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归故事，绝对不是每天都是万事如意。那一天的冲突足以使人感受到这工作也不永远让人顺心。那是一天中午，我和头儿坐在一个什么狗屁官员的办公室里等了足足两个钟头。可是那位可爱的官儿竟与一位中年的欧洲人说个没完，看样子到中午下班也不会收场。我们等得实在不耐烦了，头儿问我他们都在说些什么，怎么这么半天还没说完？我说，那哥俩在讲伦敦什么餐馆菜最好吃，还讲些房子汽车的事儿。还没等到我说完，他突然间跳了起来，对那个官儿可着嗓门喊了起来。这突如其来的怒吼，顿时使他们住了嘴。尽管听不懂头儿嚷嚷什么，他们还是看出来了，头儿在生他们的气，他们的胡扯，浪费了别人多少宝贵时间。那欧洲人知趣地告别出去了，那人也觉得太失礼，一个劲地道歉。我当然没必要把他们的话全翻出来，因为双方都能看出来而不是听出来对方的意思。我对那人讲，这是我们的经理，你这样怠慢他实在太过分了，所以他发火也是可以理解的，请不要见怪。正巧路过这里的我们的那位驻地工程师老头，赶紧进来，把双方都劝住了。那人这才讲，不是他故意不理我们，是我们的事他必须与之商量的那人据说马上来，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来。他是在等着那人呢。不对的是他没有把这情况向我们说明。这样，头儿的气也就消了。老头儿与那人为我们又相约了一个时间，送我们出了大厅。（下图：巴格达解放广场）
另一个不招人爱去的地方是移民局。在那里，每一个外国人都怵头。有的外国大公司都配有专门办理移民手续的人员，申报到达人数、申请居住证和签证延期等事宜。他们人手一个文件箱，里面放有剪刀、胶水和皮筋之类的必须品。每次都是大捆大捆的护照、登记表格和照片。我们则是在家里准备好一切，到那里就免去了携带那么多文具的麻烦，因为人数并不很多。后来，看到这事儿的艰难，有些外国公司干脆特意派了几名公司小姐，专司此业。你别说，还真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那些办公人员对这些小姐可是一改“横眉冷对”的面孔，一下子换成了微笑外交；我们可惜没有小姐好雇，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女人媚态十足地优先办好手续，兴高采烈地扬长而去。那大厅安装着数十排塑料座椅，像大医院候诊室一样。大家必须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不许发问，不许喧哗。叫到谁，谁才可以离座上前。这遥遥无期的等待，可以使再有耐心的人也坐不住。那是一场真正的持久战。后来情况有所改变，办手续分成几个办公室。由于中国人多，单独开了个中国室，还挂起了不知请什么人用毛笔写的“肃静”之类的提示和一些具体办手续的规定和时间等。
移民局门外，一次成像的摄影师可是买卖兴隆。一架不知道是几百年前留下来的老式照相机，为没有照片的办理手续的人们拍照；先进些的是像商场里服装柜台旁的那种电话亭子似的试衣室，门上拉一个布帘。人坐在里面，面对装在墙上的一个大相机。咔嚓一声闪光，相片便出来了，像邮票的四方联。门口坐着个老头，用一架缺胳膊断腿的破打字机，为那些没有手段填写申请表的各色人等打字。打字机下的那张破烂不堪的写字台，在连珠炮般的打击下，吱吱嘎嘎地呻吟着——真正的老牛拉破车，外加一位年过半百、衣帽不整的干瘪老头。老头虽老，钱可没少挣。可那忙乱一天也够他辛苦的，更不要提那带病工作的破打字机和那张随时可能粉身碎骨的桌子了。复印店里的买卖更是热火朝天：看样子哪怕那小老板装上一百台复印机也不会有一台闲着，并且也不能幸免时不时的因过热而停机散热。
院子里到处是人。我们这些外国公司的人当然都是坐自己的车来去，不进去办事的司机等人也是坐在汽车里，边抽着烟边聊着天，等待我们这些好像永远也不会从那门口出来的人。更庞大的人群却是些印巴和菲律宾等国的单独出来干劳务的人。他们衣衫不整，蓬头垢面；有面带稚气、还没成年的大孩子，也有满脸皱纹、满手老茧的老人。他们背井离乡来到这战乱的沙漠之国，到底能为他们的兄弟姐妹和妻子儿女带回去多少辛苦钱？他们的出国，与我们国内那些一听说出国，就好像那人马上就要去过天堂般生活的断想之间的可笑的南辕北辙，是否能使他们相信，出国并不等于享受，享受一定不要出国，这一简单而又简单的道理？
在巴格达期间，博汉是我没有一天不打交道的当地人。他被我们雇来当代理人，帮助我们采购。他是留学过美国的学生出身。由于他出身名门，他的姓氏是无人不晓的。回国后，他开了这么个买办公司，所以我们才有了来往。他三十多岁，像所有伊拉克男子那样，留着小胡子，穿一件T恤衫，开一辆他自己的菲亚特车。他的公司比皮包公司要“大”，因为他在一家别的公司里租了一寸土地，摆上了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个电话，外加那个公司的一个打杂的库尔德老头，负责用红茶招待客人。他的工作不仅局限于领着我们去哪家商店买办公用品，还有钢管和钢筋之类的建筑材料，他还总是热心地出主意，想办法去最便宜的地方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我们每天坐着他的车东奔西跑，马不停蹄。有了他，确实使我们少走了不少路，少花了不少钱。他讲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因为他在美国念大学时和一个美国女生同居。他思维敏捷，阅历广泛，善谈好客。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极好。有一次他提议送我好多衣服，说是从英国带回来的，全部小得不能穿了。我耐心地向他解释道，那是不行的，我们有外事纪律，朋友归朋友，这些为难的事你千万不要介意，我不能要，你的好意我领了。他豁达地表示理解，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关系。当然我也不相信他想这样做究竟会有什么其它不良企图，因为他是独人公司，不可能有什么不轨的需要。后来，在完成了我们的采购后，他被一家照相馆雇去当摄影师，因为他一直特别喜欢摄影，照出来的艺术照很能为老板招揽顾客。我们还去过他工作的那家照相馆。他带我们去二楼参观了他的摄影室和照相器材。所以我们平时有胶卷时也特意去他那里冲洗。
不久，项目队为各工地各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和录相机，还为总部买了一台录音机和十盘录音带。这样，我可有活干了。没事时就捣鼓它。在家根本没碰过什么录音机，对收、录、放都感到十分新鲜。时间长了，对那些各种控制钮也都熟悉了起来。有时也边翻译着资料，边放着优美的音乐，真是神仙般的感受。对面床上住着王翻译，平时我们无所不谈，使我在这第一次出国的开头日子里过得轻松愉快。老卢则早已随项目队发配到五百公里以外的伊拉克和约旦边境上的一个小镇旁的公路桥工地去了。就在我完全适应了巴格达的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小事，却又让我演化成了大事，使我永远地离开了巴格达，进驻到工地，一住就是将近两年，直到回国。
那是来到巴格达几个月的时候。业务上的忙乱使我忘记了烦恼，忘记了想家。一天，全体大会，宣布奖金分配方案。结果是：进驻工地的每人每月三个第纳尔，也就是十八元人民币，在巴格达常驻的每人每月两个第纳尔。钱本来就没有多少，谁也不在乎这几个第纳尔。但是此前就听说办事处成员每人每月二十三个第纳尔。听说我们经办事处领导批准，每人每月才三个第纳尔，看到办事处的工作轻松自在，我们每天汗流浃背地四处奔波，到头来才是人家的零头，这是不是太不公平了？今天一听我们才两个第纳尔，我当即跳了起来，质问头儿，这是为什么？平时不是说我们左一个辛苦，右一个辛苦，今天怎么这么一点奖金？办事处，我们且不去提它，自己的人总可以比较吧？他们在工地的，每天就是看个房子，无事可做，每人三个第纳尔，我们忙得晕头转向的才两个第纳尔。奖金是不多，但它至少是反应一个人的工作态度和表现的一种标志。用最少的两个第纳尔来表示我们最累，这不是太可笑了吗？那么是表示我们贡献最小，最不重要是吧？既然你们党委一本正经地研究了这么久，并且研究出来了这么一个结果，请你解释一下，原因是什么？头儿吱唔了半天也没说出来个理由，说，工地条件差，没有空调，也没有蚊帐。我说道，说到空调，我和王翻译的房间里也没有空调，而你们这些大小官兵每个宿舍里都装着空调。是不是因为你们是公司来的，是嫡系部队，我们是外来户？这我并没有计较；今天你搬出了空调问题作档箭牌，我们也没有，怎么办？也三个第纳尔？为什么只有两个？你必须解释清楚。当时我很激动，吵得楼上楼下住在招待所的人都来看热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人们把我劝住，散会了。只听赵代表在隔壁说，小苏说的都对，可是没有办法，这可怎么好！长期以来被闲置在一边已经火冒三丈，憋到今天，正好是个发泄机会。回到宿舍，我越想越不通。一边大声哭泣，一边开始整理东西，大声说道，不是工地辛苦吗？不是这里轻闲吗？那好，我明天就去工地，必须赶紧给我派车，不派车，我自己坐出租也要到工地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样天翻地覆地吵闹的同时，东西也打点好了，大有立即起程的架势。这时，王翻译蹲到我的身旁，边替我擦泪边劝道，小苏，别这样，头儿也是没办法。事先就知道太委屈我们了，并且已经反反复复研究了好长时间，总觉得钱很少，也不值得找咱们征求意见，就决定了。他接着说，办事处说，那几个老同志整天没事儿，在招待所不是下棋就是睡觉，外单位的人意见很大，所以不发给他们奖金，其余的每人三个第纳尔。回来后，头儿和其他几位领导想了半天，觉得他们整天没事做是因为咱们的项目还没开工，会计和工程师现在的确也没有什么好干的，这和他们个人无关。如果一点儿奖金也不给，怕他们接受不了，还不如咱们所有在这里的人，每人少拿一个第纳尔，这样全体就是每人都发两个第纳尔。情况就是这些，没想到你会这么想不开，使得头儿们挺为难，认为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对，可是又不得不这样去做。我当即问他，为什么事先不跟我说这些？难道怕我不接受？他说，正相反，估计我们每个人都会接受的，因为才一个第纳尔的事儿，不值得去做每人的思想工作，所以就简单地宣布了。听到这里，我觉得我是太可笑了。在别人的眼里，我苏翻译为了一个第纳尔闹翻了天，太自私了。他们根本不会也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这样。
这事儿发生后没多久，头儿找我谈话，让我下到项目队工地去工作。我说，那事儿早就过去了，我知道了真像，想通了，我也是在进步嘛！头儿说，目前情况也真需要你下去。各种设备和材料已经陆续到达，项目队领导和技术班子和施工队伍已经在来伊拉克途中，这是工作需要，和那事儿没有关系。
就这样，我随着大家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荒无人烟的沙漠腹地，开始了近二年的艰苦生活。实际上在那里才真正开始了国外生活。那里已具备生活和工作上需要的一切，那里用水还算方便，因为我们买了几个大水箱存水，买了两辆水罐车，从附近的法鲁加运水。只是几十个人在孤零零的荒野上，过上了苦行僧的无聊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