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每晚能逍遥自在地看上两个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还很新鲜的录相，真是再好不过的了。并且那不像音乐磁带，尽是些国内的老歌，而是一些从香港、台湾和泰国等地进口的录相带，主体是爱情片和武打片。那时还没有听说过琼瑶是男是女，可是爱情片大部分是她的作品。那时也不知道林青霞、林凤娇、甄珍和秦汉等明星和武打片李小龙什么的。二年下来，几乎每天晚上从不间断，并且很少有重样的。都是从经参处、大使馆和别的地方借来的。看完一批再去换一批。此外还有欧美的侦探片和谋杀片。我记忆极深的第一个这样的片子是部欧美片，片名叫做《星期五，13日》。外国人心目中星期五不太吉利，13这个数字也不吉利，这二者遇到一起，就更加的不吉利了，因为那是耶酥的遇难日，故有黑色星期五之说。片子讲的是一帮男女青年到森林中度假。雨夜里，发生了一连串的谋杀案。人们一个个地死去。其中有一个女的，脑袋被人砍掉，而身子还在那里挣扎，过了半天才倒下去。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真实的杀人场面，心吓得砰砰直跳。尽管知道那是假的，可还是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与文梅的通信也走上了正轨。我把每次来信装订成册，平时无事时总要拿出来翻翻。看到信中她讲述的两个孩子的一举一动，我总是想象着她们天真幼稚的小模样。文梅讲，孩子看来是长大了，时不时地问她，爸爸什么时候能回来。大女儿有时在阳台上的小黑板上写出无数个“爸爸快回来，爸爸快回来吧”的东倒西歪的字句。看到这里，我心中产生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仿佛今生今世再也回不了家，见不到文梅和那对天真可爱的小宝贝了。有时我还对着墙壁，掉下思念亲人的泪水。我把一对宝贝的合影照片贴在床头的墙上，每每听到同志们的夸奖，心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自豪。记得有一次武汉来的钱工看着我两个孩子的照片说：“看着苏翻的‘两千斤’，我总觉得自己的孩子一点也不像个孩子，你看这两个孩子多么漂亮！”
不久，随着大批人马和装备的到来，人们开始陆续开进工地——巴格达西南75公里处的哈巴尼亚湖畔安营扎寨。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幼发拉底河的腰部，相对于巴格达的左下方有一个很大的湖泊。那就是哈巴尼亚湖。一条战略公路在附近穿过，这公路在湖下游被拦腰切断。那是一条由湖控制的水道，湖的南端建有一个水闸，按需要开闸放水或关闸储水。湖里，波涛汹涌，白浪拍岸。湖外，因为闸的开关，河水时而直泻千里，时而流水潺潺。有时，我和同伴们在那水流中钓鱼。没有人会相信，钓鱼需要两个人。我在不断地甩钩收杆，另一个人在不断地把钓上来的鱼摘下来，扔到身旁的水桶里。要不了多久，就会钓到满满一桶鱼，回来送到食堂美餐一顿。在靠近湖下方，要修建一座最大的桥，长，百余米，宽，汽车能对开。这是1号桥，也是工地总部的所在地。2号桥在下游一二十公里处，是另一条公路的桥梁。3号和4号桥逐个远去。另外还在伊拉克和约旦边境处不远的一个军事区里修一座桥，叫做5号桥。但是名字已经因为原来中标时命名为四桥项目队，所以也就这样叫下去了。
下工地那么多人，当然需要翻译。我每日里昏昏然，对进度如何毫不关心，也一点不感兴趣。只是在一次全体大会上宣布进驻现场人员名单时，才知道这一切。只知道随队进驻的翻译是小牛，我则和老王留在巴格达，继续为购买设备和建筑材料外出奔波。很久以后才得知，在派我还是派小牛进驻工地的问题上，使领导们颇费周折。小牛当然不爱去，那里既没有蚊帐又没有空调，是借住在当地一位医生家的破房子里。那房子里一直养着大批的鸡，那味道可想而知。领导们考虑到我是外单位来的人，对一切又不熟悉，吃苦的事还是要本单位的人去吧。最终，小牛不得已才答应了。
问题远远没有那么简单。事情的转机完全出在小牛自己身上。有一天，我们雇用的当地代理人博汉来了。他平时穿一个短袖T恤，非常随便，这天他却一反常态，西装革履，打着领带。要求一定要由苏先生当翻译。领导们不得已，把我叫了去。他一本正经地谈了些有关我们要采购的办公用品的进展情况后就离去了。我正在大惑不解之时，有人告诉我，原来，前一天晚上，小牛有事给博汉家里打电话，可是他不在家，是他的夫人接的。他们两口子都是大学毕业，都讲得一口漂亮的英语。小牛估计是无意中向他夫人开了几句玩笑，意思是她把男人晚上放出去逛夜总会，自己在家独守空房。使他夫人大光其火，认为是对她的人格的侮辱。博汉回家后，她向丈夫述说此事，博汉就找来了，把事情的经过向头头们讲了一遍，对此表示极大的不快。在这种情况下，小牛再留在巴格达与之每天打交道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才有了派他进驻工地的决定。
这样，我的“水泥和混凝土”的故事结束了，大显身手的时候到来了。我很快就熟悉了那些建筑设备、器材和材料的业务，每日里开始外出奔波，也很快地与博汉和几家德国、日本、法国和当地的供应商混熟了。事实证明，我并不像人们传闻的那样笨，而是头脑机灵的人。我已经说过，在学校不止一次地受到老师的夸奖。有了半年与英国专家打交道的底子，有无数次的外借谈判、参加展览的锻炼，更主要的是有半年多的北京国际经济管理学院与美国老师天天相处的基础，相信我不但能胜任这里的工作，而且绰绰有余。人们开始明白了我为什么会被定为这里的首席翻译。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发生的。只知道刚来，一切工作由小牛开头，现在头开好了，他可以干些别的什么了，由我自己操起本该属于自己的业务。
在巴格达长达半年之久的时间里，每天早出晚归，饥一顿饱一顿，以至我后来得了十余年的胃病都很平常，不值一提。现在把几个印象犹新的小事记录于此，可见平常中之不平常。
有一次，小睢开车拉着赵代表和一个管材料的南下四五百公里去一家印度承包公司借水泥。他们去了，第二天又匆匆赶了回来，因为小睢对那印度人的英语一点也听不懂，不知道这事情他们是如何态度。不得已，次日我又随原班人马前往，仅几句话就问明了他们的经理不在，正在度假，所以别人答复不了。因为三五句话而白跑了两天，使得人们体会到英语好与不好，我行与不行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还有一次，给包括办事处在内的人们印象深刻的是，当地政府路桥司指派进驻我四桥项目的驻地工程师，一个库尔德族的老者，坐着小车来办事处，手里拿着一大卷图纸。我看到办事处的两名翻译迎向大门，我便在会客室没有出去，觉得有他们接待，何必我再去凑热闹。可是，没多一会儿，其中一个匆匆跑了进来，说是小苏，你上次第一次见面时怎么翻的，头一次说上星期四要来而没有来，好不容易今天来了，刚才又说什么三天之后再来，实在搞不明白，你自己赶紧出去看看吧。听后，我并没有紧张，相信自己的英语不至于差到星期几都分不清。出去一问方知，他司机的弟弟刚刚在前线阵亡，政府给那司机放了三天假，所以他是顺路把图纸放在这，他让司机开车回机关换人，他去去就来。毛病出在这库尔德老者，他的英语尽管很好，可是发音就不敢恭维了。这就好比我在西安时陪的那个英国老头，说话大舌头，含糊不清，别的翻译来了还得我替他们当翻译，这次又碰上了一个，几经接触，我已习惯了他那发音极不规范的英语，一场令人汗颜的尴尬，就这样三言两语地解除了。别人可能认为这是小事，甚至一棍子打死的事，时有发生。你想让人瞧得起，首先要在关键时刻表现正常，几次之后，那些瞧不起你的人就会另眼相看。你的日子也就好过了。不然那么一个恰似五谷不分之类的故事为什么会让我出那么大的代价去挽回呢？
说到这老头，值得再写上一笔。他名字叫做穆罕默德。由于出身于库尔德族，故在政治上很不得志。他早年留学苏联，并且娶了一个苏联妻子。交往过程中，他对中国人极其友好；我与他的个人关系也极好，而这正是领导一直关心的事。在办事处看来，我们的这个第一个承包项目成功与否，除了自身努力外，与监察工程师，也叫做驻地工程师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日本滕田公司就是因为与驻地工程师一直搞不好关系而损失惨重。所以领导多次向我强调，无论如何也一定要与他把关系搞好。由于我随和的性格，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这是我成功的地方。记得有一晚总经理与他相约，请他带上夫人参加那天晚上为他举行的晚宴。总经理的夫人也特意打扮整齐，等待他夫人的到来。可是他来时还是没有带夫人。
我上他家去办事时，见过他的夫人，极其友好热情。孩子也长得好，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一头金发，像他的妈妈。
另外的一次，发生在我们与一个当地商人订购几栋为工人住的活动房。在一次技术谈判中，史工认为他提的材料消耗数量太大，实在不能接受。拿出刚才看的图纸，史工指出房顶钢材数量不可能那么大，经过他的计算，一半材料足够了。问题出在剖面图上。图纸画出的房顶的一半，而开列出的材料用量是所需的全部。而史工则是将所用材料乘以二，故有此结果。那人说，这一点在上次谈判中他已经说明了，史工则一再强调他没有说。在我随着史工重复了他的看法几次后，便自动停了下来，否则把他的每句话都翻译出来，情况肯定更加糟糕，会造成一个强加于人和推卸责任的印象。那个人气急败坏，一再说明那天是他们的斋日，一天没吃没喝，经不想他这么折腾，以致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尽管我早已停止了翻译，并且一再劝阻，史工还是没完没了地在说，很有一种得理不让人的架式。那人对这无谓的争论已经失去了耐心，问道，既然问题已经谈清，误会已经消除，还有什么可争的呢？可是史工还是慷慨激昂，一定要辩个水落石出。于是，那人拍案而起，拂袖而去。在临出门时，他回过头来说，我再也不会与你们这帮中国人打交道了。
事情发生了，造成一个不大不小的僵局。头儿们商量了以后，不得不去那公司，向他当面赔礼道歉。形式照例还是由我出面，解释一下，由于我的英语水平如何不好，以致于造成了这么大的误会，不过问题已经谈清，买卖还是要照常做的。他听后，断然否认了我的说法。他说，我的英语相当好，并且相当标准，绝无道歉之理。不过看到经理与我一同来访，专致歉意，他还是原谅了我们，并且也批评了自己的不周之处，同时请我转达对史工的歉意，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买卖顺利成交，使进驻工地的人员及时地住上了房子。
我们顺便参观了他们工人的宿舍，与生活设施。发现那宿舍拥挤不堪；工人们的被褥、衣物，简直就是一堆从垃圾里拣出来的破烂。厕所更是脏不可入，心想他那么有钱，为什么不稍微多花些钱让那些工人住得更好一些？这是不是往日所讲的资本主义不顾工人的死活，一定要榨干他们身上的血汗？
另外，一场纠纷发生在我们与西德的一家公司之间。我们向那公司购买一台混凝土搅拌机，是当时正在巴格达举行的国际博览会上看到的，并以优惠价把那台买了下来。处理此事的这个头儿，干物资工作一辈子，一直精打细算；每次与外国人谈生意都是左算右算，争取以最小的钱买最好的东西。那一天，我们俩不知是第几次走进那家公司的大门，又去谈那台搅拌机。德国老板嘴里叼着烟斗，坐在转椅上，不停地忙碌着。他对这种毫无意义的无休止的纠缠早已失去了耐心。声言，他每年在亚洲做的买卖有几亿美元，不愿意为了这值不了几个钱的小玩意儿花费精力，买就买，不买就算。在无数次的重复着国内的那一套软磨硬泡后，我劝不要再说了，事情就这个样子了，并且他们比原先已经让出了那么一大截子。头儿突然正色道，你翻译就是翻译，谁让你多嘴？你怎么胳膊肘向外拐？我一听，顿时火冒三丈，劝道，你再坚持这样，结果肯定是不欢而散。他坚持道，从现在起，我怎么说，你就怎么翻，少废话。我只好压住心火，免开尊口，呆板地有一句无一句地应付着。不出所料，那人见他如此苦口婆心的劝告没有奏效，我们还在重复着已经说了百八十遍的话，勃然大怒，咔嚓一声锁上文件箱，转身钻进里面的房间，再也不见出来。头儿，楞在那里，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则静静地坐在那里，一点兴灾乐祸的意思也没有，只为他的尴尬感到悲哀。他见不听我的劝告而遭此冷遇，又因为刚才对我的无理指责而无话可说。我们二人怏怏离去。
这回又轮到我出场了。过了几天，为了把那看来已经作不下去的买卖再重新拣起来，我们又来到了那德国公司。我又是番道歉，说是我的外语如何不好，引起了双方如此不适宜的误会。他也像前边讲的那个商人一样，不同意我的说法，说我的英语如果说不好，那能讲好英语的人就不多了。经过这么一来二去的客套，他也一下子放松下来，友好地与头儿重新握了握手，又送给他一本特制的礼物，就像公司每年互送对方的那种挂历一样，只不过这种更有价值，上面印着坐标小格——一本很大的坐标纸。他还特意在第一页用笔大大地写上向我公司致意的话。
在巴格达的那段日子里，由于业务原因，我大量地接触过日本、加拿大、黎巴嫩、印度、法国、德国，捷克、甚至巴勒斯坦的商人。慢慢地对那些千奇百怪的英语也都适应了，同时了解了那么多习俗各异的人。
在巴格达，一共为项目队接收了订购的日本五十铃60吨大拖挂一辆，柴油罐车一辆，丰田25座面包两辆，尼桑15座面包一辆，工具面包一辆。机械方面，加滕吊车一辆，履带吊车两辆，钻孔机一辆，混凝土搅拌楼一座和西德活动房十余栋。
巴格达每天的忙碌却也没有什么值得详细记载的，这里只说些小事，以见日常工作中我都干了些什么。除了和头儿外出谈购买设备、建材、办公用品和生活用品外，我还常一个人出去到附近的两个德国公司和电报大楼去收发电传。那些公司的小姐们极其友好热情。当然我是按月付钱的。印象较深的是一个公司雇用的小姐，是黎巴嫩人，长得非常漂亮，除了头发是黑的外，简直跟欧洲人没有什么两样。每次去都端茶送水，问寒问暖。另一个公司离驻地远些，不过我还是走着去，那里一个小姐是当地人，叫哈娜，为我帮了不少忙。记得还送给她一个极其精制的四扇屏风，是个娇小的带木框的大理石雕刻品，上面是士女图。她很高兴。平时也聊些天。记得每次去那里都要经过一座兵营，站岗的士兵每次都友好地打招呼。复印材料都要上街去。我嫌坐出租贵，一般都坐公共汽车。那是英国出产的红色双层车。有时坐在底层，更多的时候还是坐在上层的前头，以便于观看街景。刚去时极不适应炎热的天气，每次上街都是汗流浃背。复印店坐落在一个十字路口，一个中年妇女领着两个女儿在经营。常常少收我二三个第纳尔，让我买烟抽。可是我始终是在发票上写上实花的钱数。这看起来小事一桩，可是我在那么多年在那么多国家里生活和工作，始终把分文不差作为我的信条。每次买东西当然要极力讲价，讲价的目的绝不是装进自己的腰包，而是如数从发票中扣除，为国家少花些钱。为此事，多年来文梅也不断地在信中提醒我，国外生活，经济上一定要清白，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一个翻译应具备的根本品质。多年来，我亲眼目睹了很多因经济上说不清，甚至被组织发现的翻译和财会人员以及其他各类人员。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了那么一点钱把自己的前程搭进去是否值得。我到了这么多国家，无论是贫穷落后还是富裕先进，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从来没像中国那样，人们在公共场合不讲礼貌，不讲道德，一切事情以我为中心，从来不知道对老人孩子格外照顾，先人后已。那些国家中，很少见到打架斗殴者。当然，也目睹过抡劫的场面，那也不会比中国的多，我们伟大的中华文明古国，那文明究竟还剩下了多少？
现在该是我讲一下当时两伊战争期间我所经历的几件事了。
