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巴尼亚是距巴格达西南75公里的一个烟波浩渺的淡水湖。我们的建筑基地选在这里，修建第一个开工的一号桥。推土机把几个起伏不平的沙丘推平，在那里竖立了十几栋活动房。那活动房是从德国进口的，有空调、床、写字台、椅子和蚊帐等。总之，生活和工作起码的必须品都具备了，随着人们的到达，工程不久就开工了。
我和阿语翻译小丁还有工程师老方住在一个活动房里，整天除了工作还有说笑和打闹，日子过得到也轻松。
架桥，首先要打桥墩子，再在两个桥墩上打上横梁，再在每一对墩子支撑的一根横梁上架上一人高的钢筋混凝土梁。横梁上摆放梁的数量据桥的宽度和通过载重量的大小决定。梁架好后，再在这无数的梁上面架好桥板，编好钢筋笼，现场浇灌完整的桥面，再装上护栏，桥两端再用土方成斜坡形打上引桥，桥头朝水的一面再用石头砌上护坡，一座桥就算彻底建成了。我这次有机会参加修桥的全过程，使我增加了不少建筑知识。 在工作中，我结识了不少忠厚的工人师傅。有时为了突击进度，我也与其他的干部一样，参加卸水泥车、绑钢筋的劳动，从白日一直干到深夜，那热火朝天的场面总使你为能成为其中一员而兴奋不已。当地政府派到工地来的驻地工程师也住进了他的活动房。由于那工地离法鲁加不远，另一个与他同时进驻来的检验员的家就在那里，他每天都回家。驻地工程师在巴格达，每天由我和司机去巴格达接送他。那检验员有40岁的样子。驻地工程师刚从巴格达大学毕业，名字叫穆罕默德。
我觉得他除了家穷，别的也没有什么缺点。他的家是个二层楼，我也从来没有进去过，每次都在外面车上等着他。他可能因为家里太不像样子，也从来没有邀请我们进去过。有时听见门铃响，他的一个妹妹会出来答应，表示知道了。后来，穆说，以后不要按门铃了，全家都会被吵醒的，因为当时刚刚早晨五点半。只要你车准时来，我会准时起来上车的。由于他年轻，我也不算老，出于我天生的活泼性格，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可是正是由于这种太随便、不拘小节的关系，使得我自己最后还是吃了苦头，提早地结束了我在这里的工作，这是后话。
有一天，他对我们说，他要结婚了。我把这个消息报告了头儿。我们想来想去，他家穷，还不如送他一些钱。所以，我记得是送了他三五百第纳尔。并说明哪些是我们头儿给的，哪些是办事处，也就是分公司经理给的，祝贺他的新婚之喜。（下图：巴格达旅游村）
巴格达城郊有个旅游村，是专门建给外国人和当地有钱的人的一个游乐好去处。门票记得要一二十个第纳尔。他与新娘结婚时在那里度蜜月，也算作穷人家的一生中的特殊享受吧。我与同事在常驻检查员的带领下，从大门混进去，说是进去找人。他认得把门的，所以轻松地进去了。
他与新娘正在餐厅里用餐，新娘也是个大学毕业生，个子不高，长得小巧玲珑。他为我们要了英国茶，那种用小袋装的直接泡在水里的茶，以前没见过，不知道怎么泡，检验员自作聪明地说，把纸带撕开，倒到水里。我们照办了，可是那粉末状的茶根本就不往下沉，怎么也喝不到口里去，惹得大家，包括一旁的食客们大笑不止。这洋相出得可真够可以的了。我们也借机在那里照了些相。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的关系实在不错。
这使我想起我们搞同盟军的一件往事。一天，当地有个地主找上门来，说是我们施工的地方是他家的土地。还拿来了土地证。我对他说，这显然是敲诈，他也同意我的观点。他说以前实习时，地方上的人也是这样干的。这多少有些像我们国内的那种现象，在征地拆迁的过程中，总是有那么些“钉子户”，那些让一帮老太太躺在推土机前阻碍施工的棘手问题。我说，我们一定要顶住，对他的一切无赖行为不予理采，让他找政府闹去！他说，对，我站在你一边。那人一看没有什么油水可沾，也就灰溜溜地走了。可是没多久，来了一个警察，送来一纸传票，我们还是乖乖地交了几千第纳尔了事；还特意到那地主的家里去做客；小丁还拿着他的手枪跑到院子里放了两枪。这里的老百姓，长短枪、半自动、冲锋枪，应有尽有，真是战争时期。看报纸报道，前年伊拉克足球队踢了个不是冠军就是出线，反正赢了那个国家；全首都到处放枪，结果还有人死于流弹，真是乐极生悲。
战争气氛到处都浓。你随便上街，可以看到好多政府机关，甚至居民楼顶，都架着高射机枪，是用来防空的。有一次，我们的司机小刘开车出去，把车停在路旁进去办事，结果被横冲直撞的一个军用大卡车从后面撞出去一丈多远，损坏严重。我们将那开车的士兵告到法院，法院判他赔偿。他领我们的人上他家，却见家中徒空四壁，实在无钱可赔。回到法院，判官说，要么你们私了，要么拉他去坐牢。如此看来，只好算了。
说到去当地人的家里，我们还真的到我们雇的守门人家中去做过客。屋子里用各种各样的凉席、毯子、塑料布之类铺满一地，真好像是日本的榻榻米，只不过没有那么讲究而已。聊了半天，只见几名大汉抬进来一个硕大无比的铜盘子，足有圆桌面那么大，上面堆满了米饭；米饭上面堆满了羊肉，起码是一只羊的肉。陪客不少，总共有十来个人。大家席地而坐，围在那盘子四周。人们在旁边方桌上放着的一个带龙头的小水桶那儿洗手，这是他们饭前的习惯，因为吃饭不用刀叉和任何餐具，而是用手。就用手抓那米饭和肉。我对着那堆积如山的羊肉犯了难。那气味我总是不习惯，老是闻了要呕吐。我无奈之下吃了几卷小肠，味道还不错。席间，偶有小孩子们与披着黑纱的妇女从后院向这边偷看。小孩还能不远不近地张着双好奇的大眼睛；妇女们则只是真正地偷看，绝对不露面。酒足饭饱以后，我们退下一旁，再由另外一伙陪客围在盘子边，继续战斗。这里的男士们战斗完毕，又有四条汉子将那仍然貌似小山的盘子抬到后院，由那些妇女儿童们攻坚。那看门人有12个孩子，说是伊国石油丰富，一点儿不假，战争期间到处大兴土木就是明证。可是老百姓还是个穷。中产阶级当然有，但绝不是主体。大多数还是衣冠不整。听说以往他们一直以玉米为主食，由于发现了石油，政府大量食品补贴，所以面包、烤饼非常便宜，花几个第纳尔可以买一麻袋；库尔班的形象永远是骑条毛驴，那是西北戈壁滩的原色，这里原来一点儿也不假，也是以毛驴为主要代步和运输工具。有了石油以后，日本汽车到处可见，再穷的人，最多也是十几个人挤在后面带小斗子的小轿车那么大的皮卡（pick-up）里旅行。现在的改变，使得那些驴儿们获得了自由，但同时也成了野驴，无人照管它们。出外旅行时，随时可见高速公路旁躺着四脚朝天腐败鼓胀的驴，那是被汽车撞死的。因为当地人是穆斯林，不吃驴肉。有一次我和小丁逗那个检验员，是否可以给我们捉几条驴来改善生活，每条驴五个第纳尔。本来是句玩笑话，他到当起真来，一定要真地找人捉几条来。我们知道吃驴肉按当地的习惯是禁止的，我们身处异邦，不可能明目张胆地破坏那里的规矩。
现在还是回过头来让我描述一下刚刚进入沙漠时的感受。那里除我5月份刚来时下了几
阵眼泪似的毛毛雨外，再也不见一滴雨水。骄阳似火，使你无处躲藏，就连树阴下面也不顶事；因为那大气的热辐射将一切都差不多烤化了。由于温度奇高，汗根本就流不出来，在它出来时全被高温立即蒸发掉了。可是当地的小伙子却光着膀子，又戴了顶毛线织的厚帽子，在沙漠里奔跑，为工程技术人员测绘立标杆。沙漠上偶见一两棵不大的树，到处可见的植物是一种二三十公分的小绿草丛，那种叶子很小，杆却粗壮的草又长满了刺，却是羊儿们的食料。牧羊人开着水罐车跟在浩大的羊群后面，到是奇特的景象。
早晨，我们订做的活动房由大拖挂车送来了。远处望去，那庞然大物的后面拖着一条遮天蔽日的沙尘，使人想起了美国西部片中的浩瀚情景。活动房一分为二，长长地躺在高耸入云的车厢板上。到了驻地，人们忙着卸车，而司机——一个极普通的老头儿，你怎么也不会相信那是位能熟练驾御这个庞然大物长途跋涉而来的人——带着满脸稚气的儿子，将上衣脱下，铺在地上，先用小水壶仔细地洗洗手脸，朝着麦加的方向五体投地地拜个没完。他们每天听说要这样朝拜五次，一片诚心让人肃然起敬。
我们就在这不毛之地扎下了营盘，二年的生活就要在这荒漠里度过，想来有些胆怯，文梅和女儿们怎么也想像不出来这种场景和“出国留洋”能是一回事儿。我除了在巴格达时因为工作需要西装革履外，来到工地，每天一直穿着公司发的黑色工作服，穿着一双拖鞋，戴个大号草帽。别看我这般打扮，我却是首席翻译，令分公司经理担心的我方与驻地工程师的关系被我搞得“军民鱼水情”。我在开头已经说过，正因为这种“铁哥们儿”的关系，害得我一不留神陷自己于困境之中不过如果不当回事儿，一如既往地过去，到也一帆风顺，可是由于我已经厌倦了近二年的荒漠生活，使我趁机退下阵来，为我早日回国创造了条件。
项目队各位领导对我极其赞赏，对我的外语，对我的为人，对我的品德绝对肯定。所以，心情格外舒畅。那一段日子里，真可以说我是春风得意，是我大学毕业以来业务上头一次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可是，好景不长，公司派来的一位老工程师搅乱了我的平静生活。他是个六十岁的老者，除了是土木工程师出身外，还据说是个精通外语、解放前还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翻译的名人。尽管后来在混熟了以后，他也许出于谦虚，说他只不过在那时为国民党军队的美国顾问当过翻译，不但只有半年，而且大部分时间是翻译资料。不管怎么说，他是因资历深，资格老，被公司邀请出来的，他本人已经退休，受此重用，哪能有不来之理！
他来到以后，偏偏又与我住在一个活动房里。我是处之唯恐不恭，时时小心谨慎。但是不久矛盾就暴露出来了。领导把他安排在我身边，目的显然是为技术，更重要的是为英语把关。我自然明白这简单的道理，尽管领导并没有明确对我交待。
既然为我把关，我就事必请其过目，哪怕是一句话的英语，也要请他老人家定夺。不知他是城府深沉，还是故弄玄虚，没有一次是“立等可取”。总是拖得你坐立不安，火冒三丈。并且稍有不敬便要随时立即向领导报告。记得有一次他竟然对我横加训斥。那是因为我翻译加打字，忙得不可开交。我为了把当天的施工文件准备好，然后就要着手准备二百多人去医院体检的文书。所以吃完晚饭后，我请他把那只有一句话的东西看一下，以便最后成文。他老先生是答应的好，接着便出去遛弯儿去了，很晚才回来。在那句话中拣出一个动词改了一下，本来英语和汉语一样，好比“我吃饭了”可以说成“我用餐了”。他把“吃饭”改成“用餐”。我不计较，反正就一句话，无非再打一遍；打好再请他看，结果又好比“我今天没在家用餐”他又改成了“我今天在外边吃的饭”。改到第三次，我实在控制不住了，在接过他的御批之后，无意中嘟哝了一句，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值不值得这么翻天覆地地折腾？他一听，马上火了，声如宏钟地呵斥道，你这年轻人怎么回事儿？施工文件是最严肃的事儿，你为什么这么不耐烦？我给你改，也是为了这个工程，你怎么这么不懂道理？我一气之下，冲出门外，去找吴总。拿着那张纸，说吴总你看看，就这么一句破话，他改来改去地没完没了，我还干不干别的了？他既然这样精通外文，以后的施工文件由他直接用英语写出来好了，也不存在翻译问题。免得他费神动我的脑筋。吴总听后，笑了笑，把那张纸放在桌子上，拉我坐在床上。说，算了，别生气了，他年龄大，有事谦让一些吧，别和他计较，他话多是真的，无论如何还是出于好心。我估计对我们一老一少的故事他也早有耳闻，所以对于我的情绪他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劝我千万不要介意。我只好无功而返。另一个使我忍无可忍的是，我每天常打字，准备材料到半夜一二点钟。睡得本来就晚，可是醒来得又特别早。因为那老者闲来无事，想起养生之道。他的寿命是延长了，我的却缩短了。他每早不到五点就开始在床上折腾，到5：30起床后再到室外继续；我们这才又睡一会儿。恨得我是咬牙切齿，又不敢发作。结果，我的不满还是传到了他耳朵里了，后来就直接出去，床上运动就此停止。这些矛盾，可以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因为他是那帮安徽来的铁道部什么工程局的，我便成了他们极不满意的公司嫡系的一员。按说，我并没与他发生过正面冲突，唯一的一次略表不满，他便当即呵斥一通，已如前述。但是，有一天，他本人终于“自我爆炸”了，卷起铺盖走人。
施工开始后，伊方要求在打桥墩子之前要在每个墩子上游各打一个试孔，以勘察地下土质结构。可是实际一打，不到规定深度便已达岩层，按常规，这对于桥桩的强度而言，要比沙土层中打多深都高，完全没必要穿进岩层，更何况我们根本就没有凿岩设备，又到哪里去租借？可是他却坚持说，这是外国人的要求，不达深度不能检收。无论几个头儿对他说破了嘴，他还是一百个不答应。头儿们大发脾气也没有说服他。为此约见了驻地工程师。那工程师当时还没有进驻工地，所以特意从巴格达把他请来商议此事。头儿在去工程师办公室的路上又与他口角起来，头儿生气地说：小苏，以后我走到哪，你就跟到哪。同时又见那老者手里拿着几张自己用英文写的什么东西，头儿说，你自己无权对外，你无论对外国人说什么，都必需翻译给我听。我看气氛不对，边走边往后缩，头儿拉住我说，你跟在我后面。坐下来以后，老者与工程师坐在桌旁，我和头儿，还有吴总坐在靠窗户的一排椅子上。老者由于口语不行，照着那张事先准备好的破纸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地向那工程师解释着他的见解。头儿命令我边听他们二人的对话边翻出来。我越翻越紧张，因为在谈到达到岩层还要钻下去时，工程师当即表示，没那个必要。标书规定的那个深度是对一般沙土层而言，并没有规定遇岩层还要继续钻，因为那是最基本的常识。老者说，你不是要求这样的吗？工程师说，那是你们几次自己非要钻进岩层的，我从来没要求过。边上坐着的头儿听到这里，变色道，这也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这么随便自作主张，搞什么名堂，还打着外国人的旗号压我们，这工作还怎么干了？头儿连夜离开工地赶往巴格达，向公司领导汇报。临上车时说，他必须离开这里，他要不离开，我离开，没法干了。
这么一闹，吓得我躲进自己屋里再也没敢出来。结果，这倒成了我的一条罪状，人们指责我不应该原话翻给头儿听。老者与安徽人是一个单位的，散布说他在这儿干不了了，是我把他赶走的，他私下里与另一个年轻翻译小何商量，由小何来取代我，说是我翻的英文和打的文件不爱让他改。这当然是我事后听说的，并且他的阴谋并没得逞，因为头儿绝对不会同意他胡来的。
头儿汇报的结果马上见效：没几天，老者便被办事处以另有任用为名，调去办事处住，说请他协助翻译一个什么法律文件。过一段时间，他的杰作被办事处送来，让我校对。我哪里敢动笔，他是我的英语监督，怎么可能由我来为他改稿。我胡乱地看了一遍，随便改了一两个字，表示已经尽责，退了回去。没有多少日子，估计他也觉得住在巴格达白吃饭，再加上这一变动，便回国了。
在这期间，我思想上苦闷到了极点。经历了巴格达奖金事件，使得我受再大的委屈只好承担下来，绝对不敢据理力争，更不敢轻易发火。对着茫无边际的大漠荒原，我欲哭无泪，忧心如焚。在几乎承受不了这莫名的冤屈的情况下，我给一直住在巴格达的王翻译写了一封长达十几页的信，向他述说了我的不幸，我现在已处于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地步。真不知道今后的日子怎么过。他没有回信。不久，春节到了，头儿派他进工地来过节。估计我的这又一个轰动公司的故事又一次惊动了住在巴格达的头头。听了王有关我的困境的汇报后，派他来这里，陪我过春节。一周的时间他没有离开过我。我们在一起玩扑克，聊天，劝慰我，使我沸腾的心又一次平静了下来。春节过后，他也就完成了使命回巴格达去了。
在这里，使我回忆起，不论走向何方，知心朋友的重要性。多年来，我总觉得爱人是重要的，前面提到姜衍乐之死与他和爱人分开去独闯看来永无出头之日的鬼门关有关，所以死于非命。我多年来因为无用武之地而又身陷荒山野岭，使我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爱人的出现，爱人的献身精神，她放弃正在担任着的团县委一把手的似锦前程去数千里之外的深山沟里陪伴我，使我度过了那困难的十几年；又在调出山沟后的五年不得志的苦闷生活中与我分担忧愁。这对于我这个不善交际又意志不坚强的人而言，正像大学时期的班长，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好歹走了过来，迎来了迟到的春天。使我享受到了成功的喜悦和家庭的温暖。而这一切，我的老同学和老朋友姜衍乐是永远也没有机会得到了；我实在为他惋惜。可是在长期生活的国外，经历那么多艰苦生活，工作中的烦恼，同志们的不理解，有成见的评价，使我又一次陷入了不能逾越的鸿沟，是朋友，知心朋友，也就是王云福，帮助了我。因为爱人除了一个月一封家信外，帮不了我，不了解我的苦乐。王的出现正弥补了这一不足，使我能够顺利地度过那艰难的二年国外生活。
现在该回过头来谈一谈另一个朋友，我刚到巴格达便与之同病相怜的卢凯。他因处境不好，不久便被发配到五百公里之外的鲁特巴——一个与约旦交界的小镇。他在巴格达时，因为外语不能用，后被好心的头儿们挽留住，当了管理员，也就是每天出去采购柴米油盐，还要不时跑去很远的油库，排几天几夜的队买油。他押着油罐车，住在肮脏的小旅馆里。他调去鲁特巴后，还一直惦记着我。我们那时无钱买烟，只抽些用纸卷当地出的烟叶——大炮。他有一次还纸包纸裹地托人给我捎来了一包烟。这礼物虽小，但却使我心里非常温暖，使我想起了，除了王之外，还有一个比我还狼狈的朋友。回国十几年后，他因为从内蒙出差西安，还专程来看过我。吃了一顿饭，喝了点啤酒。临走时，给他带上两包烟。前年因公又来西安，打电话给我爱人，结果我因出差在外，没能相见。
说起翻译朋友，使我又想起了有一个劳务项目队的翻译，那人胆子大，克扣同志们的程度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后来被发现而提前送回国。
那是有一次，那个项目队在南韩定做了一些样子很好的短风衣。我们常去那里的人发现了，通过他们买了二百件。假如那衣服价钱是25美元，他当时却说是31美元。人们坚信不疑。因为各项目队的中国人经常来往，互通有无，互相托办些事情，买些东西。这事不巧在一次意外的情况下被发现。有一次，公司各驻伊项目队队长来巴格达开会，会间，头儿们天南地北地说些闲话。我们的头儿则趁此机会对他们代买的衣服表示感谢。说到价钱，却对不上号了。那聪明的翻译这桩吞食同类的不道德行为一下子揭穿了。为了几块钱的事而丢了前程，这笔账，不知他是糊涂还是聪明过了头，竟没算明白。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工人之中。一个劳务项目队中，有几个电工在为外国老板装壁灯。那是些活动房里的设施。因为那项目巨大，工人住的活动房要数百栋。工作中，有两个电工觉得那灯很精制，就偷偷地拿了两个，藏在换下来的衣服的袖筒里。被人发现，报告了工头。经理在下班时赶来了，召集大家在院子里集合，说发现有人拿了灯，现在拿出来，不追究任何责任，就当没发生任何事情。可是，没有人站出来承认。老板不得已，让大家互相搜查，结果那两个人便被查了出来。老板二话没说，当场将此二人解雇。结果此二位仁兄为了一个小小的电灯丢了饭碗，乖乖地回国了。
我们队不诚实的人也有。第一批回国的时间到了，记得头儿决定了一个名单，其中一个当采购员的，当众大喊大叫，质问领导为什么让他先回国，为什么不讲道理。头儿当即回答道，你自己的事自己清楚，你说为什么让你回国？你要想讲清楚，那很简单，几句话就说明问题。考虑到你是老同志，给你个面子，你就悄悄地回去算了。他顿时一声也没有了，真地悄悄回国了。原来他在外出采购时，大量的回扣不上交，被人揭发。多年来我在国外坚持的一条原则是经济上一定要清楚，包括我刚走上工作岗位时经手打的运砖沙的白条子就有上万元；在国外更是小心谨慎，遇到买东西，无论回扣多少，一律如实报账，这也是文梅平时时常提醒我应该做到的根本一条。前面我已讲过很多。总之，我的感受是太深刻了。
这种事的反面，也有轻财重义之士。一次，一个项目队的人回国探亲。提免税商品时买了几个“大件”，无非是彩电冰箱之类。探完亲又返回伊拉克，还没上两三个月班，国内便来消息，说有一天，他家被盗。收录机和照相机让人偷走了。八十年代初，人们生活水平很低，这些高档东西国内还不常见；日本进口的别说是一般家庭没钱去买，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例如，当时我厂职工七千多人，我八三年托人从北京提前提货的20〃彩电和洗衣机，全厂可是连一家有彩电的也没有。更不要说是20〃彩电了。简直是轰动一时；我后来几年中又为几个兄弟姐妹买的彩电也是单位传遍，令每个人羡慕不已。那人的爱人深知那是丈夫从国外挣的血汗钱买的，丢了这么两件东西打击不小，一下子就精神失常了。同志们看到这巨大的不幸，纷纷解囊相助，募捐了一大笔钱给那人；那人说，回来后，挣的钱已经足够再买那两件东西了，只是没有免税指标，因为国外工作半年以上才有享受免税购买商品的资格。结果，人们为他凑够了那两大件的指标，匆匆回国，又买上那丢掉的两样东西回家了，也不知他爱人见到这些病是否好了。
另一个被传遍公司国内外的不幸故事是发生在我刚从国内来到巴格达几天前的事。一个从照片上看有近四十岁的外语翻译，是公司从广播事业局借调来的。本来按合同规定干满两年可以回国，那时他已经干到一年半多了，还剩几个月就可以回国与家人团聚了。那一天，他们项目队一个工人因为心脏病突发死亡。他随人将尸体送往郊外旷野火化。不想行车途中，他们的那辆小车被前后两辆大拖挂卡车因急刹车挤在中间，那翻译当场死亡。家中妻儿为此悲痛万分。这是人们可以想象到的；想象不到的是他妻子在他应回国购买的所谓“八大件”上和婆家吵翻了天。双方忘记了悲痛，却把那悲痛化成了争夺那些宝贝物件的力量。顿时两家打得不可开交，一直打到公司；同时那女人又无数次地找到公司无理取闹，漫天要价，不答应就没完。她丈夫在天之灵有知这一切，不知做何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