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巴格达不久，有一天，我正坐在院子里理发。突然，访空警报撕心裂肺地吼叫起来。我一生中还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树上的鸟儿们被吓得四处乱飞。我们也乱了阵脚。顶着剃了一半的阴阳头，我混在人群中东西南北地到处乱窜，真像个没头苍蝇。可那地方是居民区，又没有什么防空洞，你就是钻进床底下又有什么用？个个吓得双腿发软，不知是跑还是留。头儿一边喊着镇静镇静，一边也在抖着双手。那是伊朗派来的轰炸机轰炸附近的炼油厂。一阵万炮齐发之后，突然间一点声音也没有了。过了很久，才拉起了解除警报的笛声。另一次还是在睡梦中，被突如其来的警报惊醒。又是一阵更加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之后，一切烟消云散。我们躺在床上，竖着两只耳朵紧张地听着外边的倒海翻江般的声响，就像飞机正在我们的头上直冲下来。警报解除后，我们又接着睡觉，由于心里紧张 ，没有人像刚看过一台大戏后那样眉飞色舞或心有余悸地争论，只是一个个蒙在被窝里想心事。第二天早晨，刚起床，隔壁的男女操着那听不懂的阿拉伯语，连说带比划地让我们跟他们走。本来平时绝对不见外人的阿拉伯妇女，现在也忘掉了一切，指点着让我们去看他们几家的遭遇。隔我们一箭之地的对面一家，院墙外面停放的小轿车，玻璃被震得粉碎，后窗干脆一点玻璃的痕迹也没留；马路上的水泥地面，弹痕累累。领我们进了院子，极厚的大铁门被穿了好几个有钮扣那么大的洞，玻璃窗上也布满了弹孔。这些显然都是飞机用机枪扫射的，真是令人好不后怕。
更可怕的一次发生在傍晚，炊烟乍起，我们乘车从城外回来。还没走到进城的军事检查站，突然警报齐鸣，无数个探照灯直指夜空，扑捉着目标，各种轻重机枪、高射炮怒吼着，那灯光极像北京天安门广场五·一节晚上联欢时的情景。街上的人们东奔西窜，马路上的汽车毫无目的地飞驰过去。我抬头看见在我们车的前方五六辆远的地方挤着两辆数十吨的大油罐车。我赶紧对司机说，快开下路，往胡同里钻，不要等在这里。那两个大油罐车一中弹着火，我们就全完蛋了。他熟练地把车飞快地开进居民楼群中。头儿这时又发话了：“抗美援朝那时候，天天是这场面，别害怕，一会儿就过去了。”警报解除后，我们又上路了，这比哪一次都令人胆颤心惊的场面一下子从脑子里赶不走，真是让人后怕。
所有这一切，我信中从来没敢跟家里讲。那时我如果像今天这样汇报一番，娘仨不知会怎么为我担心呢。时至今日，写到这里还有点谈虎色变。因为中国人在那里出事是经常的。以下就是某项目队的一位姓陈的年轻管理员亲口讲给我听的真实故事。
有个项目队，营地靠近马路。一天夜里一帮武装人员闯进一座活动房。而那里正巧住的是队长和翻译等五六个人。那些人不由分说，让人找来司机，将这几个睡眼朦胧的人塞进了汽车向山区进发。原来是一帮游击队，是共产党的队伍。他们不知走了多久，来到了密林深处，车，再也走不了了。他们就被押解着向深山老林里走去。多年缺少锻炼的生活使他们个个体力不支，再也走不动了。不得已，队伍为他们弄来几条毛驴，由他们的人赶着继续前进。路上一共走了一个星期，才到了游击队的营地。游击队长接见了他们。听说抓到了一帮中国人，他立刻来了精神。他向他们展示了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著作，告诉他们说，他本人去过中国，还受到过毛主席六次接见。同样身为共产党人，你们不应该站在政府一边，参加我们的游击队，和我们并肩战斗吧！他们回答说，他们是来这个国家帮助建设的，不参与政治。革命不能输出，干涉他国内政的事不能做。至于参加游击队，那更不可能。因为他们肩负着国家的使命，重任在身，不能轻易离开工作岗位，否则不好交差。在交锋多次后，见他们始终不为所动，只好将他们送回能够找到出路的地方，回去了。他们则被政府军发现后，交由外交部门送回驻地。这听起来像是一部小说，更像是探险家的奇遇。可实际上不难想象，那些天他们是怎么过来的。
还有一个故事是更加令人惊心动魄。在伊拉克南部，靠近两伊边境，正在修建一座发电站。一队从中国辽宁来的建筑工人刚刚扎下营盘。一天，伊朗方面发起了猛烈的炮击。持续多日不见停止。他们是受雇于一家外国公司，是劳务人员，驻地各个国家的承包商先后开始撤离，纷纷拥向科威特境内。他们却毫无退意，因为他们刚来，连脚还没站稳就要回国，实在是心有不甘。外国老板向他们讲，他本人也马上要走了，如果他们也同意回去，他愿意承担他们的机票费，否则他就要管不了他们了。可是想来想去，他们还是不愿意走，老板终于和自己人撤走了。没过多久，一天夜里，大家正在做梦，突然间，一颗硕大无比的炮弹落在了他们的院子里，却没有爆炸。这下子可再也不敢住下去了。不得已，决定全体人员撤，留下管理员、翻译和司机等三五个人守摊。大部队走后，他们几个到也相安无事。一天，司机开车上街买菜，正在忙着挑东拣西时，突然，两个背枪的人出现在他的面前。语言不通，不由分说地把他赶上车去，说要赶紧开车。他一看，心里明白，这是又碰上了游击队。开车出来，他左思右想，亏他还算聪明，表示要去加油，否则跑不了多远就会抛锚。二人无奈，只好同意。油快加满时，他示意他们过去看看油箱是否已经加满。就在那俩个人精力集中在油箱上时，他飞快地打着汽车，飞快地跑掉了，不想情急之下将车开到了一座兵营前。站岗的见一辆汽车横冲直撞过来，立即举枪要射。他见不好，慌忙调头鼠窜，不想一下子撞到了一个路障上，一下子撞断了双腿。陪着这么个掉了双腿的人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下去了，所留几个人也只好全部登机回国了。
再一个是摩苏尔水坝工地。一个中国工人清早上班，被兵营站岗的士兵发现，由于听不懂问话，没有反应而被开枪打死了。这一事件使各国劳务人员义愤填膺，甚至声言以罢工相威胁，要求严办此事。但中国使馆以中伊关系等多种考虑而交涉不力。各国人自发为死难者募捐，钱万美元之巨。但是由于他们熟知中国人的一贯做法，要求死难者家属前来领取为条件，不幸这在中国是绝对做不到的，此事不得已而作罢。
一天，我去办事处招待所办事，又有一大批从边境撤离下来的中国劳务人员塞满了招待所，小小的几个房间被无数张上下铺架子床挤得水泄不通。我正穿行其间，人们有的在忙于听收音机，有的在打扑克，还有的围在一起聊天。忽然从一个上铺传来呼叫我名字的声音。原来是出国前同住丰台旅馆、同机来伊的小陈。他是个推土机手。别来数月，在此相逢，格外亲切。他对我讲述了出国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同时还告诉我一起来的那个贵州人，因为不适应这里的炎热气候，刚来一两个月就中暑休克了三次，不得已被送回了国。临回国时，他还想着我和小王司机，因为我们都是旅馆同房间住过的战友。请他遇到我们时转告他的事，并且代他向我们问好。我问他现在处境怎么样，他说，现在已经好了起来，听人讲过几天就可以返回工地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可是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姓。
除战争外，与人生死相关的是安全问题。我从来没听说过任何直接死于战争的中国人，可是由于车祸丧生的中国人却大有人在。并不是说只有中国人才那么倒霉，出去一定会碰上车祸，而是在那样一个主要运输靠汽车的国家里，到处是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上又到处奔驰着大到百吨的拖挂，小到只有两个座位、标称载重量才几百公斤的吉普车，那真是一片车的海洋，一个流动着的车河。我们常出远门，似乎没有一次不碰上车祸的。先讲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非我所见的车祸。
有一个大拖挂司机是个中国人，在行进途中超车，将前方一个小面包车撞翻。在撞车的过程中，又将车后的另一辆面包车刮上了。因为行车时速都在150公里以上，相对撞去速度可达300公里。那肯定是粉身碎骨。听说当场死去9人，医院又死了3人，共11人。司机因为车大，反而一点事也没有。被捕入狱使他惊恐万状。那监狱是铁笼门，水泥地，任何食宿用具都没有，开饭时扔进去些面包，一盆水而已。关的人多，一拥而上，僧多粥少，哪里还有他的份。亏得他的同事常去看望，除吃、住方面稍有保障外，心理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听说那车祸最终判下来了，不是我方司机的责任，想必并没有住多久就出来了。在关人方面，伊拉克可是毫不留情。记得博汉曾经告诉我，有一次英国首相访问伊拉克时向萨达姆总统提出，英国人关在伊拉克监狱的有一二十人，有的长达20年的刑期，他要求伊方将这些犯人引渡回英国继续关押，可是总统回答说，不行，不住够年头绝不能放人。
另一次车祸出在一个项目队姓蔡的司机身上，他刚从国内探亲回来二三个月。一次与管理员（那里叫经理）外出买东西，开着一个平头的日本小卡车。在转弯时，与一卡车相撞，两人当即身亡。人们估计是因为蔡师付把车交给了管理员开而处理不当才丧生的。此人我当真在巴格达见过，四十多岁的样子，灰白头发。
还有一次，一辆车用钢丝绳拖着另一辆车高速行驶；前车因为看到对面车迎头而来，急速猛打方向盘避让，致使后车连滚几滚。车上人全部遇难。
与我相识的外国人遇车祸的有两个。
有一次，我与人去一家德国公司借挖掘机，因为那里有中国人干活，所以才想到去那里。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人称黄毛，是经理，接待了我们，并且顺利地将车借了出来。一个星期后，我们的人去还车，找那个黄毛，却被告知，前几天夜里，他开车从市里返回。不想前方一辆大拖挂停在路上，既无灯光示警，又无任何辅助标志。当时是战争期间，全国灯火管制，尽管在家里可以开灯，可是路灯是绝对不开的。由于高速行车，他便连人带车一下子撞了上去，顿时粉身碎骨。后来那个公司租了架飞机将他的遗体运回国了。
另外一次是，我们常去政府的路桥司。司长是我们常打交道的人。他的外屋坐着一位极其漂亮的秘书小姐。可是有一天在我们去拜访司长时，没有见到她，司长告诉我们说，她前几天因车祸死去了。外出期间，我亲眼见到过车被撞得粉碎，人被辗成肉块的剧烈场面；有人亲眼见到面包车与大卡车相撞，前几排座的人一下子不复存在。在一个我们每天去工地的必经之路上，一辆小轿车被撞成了一堆零件，好长时间扔在那里，一辆摩托车轮子被撞飞，车身被撞散。
每次为我们的车去保险公司办理保险手续时，看到被撞坏的大小车辆真是数不胜数。现代化是人类的享受；但造成的巨大损失也使人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每年开会通报，中国人光在伊拉克因生病、车祸等就死亡几十甚至上百人。
我们所在的项目队前后共翻过四次车，幸无一人伤亡，算是很少见的无伤亡项目队。我不是着意宣扬这骇人听闻的故事；我是在述说每天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坐着车东奔西跑的。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可是工作需要，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干，只是我们要加倍小心，不要因为自己的疏忽而出事罢了。
说到路桥司，我就顺便多说上几句。在巴格达的那些日子里，去路桥司打交道的次数真可以说数不胜数。先说对那位司长的印象。那是位待人和气的中年人，留学捷克斯洛伐克。他讲着一口标准的英语，对我们中国人极其友好。在开始筹建时，全体有关人员去拜访他。他非常客气地接见了我们。听取了我们的工作汇报。他发言时说，他在别的项目中与中国人打过交道。知道中国的土建工程技术人员是一流的，他完全相信，中国人第一个包建的这几座桥的工程肯定会圆满成功。他对于我们是一百个放心。
后来在一号桥桥墩全部打完，正在准备上梁的时候，他前来工地视察。队长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强调，一定要把这次接待工作搞好，事关重大，千万不得马虎；对此事的成败，办事处非常重视，希望我一定竭尽全力，把这次司长视察的接待工作搞好。我当然知道其利害关系，但更知道我能完成任务，有了那么多次的交往，我相信那司长的为人，绝对不会出什么问题。这些话只能装在肚子里，不能与头儿们讲，否则又会招来又一番的千叮咛万嘱咐。
那一天，司长如期前呼后拥地来了。他只是穿了件毛衣，没穿外衣；戴了顶白色鸭舌帽。荒野里，一排桥墩一字形延伸过去，旁边排列着一行行巨大的混凝土梁。他来到我们身边，简单地向人们打了招呼后，对我说，他要借一个水平仪。说完就纵身跳到一个桥墩上去。水平仪拿来了，他老练地架起了三角架，前后左右地张望良久。人们几乎屏住了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每一个动作。我当然一点儿也不紧张，因为没那个必要。过了半天，他终于下来。他说的第一句话把大家全逗乐了。他说：“我已经说过，对于你们的工程质量我是一百个放心。其实我刚才根本就没看你们的桥墩和桥梁，我是在查看这里的河水走向和地理地貌。”我干净利索地把他那不紧不慢的英语翻成汉语。他讲完了，我也翻完了。顿时，掌声雷动，几近激动狂欢的人们，你抓住我，我看着你，那气氛真使我感动。我们的劳动成果终于被承认了，我们胜利了。
他在这里住了一宿。晚宴上，对摆在旁边一行行的酒类一口没动，他说喝酒对身体一点好处也没有。只喝了几杯饮料。人们谈笑风生，推杯换盏，气氛好不热闹。突然间想起了两位驻地工程师的重托。那二位仁兄在饭前无数遍地要求我在与司长会见时一定要让我们的队长向司长夸奖他们如何能干，才能卓越。我听后差点笑出了声。他们却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这事关重大，关系着他们今后工作前程的大事，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我大方地答应了他们。现在我突然想了起来，小声告诉头儿，现在是说那事儿的时候了。头儿大大表扬了那俩个混混儿一番，司长则连连点头，表示满意。
当晚，他还让大夫为他进行了针灸，说是他很崇尚中国的医道，相信这种治疗方法确有独到之处。最后，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想了想，说，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差了，这样吧，你们如果方便的话，给我找一根一米长，二公分左右直径的钢棒或铁管，我回去后做一个单杠，每天在院子里锻炼身体。这小小的要求在建筑工地上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办到的。转眼间，东西已经送来了。
再说一下路桥司的总工程师。他是位三十多岁的印度人，一口极好的英语夹杂着印地语口音。他的名字叫做顾伯特。有一次我开车接他去工地。他说，大学毕业后在承包公司干过，后来带着夫人和孩子们来到了这里。国家什么也不要他的。他买了汽车和房子，夫人不工作，只在家忙家务和带孩子。工作是在国内从报纸上看到这里政府机关招聘，经过面试，合格后出来的。他对自己的一切深感满意。说到气候炎热，他说，印度也不凉快，所以很快也就适应了。每年全家都要回印度去探亲，日子过得满不错。
路桥司里的故事还有好多。因为工作关系，我常与一群小姐打交道。尽管伊拉克由于宗教的原因，那么保守，妇女们无论年少年老，都是全身披着黑衣，只留出个脸，有的甚至只露出一双眼睛，可是这里的小姐们个个漂亮，个个时髦。除了办事，有时还聊天。她们都较友好。混熟了以后，不免出些洋相。你要是因为办事与某个小姐到别的办公室去，后面的那些不免挤眉弄眼；那位领我出来的小姐便要高昂着头，骄傲地走出来，身后照例传来快意的笑声。我虽然觉得没有什么风度，平时穿着随便，但到一定场合，穿上西服，蹬上革履，到也像那么回事儿。头儿就说，小苏这么一打扮，像个韩国人——说了半天还是同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