是三百个土头土脑的中国人，各个西装革履，排着长队从机舱里走了出来。隔着玻璃墙，看着他们那一双双对一切都充满了陌生情味的眼睛，我在为他们发愁，两年的日子在等待着他们去煎熬。他们的家人也正在望眼欲穿地盼望着他们，有朝一日也会像我们今晚一样，再回到这里，登上返航的班机，荣归故里。
等了半天不见动静，不知又出了什么事。一会儿，见机长一行从飞机上走了下来，穿过人群时，我趁机问那机长，能按时起飞吗？他说，还不知道，有一个发动机出了问题，再快也得午夜十二点吧。一听这话，我们一下子又傻了。本来五六点钟的飞机，要拖到半夜才能起飞，真是够受的啊。隔着玻璃窗，的确见那飞机正在装着行李，升降台架在一个发动机下，一群人在那里忙碌着。
这回只好再取出那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扑克牌来，开始新的战斗。不知不觉中，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了。终于开始登机了。
发动机在轰鸣了一阵后，开始像一只巨大的海豚，扎煞着双翅，蹒跚着离开了卫星厅，滑向了跑道。我看了一下手表，此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一点半。我们从头一天的下午三点从营地出发，一直等了十几个小时，终于起飞了。伊拉克，我们终于离你而去。怀着无限的留恋和喜悦，我们踏上了万里征程。
来时，由于两伊战争，中国民航停飞巴格达，所以坐的是波音707，又在阿联酋的沙加换乘约旦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来。今天，我们坐上了中国民航的波音747，九个小时后就可以直接到达北京了，那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天，渐渐亮了起来，一轮红日出现在前方的天边。万里彩云在我们脚下缓缓地翻滚着，时而像地毯一样严严实实地铺满了脚下的天空；时而又随风飘散，让人们能看到蔚蓝的大海上漂动着的点点风帆。
经过了一天一夜的辛劳，照理该各个埋头于梦乡，可是人们由于心绪万千，久久不能入睡。耳边，飞机发动机在均匀地哗哗作响，人们一动不动地靠在椅背上出神。他们也许正在回忆那苦难的两年沙漠生活；也许在思念着长眠在那块土地上的战友和同乡；也许在惦记着仍然苦战在那里的领导和同事；也许在留恋着那片土地，希望能有一天，再回到那里，再重复一遍那里的生活，只是少了许多陌生感，多了许多自信、老练和成熟；也许在想象着自己的妻子儿女正站在北京机场出口处，翘首以待，激动地等待着他们的归来。我什么也没想，我太累了，我什么也没盼，因为文梅不会领着两个个头儿不高的宝贝女儿等在那里。到北京机场见到那种场面，只会使我更加惆怅。
飞机终于飞进了国境，眼下的戈壁滩一片灰黄。茫茫荒漠中，看到一条细如马尾的小径，逶迤千里，不见尽头。我突然发觉，脚下的一切竟和那解放军作战用的沙盘一模一样。从那层次分明、颜色深浅有致的片片灰黄中，你可以分辨出哪是高山，哪是平原。分明感觉到，千里之内好像不会有一滴水。我就是在这样一片土地上生活了二年；不同的是，那里不是黄土，而是沙漠；那里有个望不到边的湖泊，使你永远可以尽情地喝个够。
随着机长的预报，北京临近了。人们又开始了忙乱。他们相拥着望向窗外，大地越来越近了，那弯弯曲曲的河流，那川流不息的车辆，那烟囱林立的工厂，一一从脚下掠过。大地突然间向我们冲来，树木和电杆飞驰在脚下，一股强大的力量把我们一下子送到了建筑群后边的一片旷野。接着，是数不清的航空标志。突然间，眼前出现了水泥跑道，不知不觉中，扑扑楞楞一番颠簸，人们意识到，飞机已经着陆了。不知谁大喊一声：“我们终于活着回来了！”顿时，机舱里掌声雷动，欢呼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我的心也一下子激动地飞快跳动起来。人们热泪盈眶，人们在相互庆幸，庆幸我们安全地回到了祖国，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故乡。
回到旅馆，稍事休息。我赶紧上街去邮局。我用颤抖的手在电报纸上写下：“安抵京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